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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56年云南晋宁石寨山第13号墓出土的“贡纳场面贮贝器”、“洗形贮贝器”一直被当作两件不同的器物看待，实际上“洗形贮贝器”是临时拼凑而成的，他的器盖——“战争场面贮贝器盖”就是“贡纳场面贮贝器”的器盖。“战争场面贮贝器盖”与“贡纳场面贮贝器”是同一件叠鼓形贮贝器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是因为特殊原因被分成两件器物随葬。叠鼓形贮贝器是判断滇国“滇王墓”的一种标志性器物，凡出土叠鼓形贮贝器的墓葬，墓主应是某世滇王。 【关键词】贡纳场面贮贝器 战争场面贮贝器盖 滇王墓 一 贮贝器是用来贮藏海贝的青铜容器，它是云南滇池、抚仙湖区域青铜文化的独特产物，是滇国王侯贵族身份与地位的象征。“贡纳场面贮贝器”（M13：2）1956年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第13号墓，时代在西汉中期（前175－前118）。该器位于墓后端北角，原来为两鼓重叠之状，出土时上鼓已破碎，无法复原，下鼓口沿铸有行走状的人物、牛马等共21个，残高39.5、胴围127.2、腰围93、足围139.7、人物高约9－10.4厘米。 发掘报告称之为“赶集场面铜贮贝器”，因为贮贝器边沿的人物“有背箩的，牵牛马的，似为一赶集贸易的场面”。1961年冯汉骥先生发表文章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从其所表现的情况观之，当系滇王统率下的各种不同民族或部落来向滇王进贡或献纳的图景”，故名“贡纳场面贮贝器”。这一定名至今并无太多异议。鉴于“贡纳场面贮贝器”表现内容意义重大，工艺精美，人物、动物形象生动逼真，它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我们注意到这件贮贝器实际只是“半件”，它的上半部分出土时候就已经缺失。从滇青铜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些叠鼓形贮贝器的结构看，这种两鼓相叠的贮贝器用两个铜鼓改制成，下鼓加一底并去除鼓面，上鼓去除鼓面后，加一器盖，再将两鼓同方向堆叠焊接成一体。所有的叠鼓形贮贝器都有器盖，而且器盖上都是众多立体雕塑人物组成的宏大场景，表现内容精彩生动。我们不禁要问：“贡纳场面贮贝器”的器盖是什么模样呢？ 二 如果“贡纳场面贮贝器”有器盖的话，它应该存在于晋宁石寨山第13号墓中，但据发掘报告记载，该器上鼓已残碎，仅残存足边一小部分，并无器盖。是因为它没有作为随葬品埋藏呢，还是因为它经过漫长岁月已经被完全侵蚀，抑或是由于一些不为人知的缘故被张冠李戴，使我们“相见不相识”呢？ 仔细研究第13号墓出土的其他器物，可以发现其中有一件贮贝器很特殊，它就是“洗形铜贮贝器”（M13：356）。“洗形铜贮贝器”出土于墓后端底层，器身为一洗，下附三足架，盖上有人物13个，表现的是滇人与昆明人战争之场面，中央一主将高11.7厘米，其余人物高约6-9厘米，盖直径为30厘米。因为铜洗残破严重，无法复原，三足架与器盖的组合又让人难以理解，所以经常将“战争场面贮贝器盖”作为单独的一件器物进行展示。这件器盖现存云南省博物馆，也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洗形铜贮贝器”显然是临时拼凑而成。在云南出土的所有青铜贮贝器中，三足架和铜洗、贮贝器器盖的组合可说是空前绝后，独此一件。三足架多作为野外炊爨的重要器物，这件三足架还可以折叠起来，携带方便，适宜外出使用而不便于贮藏。铜洗造型为侈口、短颈、微鼓腹、平底，沃盥时用以盛水，是西汉时期常见的生活用品[5]。圆盘形的“战争场面贮贝器盖”是鼓形（或叠鼓形）贮贝器的专用部件，表现内容为“国之大事”，其上还有鎏金骑士，生动描绘出墓主生前的形象。这三者组合成一件象征地位与财富的贮贝器，颇有些不伦不类。 说“临时拼凑”不仅因为这件贮贝器各部分结构组成不合理，而且器盖与铜洗的尺寸也不吻合，证明在拼凑时没有充裕时间去仔细寻找适合的部件。当时发掘报告的撰写者已经认识到这件贮贝器“盖大于洗，可知原 来器身已残，洗是后来配上的”。如果是专门后配的器身，按照这件“战争场面贮贝器盖”的高规格，至少在尺寸上应该基本吻合才对。 所以笔者认为，三足架与铜洗是固定的组合，它们是用来烧水的生活用品，与贮贝器并无关系，出土时候铜洗内贮藏海贝仅仅是一种偶然现象。“战争场面贮贝器盖”原属于另一件贮贝器——“贡纳场面贮贝器”。“战争场面贮贝器盖”与“贡纳场面贮贝器”是同一件叠鼓形贮贝器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为器盖，一为器身，只是因为特殊的原因使这件贮贝器在入葬时器盖与器身分置，给人们造成了它们分别属于两件不同形制的贮贝器的错觉。 三 之所以将“贡纳场面贮贝器”与“战争场面贮贝器盖”作为同一件器物的有机组成部分，理由如下： 第一，两器同出一墓，出土位置相邻，均位于墓室后端；两器工艺水平相当，纹饰精美，人物、动物形象生动逼真；两器在功能上存在互补的可能性。“贡纳场面贮贝器”缺盖，“战争场面贮贝器盖”与“洗形贮贝器”属于错误搭配。“贡纳场面贮贝器”为叠鼓形状，必有器盖，而“战争场面贮贝器盖”铸造精良，表现内容极为重要，在设计、铸造时不可能无器身。这些是将两件器物联系起来思考的前提。 第二，两器的尺寸在组合成一体时能够相互吻合。“贡纳场面贮贝器”为叠鼓形贮贝器，下鼓足径为44.46厘米，胴径为40.49厘米。“石寨山型铜鼓”面径小于胴径，则下鼓面径应在38厘米左右，而上鼓足径必然小于38厘米，加之下鼓边缘环绕着一周人物、动物等小雕像，上鼓足径应该在36厘米左右。叠鼓形贮贝器的上下鼓形制相似，所以以下鼓足径与胴径之比例推算上鼓最大胴径应在33厘米左右，上鼓面径应在30厘米左右。“战争场面贮贝器盖”直径为30厘米，正好适合。 第三，两器的造型、结构在组合成一体时能装配恰当。“战争场面贮贝器盖”上的一个战士、一件盔甲、一个头盔下方有活动的工字形插销，当它与器身合拢时，可旋转插销将器盖与器身卡牢。这种器盖上的活动插销只适用于铜鼓形（或叠鼓形）贮贝器敛口、曲壁、鼓腹的造型。石寨山第1号墓出土的“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M1：57A）、第71号墓出土的“叠鼓形狩猎场面贮贝器”（M71：142）的器盖与器身的连接方式都是如此。第13号墓出土的5件贮贝器中仅有1件为铜鼓形（叠鼓形）贮贝器可使用这样的器盖，即“贡纳场面贮贝器”。 第四，两器表达的主题内容可以相互呼应，一为纳贡，一为战争。纳贡是被征服者向征服者表示投降、归顺的贡献方物的献礼行为，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关系唯有以战争的方式来确定；所以器盖表示战争的过程，器身表示战争的结果，上下呼应，相互补充，体现出墓主耀武扬威、歌功颂德的豪强心理。 既然“贡纳场面贮贝器”与“战争场面贮贝器盖”为一体，那么为什么出土的时候两者会被分开放置呢？这个问题现在很难寻求到确切的答案[8]。笔者推测这件叠鼓形贮贝器可能是在随葬时候因为意外使上鼓损坏，导致器盖无法使用，人们就临时拿了一件铜洗来装上鼓中流散的海贝，顺手将器盖盖在铜洗上，形成了所谓的“洗形铜贮贝器”。三足架与铜洗另为一套固定组合，与“战争场面贮贝器盖”原无任何关系。 四 目前滇青铜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贮贝器已经超过90件（包括铜鼓等代用品），所有的贮贝器均出土于大型墓葬中，“只有滇王及贵族才能拥有贝和贮贝器，一般的平民没有贝和贮贝器”。众多贮贝器中，叠鼓形贮贝器仅发现3件，除石寨山第13号墓外，另两件分别出土于晋宁石寨山第6号墓、第71号墓。第71号墓时代与第13号墓接近，出土“叠鼓形狩猎场面贮贝器”（M71：142）；第6号墓时代在西汉晚期，出土“叠鼓形战争场面贮贝器”（M6：1）。这三座墓都属于滇国高级墓葬，墓主均为男性，随葬品丰富而精美，尤其是第6号墓，出土了金质蛇钮的“滇王之印”，可与《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的汉武帝“赐滇王王印”对应，墓主是一代滇王无疑。据研究，第13号墓是降汉滇王的先王墓葬。第71号墓主“也不排除是某代滇王的可能性”。这三座滇王墓都出土叠鼓形贮贝器，而且只有一件，器盖上均有鎏金骑士形象，表现了墓主生前的活动，所以这种叠鼓形贮贝器应该是滇王身份的一种象征。 司马迁笔下的滇国已经被众多出土文物所证实，晋宁石寨山是滇王及滇国贵族墓葬也可以肯定，但石寨山的考古发掘并未完结，还有更多更重要的材料仍沉睡地下，现在亟待建立一种科学的理论研究体系，对滇青铜器、特别是石寨山出土的滇王系列青铜器的分期、断代、组合进行更细致的考察。目前看来，叠鼓形贮贝器仅出土于晋宁石寨山，数量稀少，而且出土叠鼓形贮贝器的墓葬均为大型墓葬，其他材料也从不同侧面证明这些墓葬都属于一代滇王之墓，因此我认为，凡出土叠鼓形贮贝器的墓葬，墓主就是某世滇王。贮贝器和铜鼓被当作滇国存在的标识。和商周时期的铜鼎一样，西汉时期，滇国的贮贝器也具有了一定的“礼器”功能。一般的贮贝器可被滇王或滇国贵族所拥有，但叠鼓形贮贝器的主人只能是滇王，其象征意义类似于中原之“九鼎”。滇青铜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这种叠鼓形贮贝器可作为判断滇国“滇王墓”的一种标志性器物，它对我们建立滇国的滇王世系以及晋宁石寨山古墓群的考古学文化谱系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当然，这种提法还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去证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