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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二、三千年前古人的生活，很多人都会认为简单，粗糙，无论是饮食还是生活器具，都不会太好，即便再奢华，也不能和现代生活相比。这种看法从整体上来说是不错的，因为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当时生产力还很低下，人们的生活不可能超越时代，实际上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只能维持生命延续的最低需要。但是如果在考察了古代青铜器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当时的贵族过着非常奢华和有品质的生活，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打量，其生活的考究决不逊色于现代人。 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手工制品之一，也是考察古代历史及文化的必不可少的物证。从青铜器的冶炼铸造可知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从纹饰可知当时人对艺术的追求和对精神层面的理解；从铭文可关照补充历史，从其种类和用途可知人们的生活状态。本文要探讨的就是后者，即从青铜器看中国古代的豪华生活。 青铜器在夏、商、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使用最多，到秦汉时期减少，东汉以后逐渐退出生活用具之列。先秦时期的天子、诸侯、贵族的生活离不开青铜器，可以说青铜器已经渗入到他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下面我们就从饪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及其它生活用具等几方面看古代贵族的奢华生活。 饪食器 饪食器包含了炊器和用来盛放食物的器具。 一、鼎。鼎是当时的煮肉器和盛肉器。早期的鼎可分为镬（音或）鼎和升鼎两种，镬鼎用来煮肉，煮好后用升鼎来端送或盛放，“升”即“献”的意思。一般来说，镬鼎较大，形似大锅，但在考古中发现极少。升鼎在考古中屡有出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时的青铜鼎多数不是直接的烹煮器，而主要用于祭祀和宴享。在古代社会，还用鼎来“明尊卑，别上下”，也就是被用作统治阶级等级制度和权力的标志。据周礼的记载，西周时天子用九鼎，第一鼎盛牛，称为太牢，以下盛羊、豕（猪）、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诸侯用七鼎，称大牢，只少了鲜鱼和鲜腊；卿大夫用五鼎，称少牢，又少了牛和肠胃；士用三鼎，只有豕、鱼、腊。平民百姓不能用鼎。这种制度到东周以后逐渐崩溃，战国时期的一些诸侯墓葬中就有九鼎出土，这就是孔子所哀叹的“礼崩乐坏”。 最早的青铜鼎是从新石器时代的陶鼎发展而来，所以多为圆形，下有三足，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早期遗址中就出土有青铜圆鼎，被视为我国最早的青铜鼎。此时的鼎造型朴素，纹饰简单，说明当时的青铜铸造业还处于初创阶段。 随着青铜铸造业的兴盛，商周时期的鼎种类繁多，不仅有圆鼎、方鼎，还有异形鼎，而且铸造精良，纹饰华美。最著名的方鼎是商代的司母戊鼎，重832、84千克，为目前发现的单体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鼎为长方形，下有四空心足，两侧有双立耳。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鼎身以饕餮纹作为主纹饰，并辅之以夔纹。饕餮纹，是一种带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兽面纹，《吕氏春秋？先识》篇说：“周鼎铸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意思是说这种动物因食人而咽不下去，所以反害了自己，成为了有头没有身子的怪物。因此饕餮纹多为正面对称式的兽面，也称兽面纹。它实际上是由两个夔纹合成的。夔是龙的一种，只有一足，在纹饰中它多为侧面剪影式造型，于是在两个夔纹之间加一扉棱，成为饕餮的鼻梁，一左一右两个夔的眼睛成为饕餮的双目，形成一个正面的饕餮纹饰。 司母戊鼎的四角均装饰突出的扉棱，扉棱上部为牛首纹，下部为饕餮纹。四只鼎足上有三道弦纹，下饰兽面纹，最下面是蝉纹。鼎耳的纹饰以虎食人纹为主，耳侧辅之以鱼纹。虎食人的造型是两只猛虎相对，均张开大口，口中有一人头，似被虎吞噬。关于虎食人纹饰的含义，以前多采用奴隶主对奴隶极为残酷，用奴隶喂虎的说法，实际并非如此。据《山海经》载，古有一度塑山，山上有神人，往往把恶害之鬼用绳索捆绑之后喂老虎。所以虎食人的意思是辟邪，使贵族和平民得到佑护。早期青铜器纹饰中不管是善神还是恶神，包括饕餮纹，都应起一个辟邪的作用。 在司母戊鼎鼎腹内壁上有“司母戊”三字，“司”即祭祀之意，也有认为是“后”字，即“后母戊”。那么“母戊”是谁呢？现在学界普遍认为母戊是商王武丁的配偶，作器者应该是武丁的儿子祖庚或祖甲。后来殷墟妇好墓的发掘印证了这一说法。在妇好墓中出土一件“司母辛”鼎，其形制和文字风格都与司母戊鼎近似，而妇好则是武丁的另一个配偶，由此认定司母戊鼎应该是祖庚、祖甲为祭祀其母而作的重器。 司母戊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吴培文家的坟地中。当时政局混乱，老百姓盗掘古墓成风，吴培文在祭祖时发现自家的祖坟被盗墓贼损坏，于是和家人挖土修坟。挖土时意外发现了大鼎，但由于形体巨大无法挖出，只好重新填埋。后来，吴培文找了一些村民帮助，才把大鼎挖出并拉回自己家中。此时正值日军侵华期间，日本人听说此事，派人搜寻大鼎，但未找着。为防止日本鬼子把大鼎弄走，吴家决定把大鼎卖掉，他们找到北京赫赫有名的大古董商肖寅卿，肖要求把鼎分成若干块装箱。在20万大洋的诱惑下，吴家开始分割大鼎，但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最后只锯掉了一只鼎耳。在这种情况下，吴培文决定要把大鼎保护起来。他让人在牲口棚中挖了一个深坑，将大鼎埋进去并做好伪装。之后他又花二十块大洋买了一个小鼎，藏在自家的炕洞里，不久日本人又来搜查，把小鼎从他家炕洞搜出带走。 抗战胜利之后的1946年6月，大鼎重新出土，但已失去一耳，鼎的两耳中有一个是后配的。大鼎出土后，先存放于安阳县政府，同年十月底，正值蒋介石60寿辰，当地驻军首领国民党第31集团军司令王仲廉将大鼎作为寿礼，用火车运抵南京。蒋介石将此鼎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1948年5月29日至6月8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故宫博物院在南京联合举办展览，该鼎首次公开展出，蒋介石亲临参观并在鼎前留影，可见此鼎在当时被重视的程度。后来国民党想把此鼎运往台湾，但终因过大过重而放弃。解放后，此鼎藏南京博物院，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成立时，交由历博收藏并展出，现属国家博物馆收藏。 西周时期的大盂鼎是圆鼎中的佼佼者，不仅造型厚重，纹饰精美，而且在鼎内壁有铭文19行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的史实。大意为：康王向盂叙述了周初文王、武王等的立国经验和商王沉湎酒色而亡国的教训，告诫盂应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掌兵戎大事，慎处讼罚，治民保疆土。并赐盂美酒、命服车马及人鬲、庶人、驭等1709人。盂为纪念此事，作青铜鼎两件，一大一小，称大、小盂鼎，小盂鼎已失传，只留下铭文的拓片。 大盂鼎于清道光年间出土，先为岐山豪绅宋金鉴所有，后来被岐山县令周庚胜夺得，辗转运到北京。道光三十年（1850年），宋金鉴上京赴试，得点翰林，他在北京花银三千两，又把大盂鼎买到手，运回岐山。同治年间，宋家家道中落，其后代将此鼎运往西安，以七百两银子转让他人。后转为左宗棠所有。数年后，左宗棠在湖北遭人蜚语，清廷欲问罪，潘祖荫出面疏救，左宗棠才得以解脱。为表感激，左将大盂鼎赠与潘祖荫，此后，此鼎一直为潘祖荫所有。潘祖荫病逝后，其弟将大盂鼎和潘氏收藏的另一件重器大克鼎等运回苏州原籍，供放在大堂之上，作为传家之宝。从此，这两件大鼎历经坎坷，美国人、日本人、国民党要员纷纷欲购此鼎，或以利相诱，或强逼勒索，潘氏后人不畏强暴，终将两鼎安全保护下来。1952年，潘氏后人将两件鼎捐献给国家，文化部特为此颁发了褒奖状。 异形鼎是一种温器，它的容器部分是鼎的形状，但在足部增设了附件，用来盛放炭火，以便在进餐时继续给食物加温。陕西扶风庄白出土的一件西周时期的铜鼎即是这种样式。鼎的上部呈椭方形，下部做成一个方形房屋状（里面放置炭火），正面有门，两扇门扉可以开启，右门上装饰一个受刖刑（砍掉左脚）的奴隶。至于为什么要用被砍掉脚的人把守在这，可能是因为身体残疾，不能从事体力劳动，而被罚做守门人。鼎的底座镂空，可以通气漏灰，其它三面皆有窗。底座的四角装饰鸟嘴怪兽，四个怪兽的独足支撑着器体。这件异形鼎设计精巧，非常实用，说明当的贵族极会享受，过着非常奢华的生活。 二、鬲（音力）。鬲是炊粥器，粥是人类最早熟食的食物之一，在新石器时代，人们用陶鬲煮或稀或干的粥食用，有时里面会掺一些肉或菜。青铜鬲也是从陶鬲发展而来，圆口大腹，有三个袋形足，就像三个奶牛乳房拼合而成。这种造型是为了扩大受热面积，能较快地煮熟食物。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商代铜鬲造型规整，从腹部一直到鬲足都装饰了兽面纹，并且用乳钉做兽目，十分精美。商代晚期以后，鬲更多地成为礼器，样子逐渐变形，纹饰也越来越繁缛。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墓出土的伯矩鬲造型独特，不仅有盖，而且器身的纹饰异常华丽，除夔纹外还装饰了七个牛首，显得别具一格，这显然不是放在火上煮食物的器具，而是礼器或是专门的随葬品。 三、甗（音演）。甗是蒸饭器，最早的陶甗分为上下两部分，上体用以盛米，称为甑（音赠）；下为鬲，用以煮水，中间有带孔的箅，利用水蒸气可将饭蒸熟。后人又把上甑下鬲合为一体，这就是甗。甗的发明在新石器时代，当时用陶甗，这使古人的饮食内容大大改观，干饭代替稀饭成为人们的新宠，黄河流域以食粟（小米）或黍（黄米）为主，长江流域则以稻米为主。到商周时期干饭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食品，《周礼》中列举的贵族食谱“八珍”中，头两珍就是两种饭，一种叫“淳熬”，据考证是稻米肉酱盖浇饭，另一种叫“淳母”，为黍米肉酱盖浇饭。足见米饭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进入青铜时代出现了青铜甗，河南安阳殷墟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甗有好几件，其中有上下一体的连体甗，比如这一件，从上下比例看，头重脚轻，下面的鬲较小，而上面的甑显大，全器只在甑腹上部装饰一圈带扉棱的兽面纹。而同出一墓的上下分体的三联甗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精品。此甗形制较为特殊，下面的三鬲呈方形，相通相联，上有三个圈口，可放置三甑。使用时在鬲中放水，鬲下点火，能同时将三个甑中的饭蒸熟，为后世的一灶数眼炊具的制作打下了基础。三联甗花纹精美，有夔纹、三角纹、云雷纹等，在甑的内壁和两耳下的外壁上分别刻有“妇好”铭文。“妇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之一，甲骨文中有关于她的记载，说她曾领兵出征，英勇善战，为武丁的征伐立下过汗马功劳。 四、铜烤炉。用来烤食物的器具。1983年在广州发现了西汉时期的南越王墓，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青铜器、玉器等。墓中有三件呈方形或长方形的铜烤炉很独特，烤炉四壁都有铺首环，四个角微翘，底凹，有四足，其中一个烤炉的四足还带有轮轴，可滑动。这些烤炉的设计非常到位，四个角微翘，可以防止食物滑落；底凹，便于放炭，烤肉时将肉置于烤叉上进行烧烤。四壁的铺首环便于搬动，特别是带轮轴的烤炉，更便于随意移动。看到这，我们不禁为古人所设计的精致生活所折服，那种“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决不是孔老夫子信口开河，而是贵族生活的总结，通过这些精美的食器我们可以略见一斑。 五、簋（音鬼）。簋是盛放煮熟的黍、粟、稻、粱等饭食的器具。在周代，簋也是重要的礼器，与列鼎配合，在祭祀和宴享时使用。它以偶数的形式出现，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簋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圈足簋、四耳簋、方座簋、四足簋等，但这些只是外观的变化，其主要功能是盛放食物，所以说到底是个像盆一样的容器。陕西临潼出土西周时期的利簋是一件圆形方座两耳簋，在器座和器身上均装饰饕餮文。簋内底部有32字铭文，记载了周武王克商的史实。商朝末年，周武王率领近五万人的军队攻打商朝，在牧野（今河南淇县）大败商军，商纣王兵败自焚而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商朝自此灭亡。关于武王克商的时间一直是史学界研究的一个课题，因为我国古史的确切纪年是从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开始，在此之前的朝代更替时间都是根据有关记载推算出来的。由于个人根据不同，推算也就有不同的结果，仅武王克商的年代就有数十种之多。到底哪个正确谁也说不清。1996年启动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历史学、考古学家和科研人员通过分析研究史料、对相关的古遗址进行碳14测定以及根据天文推算等艰苦细致地考证研究之后，得出武王克商的确切年代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这和利簋铭文的记载正好吻合。利簋铭文说武王克商是在“甲子朝”，也就是甲子这天的上午，而甲子日正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利簋的主人名利，他随武王参战，因立有战功受到奖赏，于是铸造这件青铜器以记功并用来祭祀祖先。利簋不仅见证了历史，而且是已知最早的西周青铜器。 宜侯夨（音则）簋是西周时期另一件铜簋，圈足四耳，在江苏丹徒出土。此簋亦有铭文120余字，记载了周康王册封夨为宜侯的史实。铭文还记述了康王赏赐鬯（音唱）酒（古代一种祭祀用的酒）、铜器、弓箭和土地、山川、奴隶给夨。铜器的主人就是夨，他被封在宜地，即今天的江苏丹徒县一带。西周建立后实行了分封制，据记载曾分封了70多个同姓和异姓的诸侯王，对巩固刚刚建立的西周政权起了一定的作用。宜侯夨簋铭文是关于西周实行分封制的重要实物见证。 酒器 中国酿酒的历史非常悠久，原始社会的先民们就能用野果造酒，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已采用谷物作为酿酒的原料。商周时期农业发展，有足够的粮食作为造酒原料，再加上统治阶级在宴享和祭祀中都少不了美酒，因此酒成为贵族生活中的必需。随之而来的酒器也应有尽有，包括了饮酒器和盛酒器。 一、爵。爵为斟酒或饮酒器，通常的形状是前有流、即倒酒的流槽，后有一个尖锐的尾，中间是杯，杯的一侧有鋬（杯把）；下有三足，在流和口之间还有两个小柱。为什么称做爵，《说文》解释“爵”通“雀”，因为这种杯子形状像鸟，所以称“爵（雀）”。最早的青铜爵出现在夏朝时期，但器壁较薄，表面粗糙，纹饰简单或无纹饰，也很少设柱，说明此时的青铜铸造业尚不发达。商周时期爵的制作不仅多，而且铸造精美。西周时期的康侯爵造型典雅，双柱立于流的折沿处，柱头呈蘑菇状，柱顶装饰旋涡纹；爵腹微鼓，饰饕餮纹；一侧装有兽首鋬，在鋬内铸有铭文“康侯”二字。康侯是周武王的弟弟，后来被封在卫（今河南淇县一带）。爵到后来也作为礼器，祭祀时里面放鬯酒。 二、觚（音孤）。觚是饮酒器，最常见的形状是圆筒喇叭口，束腰，下有圈足。在墓葬中常与爵伴随出土。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铜觚造型柔美，十分符合黄金分割的比例，因此给人感官上的享受。再看它的纹饰，细密精致，在束腰处和圈足上各突起四道扉棱，圈足部位的饕餮纹镂空而成，这些更增加了觚的美感。在安阳殷墟西区出土商代后期的天觚，造型上略显粗壮，但装饰华丽，通体上下饰蕉叶纹和夔纹，突显其庄重和华贵。觚除了圆形之外，还有方形，在河南安阳郭家庄一座商代后期墓葬中共出土十件青铜方觚，均为方盘口和方足，满饰饕餮纹和雷纹。方觚原本就少，一下发现十件更是难得，因此十分珍贵。 《论语？雍也》中说：“觚不觚，觚哉！觚哉！”这是孔子的话，意思是现在的觚（指春秋时期）不像从前的觚了，觚啊，觚啊！孔子对周礼极端崇拜，一生克己复礼，所以他对觚的变化非常不满，才发出这样的感叹。这说明觚在春秋战国时期可能发生不少变化，已和周礼的规定相去甚远了。 三、尊。尊为大中型盛酒器，也是宴享和祭祀时的重要礼器。尊有觚形尊、有肩尊、方尊和兽形尊等不同类型。陕西泾阳高家堡出土的西周卷体夔纹尊即是一件觚形尊，样子很像饮酒的觚，但比觚大得多，高31.5厘米。通体有四道扉棱，除了颈部的蕉叶纹、圈足部位的饕餮纹外，腹部装饰卷体夔纹，这在青铜器纹饰中比较少见，并且此墓中出土的一组青铜器都有卷体夔纹，反映了当时这一地区人们的审美情趣。安徽阜南出土的商代后期的龙虎尊是有肩尊的代表，尊口沿下的鼓腹宽出口沿，形成一个约90o的折线，就像人的肩膀一样，所以叫有肩尊。龙虎尊的肩部装饰三条龙，龙身突起，龙首探出体外；腹部是有三道扉棱，将尊腹划分成三个区域，每区中装饰一个双身虎，虎头探出，其下有一人形，为典型的虎噬人纹饰。双身虎即两只虎身共用一个头，这在美学中称为散点透视，无论你从哪个方向看，都是一只虎在吃人。古人非常熟练地应用了这些装饰艺术，将他们的理念铸造在青铜器中。 四羊方尊堪称是商代青铜尊的典范。这件出土于湖南宁乡的青铜器做工异常精细，通体以细云雷纹为地，其上装饰蕉叶纹、夔纹和兽面纹。在尊的四角用立体圆雕的手法装饰四只卷角羊，羊头突出体外，既有情趣，又增加了立体效果，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 兽形尊是指整个尊的造型就是一个动物，其中较常见的有象尊和牛尊。这件象尊出土于湖南醴陵，通体作一头象的形状，象鼻高举，鼻端装饰一个兽首，上面还趴着一只老虎。鼻子中空，通到象体内，相当于壶嘴，用于倒酒。象背上有一口，原来有盖，但已丢失，相当于壶口，往尊内注酒用。象尊的装饰及其繁缛，象腹饰夔纹，象额上饰蛇纹，象鼻饰麟纹，前足饰虎纹，后足饰饕餮纹，全身满布纹饰，没有一丝空白之处，显示了高超的铸造工艺。牛尊中最著名的是发现于陕西兴平的西汉时期的错金银云纹铜犀尊，其形状是一头犀牛。它出酒的口是巧妙设在牛嘴旁边的一个管状流，与整个器物浑然一体。这件青铜尊造型生动，连犀牛脖子部位的褶皱都被模仿出来，真是惟妙惟肖，且纹饰精致，采用了错金银技术进行装饰。错金银技术出现在春秋时期，其做法是先在青铜器表面依照纹饰的需要刻出细槽，然后把金银丝嵌进去，再打平磨光。经过这样的处理，青铜器显得更加华丽和金碧辉煌。就像我们看到的铜犀尊，全身布满错金银云纹和象征犀牛绒毛的细毛纹，金光闪烁，银光点点，把一件实用器具和工艺品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四、壶。壶也是盛酒器，在历史上从商至汉代或更晚一直都在使用，而且种类繁多，我们选择了几件有代表性的壶来作介绍。1、妇好壶（商），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壶呈椭圆形，有盖，壶身突起四道扉棱，满饰饕餮纹。此壶造型简朴，反映了商代铜壶的风格。2、颂壶（西周）。这是一件扁方壶，壶身两侧有两个兽形耳衔环，腹部四面各装饰一头两身的双身龙，龙头位于腹正中，龙身向左右伸展，作盘旋状。壶内壁有铭文152字，记述了这件器物的主人“颂”受册命的事情。大意是：三年五月甲戌，周王在周康邵宫太室举行册命颂的仪式，宰弘担任傧相，尹氏纪录，史虢生传达王的命令，周王命贵族颂管理成周的商贾，并赏赐他命服、銮旗等物品。西周实行世卿世禄制，职官的任命有一套完整的册命制度，颂壶铭文是关于西周册命仪式较完整的一篇记录。3、蔡侯申方壶（春秋）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此壶方口，圆腹，盖顶呈镂空的莲瓣形，两侧有兽形耳衔环，壶底有四个昂首吐舌的兽形足。壶腹上部饰兽目交连纹，整个腹部装饰十字纹凸带。壶内部有铭文6字，为蔡侯申作器。蔡侯申即蔡昭候，蔡是周初武王弟叔度的封国，后因叔度随武庚反叛，被周公放逐，改封其子蔡仲于此，建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春秋时期蔡常受楚的逼迫，多次迁移，平侯迁新蔡（今河南新蔡），昭侯时又迁州来（今安徽凤台），称下蔡。蔡是小国，处于吴楚之间，既要尊戴周王，还要讨好吴楚，处境艰难，公元前447年终为楚国所灭。蔡虽是小国，但蔡侯墓随葬器物极为丰富，而且做工精致，说明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已相当富有，他们根本不把周王放在眼里。4、嵌红铜狩猎纹壶（春秋），河北唐山贾各庄出土。此壶圆形鼓腹，颈上有两个环形耳。在壶腹部用绳纹间隔出若干区域，每个区域中皆用嵌红铜工艺装饰狩猎纹，内容有逐鸟、斗兕（雌犀牛）等，形象极为生动。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壶喜欢装饰表现日常生活的图像，如宴享、狩猎、征战等，这对研究战国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形象资料。这件铜壶用绳纹隔出图像的表现手法流行于北方地区，因此可能是北方的青铜器。5、乳钉纹铜壶（西汉），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乳钉纹是指铜壶上装饰的一个个圆豆，它们规则地排列在菱形方格的四角，方格里面镶嵌碧琉璃。琉璃即玻璃，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能烧制，但中国的玻璃是钙玻璃，较乳浊，透明度不好；而古代西方制作的是钠玻璃，较清澈透明，这种玻璃在汉以后流传到中国。这件铜壶除嵌琉璃之外，全部纹饰包括乳钉全都鎏金和鎏银。鎏金技术出现在战国时期，相当于今天的镀金，是把金和水银合在一起，制成金汞合剂涂在铜器表面，然后加热使水银蒸发，金就附着在铜器表面而不会脱落。刘胜是西汉时期的中山靖王，为汉武帝的庶兄，他墓中随葬的青铜器多且豪华，反映了当时王侯生活的奢侈。 水器 水器中绝大部分用于盥洗，所以也被叫做盥器，大致可分为接水器、注水器和盛水器等。 一、盘。盘是接水器。商周时期的贵族在宴享前后都要行沃盥礼，就是洗手。《礼记？内则》载：“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受巾。”意思是说在行沃盥礼的时候，年轻的仆人端着接水的盘，年长的仆人捧着装水的器皿，请贵族洗手，洗完后递上擦手的手巾。这不单是贵族摆谱，也反映了当时的人已经知道用流动的水来洗手比在容器中洗手要卫生得多，所以出现了上面倒水下面接水，配套使用的水器。在陕西扶风庄白出土西周时期的史牆盘是盘中精品，此盘为常见的西周样式，圆形，浅浅的腹，有两个附加耳。盘外壁装饰鸟纹等纹饰，盘内底铸铭文18行，共284字。内容分前后两段：前段叙述周王朝诸先王和当朝天子的主要业绩；后段记器主史牆的家族史，称颂先祖和父亲，最后自赞和求福。铭文中提到的先王中，最后一位是周穆王，那么当朝的天子就是周共王，说明此器铸造于周共王时期。这件文物成为西周青铜器断代的标准器，而且为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盘中最大的当属西周时期的虢季子白盘，长137.2厘米、宽86.5厘米、高39.5厘米、重215.3千克。如此大盘用来接水不大可能，应为祭祀用器。此盘作长方形，四曲尺形足。四壁各有两兽首衔环耳，口沿下饰窃曲龙纹，下为波带纹，器形厚重，纹饰精美。盘的主人虢季子白是虢国的公子，排行第四，因此称“季子”，“白”是他的名字。周宣王时期，活动在西北地区的玁狁族经常入侵，于是宣王派虢季子白带兵去打玁狁。在盘底110字的铭文中就记述了这件史实：虢季子白率军对玁狁作战，斩敌首500个，俘虏50人，战后受到周王宴享和赏赐，赏他车马、弓矢和斧钺等，以示嘉勉。虢季子白获此殊荣，铸此盘以为纪念。 铭文基本上是四字韵文，句式工整，富有韵律，不仅是重要的历史文献，还是一首散文诗。其句式和习惯用法与《诗经》中的一些句子类似，因此二者可能是同时代的作品。 虢季子白盘传为清道光年间在陕西宝鸡虢川司发现，西周时，这里是西虢的封地。此盘出土后，被当地农民作为饮马之器，当时有一常州籍县令徐某偶然发现这件大盘，见其花纹可喜，就用几串制钱把盘据为己有。后他离任返乡时把盘带回常州。太平天国时期，护王陈坤书镇守常州，虢季子白盘成为护王府的镇府之宝。1864年4月，淮军将领刘铭传随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攻下常州，进驻护王府。有一天夜晚，他听到有金属撞击声，如鸣玉、如扣钟，铿锵悦耳，时断时续。循声而去，发现是战马吃草时，笼头铁环与“马槽”碰撞发出的声音，再仔细观察马槽，却是一件不寻常的古物，于是派人将其洗刷干净，发现内底还有铭文，更觉惊异，他马上差人把此盘送回合肥老家。刘铭传极为珍视此盘，特建一个精致的亭子，起名“盘亭”，专陈宝物。此后几十年，虢季子白盘一直保存在刘家。 民国时期，政局动荡，觊觎此盘者不计其数，刘家人饱受磨难。抗战爆发，合肥沦陷，日本人也去索取，刘家人只得掘地一丈多深，把盘埋于地下，举家迁徙他乡。后来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派人武力胁迫刘家后人交出此盘，致使刘铭传四世孙刘肃增又远避外地。更有甚者，李品仙的亲信，合肥县长隆武功竟把县政府设于刘家，为了寻宝，隆让人撬开所有地板，掘地三尺，终未得到。 解放后，刘肃增决定将此盘献给国家。1950年1月，虢季子白盘重新出土，在合肥公开展出一段时间后，刘肃增亲自将其护送到北京，先藏于故宫博物院，后归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出土于江苏武进淹城春秋墓中的三轮盘是盘中另类，盘成圆形，在盘底安装了三个轮子，其中一轮被夹在两个柱子之间，柱顶装饰两个作回头状的兽头，十分可爱。盘下的三个轮子均能转，可以像车一样推动。在盘腹外壁装饰几何纹，与南方地区出土的印纹硬陶的纹饰相似，所以颇具地方特色。 二、匜（音夷）。匜是注水器，出现在西周中期，与盘配套，在洗手时注水用。其形状似一个大瓢，下有四足，前有流，用来倒水；后带一鋬（器把）。到战国晚期还流行平底匜。河南陕县出土的青铜匜是较为典型的春秋时期的器物，其流为一个上翘的槽状，鋬作兽首形，且兽嘴衔住匜的口沿。口沿和四足部位装饰竊曲纹，腹部饰瓦文。整个器形典雅古朴，反映出这一时期匜的特点。河南陕县后川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针刻纹匜是一件平底匜，且无铸造纹饰，上面的纹饰全部用阴线刻完成。在流的部位刻三尾鱼，一鱼头向内，二鱼头向外；腹部内壁刻楼阁人物和宴饮场面，每个人物只有2厘米高，均为侧面立像，但清晰生动，表现出很高的绘画技巧。上面的阴线纹饰是用针刻成的，所以称为针刻纹。河北唐山贾各庄出土的战国早期鸟形铜匜是一件较为特殊的匜，因为下有三高足，很多学者把它归为鼎的行列，还有的叫它匜鼎。细观这件铜器，它的流作成鸟头状，不倒水的时候鸟嘴是关闭的，但是一旦倾倒，鸟嘴的上半片就会开启，水就从鸟嘴中流出。设计之巧妙，不能不让人折服。再看它的鋬，也作成一只回头的鸟状，这在匜中非常少见，一般匜的鋬均为兽首形。从此器的设计和功能上看，前有流，后有鋬，分明是一件注水器，因此称作匜比较合适。 三、鉴。鉴是盛水器，《说文》中说：“鉴，大盆也。”在铜镜出现之前，古人常用这样的器皿盛水照容貌，后来就称其为鉴，有“借鉴”之意。青铜器铭文中写作“监”，通“鉴”。当时通常是用匜从鉴中舀水，再将水倒在洗手人的手上，下面承以接水的盘。鉴还有一种用途是沐浴，《庄子？则阳》中有“灵公有妻三人，同鉴而浴”的记载。鉴的常见形状是圆形大口，平底，有双耳。传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的吴王夫差鉴形体巨大，高44、8厘米，口径76、5厘米。鉴身装饰蟠虺（音悔）纹，即一种卷曲的小蛇，非常细密。鉴外壁有四个立虎形耳，其中两个相对的虎耳衔环。鉴内壁有铭文2行12字，为“吴王夫差择厥吉金，自作御监”。吴王夫差在历史上颇有名，他于公元前495年继他父亲吴王阖闾之位当上吴国国君，此时的他踌躇满志，欲称霸中原。在打败越国后，他将越王勾践当作人质押在吴国。勾践不忘耻辱，卧薪尝胆，经过十年的恢复和发展，最后在公元前473年一举灭掉吴国，夫差自尽。此鉴在晋国的领地出土，应该是当时吴晋交好，吴亡后吴人携器奔晋之故。 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铜冰鉴较为特殊，是一件方形双层器皿。外层是鉴，鉴中套壶，用来盛酒。方壶置于方鉴内，鉴有镂空盖，盖身正中有方形孔，正好套住方壶口，方壶亦有盖，上带四环形钮。在鉴的腹部和四角有八个龙形耳，四足作兽形，鉴外部和口沿均饰以镂雕或浮雕的勾连云纹和蟠螭纹。冰鉴在使用时壶内装酒，鉴内放冰块，可降温和保鲜，该鉴出土时附一长柄铜勺，是舀酒的工具。故此鉴是一件酒器。中国古代很早就开始冬天储冰作为夏天降温和保鲜之用，《诗经？豳风？七月》中有“凿冰冲冲”、“纳于凌阴（地窖）”的诗句，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储藏天然冰块以供冷藏的文字记录。铜冰鉴的发现证明当时的确能够将冬天储藏的冰块用于生活当中，这不能不赞叹古人的智慧和贵族所追求的生活品质。 此鉴系用失蜡法铸造。失蜡法也称镕模铸造法，是用蜡作内模，浇铸铜液后蜡模自行化掉，从排孔排出，因此叫“失蜡”法。用此法铸造的铜器花纹细腻华丽，异常精美。我国约在春秋时期就已使用此技术，比欧洲早了大约一千多年。 乐器 乐器在古代社会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祭祀、宴飨和征战都离不开音乐，因此青铜乐器在考古中也是发现较多的器物，使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贵族过着怎样一种“钟鸣鼎食”的生活。青铜乐器主要有铙、钟、镈等。 一、铙（音挠）。铙是我国最早使用的青铜打击乐器之一，又叫钲或执钟，流行于商代中晚期。铙的形体似铃，但比铃大，敲击时口向上。铙最早在军中使用，《说文》中说：“军法，卒长执铙。”《周礼？地官？鼓人》又说：“以金铙止鼓。”意思是退军时用铙来指示停止击鼓。军旅之外，铙也用于祭祀和宴乐，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五枚一组的铙，五铙纹饰相同，依次减小，能敲击出不同的音阶，说明这是用来演奏的。此时在我国南方一些越族人居住的地区还流行一种大铙，形体高大厚重，一般单独使用，敲击时声音洪亮。江西新干大洋州出土商代雷纹铜铙制作精美，铙身两面各有两个巨大乳钉，就像两个大眼睛，下面陪衬钩连雷纹，这在铙的装饰上绝无仅有，十分独特。 二、钟。钟也是打击乐器，从铙演变而来，不同的是敲击时口在下，主要流行于西周和东周时期。钟需要悬挂起来敲击，故都设有供悬挂的装置，又因悬挂的方式不同，钟分为甬钟和钮钟。甬钟的甬指的是钟上面的长柄，一般在甬的下部靠近钟体的部位铸有长方钮，用来悬挂。因为只能挂在长柄下端的一侧，所以甬钟挂在钟架上是倾斜的。钮钟通常没有长柄，而是在钟体上面直接铸一个长方钮，这样悬挂在钟架上的钟是垂直的。 不管是甬钟还是钮钟，只是钟钮不同，其它形制都一样，都有鼓和枚。鼓是钟下部靠近边缘的上方，奏乐时敲击的部位就在这里，一般都可以敲出两个音，一个在鼓的中心位置，另一个临近中心位置。所谓枚就是钟表面突出的像乳钉一样的东西，它不仅仅是装饰，最重要的是在敲钟时起阻尼作用。何为阻尼作用？我们知道钟在敲击时，由于震动很大，会发出嗡鸣，影响音乐效果，有枚存在，就会使振动系统受到阻碍，造成能量损失而使振动迅速减小，这样人们欣赏到的就是悦耳的音频。在钟上铸造数量众多的“枚”，表现了古人对音响的深入探索。 把钟组合起来成为编钟，在西周时期已出现，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铜编钟是陕西长安普渡村出土的长囟编钟，一组三枚，为西周穆王时期的贵族长囟制作。三钟均为甬钟，纹饰很少，但制作很精良。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出土的编钟一组十三枚，全部是钮钟。实测证明这十三枚钟共有22个音频，增加了许多半音音程，所以音律准确，声音悠扬。1970年我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卫星上面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就是由这套编钟演奏的。考古中发现数量最多的是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铜编钟。全套编钟共65件（包括楚惠王熊章在公元前433年赠送的一件镈钟），分三层八组悬挂在曲尺形的铜、木结构钟架上。每枚钟均能奏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全套编钟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全，可以旋宫转调。此外，整套编钟上还有铭文3755字，记载了诸如音名、阶名、八度组、各诸侯国律名对应关系等方面的乐律理论。曾侯乙编钟是我国考古史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集中体现了当时音乐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曾侯乙是战国时期曾国的国君，为楚国的附属国，在史籍中记载很少。但就是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国国君的墓中却出土了数量惊人的青铜器、玉器、漆器，这一方面说明当时此地的富庶，同时也反映了贵族所追求的极端奢华的生活，任你再怎样发挥想象都不会过分。 三、镈。镈也叫镈钟，是大型单个打击乐器，一般在宴享或祭祀时与编钟、编磬同用，但它是用来指挥乐队的节奏性乐器。镈的形制与钮钟相同，但形体巨大，如上文提到的曾侯乙墓出土的那件楚王熊章赠给曾侯乙的大镈钟，高92、5厘米，足见气势宏大，而且纹饰优美，铸造精良。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中期墓葬出土的龙纹镈钟，因钟体装饰龙纹而得名。最突出的是钟身上的四条脊，采用勾连的动物造型，两侧的脊为倒置的双虎，前后两脊由一龙一凤构成。钟钮部位装饰一对相向的凤鸟，头冠相连形成钟钮。此镈钟装饰繁复，给人以玲珑剔透的感觉，表现了西周时期的审美情趣。 其它生活用具 古代用青铜制成的生活用具还有很多，诸如铜镜、灯具、熏炉等。 一、铜镜。铜镜多为圆形，也有方镜，正面磨砺光滑，用来照面；背面装饰精美的花纹，中间有钮，可以穿绳挂系。中国铜镜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出土于青海贵南尕马台的七角星纹镜属于齐家文化时期，为我国发现最早的铜镜。由于镜背面的钮破损，因此使用者在镜上方穿了两个洞，用来穿绳悬挂。此镜的纹饰十分简单，只用三角纹构成了七角星的图案，并以斜线作衬底。这与陶器上面的纹饰十分相像，说明此时铜器借鉴了陶器的纹饰。 铜镜发展到战国时期，数量大增，装饰精美，且不单是铜镜，还包括其它青铜用具都有了长足发展。这是因为社会的进步，人们更注重与生活有关的器物的制作，而那些祭祀用的重器少了许多。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战国时期的勇士斗兽纹铜镜，刻划了两个勇猛的武士左手持盾，右手握剑，正与两豹搏斗的情景：豹子似乎就要扑过来，武士也正在寻找下手的机会。虽然只是一个静止画面，但将一场搏斗表现得栩栩如生，这反映了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准确把握。出土于广州南越王墓的西汉六山纹铜镜以钮座为中心，四周均匀分布六个“山”字，衬底为细密的云纹和叶纹。“山”字镜流行于战国时期，有三山、四山、五山镜等，但六山镜极为少见，此镜和一件战国时期的六山镜极为相似，是山字镜中的佼佼者。 许多青铜器例如炊具、餐饮具到东汉以后就被铁器、瓷器、漆器等取代，但铜镜不同，直到宋元以后，铸镜业才逐渐衰退。唐朝时期的铜镜仍是贵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品。唐代出现了新的铜镜装饰工艺，叫螺钿镶嵌。即先将螺钿贝壳制成花鸟人物薄片，再用生漆粘在铜镜的背面，构成美丽的画面。河南洛阳唐墓出土的高士宴乐纹嵌螺钿铜镜，就采用了螺钿镶嵌技术，画面中两个男人一人在喝酒，一人在演奏乐器，不远处站着一个女侍者。其它还有树木、花草、禽鸟等。画面中的螺钿雕刻得极为细腻，再加上螺钿特有的晶莹光亮，使铜镜更显华贵，表现了唐代的艺术风格。 二、灯具。虽然灯在人们的生活中不可缺少，但是青铜灯在中国古代出现较晚，直到战国中期才出现，在此之前多为陶灯。青铜灯出现之后迅速发展，种类繁多，其中不乏艺术造型灯，如人形、禽鸟形、兽形、树形等。山东诸城葛埠口村出土的战国人形铜灯，为一个站在蟠龙之上的短打扮的武士双手擎灯造型，灯做成树枝状，灯盏下面有字母榫口与灯柱相接，可以拆卸下灯盏清洗。出土于山西朔县照十八庄的西汉铜雁鱼灯更是设计精巧，此灯做成一只回头的大雁形，雁身布满彩绘纹饰；雁嘴叼一条鱼，鱼身罩住灯罩，下有灯盘。鱼身、雁颈和雁体中空相通，油烟可从雁体排出；灯盘可以转动，灯罩能够开合，可随意调整灯光照射的角度。最可贵的是各部分都能拆下来清洗，有很高的技术含量。这是一件将实用器具和艺术品完美结合的作品，表现出古代工匠超凡的聪明才智。 西汉铜灯中最豪华的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出土的长信宫灯。此灯通体鎏金，作宫女跪坐持灯形，身着汉服的美丽宫女头梳髻，发顶戴巾帼，双膝着地，左手托灯，右臂高举持灯。举起的袖口和灯顶衔接，并与身体相通，宫女身体中空，无底，烟炱可从体内排出。与雁鱼灯相似，灯盘、灯罩可转动开合，并连同宫女的右臂一起均可以拆开清洗。灯上有铭文九处，其中“阳信家”字样就有六处，还有“长信”等字样。这些铭文表明此灯最初的主人是阳信长公主，她是汉武帝的姐姐，后来公主可能把灯当作礼物送给了自己的祖母窦太后，窦太后居住在长信宫，因此又刻上“长信”铭文。为什么在窦绾墓出土？窦太后也是中山靖王刘胜的祖母，又是刘胜妻子窦绾娘家的长辈，所以将灯送给窦绾就不足为奇了。长信宫灯造型优美，设计巧妙，是罕见的汉代宫廷用品，亦是珍贵的艺术品。 三、熏炉。熏炉是古代用来焚香的器具。我国使用香料的历史十分悠久，古代典籍中就有许多有关香料的记载，如陈香、檀香、丁香等，说明我国的香料资源很丰富。自汉唐以后，由域外传入的香料日渐增多，有苏合香、乳香等，丰富了香料的品种。人们最早是直接把香料放在衣服中或挂在屋内，让其自然挥发。到汉代已使用火焚，就是靠温度把芳香蒸发到空气中，以此净化室内空气，消除异味。既然要焚香，就必须有焚香的工具，熏炉应运而生。目前发现的铜熏炉都是汉以后的，西汉时期流行的“博山炉”，是典型的熏香器具。博山炉的造型为一座山形，以子母口相接分成上下两半，上半山体均有镂空的孔，以便让香气溢出，上面装饰人物、动物及花鸟。为什么叫“博山炉”？博山是汉朝人崇尚的海中仙山，据说神仙都住在那里，汉人慕仙，所以将熏炉制成仙山的样子，自铭为“博山炉”。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异常精美，炉体上部的多层山峦高低起伏，山峦间神兽出没，虎豹奔走；猎人肩扛弓弩，或在追逐野猪，或在山间巡视。此炉通体错金，纹饰极其细腻，有的错金线条细如毫发，表现了高超的工艺水平。陕西兴平西汉茂陵出土的竹节熏炉也是博山炉的形式，但有一个高柄托起炉体，柄下有圈足。炉高58厘米，可直接放置在室内地上。其柄做成竹节的形状，在顶端装饰三条龙，直达炉身。此炉整体鎏金银，在炉上有铭文35字，可知此炉名叫“金黄涂竹节熏炉”，为内宫所造，是御用之物。茂陵是汉武帝的陵墓，这件金碧辉煌的熏炉即在茂陵陵区出土，它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帝王家的豪华。 除博山炉外，此时也有不同款式的熏炉。广州南越王墓出土11件铜熏炉，均呈方形，分为单体和连体两种。单体炉即为一个独立的熏香器，炉身和器盖镂空呈“V”字形。连体炉呈四炉连体形，共用一个盖，镂空纹饰与单体炉稍有不同。为何做成四个空间？可能放置不同的香料。这些熏炉在出土的时候，有的是和乐器、酒器放在一起，这说明南越王宴乐的同时还要熏香，所谓“罗屏绣幕围香风”，是贵族追求的奢华生活之一。 中国古代青铜器像大海一样博大精深，我们欣赏到的只是其中的一、二朵浪花。虽然青铜器在古代被统治者及贵族占有和享用，但它是劳动者所创造，是古代劳动人民聪明和才智的结晶。尽管被古人称做“吉金”的青铜器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可它身上散发的人文智慧之光永远不会熄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