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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卢沟运筏图》一直被学术界视作元代风俗画，描绘的是元朝初年营建大都城时通过卢沟桥运输建筑木料的场景。本文对这幅画的时代与内容重新进行了研究，认为画中描绘的实际上是明初于卢沟桥设立竹木抽分局之后的商业景观，画作者是明代前期某位宫廷画家；此画的绘制可能与1444年太监阮安主持的卢沟桥重修工程有关。 【关键词】《卢沟运筏图》 卢沟桥 竹木抽分局 太监阮安 宫廷画家 《卢沟运筏图》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一直以来都被视作元代佚名画家的精彩之作。画中有顺流而下漂运木筏的景象，因此，最初被定名为“元人运筏图”。1962 年，罗哲文对这幅画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从古建筑的角度，考察出画面中央的石拱桥正是北京西南的卢沟桥，而画面上部的山脉，就是卢沟桥北面的西山。确定了画中景物之后，他进一步将漂运木筏的场景与元代初年大都城的修建联系起来，认为画中描绘的是元初修建大都城时，从西山砍伐木材，以木筏的形式沿着卢沟河运送至卢沟桥，再转陆路运至大都城里的场面。这一观点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画的名称也因此重订为《卢沟运筏图》或《卢沟桥运筏图》。这之后，余辉在对元代宫廷绘画的研究中判断，此画的作者应该是一位元代早期的宫廷画家。美国学者乔逊（Jonathan Hay）进而认为，此画可能是元代前期宫廷画家何澄（1223-1312 后）所主持的绘画作坊的产物。 罗哲文对画中石桥即为卢沟桥的观察非常有说服力。不过，此画是否为营建元大都而从西山伐木的纪实之作？似乎没有学者对此提出过怀疑。要回答这个问题，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检视一下元大都营建所需木材的运输方式与运输路线。元大都的营建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从至元四年（1267 年）正月开始兴建宫城，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最终修好，前后持续24 年。许多建筑木材的确出自大都西面的西山，《元史·世祖本纪》中记载得很清楚： 至元三年（1266年） 十二月凿金口，导卢沟水以漕西山木石。 所谓“凿金口”，指的是根据元初水利专家郭守敬（1231-1316）的动议，恢复金朝时修建的金口河。金口河建于金世宗大定十一年（1171 年），从位于石景山的金口开渠，导入卢沟河水，一直往东汇入通州运河，有利于补充运河的水量，便于漕运。由于水流过急以及泥沙淤积，不久即废止，但水道依然存在，还继续发挥灌溉作用。1266 年郭守敬主持重开金口河，采取了一些措施，因此成功运营了32 年。到大德二年（1298 年），由于卢沟河发大水，水势过猛，不得不在金口设闸，再次关闭金口河。其后在元末至正二年（1342 年），朝廷再次重开金口，修建金口新河，但很快便以失败告终。从金口河的开凿史可以看出，1266 年为运送西山木石而重开的金口河，路线与金朝的金口河大致相同，在卢沟桥北面约20 公里的石景山麻峪村引出卢沟河水，向东穿越大都城南，一直至通州。也就是说，西山采伐的木材与石料可以顺着金口河一直用船运到大都城里。根据侯仁之的看法，西山的木石甚至可以直接漕运到大都城内宫城旁的琼华岛下，根本不需要在卢沟桥转陆路，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这也就是为何在元人眼里，郭守敬的杰出贡献之一就是“决金口以下西山之筏，而京师材用是饶”。 既然修建大都城时从西山采伐的木石并不经过卢沟桥，也就可以判断，画中在卢沟桥上岸的木筏并非朝廷从西山砍伐的建筑木料，与修建元大都无关。如果画中的木筏运输不是出自元朝政府的行为，那它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明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北京城同样经过了一次与元大都类似的大规模修建过程，画面描绘的会不会是明朝时修建北京城的景象？ 明朝的北京，金口河早已废置，如果从西边运送木料，只能到卢沟桥上岸转陆路。明朝的国家建设所用木材主要出自四川、贵州、湖广、江西、浙江、山西。卢沟河源自山西太原，所以如果从山西采木，确实可以从卢沟河上游的桑干河顺卢沟河运至卢沟桥入城。宣德年间还有政府从卢沟河上游的山西、河北等地采伐林木，顺卢沟河运至卢沟桥囤积备用的记载，似乎可以与画中景象对应。不过，由于建设宫殿城池需要十分巨大的木料，所以政府采木以大木为主，所谓大木，直径都在数米，所编成的运输木筏规模非常宏大，一般以80 根大木为一筏，配备水手10人，运夫40人。根据明代嘉靖年间工部官员龚辉的记载，从四川采伐的木材编成的木筏每筏由604 根木头组成，更是宏伟。而《卢沟运筏图》中的木筏，尺寸很小。一般来说，木筏都是扎成多层，画家只能画出露在水面的最上层，这一层，画中木筏不超过9 根，筏上只能有一名水手。这种小尺寸的木筏，与政府采运的木料相去甚远。 让我们换一个思考的角度。从画面的布局来看，卢沟桥处于画面中央，画家的兴趣在于桥两岸繁华的酒楼、茶肆、旅店等等。两岸的房屋绝大多数都插着招幌，即便是远处隐藏在雾气中的一片建筑物，招幌也隐约可见。简而言之，这是以卢沟桥为中心的“商贸圈”。运筏只是画面表现的一种活动，这里还有运米面的骡车，运粮食的独轮车，有招徕客人住店的小二，有给客人喂马的伙计，有端茶送菜的跑堂等等。卢沟桥虽然在1192 年建成后一直是进出北京的交通要道，金、元时代来往的商旅已经很多，但直到明朝建立之后，永乐皇帝大规模修建宫殿，迁都北京，卢沟桥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才有了显著的上升，如此繁荣的商贸景象才能出现。 作为京城的咽喉，永乐皇帝定都北京之后，在卢沟桥正式设立了国家税务机关。由于地处水陆交汇的要道，卢沟桥成为京城一处重要的“海关”，开始对来往车船货物征收赋税。明朝的商税有许多种，大体来说，一种是贸易税，也即营业税，征之于住商。一种是过税，也即关税，征之于行商。在关税中，有一种是竹木税，征收各种竹木柴薪的税，不用现金，而是从商人的竹木货物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实物作为税，囤积起来服务于政府的建筑工程或是用作宫廷的燃料。 征收竹木税的部门名为“抽分竹木局”。抽分竹木税并不是明代的首创，元代已经在全国水陆要津设立了十处“抽分场提领所”，均在南方。至明代，竹木税的征收更为制度化。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朱元璋在当时的京城南京设立两处抽分竹木局，分别是龙江与大胜港。因为竹木通常都要用船或筏运输，所以竹木局都设立在港口或桥梁所在之处。永乐六年（1408 年），即宣布迁都的第二年，永乐皇帝在开始营建的新都城北京也设立了五处抽分竹木局： 永乐六年，设通州、白河、卢沟、通积、广积抽分五局，十三年（1415年）令照例抽分。 京城这五处抽分竹木局，卢沟桥局与通州局大于另三局，而又以卢沟桥规模最大。在隆庆五年（1571 年）裁员之前，配备有大使1 人、副使1 人、攒典2 人、巡军32 人。而通州局有大使，但没有设副使，巡军30 人，比卢沟桥少2 人；至于通积局、广积局和白河局，更是只有副使，不设大使和攒典，巡军14 人，不及卢沟桥局的一半。由于成为过往商贸的重地，政府还在这里设立了安全部门“卢沟桥巡检司”。这都表明，卢沟桥局是京城最重要的竹木局。根据弘治七年（1494年）九月壬寅孝宗皇帝收到的工部奏折，自永乐以来，工部所用的竹木材绝大部分都是从卢沟桥客商所贩卖的木筏中抽取。奏折中称，由于最近兵部出于国家防御的考虑，禁止砍伐西部边境的森林，使得商人无竹木可贩，导致卢沟河再无一条木筏，因此请求放松非军事重地的砍伐禁令，以便商人有货物可以贩卖，而国家也有竹木可以抽取。 竹木商人所采集的竹木材，自然不能像国家采办的那么巨大，而多是中小型木材，他们编成的木筏，规模也小很多。根据明代南方另一处重要的“海关”芜湖抽分厂的统计数据，竹木商人所贩的木材，譬如楠木，一般是按每根直径1.2尺算，约合38 厘米。这一尺寸与《卢沟运筏图》中木筏给观者的视觉感受正相吻合。 可见，画中的木筏，并非政府采伐的建筑材料，而是自由贸易的商业物品，是木材商人运筏至卢沟桥抽分竹木局等待通关与抽税的货物。抽取竹木税的程序大致如下：凡是贩卖竹木的商人，大都用木筏将各种竹木材运至抽分竹木局下设的各个抽分厂。他们需要把自己的所有货物做一份详细的清单上报抽分局官员，包括竹木材的种类、数量、尺寸、厚薄。抽分局官员进行核对之后，再按照这些数据来抽税，发给木材商小票为凭证。种类不同，税额不同。作为国家林业税收，抽分竹木局的抽税对象除了建筑用的各种木材、竹材以及竹木半成品（如竹扫帚、车轴）之外，有相当一部分是作为燃料的各种柴薪，对这些柴薪的抽分是为满足政府与宫廷的燃料需求。洪武年间所规定的抽分竹木有32 种，其中有8 种是燃料（包括木炭、煤炭）。永乐年间抽税竹木增至51 种，其中有21 种是燃料。这些木柴、茅草和煤炭，往往不是商人所贩卖，而是普通百姓所采集，也是抽分的重要项目。在京城五处抽分竹木局中，白河局由于并非商旅集散重地，因此所抽分的多是这类百姓采集的“细民柴炭”；而作为最重要的竹木抽分局，卢沟桥在大宗的商业木筏之外，同样抽分这类“小民驼载石灰、煤砟、柴草等项货卖”。那么，在《卢沟运筏图》中，他们在哪里？ 在远景卢沟桥北登岸的木筏旁，有3人背负柴薪、2 人肩挑柴薪，正往卢沟桥方向走。他们所背负的柴薪从何处而来？观者的目光沿着卢沟河堤岸继续探向远处，会在画面左上角看到远景的一道山谷，山谷最远处也有3 位背负柴薪的人，正从山坳转出，无疑暗示的是在西山采集木柴的细民百姓。他们前面是一列驴队，正在下山，有的已经出山，正往卢沟桥方向行进，这些驴队是驮运货物的运输工具，驴背上驮载有横长的口袋。在传统的绘画图像中，驴队是长途跋涉、翻山越岭的商旅的象征。不过，在画面中，驴队似乎不是远方而来的商队，更可能是驮载着从西山所采集的柴草、木炭、石灰等物，准备在卢沟桥抽分的运输队。我们看到，驴队最后伴随着的是3 位背柴百姓，而在山谷下方，即将转过山坳走出西山的驴队前，也有一位背负柴薪的人。这或许就是画家对这些驴队性质所作的暗示。 不论这些驴队是远来的商旅，还是采集西山木植的运输工具，它们都需要在卢沟桥通关交税，然后才能进入京城。除了抽分竹木局，卢沟桥还有专门征收商业杂税的税务所“宣课司”。元代已经设立有十路宣课司，但在卢沟桥设立“宣课司”，最早是在明代，具体时间没有明文记载，可能是在宣德年间。明代的北京城，一共有四处宣课司，分别是正阳门外、正阳门、张家湾、卢沟桥。明代的宣课司所征收的主要是过往货物的关税和流动货摊、固定店铺的营业税。《卢沟运筏图》中那些酒肆、茶楼，自然是征税的对象，而画中频频出现的货车更是商税的来源。画中分别出现了过桥的骡车、桥右岸的独轮驴车以及远景中往卢沟桥方向驰来的牛车，所拉载的都是长条形的口袋。其它还有8 辆人力运载的独轮车，所拉大口袋可能是粮食，他们都是卢沟桥宣课司的征税对象。晚明谢肇淛（1567-1624）在感慨明代商税过重时，甚至将卢沟桥的商税征收与明代几个重要的钞关并列起来：“国家于临安、浒墅、淮安、临清、芦沟、崇文门，各设有榷关曹郎，而各省之税课司经过者，必抽取焉。” 卢沟桥抽分竹木局、卢沟桥宣课司，再加上卢沟桥巡检司，共同构成了明代卢沟桥的商业景观。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卢沟运筏图》，便会有新的眼光。热闹的画面，并非13 世纪后半期元大都建设工程的纪实表现，而是明朝建立之后，在卢沟桥税务部门监管之下卢沟桥两畔繁盛的商业活动的反映。卢沟河里由圆木扎成的木筏，并非是由政府砍伐、将送往元大都各个建设工地的木材，而是由商人贩运而来，将要运至京城或转运至别处牟取利益的商品。 作为卢沟桥商业圈的图画反映，这幅画的年代值得进一步考察。卢沟桥抽分竹木局于永乐六年（1408 年）建立，十三年（1415 年）开始正常运行。那么，画中所描绘的筏运木材至卢沟桥等待抽分的景象，应该是在明代初年卢沟桥建立抽分竹木局之后才能出现的，不会早于1415 年。 传统观点之所以判断画作的时代为元朝，最重要的证据是画中出现了身穿元人服装，头戴元人笠帽的形象。画中正在桥上护送马车通过的四位男子，头上所戴均是圆顶的笠帽，形状像一个带宽边的钢盔。这种帽子是元代男子常见的服饰。画幅其它地方，还可以找到若干位戴笠帽的男士。出现了元人的装束，表明画的年代不可能早于元代。但是，是否一定就是元代？其实，在明朝，元人的服饰依然在使用。譬如，明朝的皇帝休闲时常常戴着元式的笠帽，图像可见故宫所藏《明宣宗行乐图》以及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明宪宗元宵行乐图》、《明宪宗调禽图》等。此外，在明代的寺观壁画、水陆画、版画图像中，身穿元人服装、头戴元式笠帽的形象时常可见。譬如山西宝宁寺明代前期的水陆画，其中描绘各种行业人物的画面中就有不少戴元式笠帽的人。四川宦官魏本（1445-1510）的墓葬中，随葬有很多头戴元式笠帽的瓷俑。一直到明代后期，元式的笠帽在绘画图像中依然可见。在辽宁省博物馆所藏传为仇英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元式装扮的骑手。在仇英画中还会发现一所鞋帽店，广告牌上写着“纱帽京靴不误主雇”。背后的货架上，是各种纱帽与官靴，其中就有两顶元式的笠帽，有一顶还带着红缨，式样与《卢沟运筏图》带红缨的元式笠帽十分接近。 《卢沟运筏图》中店铺门前飘扬的招幌，也可以作为判断画作时代的线索。画中所有的招幌都是一种式样：用竹竿斜斜挑起，插在门首。幌子为浅色细长条，只是尾端颜色不同，并且分叉，呈鱼尾形。有学者在将此画作为元代绘画的基础之上，推论画中的招幌是元代商业招幌的代表。然而求诸可靠的图像资料，在宋代、金代、元代的绘画图像中，店铺门前的幌子大都是长方形，尾端也没有鱼尾。至明代，却可以看到许多细长条形的鱼尾幌。例子很多，譬如仇英款《清明上河图》中就可以看到一个酒店，门前竹竿挑起“应时美酒”的细长鱼尾幌。明代众多的《货郎图》中，货郎伞盖下挂着的各种小广告幌也是这种式样。更早的例子是正统元年（1436 年）出版的童蒙识字读物《新编对相四言》中“酒店”的图例，所插的招幌就是长条鱼尾形，可见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 由以上证据与线索来看，《卢沟运筏图》出自明代画家之手，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判断。进一步的问题是，这幅画会是明代什么时间段的作品？画家为什么要创作这样一幅画？ 从画中对卢沟桥相对精确的描绘来看，画家对于卢沟桥应该有相当的了解。画面中对于卢沟桥两岸商业活动的描绘虽然是想象性的，但却是建立在对卢沟桥抽分竹木局、宣课司等税务机构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基础之上。这位既熟悉卢沟桥的建筑样式，也熟悉卢沟桥在国家经济制度中地位的画家，很可能是一位服务于宫廷或政府的画家。从绘画手法来看，《卢沟运筏图》与明代前期宫廷画家的绘画确实可以找到很多近似之处。对比一下活动在宣德、正统、成化年间的宫廷画家李在的《山庄高逸图》，画面的茅舍、树木的画法，远处山坳中树林的虚实处理，与之都有相似之处。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李相《东篱秋色图》，被认为是与戴进（1388-1462）、李在时代接近的浙派或宫廷画家作品。画中谨细的画法，尤其是屋舍的建筑形式与描绘手法，与《卢沟运筏图》非常接近。因此，似乎可以将《卢沟运筏图》的创作年代划定在15 世纪中后期。 在绘画与诗歌表现中，卢沟桥一直与“燕京八景”中“卢沟晓月”联系在一起，是北京一处重要的文化景观。存世的王绂《北京八景图》以及文献中记载的以卢沟桥为名的绘画，都是以“卢沟晓月”或这一文化景观所衍生的送别情感为主题。可是《卢沟运筏图》却无法放进这一模式之中。画这样一幅画，画家意图何在？ 画中的卢沟桥，呈现的不是晓月映照之下清冷的送别诗意，而是光天化日之下繁华的世俗贸易。大约在李在活动的正统年间，卢沟桥抽分竹木局开始超过京城其它4 局，成为最重要的抽分局。正统九年（1444 年），在一位大使、一位副使的建制上，卢沟桥添设副使2 人，规模超过其它4 局。这应该是因为卢沟桥抽分局事务相对其它4 个抽分局要更为繁忙，其直接的原因，是正统九年（1444 年）卢沟桥进行了自建成以来第一次大规模重修。重修在工部与内官监组织下进行，主持人是内官监太监阮安。阮安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太监，永乐迁都北京后所未完成的宫殿、城门和官僚办公机构的营建，大部分是在他主持下进行的。除了宫殿营造，阮安的另一强项是修堤治水，当时京城主要河流的堤岸以及桥梁的修建，几乎都是由他来主持。重修卢沟桥的计划最初就始于治理卢沟河。卢沟河水势凶猛，卢沟桥附近的狼窝口河堤常常溃决，淹没百姓的房屋田舍，威胁北京城的安全。正统元年（1436 年）冬天到二年（1437 年）夏天，在阮安与工部尚书吴中的主持之下，由工部左侍郎李庸修筑固安堤。不过，固安堤的修建虽然暂时解决了狼窝口水患，但其不远处的卢沟桥却已经“颓毁日甚，车舆步骑多颠覆坠溺”。因此，正统九年（1444 年）三月，在北京各处宫殿和官僚机构营建完成之后，阮安的工作重点转到京城各处桥梁的修建上。他亲赴卢沟桥调研，并获得明英宗的准许重修卢沟桥。重修工程从三月十六日起至四月十八日完成。主要工作是清理和加固桥身的11 个拱券，修理桥面和两旁的护栏，此外还疏浚了桥北的河道。这次重修卢沟桥，效率极高，耗费极少。竣工两个月后，国子监祭酒李时勉（1374-1450）写下《修造卢沟桥记》以志纪念。李时勉可能没有亲赴卢沟桥修造工地现场，这篇记文是受阮安请托所作，来自于后者所提供的资料。除了口头的语言描述，阮安提供给李时勉的材料中最重要的，是一幅描绘这次卢沟桥重修工程的绘画： 公尝图其迹以示予曰：“是工虽小，然有以见国家之于政，由内以及外，先其所急，而后其所缓，有如此也。” 后之人有不知公者，观于斯图，则其所为之大者可从而推也，是故不可以不记。 阮安出示给李时勉的这幅画是在重修工程竣工不久后所画，画家自然不是阮安本人，而应是一位服务于宫廷的画家。阮安所属的“内官监”，负责宫廷的建筑营缮、典礼布置、节庆焰火等，与负责宫廷家具与器皿制造的“御用监”关系密切。明代宫廷画家，主要就分布在御用监中的武英殿、仁智殿等处。此外，“司礼监”下属有“文华殿”画士，也是宫廷画家的主要集中地。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都是明代内廷“十二监”之一，相互之间往来很有可能。作为内官监负责人之一，深受皇帝赏识的阮安完全可能让一位宫廷画家为自己画一幅纪念绘画。 李时勉在记文中没有为我们描述画面。我们可以设想，要表现重修卢沟桥的功绩，除了可以画热火朝天的工地景象，还可以画重修之后卢沟桥焕然一新的面貌。阮安的画选择的是哪一种？ 李时勉记文中对于卢沟桥的描述，有可能是对阮安这幅纪念性绘画的发挥。我们可以在《卢沟运筏图》与李时勉的描述中看到相似的场景。记文开头，李时勉叙述了重修卢沟桥的缘起，接着，他描写了经阮安整修一新的卢沟桥，着重于桥身的11 个拱券、平整如磨刀石一般的桥面、桥上繁密的石栏杆、桥两头的石雕狮象，以及桥头的华表： 公于是率工匠往视桥，一理新之。水道十一券，锢若天成，东西跨水凡三百二十有二步，平易如砥，栏槛其两傍，凡四百八十有四，镇以狮象，华表坚壮伟观。…… 《卢沟运筏图》中，位于画面中央的便是跨越两岸的卢沟桥，桥身用细密整齐的长条形石块砌成，11 个拱券非常清楚。而在永乐年间王绂所画《北京八景图》“卢沟晓月”一段中，卢沟桥画了8 个拱券，说明拱券的真实数量并非画家在乎的问题。 王绂对拱券数量的忽视与文献资料中对卢沟桥的记载相对应，除去李时勉的记文，金、元、明三代，几乎所有对卢沟桥的记载或诗文歌咏，都不曾提到拱券的确切数量。因此，《卢沟运筏图》中赫然屹立的11 个拱券与李时勉记文的相同性应该不是偶然。李时勉的记文还提到了桥的准确长度与栏杆的确切数量。这些数字无法在画中得到展现，但是桥面“平易如砥”这个特征却通过画中桥面的三层方形石块体现出来。桥两头分别画着石雕的狮子和大象，也即记文中“镇以狮象”的写照。画中还重点描绘了桥头一对华表，也与记文中“华表坚壮伟观”的描述一致。 根据李时勉记文的描写，桥修好之后，桥上行旅繁忙如通衢大道，桥下行驶如履平地：“但见其东西行过是桥者，若履亨衢，公务才力之通于桥下者，若道平川。”桥上与桥下的活动也正是《卢沟运筏图》要表现的中心。桥上商旅繁华，6 头骡子拉的货车和4 人护卫的马车在桥上擦肩而过，还有挑担的脚夫、运货的独轮车。桥下两岸是顺流而下、等待在卢沟桥抽分竹木局纳税的商业木筏，也即所谓的“公务才力”，尽管可以明显看到卢沟桥拱券下湍急的流水，但人却依然能在木筏上平稳站立。 接下来，李时勉描写了桥两畔的百姓安居乐业，不再遭受决堤的卢沟河水淹没房舍农田的灾难：“民之安居乐业而无荡析之虑者。”在《卢沟运筏图》中，除了两岸的店铺、桥下的木筏这些商业性内容，还有一些闲适的百姓形象。他们多是老年人，手拄拐杖，三三两两在一起聊天。最为典型的是卢沟桥南侧东西两岸，各有一组三人的百姓，他们中都有一人扭转头，甚至手指卢沟桥。他们不是过往商旅，不是店铺老板，也不是抽分局的官吏，而是幸福的百姓。他们站在河岸边上，仿佛在端详重修后的卢沟桥给他们带来的新生活。 卢沟桥两岸繁荣的商业圈，其保障正是整修一新的卢沟桥，以及疏通后的河道。从这个角度而言，以《卢沟运筏图》为名的绘画与1444 年为重修卢沟桥而作的绘画之间可能会有所联系，考虑到前者可能是15 世纪中后期某位宫廷画家所作，阮安为自己表功的纪念绘画或许就是这件《卢沟运筏图》。 当然，围绕《卢沟运筏图》的时代、作者、主题等诸种问题仍然值得进一步讨论，本文所作的判断与猜测，尚需更多材料的检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