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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霁翔的宏观博物馆理论是怎样诞生的 单霁翔局长的宏观博物馆理论不是偶然产生的，是他在管理文化遗产和管理博物馆工作中，不断深入实际，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提升管理水平，与时俱进而形成的理论成果。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又有很强的指导事业发展的现实意义。只有充分认识它的实践价值，才能更好地认识它的理论价值，才能真正发挥理论的先导作用。我愿就我所知，对单局长这一理论的诞生过程做一点探讨。 早在1995年他出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之时，他就开始了博物馆研究。那时北京市正在加速城市现代化建设，他从城建部门调来执掌文物博物馆工作，他的城市学知识和实际经验，以及加速现代化的热情，带到了文博工作中。那时他对博物馆的研究也就落在了博物馆现代化的主题上了。1996年他发表的《调整博物馆体制改革的思考》揭示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博物馆的种种弊端，提出了体制改革的思考。1997年他发表的《博物馆管理浅析》，实际上是一篇现代管理的长论。他后来的许多管理思想在这两篇文章中都已露出端倪。 2002年他从城市规划部门调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之职。那时博物馆正面临着一个新的战略发展期。我对那时的国际博协新发展战略有一段描述：20世纪后半叶，国际博协出现了两次重大的战略推进：第一次战略推进发生在70年代，推动博物馆社会化进程迈入新阶段；第二次战略推进发生在90年代末的世纪之交，国际博协改革的战略方向开始向遗产保护的方向倾斜，博物馆正在更多更深地担当起为当代和后代保护历史遗产的固有使命（拙文见李文儒主编《全球化下的博物馆》总论）。我国也在着力进行国情调查，以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需要。单局长就是这时来到国家文物局，他对文物博物馆事业的战略思考也着重落实在基础建设上面。他到任后第一次召开的全国会议，也就是2002年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和全国文物局长会议上，制定了新世纪文物保护的方针和基本思路，其中文物工作、博物馆工作的基础建设放在战略首位。记得他在会上发表的演讲中，用一系列数字阐述国家的发展和文博事业的发展前景，很是振奋人心。抓基础建设并不轰轰烈烈，但真正做事业的人无不脚踏实地。我观察单局长在文物博物馆管理工作中一直是“基础优先”的思路。直至国家文物局的十二五规划中，发展战略的第一条仍然是“基础优先”原则。这是与我国《文物保护法》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相配套的，也是与国际博协发展新战略相呼应的。国家文物局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合作也日益密切起来，国际遗产界的遗产保护理论不断深化、不断扩大化，国际遗产保护的联合行动在我国反应迅速，我国已经融入到国际遗产保护洪流中去，并居于行动中的前列。国家文物局的文物博物馆管理正在使可移动文物的管理与不可移动文物的管理处于相互倾斜之中，这就为单局长的扩大保护、扩大享用的广义博物馆思想的形成有了实践上的铺垫。 2005年，单局长开始研究生态博物馆，这是他寻求扩大遗产保护和扩大享用遗产人群的新探索。我国已经在四省区建立的十几个生态博物馆，他亲自去考察了许多处。他认为生态博物馆是博物馆的一种新形态，应该扩大它的覆盖面。他提出从民族村寨向富裕农村伸延，以适应新农村建设中文化遗产保护的客观需要，并亲自在浙江省安吉县进行试点。这不仅是生态博物馆的战略性发展，也是他“走向大千世界”的一部分。接着他又和宋新潮副局长在福建三坊七巷建立社区博物馆的试点。在2010年11月5日福州会议上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生态博物馆和中国社区博物馆发展的构想。至此他对在中国发展新型博物馆的路子已经明晰起来。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向遗产地发展博物馆的战略方向与2007年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提出的“加强对毗邻大城市地区和新兴城市移民中心的社区”发展的新战略方向有异曲同工之妙。我认为广义博物馆理论在他的头脑中已经成熟了，并且已经付诸实践了。 2010年国际博协大会期间，他在国际管理委员会学术会议上作的《博物馆功能和职能的加强与完善》的学术发言，和这期间发表的《抓住机遇 推进新时期中国博物馆的蓬勃发展》文章，在国际舞台上略述了他的广义博物馆思想。2011年2月，他的《广义博物馆的思考》一书问世。他提出了“博物馆力量”这个新概念，从宏观上阐述了博物馆四种“积极力量”的价值和意义，把博物馆的功能和职能整合在一起予以理论上的伸延；又以五种博物馆新形态实现博物馆机构的宏观伸延。四种积极力量，五种实现形式，构成了他的广义博物馆学的理论框架，可以说是一种博物馆新论。5月他在中国博物馆协会会员大会上，水到渠成地把广义博物馆学摆在了文博界的面前。 可以看出，单局长的广义博物馆学是在中国本土的实践中生长起来的，是与国际遗产保护热潮、国际博物馆学整合运动相呼应的，是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进程中的理论创新，无疑具有理论先导、行动指南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