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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我从中央美术学院油研班毕业，画过一幅《延河边上》，不料在“文革”中被“批斗”。画也被毁了。三十多岁上落到那样一种境况下，我自己一方面思想上给搞乱了，一方面业务上长期给荒废了。这两方面使得我的艺术生涯一度掉到谷底。为了从这种状态中扭转过来，我就亟望能有条件重新恢复绘画生活，并且首先想做的就是重画一幅新的、反映革命的画。我做过种种尝试，到1973年从温习史料中找到了1947年毛和周、任等中央领导人在取得了转战陕北的胜利后东渡黄河这个选题。先设想了稿子，然后到陕北吴堡的川口村——当年渡河的实地——以及河上下两岸一带，找到了当年的船工，了解河上生活，画了一些资料，跑了几趟。 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在1977年初全国人民追思周总理的高潮里，我以创作这幅画毛遂自荐，得到了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支持。但由于工作量大，一直到1978年才问世。当初创作构思一开始，我就设计了一个让领袖人物屹立和行进于波浪中的形象处理母题。东渡有历史概括意义，我又想使场面气势壮阔，实际地势却难以如此。为了表现崇高感，我尽量把地平线降低去适应。我在黄河边上受到了北方河上劳动者的粗豪气质的感染，想好好画画他们。我那时还背着受批判的包袱，也无例外地受到过所谓“红、光、亮”的影响。这样，就使跃起的船、夸大的浪、一整团兴奋中的船工和毛、周等在船的中后部站起的形象还有战马等，形成一排出行仪仗式般的、勉强凑成的图式，缺少可信的生活真实性的依据。这种构思构图基础之所以始终没有变，并不是在生活中没有提供别的处理可能的启发，只是那时自己思想上受到了流行公式的限制，不能自拔。我曾经翻译过介绍马克思论画政治人物形象的一篇文章。马克思说过：希望看见人物被描绘得像伦勃朗的风格那样，而不更像拉斐尔的人物那样“头绕灵光圈、足穿朝靴”，“一点真实性都没有”。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全忘了。还有一点遗憾的是，我的技巧能力跟不上。语云：“学如逆水行舟”，其实治艺亦然。十年荒废使我的眼力和手下功夫都更贫弱化。尽管画了一批不错的河上景色，但小幅写生的体会在大幅创作上起不了作用。这幅画还缺乏朴素与兴奋融合的整体气氛，有的东西干枯，有的东西空浮，有的东西板滞。这一次我们研讨现实主义，从真正现实主义的艺术要求来说，这幅画难以相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