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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工作最早可追溯至1912年7月9日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1951年正式成立群众工作部，至1966年，社会教育工作在教育形式、教育内容、教育手段、教育质量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全面发展起来。本文通过对中国国家博物馆1912年至1966年社会教育工作的回顾，从中探寻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发展的一些规律。 【关键词】中国国家博物馆 社会教育 讲解 观众 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工作是依托博物馆藏品与设施，对公众开展学制以外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并提供相关服务。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工作是博物馆的一项基本职能，是博物馆为社会服务的重要方式，也是博物馆联系公众的主要桥梁和纽带。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1]和原中国革命博物馆[2]基础上于2003年2月组建而成，是一座历史与艺术并重，集收藏、展览、研究、考古、公共教育、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国家博物馆。其社会教育工作最早可追溯至1912年7月9日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1912年至1966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早期社会教育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开展起来。 一 1912年至1966年社会教育机构沿革 （一）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社会教育机构沿革 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前身是1912年7月9日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从筹备处成立之日起至1950年，未设立专门的社会教育部门和专职讲解员。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5月，中国历史博物馆成立群众工作部（简称群工部），共5人，下设导引组和对外服务组。随着工作的开展，人员逐年增加，到1959年初达16人，其中讲解员13人，主要任务是宣传讲解、开展对外服务和不定期组织报告会。 1959年，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新馆落成后，中国历史博物馆群工部的队伍有了较大发展，当年分配到馆的5名大学生和从北京崇文区、宣武区、东城区的8所中学里选调的22名即将参加高考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被安排在群工部做讲解工作。这时群工部已达46人，设正、副主任各1人，秘书1人，下设联络组和讲解组两个科。1962年元月，根据工作需要，又成立了学生小组，其没有行政机构编制，是侧重总结学生观众的经验，更好地为历史教学服务。 自1963年始，讲解员除做讲解和开展有关的宣传教育外，开始兼做陈列室的卫生和安全保卫。1964年，馆内机构有所调整，群工部、陈列部、保管部的保管组合并成立了群众宣传部（简称群宣部），仍设讲解组和联络组。群宣部的建制一直延续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8月，中国历史博物馆被迫闭馆，群众教育工作亦告停止。 （二）原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社会教育机构沿革 原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前身是1950年3月成立的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其社会教育机构的设置始于1951年，称群众工作部（简称群工部），初期无讲解员编制，展览的讲解工作由外借人员承担。1953年下半年，因工作需要，其职能从业务部门分出，正式设立群工部，设主任1人，编制12人。这一时期，由于中国革命博物馆尚处于筹建阶段，群工部人员除完成相关展览的讲解工作外，还经常被抽调参加文物征集、修改陈列、筹备展览等工作。 1959年，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新馆建成。为加强群众教育工作队伍，选调38名即将参加高考的应届北京高中毕业生和4名大学生做专职讲解员。1959年，因基本陈列处于补充调整阶段而尚未开馆，为提高讲解员业务水平，同时也为加强陈列部人员的力量，1960年初，陈列部和群工部两部调整合并，称为陈群部。 1961年7月1日，中国革命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开馆前群工部与陈列部分开办公，群工部组织机构随之健全，设主任1人（兼）、副主任2人、秘书1人、外宾接待室接待员1人（后由讲解员兼管），部门下设联络组和5个讲解组。此机构一直延续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1966年11月30日，中国革命博物馆被迫闭馆，群众教育工作亦告停止。 二 1912年至1966年社会教育工作的开展 (一) 1912年至1948年的萌芽阶段 1912年7月9日，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成立，1918年筹备处迁入端门至午门新址办公。1926年10月10日定名为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在开放最初的约一个月内，总计接待观众达185714人次，日平均6404人次[3]。 20世纪初，随着电化教育在中国的开展，中国历史博物馆部分人士看到电影、幻灯等在教育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遂于1925年提出开展摄影工作，“摄影分为两种，一为影片，二为电影，摄照古迹古物”[4]，计划将展览和相关内容拍摄制作成幻灯片和电影，面向公众放映，扩大其对社会的宣传教育范围。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中国历史博物馆先后筹办了“明清重要档案”、“洪承畴遗物及史料”、“明代倭寇史料”等展览。但这时期因未设立专门社会教育部门和专职讲解员，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工作主要由业务部门承担，遇有重要人物到博物馆参观时，由馆长或业务人员担任讲解。 这一时期，因国家动荡、国力衰败和外强入侵，社会教育工作发展极其缓慢。 （二）1949年至1958年的初期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工作。1951年10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发布《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博物馆事业的总任务是进行革命的爱国主义的教育。通过博物馆使人民大众正确的认识历史、认识自然、热爱祖国，提高政治觉悟与生产热情”[5]。为贯彻指示精神，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借鉴苏联博物馆的模式，于1951年设立了群众工作部（简称群工部），担负起对大众的社会教育工作。群工部的主要工作是宣传讲解、对外服务和对外联络。 1. 讲解员的培养 群工部设立初期，讲解员大多从当时的陈列室或其它部门抽调。虽然他们在讲解工作中热情高，服务态度认真，但因社会教育工作尚处摸索阶段，加之其相关的专业知识贫乏、讲解经验欠缺、工作不规范、语言不标准，讲起来南腔北调。为提高讲解员素质，群工部从以下方面开展了对讲解员的培训工作：第一，在馆内开展业务学习，制定培训计划，进行讲课和测试，不断举行说明（讲解）方法研讨会（图一），相互观摩，借以提高讲解质量和讲解技巧。第二，参加社会学习和外出参观。1954年，讲解员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的马列主义课程的学习，以提高理论水平。1956年3月和11月，派讲解员到山西侯马考古发掘工地学习实践。1956年12月1日起，组织部分讲解员赴上海、南京等博物馆学习。第三，参加馆内出版物的编辑。1954年，为培养讲解员做好陈列的讲解工作，部分讲解员参加了《党史画册》的编辑工作，初步掌握了陈列内容，并激发了其学习业务的兴趣与热情，同时也改变了他们理论不联系实际、不结合陈列内容的学习方法。 2. 讲解工作的初步开展 1951年群工部成立以后，在学习了“中国通史陈列”的原始社会部分和“敦煌文物展”的相关内容后即开始讲解工作，除星期一外，每天都安排讲解员为观众讲解。1955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和有关单位举办的“解放台湾展览会”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展出，讲解员参加了讲解工作。1954年5月，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联合在端门城楼举办了“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群工部代主任耿宗仁于2日和20日两次为参观该展览的毛泽东主席进行了讲解。1956年以后，“党史陈列”在西华门武英殿内部预展，讲解员开展了讲解工作。这一时期，随着“中国通史陈列”和“党史陈列”的逐渐开放，有针对性的讲解工作也逐步开展起来（图二）。 1956年5月，文化部召开全国地志博物馆工作会议，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在大会报告中提出：“讲解工作是博物馆文化教育工作的最前线，讲解的效果直接影响广大观众，讲解员就是观众的老师，作为老师只有进行科学研究，精通自己的业务，熟悉每一件展品，并能解答观众，才能更好地帮助观众，提高思想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才能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文化教育作用”[6]。这是博物馆界首次在全国会议上明确讲解员及其讲解工作的重要性与职责，使全国博物馆从事讲解工作的同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在此基础上，1956年上半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做好讲解工作“友谊的竞赛”活动。为积极响应这一活动，1956年8月，群工部在《文物参考资料》发布《应战书》，并努力组织讲解员做好展厅讲解、保管、卫生清洁工作。为做好讲解工作，讲解员开始尝试编写说明稿，并初步探索针对学生的讲解方法。1956年，群工部组织讲解员先后到北师大附小等5所学校旁听历史教学课，初步了解到中、小学生的不同接受能力，并结合实际工作经验，总结出针对中、小学生的讲解技巧。 3. 开展其它形式的社会教育工作 完成对外服务工作。为发挥博物馆藏品丰富的优势，满足各地机关、部队、院校、社会团体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需要，群工部积极开展对外服务，联系供应资料、照片、拓片、模型、油画等。1953年制定了《北京历史博物馆群众工作部对外服务工作办法》，进一步规范这项工作。 做好流动展览的编辑和讲解工作。为更好地向广大群众普及历史知识、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的教育。1958年，社会教育人员参加编辑了“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大生产运动”、“抗日根据地人民的反扫荡斗争”、“反对美、英帝国主义对中东地区的侵略”四种图片，并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学校、部队及文化馆等地巡回展出，观众达28万余人次。同年还举办了“中国原始社会”、“中国近代史”两个流动图片展，到北京昌平区和十三陵水库附近农村展出12天，观众约17000多人次；在昌平南口展出7天，观众12000千多人[7]。 组织专题演讲。1951年7月，为扩大“殷墟发掘展览”的宣传教育效果，群工部邀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郭宝钧作专题讲演，同年群工部还印制了“殷墟发掘品图录明信片”供观众参考。 4. 组织、联络观众 1951年群工部成立后，主动同北京市教育局和各区人民政府联系，邀请市内各中小学校（图三）、成人学校和工厂工人来馆参观，并与一些单位建立起联系。为进一步扩大陈列展览的宣传范围，1951年，先后邀请人民印刷厂、《人民日报》社、北京电影制片厂、新闻摄影局为“敦煌文物展”及其它陈列室拍了照片和影片。1955年4月，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大华、首都等10家电影院刊登电影广告一个月。1956年，在继续刊登电影广告的同时，印制500张宣传海报，张贴在本市繁华地段，便于市民了解陈列和参观的办法。1955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图片供应社签订五年合同，购置时事宣传照片，并将这些照片张贴在屏风上，全年放置在博物馆门前的道路上供行人观看。 20世纪50年代初，群众工作部的成立正式揭开了社会教育工作的序幕。这一时期的社会教育工作主要以宣传讲解、对外服务和对外联络为主，并尝试开展了其它形式的社会教育活动，为以后社会教育工作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 1959年至1966年的全面发展阶段 1959年8月，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建筑在天安门广场落成。新馆的落成和陈列的推出，使中国国家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同时也对社会教育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在周恩来总理、彭真市长等的关心下，经中宣部、教育部、高教部等筹划遴选了部分大学生和60名即将参加高考的应届北京高中毕业生担当讲解工作。大学生和高中生参加社会教育工作，使群工部人员整体素质有了大幅度提高，为社会教育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 选调、培养讲解员 讲解员队伍的素质直接影响着社会教育工作的开展。1959年，为提高社会教育队伍的整体素质，对选调的讲解员要求必须是高中以上毕业生，并具备一定的政治思想理论基础和多方面的知识修养。 1959年7月，针对这批讲解员的培训工作正式开始。为使其尽快胜任讲解工作，两馆认真落实周恩来总理关于“要好好培养”这些高中毕业生的指示精神，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岗前培训。首先，了解博物馆陈列的基本情况，同时邀请曾在苏联留学多年的罗歌讲授苏联博物馆群众工作内容。其次，学习陈列内容和与讲解工作相关的课程。为培训他们的普通话，邀请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新中国第一代解说员、朗诵艺术家李连生、刘佳彦，曲艺界老演员梁小楼，以及教师进修学院的教师为讲解员讲授语言朗读、拼音文字等课程。8月初，他们被分到陈列各段进一步熟悉陈列内容、文物和讲解词（图四），经具有真才实学、学识渊博的专家的悉心指教，讲解员的业务水平迅速提高。8月底，全体讲解员进行试讲，并邀请馆内部分负责同志进行审听。这些系统、严格的培训，为他们日后承担讲解工作做好了准备。 为进一步提高讲解员的业务水平，1960年，讲解员参加了本馆开办的业余“红专大学”学习，系统学习历史知识。此外，群工部还经常组织讲解员外出参观、学习。1959年和1961年分别赴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和天津三条石博物馆参观学习；1963年，参观“雷锋精神”展览；1964年，参观大华陶瓷厂和北京景泰蓝厂。为进一步提高讲解员的综合素质，讲解员深入到部队、农村、工厂参加各种社会实践劳动活动，同时参加陈列设计工作。通过各方面学习，讲解员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有了显著提高。 讲解员的培养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既要确定长期的目标与设想，又要有具体的计划和安排。1962年8月22日，文化部文物局发出《关于博物馆和文物工作的几点意见》，其中要求“讲解员要认真学习，不断提高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同时还明确了“讲解员应有必要的学习时间，在制度上要加以保证”[8]。为此，每周安排一个下午让讲解员进行集中政治学习。群工部还制订了1963年—1967年工作规划要点，既提倡和鼓励个人学习，又统一制订切实可行的工作学习计划（图五）。通过培训，讲解员树立起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大大提高，逐步建立起一支合格的社会教育工作队伍。 2. 讲解工作 讲解工作是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中普遍采取的一种宣传教育形式。讲解工作以陈列为依据，运用语言艺术和真挚的感情，有针对性地讲解陈列、展览内容和主题思想，帮助观众在有限的时间内，取得较好的参观效果。这一时期，中国国家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的重点是“阵地”讲解。 （1）对国内观众的讲解 1959年，随着新馆开馆，参观观众逐年增加。为更好地为观众提供讲解服务，群工部首先制定了《群众工作人员守则》，并在总结多年讲解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讲解员每人每天平均讲解时间不少于3.5小时。这样不仅保证了集体观众能听到讲解，还通过积极组织对零散观众的讲解，为更多观众提供讲解服务（图六）。其次，认真做好讲解工作。每天上班后，讲解员在擦拭完展柜后集中到西门由组长分配任务，开馆后依次把观众带进陈列室进行讲解，并利用观众中间休息时间和观众交谈、征求意见，介绍博物馆情况。观众多时，一天要讲5个小时左右，甚至讲到7个小时。部分讲解员每年外出参加各项政治运动或劳动锻炼，有时现场只有十几个讲解员，每批观众都在200人左右，最多时曾达400人（中、小学生）。 此外，讲解员还参加临时展览和流动展览的讲解，并跟随流动展览下农村、工厂、部队等基层单位，完成流动展览的宣传讲解工作。这种送文化到基层的做法，深受群众欢迎，被誉为“背篓博物馆”。 （2）对外宾的讲解 自1959年新馆开馆以来，每年都有近百个国家的外宾来馆参观。外宾的参观目的、时间和要求不同，政治态度各异，为保证政治上无偏差和较好的宣传效果，首先，群工部制定了严格的工作制度，拟出《接待外宾参观办法》。凡外宾来馆参观，先填写《外宾参观通知单》，详细注明外宾情况。外宾参观结束后，还要把外宾参观时的反映、提出的问题和讲解员回答的情况等写出详细的书面材料，连同《外宾参观通知单》一起交群工部办公室。由部门根据这些材料每月汇总，编印成《外宾参观简报》，送领导审阅，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其次，做好讲解前的准备工作。接待外宾参观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如遇重要外宾参观，群工部领导都会亲自带领讲解员，到陈列室进行演习讲解，以防出错。这一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陈毅、董必武等陪同外宾来馆参观，讲解员在接待工作中以热情饱满的精神、准确无误的讲解，为外宾和首长提供了周到优质的服务（图七）。 （3）对学生的讲解 1959年开馆以来，学生来馆参观占相当大的比例。为做好对学生的宣传讲解，1962年元月，群工部成立了学生工作组，主要任务是以初中生为主要对象，了解、分析、总结学生的特点和需要，为学生讲解工作提供经验。学生组成立后，首先，购买和研读中、小学历史课本，积极制定工作计划。其次，开展调查研究，有重点地走访北京男六中等8所学校，了解学生以及教学情况，听取对讲解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通过调查，掌握初中生的特点及参观目的，提出针对性的讲解方法。再次，认真组织对学生的预约讲解，做好讲解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依据课本和学校的教学进度制定出相应的讲解提纲，对学生做到有针对性的讲解。通过“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预约讲解工作，提高了学生的参观效果，很好地辅助了中学历史教学工作。 （4）编写各类讲解稿和辅导材料 为提高讲解质量，群工部在做好观众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为少年儿童、中小学生、外宾编写了多套专用讲解稿和辅导材料。1963年，结合学校教材为初中生编写了讲解稿；1964年，编写了《中国通史陈列—中学生讲解提纲》、《中学生讲解稿要点参考资料》，两套针对少年儿童的讲解词以及《儿童讲解参考材料》，结合中学历史教学编写出文史班高考讲解稿，针对外宾编写《中国通史陈列对外宾的讲解稿》、《革命史陈列对外宾的讲解稿》。此外，还完成了 “中国古代科技”、“中国古代农田水利”流动展览讲解稿的编写工作，以及《原始社会陈列广播说明稿》、《隋唐宋元通俗说明稿》的编写工作。 在编写中学生讲解稿的过程中，讲解员总结出一套编写方法：“A、有鲜明的思想性；B、以陈列为依据，密切结合课本内容；C、‘文’与‘物’相结合，‘博’与‘简’相结合，‘讲’与‘问’相结合；D、语句通俗、易懂、确切、生动；E、叙述过程要脉络清楚，作结论要简明、准确”[9]。此外，在编写讲稿过程中还充分考虑到参观者身体状况、年龄、受教育程度、参观目的、参观时间等基本情况。如针对儿童编写的讲解词不仅通俗易懂，故事性强，讲解时间也限制在一至一个半小时内。针对外宾参观一般有中央首长陪同且时间要求严格，编写的讲稿简明扼要，突出文物，讲解时间一般控制在一个半小时左右。 （6）总结讲解经验 为提高讲解质量， 1962年，群工部组织撰写了《提高讲解质量的情况及初步体会》、《对初中生预约讲解的初步体会》、《对一般观众讲解的初步体会》、《一九六二年外宾简况及三年来对外宾讲解工作的初步体会》等文章，对讲解工作进行认真总结。1963年，群工部提出提高讲解质量的几点要求：一是在观众中进行调查研究，在馆内定期开展对观众的调查研究，同时认真对待观众留言，并主动深入走访了58家单位收集观众反映，分析讲解中存在的问题；二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改进讲解内容，逐步改变讲解工作中千篇一律的讲解方式；提出了针对不同观众施以不同的讲解内容和方法，开始初步探索“因人施讲”的讲解方式。三是提高讲解技巧。 总之，这一时期讲解工作有了很大改进，讲解语言更通俗化，讲解方法更生动灵活（图八）。 3. 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教育活动 （1）编制流动展览 为进一步扩大宣传教育范围，这一时期，群工部先后编制一些小型流动展览，并选用图片、照片、农田水利小模型和生产工具复制件等一起展出，起到了较好的宣传展示效果。1960年，为丰富春节期间群众文化生活，群工部在鼓楼文化馆推出了“古代科技发明”、“中国通史陈列历史挂图”流动展览，展出期间日均参观人数达到800人。1961年，群工部在颐和园举办“古代农田水利”、“古代科技发明”、“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展览。此外，为扩大宣传教育面，群工部将部分流动展览复制多套或制成幻灯片，带到炮兵学校、海淀区文化馆等多家单位进行展示。1965年制作了“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郑成功收复台湾”小型流动展览，讲解员利用劳动下放的机会携带流动展览到北京通县胡各庄和门头沟潭柘寺等山区农村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2）组织专题讲座 为加强历史研究和学术交流，配合历史教学工作和纪念重大节日，群工部面向社会组织了多次学术报告会。1960年2月21日，邀请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作了题为“徐霞客”的专题讲座。同年，为纪念国际“三八”妇女节，3月7日邀请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作题为“武则天”的专题讲座。两次报告会共到听众约1400多人，听众包括机关、学校、报社、兄弟博物馆等单位代表[10]。此外，还邀请文物局的王毅作“西藏调查报告”、苏联吉谢列夫作“苏联青铜时代与中国考古学有关的一些问题”、贾兰坡作“北京猿人”、王天木作“中国古代科技发明”等专题讲座。这些专题讲座，扩大了博物馆社会教育宣传面，推动了馆内、外学术交流与研究活动的开展。 （3）其它形式的教育活动 第一，外出讲解历史和革命故事。1962年起，根据一些学校、少年之家和少年宫的要求，群工部开展了讲历史故事和革命故事的活动，先后外出宣讲郑成功、文成公主、卧薪尝胆、屈原、陈胜、吴广、刘胡兰、董存瑞、古人学习的故事等。有的根据需要讲了多次，如古人学习的故事就讲过10多场。据不完全统计，仅1963年，群工部外出讲革命故事共23次，听众达9900余人[11]。第二，开展录音讲解工作。1960年，群工部在当时的陈列厅内安装了广播设备和录音设备，并编写了讲解稿，定时播放讲解录音，扩大了宣传教育效果，观众普遍反映较好。第三，编选历史课本插图。1963年，群工部协助人民教育出版社编选了新历史课本的插图。第四，为学校提供直观的教学参考资料。1963年，群工部搜集整理馆内一些长期放置的模型、照片等，建成小型中学历史教学参考资料室，供老师备课和教学使用。第五，开办培训班。1965年，群工部针对“革命史陈列”内容开办培训班，训练和辅导教师469人，很好地配合了学校的教学工作。 4. 对观众的组织、联络工作 （1）组织联络 组织联络观众参观是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的首要一环。其主要任务一是科学地安排观众组织有序地参观，使旺季观众不乱，淡季观众不断，既保证陈列室有一定的观众流量，又使观众有一个较好的参观环境；二是了解观众，向讲解员传达观众的要求，使之作有准备的讲解，保证良好的宣传效果。1959年，群工部为配合新馆开馆，从9月23日至10月25日，共向614家单位先后发出参观券208971张，实到观众226660人次（包括外宾），平均每天参观人数为7311人次，实到人数占总发票数的109%[12]。1960年，主动向京郊21个人民公社发联系信，组织部分农民参观（图九）。此外，还积极同半步桥小学、红旗中学等一些单位建立固定联系。对这些单位照顾优先参观，组织长期观众园地，主动邀请参加本馆的联欢、座谈等活动，并邀请来馆听讲解员试讲新讲解词。 为加强与公众的密切联系，1960年，群工部成立“博物馆之友”并起草章程，明确“凡热心博物馆事业，对历史、考古等有兴趣爱好和喜欢研究文物的人，不拘性别、籍贯、职别与文化程度，都是我馆发展的对象”[13]。这一工作由群工部专人负责管理。 （2）信息收集 做好观众数据统计。首先，建立健全报表制度，主要报表有《集体观众预约登记表》和《集体观众预约讲解通知单》，内容包括联系单位、参观时间、人数、要求、联系人和电话等；《外宾参观预约登记表》和《外宾参观通知单》，内容包括联系单位、联系人、外宾国籍、身份、人数、陪同人、参观日期、要求以及讲解、招待、馆内陪同人姓名。此外，为积累资料，改进工作，便于查阅，群工部还建立了国内观众和外宾参观登记卡。其次，认真做好数据统计工作。对来馆参观的观众数字，详细记录，认真总结，自1951年以来，除“文革”闭馆期间外，都有详细的观众数字统计和记录。 做好观众意见收集。收集方法主要有现场收集、陈列室设立意见本、到单位与参观者座谈。1959年至1961年，群工部联络组拟定调查项目，在北京市选择了29家工厂、3所大学、9所中学、2所小学及1个农村公社[14]，采用走访方式，开展调查工作，听取观众意见、了解观众的需求。此外，群工部还与北京市委宣传部、市工会、共青团等部门建立联系，了解每年或某个时期全市宣传教育工作的中心与重点，以便积极主动配合。群工部将定期收集到的意见进行统计、分类、整理、归纳，写成简报，经批示打印后分送馆领导和有关部门参阅，以利改进工作。 （3）宣传推广 1959年，为做好开馆宣传工作，群工部结合当时情况（图一○），先后完成了制作海报、幻灯片、登广告等前期工作，配合部分报社、杂志社做新馆开馆的报道，协助有关单位完成介绍本馆内容的电影摄制，与有关部门联系制作和设置指路牌及参观路线图，展览开放期间还向广大来宾发放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中、外文说明书等。1965年，还编写出版了《中国通史陈列简介》。 总之，这一时期，社会教育工作以“阵地”讲解为主，开展了对讲解工作的研究，逐步改变了千篇一律的讲解方式，开始初步探索“因人施讲”的讲解方式。同时，还尝试开展其它多种形式的社会教育活动，将讲解工作延伸至馆外，推向社会，扩大了社会教育工作辐射面和影响面。1912年至1966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教育形式、教育内容、教育手段、教育质量等全面发展起来，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后，社会教育工作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附记：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马俊海、齐吉祥、孙丽梅、胡惠强、姜渭滨、贾立德、倪毓英、郭俊英、黄琛、薛青平（按姓氏笔画顺序）等诸位前辈和同仁的支持和帮助。 注释： [1] 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是1912年7月9日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1926年10月10日定名为“国立历史博物馆”，1929年8月改名“国立中央研究院北平历史博物馆”，1949年10月1日改名“北京历史博物馆”，1959年8月24日定名“中国历史博物馆”。在本文中，为叙述方便统称为“中国历史博物馆”。 [2] 中国革命博物馆前身是1950年3月成立的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1960年8月31日定名“中国革命博物馆”。在本文中，为叙述方便统称为“中国革命博物馆”。 [3] 北京博物馆学会主编《北京博物馆年鉴（1988－1991）》，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第135页。 [4] 《历史博物馆概况》，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档案， 档案号193003508542047。 [5]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资料室编，《文物参考资料》第二卷十二期，第1页。 [6] 马希桂主编《博物馆社会教育》，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7页。 [7]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资料室编《文物参考资料》 1958年第8期，第74页。 [8]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博物馆宣教服务岗位从业人员培训教程》，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年，第125页。 [9] 《中国历史博物馆两年来学生工作情况和体会的报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96403508400349。 [10] 《学术报告小结》，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96003508400267。 [11] 原中国革命博物馆编《中国革命博物馆发展纪事》，1991年，第23页。 [12] 《群众活动组工作总结》，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95903508400191。 [13] 《中国历史博物馆之友章程（草案）》，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960035084 00267。 [14] 《联络组工作总结（1959－196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9610350840 029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