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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博物馆学史》课题组 中国的博物馆学研究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通过对中国博物馆学史材料的初步检视，认识到这门学科是从一种外来的知识介绍传播起步的，而不是对本土的实践进行理论总结而上升成为的一门科学。随着博物馆知识的积累，各种打上时代特色的关于博物馆的思考出现了，这种思考逐渐变成一种理论探讨、一种学术研究，作为学问的特色逐步形成，在这种探索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要追寻其学科特点，建立有学科特色的体系与规范。我们从学史的初步研究中看到了这种努力与发展趋势，但就严格的科学定义而言，博物馆学家如果要把博物馆学发展成具有历史学、考古学一样的水准的学科，要走的路还很长。 我国图书馆学界有一种观点：20世纪以前的中国，只有图书馆思想而没有图书馆学思想，由于学科的相近性和近代中国博物馆事业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程颇为相似，这样的看法也可以引进到博物馆学的研究中。 那么，作为学术史课题的《中国博物馆学史研究》从何时开始自己的研究呢？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确定一种标尺。博物馆学是从学科角度来认识与把握博物馆现象的理论，当中国人注意到西方近代博物馆这一事物并将其推介到中国，并对这一事物进行思考时，这种思考实际上就是博物馆学研究应有的命题。因此，出现这种“博物馆思想”或“博物馆知识”的时期，就应该是我们博物馆学史研究确定的中国博物馆学史研究的起始时期。以此为标尺，中国的博物馆学研究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检视这个百年历程的轨迹，我们所看到的博物馆学研究是曲折的、庞杂的，同时也是坚实地朝前迈进的。 一、 博物馆学研究在中国萌芽的时间尺度 1840年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解近代的世界，纷纷走出国门，接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文化，博物馆即是他们所见到的重要新鲜事物之一。经对资料进行检索，19世纪40年代前后到20世纪初，中国的商人、官员、学者等共计有数十人在自己的游记、随笔或著作中提到了西方的“博物院”或“博物馆”这种机构，所记博物馆的名称就有100多个，而1905年以前近代报刊对国外博物馆、博览会的报道宣传，仅在20多种报刊中就登载有文章300多篇。当时所说的“博物院”、“博览会”还没能严格区分开来，以至今日仍有人认为博物馆就是博览会一类性质的机构。 近代中国最早出现的博物馆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由外国人在上海建立的，这些博物馆的出现，使普通民众开始接触博物馆，促进了博物馆知识的传播。 “博物馆”的中文译名最早出现在1839年3月到1840年11月间林则徐主持编译的世界地理著作《四洲志》一书中。我们认为，尽管这只是一个名词的译介，甚至是一种个案，很少为外界所知，对当时人的影响也很有限，但这正是博物馆学研究在中国萌芽的一个关键时间刻度。如果此说成立，则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的历史有160多年，比外国人在中国建立博物馆早20多年，比中国人自己创办近代博物馆早半个多世纪。 这一时间刻度的发现，是课题组的重要成果之一，比以前所了解的“博物馆”一词出现的时间提早了20年，也对“博物馆”中译是由日文转译的说法提出了疑义。 二、 早期博物馆知识推介中蕴涵的博物馆学研究命题 “博物馆”一词在中国出现并开始流传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最初接触西方式博物馆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博物馆基本上以客观描述为主，也就是说他们是想向国人介绍一种新鲜见闻与知识，但他们也从各自观察的角度发现了博物馆的一些本质特征。如：1．“博物馆” 是博采穷搜综括万汇的场所，这是对博物馆收藏功能认识； 2．“博物馆”有“广识见”、“益智巧”、“佐读书之不逮” 、“广见闻，增智慧”、“知古通今”、“有益于民生”的机构，这是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认识； 3． 博物馆是“任人游观之地”，这是对博物馆旅游功能的认识。 上述命题，前两项直到今天仍是中国博物馆学研究课题中的支柱性命题，后一项也成为近20多年来中国博物馆学研究者关注的课题。 在上述命题出现的同时，也有学人开始深入博物馆内部，从博物馆本身的运作规律来认识博物馆，郭嵩焘、康有为、陈宝泉等是其代表。郭嵩焘在参观英法众多博物馆之后，不但看到了博物馆的社会作用，同时亦对博物馆的陈列、研究、鉴定产生了一些感性认识，接触到了近代博物馆学的理论问题。而康有为和陈宝泉则有自己的博物馆学思想。康有为的博物馆学观点主要记载在《意大利游记》一书和《保存中国名迹古器说》一文中，其最大特色是将自己观察到的西方博物馆乃至文物的保护情况与中国的实际相联系，通过各类博物馆藏品的保护与收藏的中西差距比较研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就中国博物馆的建立、文物的收藏与保护、经济效益、讲解服务和博物馆建筑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看法与建议。康有为的博物馆学思想，已经涉及到了博物馆藏品管理、陈列展览、社会教育、科学研究以及博物馆的建筑等若干博物馆学理论问题，见解精到独妙。陈宝泉的博物馆学观点，体现在他1905年1月撰写的《天津教育品陈列馆议绅陈宝泉上周总办意见书》一文中，该文谈到了陈列馆的建筑、展品的分类、陈列设计中的美学思想、陈列馆观众和陈列馆发展等博物馆学理论问题。 通过对我们掌握的这些材料的梳理，我们认为中国博物馆学研究有一个萌芽期，其特点有： 1．注意到了“博物馆”这种机构的现实意义； 2．开始探讨“博物馆”这种机构的运作规律； 3．主观上没有意识到对“博物馆”的研究可以提升到“博物馆学”的层面，大多是将其作为一种新鲜事物向国人推介，是一种知识性的介绍； 4．研究只是一时兴趣，没有有意识地为构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努力，因此，多是一种“业余式”的关注而不是专门性的研究，关注人士多为社会名流。 萌芽期的划分，似乎是过去治博物馆学史的学人尚未提过的。 三、“博物馆” 社会角色提升带动的博物馆学研究 1905年，著名实业家张謇自筹资金创办南通博物苑，尽管之前各种筹建博物馆的主张、成立的具有博物馆性质的机构业已出现，但完全按西方博物馆要求建设、并有一定规模与规范的中国人自办的博物馆，这是第一家。这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刻度。从这一时期到1949年，中国社会一直处在分裂、战争、革命运动之中，也进行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博物馆事业得到了初步发展，博物馆的社会教育作用及其影响渐渐深入社会各阶层，深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中国人对博物馆的社会角色有了深刻的认识，中国博物馆学研究也得到了学界的重视。其特点是： 1．“博物馆”开始以整体形象出现在社会上。有资料表明，至1935年各种类型博物馆总数为250余所、从业人员已达数千人，博物馆的业务活动日趋活跃，博物馆在社会上有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2．有一大批一流的专家学者关注博物馆事业，如蔡元培、鲁迅、严智怡、马衡、李济、杨钟健、曾昭燏、裴文中、林惠祥等，他们尝试从专业角度发展博物馆事业与研究博物馆学。这一时期，无论是博物馆建设的热心人士还是博物馆学研究者，教育家占的比例很高，大学图书馆参与度也很高，显然，人们期待博物馆的主要社会角色是教育民众。 3．博物馆工作者开始以整体形象出现在学术界，成立了以研究博物馆学为目的的中国博物馆协会学术团体。这一学术组织于1935年5月18日正式成立，由翁文颢、丁文江、马衡等68位分属于博物馆系统、地质与历史考古系统、美术系统、图书馆系统、教育系统、学术研究系统、戏剧艺术系统、出版系统和政府系统的最优秀的专业人士发起。在协会的组织下，他们规划协会工作，创办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筹办了中国博物馆协会第一届年会，倡导学术研究。这些标志着中国博物馆学研究已开宗立派，形成了一股合力，开创了中国博物馆学有组织有系统学术研究活动的先声。 博物馆建设、一流学人的关注与推动、博物馆协会的成立，大大带动了人们对博物馆学研究的热情。在当时并不太平的环境下，博物馆学研究取得的成果也是令人钦佩的。如发表和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博物馆学著作：如费鸿年、费畊雨的《博物馆学概论》，陈端志的《博物馆学通论》、《博物馆》，曾昭燏、李济的《博物馆》等；出现了文物科技保护方面的研究成果，如胡肇椿的《征集品之修复与保存》。这些著作或深受西方博物馆学影响，或直接搬译于西方博物馆学理论，虽然学科体系还很不成熟，但有不少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有意识地构建博物馆学学科架构，不仅促进了博物馆学学科建设，对早期中国博物馆的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一时期培养博物馆事业各类人才为己任的博物馆学教育应运而生，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学校设置博物馆学科课程，建立公认的博物馆学理论框架，形成比较完整的知识结构体系，构筑自身的学科研究范式，培植特有的学科文化内涵，以使博物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成熟学科。博物馆学教育分为博物馆工作的业务培训和大专院校的博物馆学专业的学历教育。中国“博物馆学”的专业教育起始于1941年创设于重庆壁山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第一个在大学讲堂讲授“博物馆学”专业课程是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荆三林教授等。 理论探索方面的成果也取得了不少，博物馆的研究功能已为个别博物馆学专家认识到、博物馆学研究命题显示独立学科特点、欧美博物馆学理论被大量引进、“博物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开始有人关注、博物馆实用技术的探讨受到重视、 博物馆事业与社会进步及国家发展等现实问题也成了重要研究课题。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十年来博物馆学研究者最关注的一些博物馆学命题，如博物馆人才、博物馆经费、博物馆建设等问题，这个时期的研究者已开始涉及了。 四、中国博物馆学研究中的苏式社会主义博物馆学痕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变了博物馆学研究的原有研究方法与理论基础，中国博物馆学研究主流由全面学欧美改为了全面学苏联, 并几乎照搬了苏联博物馆学的理论体系、结构体系、研究方法等，如新中国第一本博物馆学著作——傅振伦著的《博物馆学概论》，其框架结构体系与《苏联博物馆学基础》几乎如出一辙。这种改变，突出表现在博物馆功能认识的变化，提出了许多全新的命题，如博物馆的“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作用”、“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等等，博物馆政治价值的发掘，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第一大课题。而在研究方法上则重视普通群众的参与、重视群众实践，注重“博物馆知识”与“博物馆工作方法”的介绍与交流，最突出的理论成果就是“三性二务”论的提出并在中国博物馆实践中的广泛推广，其最显著成效就是按照苏联地志博物馆模式组建了山东省地志博物馆。 可以说，政治价值观很强的著名的“三性二务”论的产生，地志性博物馆的试点单位——山东省博物馆的建成，新中国第一本博物馆学著作——傅振伦的《博物馆学概念》的诞生等，都是苏联社会主义博物馆理论影响下的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为了釐清这个特殊时期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状况，课题组尽可能地收集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编译的重要的前苏联博物馆学论著、留苏人员学习博物馆学的有关史料、部分地志博物馆的馆史资料等。通过对资料尽可能全面的梳理，希望使我们的结论尽可能客观公正。 这一时期，虽然涌现出数百篇关于博物馆工作的文章，编印近40种介绍博物馆理论和工作方法的书籍，进行了比较广泛的博物馆学知识和博物馆工作方法的学习和研究，但并没有明确的博物馆学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因此博物馆实际工作经验总结的主观表现和客观效果都大大高于博物馆学理论建设的色彩。 1960年以后，在“已不必再事事效仿苏联”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博物馆的理论和实践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走上了一条“本土化”的探索之路。这时博物馆的理论和实践除继续走学苏联的道路外，一些博物馆工作者主要着眼于汇总博物馆实践经验。然而，客观地说，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的探索之路更为艰难，这几乎是一种脱离世界潮流和没有他国作参照的“中国化”，博物馆理论和实践的语录化、政策化就是其典型体现。中国博物馆学研究远未达到成熟的地步。但令人欣慰的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时代为博物馆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 五、全面开放的中国博物馆学研究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博物馆事业飞速发展，中国博物馆事业进入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博物馆学研究也开始焕发新的活力。各级、各行业博物馆学会相继成立，其组织开展的学术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博物馆学研究；大专院校纷纷设立博物馆学专业，博物馆学已被国家教育部的本科专业目录列为二级学科，纳入了行政建制；以博物馆学研究为自己主要研究方向的专家队伍基本形成，对外学术交流也逐渐打破禁忌。 最能反映这一时期博物馆学研究兴盛局面的是博物馆学学术刊物与论文著作大量出现，各种博物馆学研究课题均得到了人们的关注，仅以1978－2000年的统计为例，课题组收集的108种刊物上发表的有关博物馆学的论文就多达7842篇、出版的各种博物馆与博物馆学论著多达233种。研究队伍也相当大，仅《中国博物馆》一家杂志从创刊迄2000年，就有772名作者发表了自己有关博物馆学的见解。 在这种背景下，博物馆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明显提高，博物馆学基础理论与学科建设、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性质、博物馆学体系结构的划分以及各种博物馆技术问题均成了博物馆学专家十分关注的课题，建立中国特色的博物馆学体系的目标成了不少大家的追求。 六、兴盛局面下的问题与困惑 课题组在梳理中国博物馆学史研究的脉络时，一方面为大量学史材料的发掘、大量学术成果的涌现欣喜不已，但也为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感到不安，如： 1．博物馆学研究中的传承发展问题。最近二三十年，发表的各类博物馆学研究文章成千上万，但整体研究水平不高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我国博物馆学研究跟不少国家比起步较晚，研究工作尚不健全，无论在知识、体系、方法上，都不成熟。我们的博物馆学研究基本上尚未跳出传统博物馆学的窠臼，其研究方法也基本上是描述性的、封闭性的，还谈不上研究的有序化、规范化、精确化、科学化。目前的博物馆学研究工作大多是一种自发的、无序无计划的个人行为，研究中存在着“游击战”做法，这种做法表现为不少的研究者缺少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和主攻方向，且一般都处于结合藏品资料和工作条件撰写论文，博物馆学研究陷于囿于总结经验之藩篱中的状况，其直接结果就是严重影响了尚待完善的中国博物馆学理论体系的突破，从而导致中国博物馆学社会学术地位低下、学术性不能引起社会足够重视的局面。所以，时至今日，即使文博系统内部都还存在“有没有中国博物馆学”的争论。 在博物馆学研究中，不讲究学术规范的现象也非常普遍，这种不讲规范的主要表现是不重视文献检索，许多论题在重复前人的研究，许多新观点、新发现，实际上早已有人讲过了。因此，课题组不惜人力物力编辑了《中国博物馆学文献目录》，收录文献条目9000余条，希望为博物馆学研究者提供文献检索方便。此目录是迄今为止收录文献时间跨度最长、涉及面最广、反映博物馆学研究文献最为集中、收录条目数量多、编排最为科学合理、最能体现博物馆学学科框架体系的大型文献目录。 2．关于“中国博物馆学”学科建设问题。众所周知，博物馆学学术史的研究是以其母体博物馆学为基础的，博物馆学学科建立和发展的状况决定着博物馆学学术史研究的开展程度。通过近三年来对博物馆学研究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我们认为，伴随近代中国博物馆事业的起步和初步发展，中国博物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新成员，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博物馆学学科理论架构与其他学科相比较还存在明显的不足。中国博物馆学作为研究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律的学科理论，其理论框架主要由以博物馆学学科性质与内容、学科体系结构、相关学科理论、博物馆学科研究方法以及博物馆定义、性质与职能、作用、博物馆与社会、博物馆与未来、博物馆事业建设原理等为研究对象的基础理论和以中国博物馆藏品征集、保管、陈列、社会教育、科学研究和博物馆管理等为研究对象的应用理论组成。中国博物馆学发展一百多年来，虽然在上述两个理论的研究方面都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但还没有完全从传统博物馆学的原有的基础上上升到现代科学的水平，而且作为支撑有中国博物馆特色理论体系构架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诸如建立具有中国个性的现代博物馆保管学、陈列学、社会教育学和具有中国博物馆学特色的博物馆事业建设原理、学科结构体系等，已经变得刻不容缓了。而目前博物馆学的研究方法似乎还停留在感性认识上，缺少从学科特点中寻找规律的、有指导意义的探讨。 3．关于博物馆学理论研究对博物馆实践的指导问题。走过百年历程的中国博物馆事业，为中国博物馆学的初创、发展和创新奠定了物质基础，中国博物馆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理应反作用于博物馆事业，为中国博物馆事业的不断繁荣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然而实际上，这种理论指导是有限的，一是因为中国博物馆学自身学科理论研究深度方面的不足；二是因为理论研究与博物馆实践的脱节，尤其表现在应用理论的研究方面。博物馆学应用理论的研究涵盖了博物馆几乎所有的具体工作，技术指导性很强，一旦理论研究脱离了博物馆工作的实际，不但起不到应有的技术理论指导，甚至会适得其反，妨碍博物馆实际工作的正常进行。诸如博物馆藏品的分类、专业机构的设置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全国各级博物馆都感到理论指导的困惑，没有形成统一的操作规范。因此，加速中国博物馆学的理论创新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而加强中国博物馆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对博物馆工作实践的理论指导更为迫切和必要。 4．关于应用理论的研究问题。在整理学史材料时，关于博物馆应用理论的探讨所占分量很大，但最不规范的也正是这方面的研究。陈列美术设计、内容设计、藏品管理等等，是博物馆应用理论研究的重头戏，也是有条件形成博物馆特色技术规范的方面，然而，这类方面有价值的论著凤毛麟角。 5．关于博物馆学研究中的课题意识问题。博物馆学课题的设计与研究在近10年有很大发展，但如何不断开拓新的博物馆学研究课题、扩大博物馆学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深度，是新一辈的博物馆学研究者要特别努力的方向，也是最终形成中国博物馆学理论特色必须聚集的学术能量。 6．关于博物馆学教育。作为中国博物馆学学科建设重要内容的博物馆学教育，仍然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教育体系，没有属于自己的集博物馆学教育与科研于一体的教育机构，一些高等院校开设博物馆学课程，不是按照博物馆学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实际要求而设置，因而难以形成中国博物馆学的整体研究氛围，从而使得中国博物馆学的研究队伍虽然从数的角度看显得人多势众、实际上却散而杂，形成不了整体力量和集中优势，最后的结果则导致并制约着中国博物馆学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和发展。 总的说来，我们通过对中国博物馆学史材料的初步检视，认识到这门学科是从一种外来的知识介绍传播起步的，而不是对本土的实践进行理论总结而上升成为一门科学。随着博物馆知识的积累，各种打上时代特色的关于博物馆的思考出现了，这种思考逐渐变成一种理论探讨、一种学术研究，作为学问的特色逐步形成，在这种探索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要追寻其学科特点，建立有学科特色的体系与规范。我们从学史的初步研究中看到了这种努力与发展趋势，但就严格的科学定义而言，博物馆学家如果要把博物馆学发展成具有历史学、考古学一样水准的学科，要走的路还很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