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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 水资源是自然生态环境诸因素中的重要因素。讨论秦汉时期的水资源状况，对于全面认识当时的生态环境是必要的。 秦都咸阳和西汉长安，都是当时规模和影响均居于世界前列的大都市。对于秦汉都城的水资源的分析，已经有学者进行了有意义有成效的工作。[1]在新的考古资料得以发表的条件下，也许推进相关研究获得了新的条件。 一 据长江中游距今滩面低20米左右的漫滩沉积层中朽木年代测定资料以及埋深7－10米左右的湖沼相粘土年代测定资料，研究者推定，“5000多年以前长江中游的洪水位要比今低15米左右，之后由于长江水位的不断上升，而出现了两岸漫滩的不断加积增厚。”[2]秦汉时期特别是秦与西汉时期的气候条件，亦是致使长江水位上升的因素之一。当时除江汉平原云梦沉降区以及九江—黄梅平原地区因长江带来泥沙使入湖三角洲逐渐向湖泊伸展，致使江湖开始分离之外，长江以南的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则都在不断扩大。[3] 流经广西西部和中部的红水河是西江上游河段，与柳江汇流后称黔江，再与郁江汇流后称浔江。经过对红水河阶地的科学考察，研究者测定红水河“高河漫滩上层冲积物的形成年代为1976±178年”，由此推定“它是2000米前气候温和时期的河流冲积物”。研究者于是得出“高河漫滩是在2000年前形成”的判断。[4] 对于当时黄河流域的水文状况，除了必要的自然科学考察资料以外，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和考古发现所获得的信息，也是推进研究的重要条件。 根据现有的研究条件，也许探讨当时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地区的水资源状况是可能的。 我们注意到，秦和西汉的都城规划，已经考虑到水资源的条件。以秦都的设立而言，由西而东的多次迁移，使得秦人的都市规划经历了历史的考验。而定都咸阳，标志着秦史的一次跃进，在城市建设思想和城市建设实践方面，也有新的突破。[5] 回顾秦史可以发现，秦文化的中心，其实一直在向水资源更为优越的地方移动。他们在咸阳立足时，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地理位置。 二 《史记·封禅书》列述秦人经营的主要祠所，写道：“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所谓“名川四”，即： 水曰河，祠临晋； 沔，祠汉中； 湫渊，祠朝那； 江水，祠蜀。 亦春秋泮涸祷塞，如东方名山川；而牲牛犊牢具珪币各异。 ……其河加有尝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车一乘，骝驹四。 又说到咸阳附近的“川”： 霸、产、长水、沣、涝、泾、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而无诸加。 还写道：“汧、洛二渊，鸣泽、蒲山、嶽胥山之属，为小山川，亦皆岁祷塞泮涸祠，礼不必同。”咸阳附近还有值得重视的水神之祀： 沣、滈有昭明、天子辟池。……各以岁时奉祠。 其他各地也有名川奉祠者：“至如他名山川诸鬼及八神之属，上过则祠，去则已。郡县远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领于天子之祝官。”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霸、产、长水、沣、涝、泾、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的制度以及“沣、滈有昭明、天子辟池”的情形。通过这些现象，可以说明“水”在秦神学系统中的重要地位。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6]这一传说，也体现出对滈池水神的崇拜。 山川风雨神崇拜以及岁时之祠，其实所体现的都不是纯神学的与经济生活无关的信仰，而往往是对自然恩遇的祈祝，体现着一种自然观、生态观。中国古代的农业和牧业部族，在这一点上彼此类同。但是秦人在以咸阳为中心的祭祀格局中河川崇拜的地位特别突出，值得我们重视。这一事实，应当与关中地区农田灌溉事业的发展有关。 后来的一些历史事实，如秦人大规模修建水利工程[7]，以及秦始皇“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8]等等，都可以与以咸阳为中心的河川崇拜联系起来分析。 秦人的神祠制度为西汉王朝全面继承。“以近咸阳”而得到特别地位的“皆非大川”的“霸、产、长水、沣、涝、泾、渭”以及“沣、滈”之属得以“尽得比山川祠”，享受超等级的敬祠，亦与秦王朝及西汉王朝的执政者十分关注都城水源的保障有关。 三 有的研究者根据对黄土理化性质与风化成壤类型、孢粉资料与植被型式，以及河流水文与人类聚落位置迁移之关系的综合考察，提出对距今3120～1400年渭河流域的自然环境面貌的分析：“西北季风占优势，尘暴雨土频繁，相当中温带半干旱气候”，“由于气候较冷干，河水减少，地下水位下降，河谷低阶地和河漫滩均比较干燥。” 虽然“距今3120～1400年”的历史时段过于漫长，研究者还是发表了这样的结论：“秦咸阳城和西汉长安城等巨大城池建筑群都建在渭河T1和河漫滩低地”，是出于“为城市用水方便”的考虑。[9]论者的认识，似乎在逻辑上大体符合古代城市规划的设计思想。但是正如《管子·乘马》所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一方面应“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一方面应“下毋近水，而沟防省”。而且论者所谓“河漫滩低地”的表述其实并不十分准确。考古学者和历史地理学者的意见是，“秦咸阳城地处咸阳原第二台地。”[10]“汉长安城位于龙首原北麓”，西安地区古城位置的选择，“大都具有两个特点：一是靠近水源”，“二是城址多选择在原的边缘”。也就是说，“都是选在川原比较高亢之处；但又不过高，过高引水有困难，过低则不适宜于人类居住。”实际上，自周丰京、镐京到唐长安城，“城址大抵选择在渭河二级台地之上，渭河水引不上来，所以历来城市用水都没有引渭河的。”[11] 如果由所谓“秦咸阳城和西汉长安城等巨大城池建筑群都建在渭河T1和河漫滩低地”的分析断定秦与西汉时期这一地区的水资源状况的总趋势是“河水减少，地下水位下降”，则亦未必符合历史真实。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历年来渭水河道的摆动，曾经破坏了秦都咸阳部分城区，即所谓“因渭水历年北移而被冲毁”。[12] 人们还注意到，通过汉代陵墓选址务求“高敞”的情形[13]，可知以为当时“地下水位下降”的意见并不确切。从秦都咸阳考古发掘获知的秦代水井资料，更明确地指示了同样的历史事实。 四 1960年3～4月，考古工作者在对暴露于渭水北岸东西一线长约2.5公里的范围进行调查时，发现水井27处。对其中的3眼进行了清理。 1981年，考古工作者又对秦都咸阳长陵车站作坊区遗址发现的秦代水井进行了调查。这些水井的开口，除81XYCLSJ8在汉代层底部外，其余均在秦文化层。其中： 59XYCLSJ2井口距地表0.6米，井深3.34米。 60XYCLSJ1井口距地表1.32米，井深3.04米。 60XYCLSJ3井口距地表1.7米，井深数据发掘报告未明确提供。不过，根据“现存7节圆形瓦圈，瓦圈由上至下1～4节已毁坏”，“每节高0.34米”，“井底为沙层”等情形判断，可知井深应为2.38米左右。 发掘报告执笔者说，“我们对其中保存较好者，又选择不同类型清理20眼”，“按时间先后叙述”。[14]其情形当如下表：
序号1～2，发掘报告的表述形式是“井口距地表”若干米。序号3，发掘报告称：“井口已破坏，现存井口距地表1.2（米）”。序号9作“井口已破坏，现存井口距地表1.45（米）”。序号4～8，序号11，序号14～15，序号17～20，均作“现存井口距地表”若干米，但是没有说明是否“井口已破坏”。序号10则写道：“井口已被村民取沙破坏，现存井口距地表3.5米，井口以下深1.1米。”又序号16：“该井口部已被村民取沙破坏，现存井口距地表2.56米。” 序号1，发掘报告称：“该井未清理到底，已知井深2.1米。”序号17没有说明井深，可能是清理记录者或报告整理者遗漏。 虽然“井口距地表”以及“井深”数据或许不尽准确，但是序号12“该井通体保存较好”，序号13“该井保存较好”，比较其他“井口”“破坏”或“未清理到底”的数据，并没有明显的差距。 关于所谓“水位线距井底”数据，发掘报告明确说明“圈内有水锈痕迹”，应是可信的秦时咸阳地下水位记录。 根据以上23眼井的数据，井口距地表平均1.75米，井深平均2.35米，水位线距井底平均0.64米。根据《秦都咸阳考古报告》附表一《秦都咸阳1981年长陵车站作坊区遗址水井调查登记表》所列81XYCLSJ1～81XYCLSJ89的数据[15]，则井口距地表平均1.77米（其中已破坏者3，无数据者4），井深平均1.66米（其中无数据者10）[16]。综合多种现象，可以推知秦汉时期这一地区“地下水位下降”的说法似不足为信。 秦都咸阳长陵车站手工业作坊遗址由于地处“渭水之滨”[17]，有可能是当时这一地区地下水位较高的地方。但是这一地方当时水井资料反映的地下水位指标对于评价当时生态环境特别是水资源状况时所谓“由于气候较冷干，河水减少，地下水位下降，河谷低阶地和河漫滩均比较干燥”的观点，特别是对于“河水减少”和“地下水位下降”并说的意见，还是可以作为驳议的根据的。 当然，对于我们讨论的主题进行更全面的分析，似应期待更丰富、更具体的考古发掘资料和水文地质勘探资料。 [1] 黄盛璋：《西安城市发展中的给水问题以及今后水源的利用》，《地理学报》1958年4期，收入《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关于〈水经注〉长安城附近复原的若干问题——兼论〈水经注〉的研究方法》，《考古》1961年6期，收入《历史地理论集》。胡谦盈：《丰、镐地区诸水道的踏察》，《考古》1963年4期，收入《胡谦益周文化考古研究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版；《汉昆明池及其有关遗迹踏察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1期，收入《胡谦益周文化考古研究选集》，有1983年春“补记”版。 [2] 杨达源：《洞庭湖的演变及其整治》，《地理研究》5卷3期，1986年9月。 [3] 中国科学地理研究所等：《长江中下游河道特性及其演变》，科学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64页。 [4] 徐润滋等：《红水河阶地与极限洪水》，《地理研究》5卷1期，1986年3月。 [5] 参看王子今：《秦定都咸阳的生态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分析》，《人文杂志》2003年5期，《秦都咸阳与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6] 《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书·五行志中之上》：“史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郑客从关东来，至华阴，望见素车白马从华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璧与客曰：‘为我遗滈池君’，因言‘今年祖龙死’。忽不见。郑客奉璧，即始皇二十八年过江所湛璧也。”事又见《水经注·渭水下》、《搜神记》卷四“华山使”条。 [7] 战国晚期秦国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最著名的有李冰主持的都江堰工程和郑国主持的郑国渠工程。参看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279页至第282页。 [8] 《史记·秦始皇本纪》。 [9] 黄春长：《渭河流域全新世黄土与环境变迁》，《地理研究》8卷1期，1989年3月。 [10]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阳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708页。 [11] 黄盛璋：《西安城市发展中的给水问题以及今后水源的利用与开发》，《地理学报》24卷4期，1958年11月，收入《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9页至第10页。 [1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阳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43页。 [13] 参看王子今：《说“高敞”：西汉帝陵选址的防水因素》，《考古与文物》2005年1期。 [14] 发掘报告称介绍1981年清理的“20眼”秦井，但是实际上对“1960年3～4月”发现的60XYCLSJ1、59XYCLSJ2和60XYCLSJ3也作了介绍，即一共介绍了23眼。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阳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34页至第43页。“20眼”之说，应是报告执笔者的疏误。又59XYCLSJ2排序在60XYCLSJ1之后，而显示“59”字样，或是1959年发现。 [15]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阳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721页至第724页。 [16] 其中标示“已知”若干者37，“现存”若干者10，“清理”若干者1。 [1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阳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21页。 （王子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