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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为纪念《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创办100期，进一步推动博物馆的学术建设，2011年12月3-4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百期纪念暨博物馆的学术建设与馆刊编辑座谈会”。来自20余家单位的代表围绕以下三个主题进行讨论，分别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的发展历程与百期纪念、博物馆刊物与学术建设、文博类期刊交流。 【关键词】《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百期纪念 博物馆学术建设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之际，《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已正式出版100期。为纪念馆刊创刊百期并进一步推动博物馆的学术建设，2011年12月3-4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百期纪念暨博物馆的学术建设与馆刊编辑座谈会”。全国20余家文博、艺术类期刊的负责人，以及原中国国家博物馆领导、老专家代表、馆刊编辑部人员共60余人参与了座谈。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党委书记、副馆长黄振春，副馆长董琦、陈履生等均出席会议开幕式。会议由陈履生主持，吕章申、董琦馆长分别致辞。 吕章申馆长在致辞中简要回顾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30年来为适应国家文化建设和博物馆发展进行的历次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之时，此后，《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正式创刊，及时向社会公布文博界的最新资料和学术成果，获得了社会和学术界的好评。《中国历史文物》进一步提高了刊物的学术水准，稿源增多，信息量增大，学术影响力不断提升。改扩建后，新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提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建馆目标，制定出“人才立馆、藏品立馆、业务立馆、学术立馆”的办馆方针和“历史与艺术并重”的新的发展定位。改刊后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国内外交流的平台，不仅信息量更大、覆盖面更广、涉及研究领域更多，还展示出新形势下我馆的办馆目标、方针和功能定位。他进一步指出，学术期刊对学术繁荣负有重要的学术责任，也是社会交流的重要媒介之一，因此学术刊物不仅要面向学者，还要面向社会、面向大众。《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的百期内容既有对专业知识的普及介绍，也有对学术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同时也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学术新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百期纪念暨博物馆的学术建设与馆刊编辑座谈会”是百年国博的纪念内容之一，其目的就是要总结过去，立足当今，面向未来，按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精神要求，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 董琦副馆长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国家博物馆已历经百年的发展历程，馆刊也曾多次改刊，但办刊宗旨始终未变。作为国博的学术窗口，通过办刊开拓学术视野；作为国博的学术平台，通过办刊加强学术交流；作为国博的学术园地，通过办刊培养馆内的学术人才。国博的前身“国立历史博物馆”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经创办过不定期的《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其中多篇文章就是立足于馆内藏品研究和国内外学术动态介绍，这些都体现了我馆一贯的办刊宗旨。保持并提高馆刊的学术质量应该成为馆刊今后的办刊方向。 开幕式后，与会代表围绕三个主题展开讨论。 一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的发展历程与百期纪念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创刊于1979年，原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2年改刊为《中国历史文物》。2011年，《中国历史文物》与《近代中国与文物》合并，更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见证了国博的学术成长以及我国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围绕馆刊百期纪念这一主题，馆内外专家学者展开了热烈讨论。 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委书记王宏钧在题为《百年国博的百期刊物》发言中，首先回顾了国立历史博物馆作为中国第一个国家建立的博物馆在初创时的历史背景和筹建过程。100年前，辛亥革命刚取得胜利，博物馆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国立历史博物馆即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立了。经过100年的发展和努力，终于形成了今天这样的规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指出，藏品是博物馆的物质基础，研究是博物馆的工作基础，博物馆馆刊就是博物馆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虽有过不同的名称，选稿趋向也略有不同，但始终坚持一贯的办刊理念，即以“促进学术交流和人才成长”为使命。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馆刊也必将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朝着先进文化的方向不断开拓创新，为博物馆的事业做出新的贡献，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孔祥星从五个方面谈了自己对馆刊建设的看法。一是馆刊的定位应概括为“学术、特色、优势”六字，博物馆的刊物不仅要注重学术水平，还要强调其作为国家级博物馆刊物的属性，突出特色和优势。二是馆刊的办刊宗旨，既要注重学术品位，也要强调创新意识。三是馆刊的学术导向，应该通过构思有特色的、固定的栏目，打造刊物品牌。四是希望馆刊能够关注学界动态和学术热点问题，发挥引领作用，馆内陈列、馆藏文物研究、国外刊物的研究成果均应在馆刊中有所体现。五是馆刊应较多地展示馆内员工的研究成果，提高全馆的管理和业务水平。 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马英民简要回顾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内部刊物《党史研究资料》（后改刊为《近代中国与文物》）的创刊历程。该刊物创刊于1979年，创刊较早，影响较大，外界的评价也很高。该刊物一直保持着自身的办刊特色，及时报道革命近现代史中的热点问题、前沿问题。两刊合并后，革命近现代史研究有了一个更好的发展平台。此外，馆刊在今后建设中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要坚持办刊宗旨，办出个性刊物。二是要更好地发现、组织、培养作者队伍，与一些作者保持联系。三是要充分发挥顾问和编委会的作用，请他们审读、组织稿件，为馆刊建设献计献策。四是关注编辑人员，组织编辑参加学术交流，鼓励他们从事研究工作以提高业务水平。 老专家代表孙机在发言中指出，博物馆面对的是广大观众，馆刊则是博物馆向广大观众发出的声音。在这个前提下，馆刊应注意三方面的问题：其一，要有学术性。学术性要随着当前的学术热点展开并且要有所侧重，对一些重大考古发现可以进行深入报道。其二，要有知识性。知识性是一个综合过程，在综合中要有作者的见解和对问题的梳理。综合研究虽是知识性的，但能够使问题很鲜活、很全面，使读者一看便知。其三，要有正确性。对于假的资料不能刊登。对目前的投资热、升值热要保持基本的判断和正确的态度，如果没有这个态度，实在是辜负了我们的职业。针对目前博物馆刊物销路不多的现状，孙机认为应该结合目前文物成为全民热点的现状，借鉴像《中国国家地理》这类刊物的办刊经验，使广大读者喜爱上我们的刊物。 原《中国历史文物》副主编高世瑜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对编辑工作提出五点建议。一要善于发掘稿源，二要熟悉作者队伍，三要把握好刊物丰富性和专业性的尺度，四要强化学术规范和编辑规范，五要注重个人科研。 文物出版社总编辑葛承雍指出，国家博物馆是全国博物馆的领头羊，馆刊是国家博物馆的重要品牌、窗口和名片，在博物馆中十分重要。作为刊物编辑，要加强锻炼，注意提高自身素质，不断拓展知识面。不仅懂考古，还要懂艺术；不仅懂文物，还要懂历史。同时要学会追踪学术前沿。面对当前文物造假的社会现象，博物馆应该对私人藏品特别谨慎；刊物则要有明确的是非判断，拒绝刊登不负责任的文章。坚守自己的底线，守住我们的家园，不给文物造假以可乘之机。 《文物》编辑部执行主编李缙云指出，随着国家博物馆改扩建的完成以及博物馆功能的不断完善，《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也呈现崭新的面貌。如今的国家博物馆是历史与艺术并重，集收集、展览、研究、考古、公共教育、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国家博物馆，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的馆刊，栏目丰富、版式设计新颖、印制精美，正体现了国博的办刊方针以及学术建设和科研成果。此外，馆刊的编辑力量也非常雄厚，编辑人员有着非常高的学术水准。多年来，《文物》编辑部与国家博物馆馆刊编辑部一直有着良好的合作，希望今后继续加强联系，加强学习。 《考古》杂志社社长施劲松从共性和个性两个方面阐述了刊物建设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方面，作为学术刊物，承担着刊发学术成果、引导学术方向、弘扬科学精神、培养学术人才、传承学术知识的学术责任。具体而言，学术刊物应当具有敏锐性和主动性，掌握学科发展的动态，了解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和重要问题，加强学术成果的组织与刊发，及时推出学术界的新思想、新观点。此外，学术刊物有责任提倡、弘扬科学精神，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所谓科学精神不仅指学术范畴内的自由探索，还体现在开放、包容、平等的态度以及公正健康的、合乎学理的学术批评和争鸣等方面。最后，学术刊物还要在严谨求实、遵循学术规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刊物应根据各自的办刊目标和具体功能，各有侧重，办出特色。《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从一开始就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开设栏目丰富而且极有特色。新的馆刊不仅在形式上改变很大，还依托国家博物馆的陈列和学术活动推出很多专题，如“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启蒙的艺术”、“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等，都是非常重要和富有特色的专题，既有学术性，又有知识性，使得馆刊与众不同。 二 博物馆刊物与学术建设 博物馆刊物是博物馆学术水平重要的展示平台，也是面向一般性读者的知识窗口。博物馆刊物的定位及博物馆的学术建设成为与会代表普遍关注的议题之一。围绕这一主题，来自博物馆、美术馆的代表们进行了交流。 《中原文物》作为河南博物院主办的刊物，与国博馆刊的发展历程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张锴生简要回顾了河南博物院的建馆历史及其刊物建设。关于馆刊的定位问题，他指出，馆刊首先是博物馆的刊物，因此馆刊要与馆内的业务工作紧密联系，为博物馆服务。第二，馆刊要把学术放到第一位，为学术界服务。第三，博物馆是社会的一个教育机构，作为馆刊有普及义务，为社会服务。 《东南文化》编辑部毛颖认为，博物馆办刊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要引领学术发展，还要引导学术规范，关注学术人才。为办好这个系统工程，《东南文化》做了很多方面的尝试，如设置“文化遗产”栏目以适应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通过做增刊，在保证刊物学术质量的同时，扩大了来稿刊登率，兼顾了学术性与大众性；通过开座谈会、走访专家、做刊物对比分析、承担课题等方式，强化编辑队伍，提高编辑水平；以文化遗产为主线，通过文化遗产的发现、研究、展示、保护来建设文化遗产学等。 聂菲重点介绍了《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的办刊情况。该刊物依托湖南省博物馆，主要立足于长江以南地区的考古新发现和长沙马王堆汉墓专题研究，对西方汉学研究、湖南近现代民族文物、博物馆学等也有关注。刊物在期刊建设方面进行了很多探索和调整，积累了较多经验。如在刊物推广方面，将每期目录刊登在《中国文物报》上；加强国际合作，及时介绍国外优秀学术成果；加大国内外马王堆汉墓研究的稿件搜集；组织专题；建立作者、读者反馈机制等。聂菲指出，刊物负责人应该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应充分发挥编委的作用，发动他们推荐各研究领域的优秀稿件。 《文物研究》编辑部吴卫红在题为《博物馆的学术建设与馆刊编辑的思辨》的发言中指出，博物馆是“体”、展览是“衣”、学术是“魂”，没有学术支撑的博物馆，只是一个盛放旧物的仓库。当前，社会环境比较浮躁，学术成为一些人获取名利的标签；社会上一部分人甚至将博物馆当作花瓶。由此下去，社会需要的只是设计者，而不是学者；需要的是旧物，而不是历史。在这样的环境下强调博物馆的学术建设正当其时。馆刊正是博物馆学术建设的重要载体之一，也是博物馆的信息传播途径之一。馆刊的定位应该回归到具备专业知识的作者和受众上来，内容则要突出重点、办出自己的风格。办好馆刊首先要培育有前景的栏目，并维持这些栏目的稳定性。有了品牌栏目才会有品牌馆刊。 《上海文博》编辑部徐汝聪简要分析了当前图书出版界的现状。她认为，出版物的外在装帧应该与内容相匹配，以内容吸引读者。目前，我国的出版资源和出版市场的优势没有完全体现，考古文博期刊在出版市场中占有的份额更小，这是有待于提高的。期刊要鼓励创新，除制定刊物统一标准外，还要有丰富多样的形式，主动利用电子媒体方面的资源。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编辑部熊樱菲指出，如何使馆刊与博物馆工作相匹配是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问题，也是一个个性化问题。博物馆涉及专业领域很广，对编辑是不小的挑战。因此需要充分发挥编委会的主观能动性，及时向编辑传达学术界方方面面的信息。中国博物馆学会下设艺术、社会教育、传媒、藏品保护、市场营销、公共关系、展览交流、城市博物馆等20个专业委员会，这些基本反映了博物馆的业务内容。博物馆应更多地将这些工作专业化、学术化，从实践上升为理论，并及时将研究成果反映在馆刊报道中。 《故宫博物院院刊》编辑部项坤鹏在题为《从博物馆期刊在人文社科来源期刊（CSSCI）中的分类谈起》的发言中阐述了五方面的问题。其一，博物馆学术期刊的定位。博物馆学的主干学科是历史学和艺术学，应根据其学科内容的特点，在学科分类中增设“博物馆学”为二级学科。其二，博物馆建设与博物馆期刊地位不均衡。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中国的正规博物馆有1000家左右，而比较有影响的文博类期刊只有109种，博物馆主办的（包括内部刊物）还不足30种。其三，鉴于博物馆学和考古学在内容上的差别，博物馆学术期刊要关注到多学科的知识，走侧重物质文化史与博物馆学研究的发展道路。其四，博物馆刊物是研究古器物与古书画类论文发表的主要平台，因此刊物应具有艺术特征。其五，文博类期刊中的博物馆学研究有待加强。具体表现为加强文章的学术深度，适当引导和组织稿件，博物馆领导需予以足够重视，期刊评价机构应提高对博物馆学的关注等方面。 《紫禁城》是故宫博物院主办的文化普及性刊物，更多地面向一般读者。针对这一定位，《紫禁城》编辑部王戈指出，要把握好学术性与普及性的“度”，“通俗”不等同于“媚俗”。作为编辑，应该把学术成果经过适度包装，以适当的形式传播给大众。 此外，《天津博物馆馆刊》、《广东省博物馆馆刊》、《博物馆学刊》等新创办的博物馆刊物，也都有代表出席会议并参与讨论。 来自美术馆的代表们详细介绍了美术馆的办刊情况。这些刊物中虽有一部分属于内部发行，办刊较晚，但办得很有特色，影响较大。广东美术馆梁洁介绍了该馆的办刊情况。《美术馆》为具有学术性质的美术专业理论杂志，倡导“大美术”概念，同时发表与艺术相关的人文科学论文。《生产》出版了8期，侧重于介绍西方美术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 《西安美术馆》通过以书代刊的方式按季度发行，目前已出版3期。设置有专题、论坛、批评、艺术史、艺术家和展览几大栏目。据西安美术馆郑璐介绍，该馆十分关注馆刊的推广方式及公众普及率，目前拟启动一项DM杂志方案，希望通过活泼大胆的内容和方式，与更多的受众分享美术馆艺术文化的内涵。 关山月美术馆陈湘波指出，作为具有艺术名家纪念馆与国家美术馆双重功能的现代美术馆，关山月美术馆立足于观赏艺术、20世纪中后期美术以及当代社会美术的研究。围绕这一学术定位，发行了《关山月美术馆简报》、《美术馆通讯》及历年年鉴。年鉴大多围绕当年的学术活动展开，先后刊登有“关山月及闽南画派研究”、“国家第九届全国美展第一届艺术设计展”、“改革开放30年美术论坛”等专题，并设置有20世纪中国版画研究、当代设计、当代版画等固定栏目。 三 文博类期刊交流 文博类期刊是我国文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刊布学术成果、引领学术方向的重要使命。同时，文博类期刊又保留了各自的办刊特色，不断探索着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代表们结合各自的办刊经验，围绕以上两个主题进行讨论。 《中国钱币》编辑部周卫荣指出，刊物与博物馆一样，都需要有明确的定位。定位决定方向、内容，是一切努力的切入点。网络发展起来后对刊物影响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应该找准定位。此外，在考虑杂志覆盖面的同时还要抓住特色，特色决定其影响力。以上两方面实际上反映了“面”和“点”的关系问题。目前，学术文章中缺少学术讨论和有分量的学术评论。作为学术刊物，应该本着包容的精神提倡学术讨论，并在中国文化创新、提升软实力方面真正担当角色，由此下去，定可大有作为。 《华夏考古》编辑部方燕明在题为《从文物考古期刊名称及变化看刊物定位与特色》的发言中重点探讨了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办刊单位与刊名。目前全国有四大类刊物，分别是博物馆办刊，研究院、所办刊，出版社、杂志社办刊，管理部门办刊。不同的办刊单位为了突出单位的性质和特点，充分利用了单位的资源优势，在刊名设计上有很多考虑。二是刊名变化与期刊定位。不同办刊单位的刊名都有过变化，并且大部分是成功的。这一方面体现了我国文博事业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体现了期刊为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进行的自我调整。三是期刊内容与特色。刊物栏目设置体现出刊物内容，而内容则与读者有很大关系。对于刊物特色的形成，办刊人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关于如何保持刊物的特色与优势，来自各个地区的刊物代表畅谈了各自的办刊经验。谭青枝对如何坚持刊物特色作了深入探讨，据她介绍，《考古与文物》近年来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做了一些新尝试。形式上增加图版、改变封面，以更好地表现新资料；内容方面虽然突破难度较大，仍尝试性地开辟了一些新栏目。她认为，保持刊物特色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要有自己的适当定位。就《考古与文物》而言，结合自身的地理特点，侧重发表陕西周秦汉唐的考古资料，同时也把西北地区的资料呈现出来。另外，结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年终汇报，每年两期及时公布考古新发现。二是组织学术热点和学术专题。召开专家选题会，有意识地策划一些专题。三是在栏目设置上发挥优势，保持传统栏目。 《草原文物》（原《内蒙古文物考古》）编辑部索秀芬简要介绍了其刊物的历史与现状，并就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她认为，稿件质量不高和编审力量不足是刊物面临的主要问题。前者与目前高校的期刊评估体系有很大关系。基于现状，《草原文物》提出突出草原文明和民族特色的两个发展定位，依托地域优势，办成特色期刊。 《四川文物》是目前西南地区唯一公开发行的文物考古专业期刊，长期立足于西南地区的考古发现及研究。赵宠亮介绍，近年来，该刊物通过向其他地区学者约稿，培养新作者等形式，进一步强化了其西南特色。 此外，代表们就文博类期刊的表现形式与学术规范方面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入讨论。科学出版社宋小军建议文博类图书和期刊在今后一到两年内形成自己的学术规范，这样既有利于编辑，也有利于作者，可以避免重复劳动。 《北京文博》编辑部韩建识认为，文博类期刊应该有一本统一的学术期刊规范手册，这样将大大方便作者与编辑，对进一步提高期刊质量，扩大期刊影响大有裨益。 《江汉考古》编辑部凡国栋系统介绍了《江汉考古》的封面变化。他认为，期刊封面是读者与编者间信息传递的视觉桥梁，封面设计要简洁、美观、大方。传统学术刊物比较注重封面的严肃性，当今的学术刊物还强调其封面的新闻性和可读性。 座谈会上，代表们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发起的“在中国博物馆学会下设立刊物工作专业委员会”的倡议；与会代表还对刊物之间的交换机制达成共识。会议中，代表们踊跃发言，讨论热烈，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为国内博物馆界搭建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必将进一步推动博物馆的学术建设和文博类期刊的繁荣发展。（ 整理：王 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