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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陵博物馆 白冬梅 近年来，关中地区发掘了几处重要的秦人墓地，有咸阳黄家沟、塔儿坡、任家咀墓地；西安半坡、西安北郊秦墓、西安南郊秦墓、陇县店子秦墓、华县东阳秦墓、铜川枣庙秦墓⑴等。据统计，大、小墓地数量已有二十余处，发掘秦墓三千余座，这些为认识和研究秦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秦墓葬制度有自己独特的墓葬风格如屈肢葬、洞室墓、秦式陶器等。因秦墓具有鲜明特色的葬式、墓葬形制及陶器特征，墓葬中出土的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就很具特点，容易同秦墓中区分出来。关中地区发掘的秦墓中发现的外来文化有楚文化、三晋文化、北方戎狄文化、巴蜀文化等。已有学者对秦墓中的北方戎狄文化进行了研究⑵。笔者试对秦墓中出土的楚文化因素进行探讨。 （一） 春秋、战国时期秦楚两国都是中国疆域上重要的国家。秦国在周王室东迁之际其领土拓至关中地区后，秦人在关中拓疆领土、改革变法，成为雄锯关中的霸国。自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灭韩、魏、楚、燕、赵、齐六国，终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 楚国在东周时是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盘踞于汉江平原地区。约公元前11世纪中期，周王室封季连之苗裔鬻熊 “子”的封号，封于楚，居丹阳，以此开篇拓土。公元前706年，楚国征讨随国获胜后，熊通自称楚武王，成为天下诸侯中第一个自己称王的国君。先后征服了罗国、卢国等周围小国，以扩疆土。楚文王继立，迁都于郢（今湖北宜城境内），打通了前往中原的道路。到了庄王，励精图治，终成霸业，楚国出现了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的鼎盛局面。楚悼王谋求富国强兵之道，开始变法，并取得了成效，此时，楚国兵强马壮，初露称雄之势。威王后期，楚国成了七雄中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大国，进入了最鼎盛的时期。秦王政即位，开始统—全国的进程，公元前223年秦军大举伐楚，攻陷寿郢，绵延800年的楚国灭亡。 古代文献记载了秦与楚文化相互交流和影响的史实。经对古代文献的梳理，秦与楚国交往可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和亲、结盟时期，约为春秋时期和战国早期。婚姻历来都是民族交往和融合的主要途径。 两国早期就结盟，据《诅楚文•厥湫文》“昔我先穆王及楚成王，是僇力同心，两邦若一。绊以婚姻，袗以斋盟。曰叶世子孙，毋相为不利”。 秦缪公时，晋献公灭亡了虞国，俘虏了其大夫百里奚。晋献公俘虏百里奚后，把他当秦穆公夫人的陪嫁奴仆送到秦国。百里奚从秦国逃到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境内），被楚国边境的人抓到了。秦穆公听说百里奚有才，想用重价赎买他，又怕楚国人反悔而不交出，便派人对楚国说，我家陪嫁小奴百里奚在你处，愿用五张羊皮赎买他。楚国同意，把百里奚交给了秦国。 楚文王三十五年，晋公子重耳路过楚国，楚王以诸侯礼仪相待，“而厚送之秦”（《史记•楚世家》） 。 楚平王十一年，派费无忌去秦国为太子建取妻。该女貌美，无忌说平王“秦女好，可自娶，为太子更求” （《史记•楚世家》） 。平王听之，遂自娶亲女，生熊珍。 平王时，吴王攻打楚国楚王逃走，吴军进入郢都。楚国大夫申包胥来秦国求救，七天不吃，日夜哭泣。于是秦国便派出五百辆战车救楚，打败吴军。吴军回国，楚昭王才重新进入郢都。 从以上事实看两国以和亲和互立同盟来维系关系，以达到各自发展的目的。秦国这一时期由西迁入关中，立足不稳，经常受到当时强大的北方“戎狄”部落的攻击。到秦穆公时开创了“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壮观局面。这一阶段秦国主要是强大自身的力量，无力与远在江汉平原的楚国发生战争。楚国春秋时期和战国早期还没有能力来攻打日益强大的秦国。 第二阶段为相互敌对和战争时期，约为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这一阶段由于秦国商鞅变法取得成功，其国力大增，在此种情况下，秦国开始了对外扩张领土。其早期还相互结盟，但这一时期的结盟主要是为了对付另外的势力，是一种政治需要，与早先的结盟已不同了。 随着秦国势力的强大，诸侯各国来赂秦国。秦厉公五年，楚人来赂。十四年，晋人、楚人来赂。 秦惠王时，燕君、韩君开始称王。秦派相国张仪和楚国、齐国、魏国大臣相会，在啮桑（江苏省沛县东南）订立盟约。 秦惠王元年，“楚、韩、赵、蜀人来朝” （《史记•秦本纪》） 。 楚怀王十七年，秦军与楚军大战于丹阳。秦大胜，斩甲士八万，俘虏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怀王大怒，又组织兵力袭击秦，战于蓝田，结果又大败。十四年，伐楚，取召陵。 秦武王四年，拔宜阳，斩首六万。秦昭襄王三年，与楚王会黄棘。庶长奂伐楚，斩首二万。七年，拔新城。八年，使将军芈戎攻楚，取新市。九年，孟尝君薛文来相秦。奂攻楚，取八城，杀其将景快。十年，楚怀王入朝秦，秦留之。薛文以金受免。攻楚，取宛。 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赦罪人迁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楚王走。周君来。王与楚王会襄陵。 齐、韩、魏为楚负其从亲而合于秦，三国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质于秦而请救。秦乃遣客卿通将兵救楚，三国引兵去。楚威王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遗楚王书曰：“始寡人与王约为弟兄，盟于黄棘，太子为质，至欢也。太子陵杀寡人之重臣，不谢而亡去，寡人诚不胜怒，使兵侵君王之边。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于齐以求平。寡人与楚接境壤界，故为婚姻，所从相亲久矣。而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敢以闻下执事。”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怀王子子兰劝王行，曰：“奈何绝秦之欢心？”于是往会秦昭 王（《史记•楚世家》）。昭王诈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号为秦王。楚王至，则闭武关。顷襄王横元年，秦要怀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应秦，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王负刍二年，秦使将军伐楚，大破楚军，亡十余城。四年，秦将王翦破我军于蕲，而杀将军项燕。五年，秦将王翦、蒙武遂破楚国，虏楚王负刍，灭楚名为楚郡云。 以上文献可以看出这时秦国迅速强大，各国来朝，秦国四处开拓疆土，对外战争不断，国力大增。楚国已不是其战略伙伴，自丹阳之战后，楚军元气大伤，已不足以对秦国构成威胁。终于于公元前223年为秦国所灭。 （二） 考古发掘印证了史书记载的可信度。在关中秦墓中发现有楚文化因素的器物为数也不少。 （1）在秦都西侧任家咀秦墓共发掘秦墓242座，时代从春秋中期至统一秦前后。墓内出土的文物楚文化的因素有陶鼎、铜戈、铜剑。陶鼎 M196:6、M96:4、M211:4 ，高足、外撇，高耳，同楚式鼎相似⑶。M76:3 M10:7铜戈，弧行尖锋，长胡，栏侧三穿。与楚地常出器物相似。M80:8、M76:1铜剑柱茎、有首剑，这种剑以楚地最常见。 （2）华县东阳秦墓是陕西省东部发现的规模较大的墓地共69座，发掘39座。出土的5件兵器有3件有楚文化因素。M34：2戈镦，柲端椭圆长径一面扁窄成棱，较粗，向末端内收成八棱住状，镦底面有一椭圆凹槽，近柲端的两长面有阴刻云雷纹，其下铸有突起的鸟形，阳文细线，扁窄的两处似鸟喙和尾。与当阳赵家湖JM48：1戈镦形制相似，与长沙楚墓DⅠ式镦纹饰、形制也相似。M17:1铜剑与当阳赵家湖楚墓AⅡb式相似。M34：1铜戈，长胡三穿，援部挺直，长方形内，内中部有一窄梯形穿，内末端有鸟纹，有阑，阑下出齿，这类鸟纹在楚地屡有发现。当阳赵家湖楚墓Ⅳ式铜戈、长沙楚墓BⅡ式铜戈纹饰与此风格一致⑷。 （3）西安南郊潘家庄M159出土一枚“郢冉”金币。该金币体近长方形，因切割四边不整齐，呈斜坡状，边缘上卷正面正中自左至右篆刻“郢冉”两字，底边刻有两“十”字符号，背面外弧。长2.4、宽2.2厘米，重23.40克。郢冉是楚国在芹统一前铸的货币⑸。在此前，1964年西安六村堡曾出土一枚“郢冉”一块，上有一印，长2.2、宽1.9厘米，重19.6克，含金量98%⑹。1972年咸阳渭城区路家坡发现形制基本完好的陈爰金版8枚。有圆形、椭圆形、方形、菱形，共107方印⑺。咸阳路家坡陈爰金版的出土说明了当时楚国的贵族或秦国从楚地掠夺了大量的东西。 （4）西安北郊秦墓出土的羽状纹衬地四山纹铜镜和云雷纹衬地的花叶纹铜镜⑻，在湖南、湖北、安徽等地的楚墓中出土较多，是楚文化的典型器物。 （5）咸阳塔儿坡秦墓出土的卷云纹、羽状纹铜镜⑼亦是楚文化的典型器物。 （6）风翔西道沟出土一件铜缶，M26：11，小直口，圆肩，肩上有铺首衔环，盖上有三卧鹅状钮，鹅首向外，羽翅刻纹清晰。腹、肩、盖各饰斜角卷云纹一周⑽。与楚国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常见的浴缶非常相似⑾。 (三) 秦地墓葬中出土的楚国文物是如何进入秦国的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种途径。第一，楚国向秦国的进贡。秦厉公五年，楚人来赂。十四年，晋人、楚人来赂秦惠王元年，楚、韩、赵、蜀人来朝。 昭襄王十年，楚怀王入朝秦，秦留之。 第二，和亲所送聘礼。楚平王十一年，派费无忌去秦国为太子建取妻。该女貌美，无忌说平王“秦女好，可自娶，为太子更求”。平王听之，遂自娶亲女，生熊珍。《诅楚文•厥湫文》“……绊以婚姻，袗以斋盟”。 第三，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楚是当时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国家。迁徙的这十二万户必有一定数量的楚国人。秦国的徙民政策从根本是为了削弱地方势力，维护对被征服地的统治，同时加强了对中央集权的巩固。另一方面将各地豪富迁至咸阳，既充实了中央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又可以监视他们的行动，防止其东山再起、反叛中央。从另一侧面看，促进了秦与六国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⑿。 第四，连年的对楚战争，掠夺其财富。从以上秦楚关系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看出战国晚期，秦对楚国发动了几次规模较大的战争，其对财富的掠夺不可辟免。 以上讲述了在秦墓中发现的楚文化因素的形成的原因及秦墓中出现的楚国文物，这反映了两国文化交往的一个侧面，文化的交往是两方面的，另一方面在楚地也发现了不少的秦墓及秦国文物。这是需另文探讨的一个问题。 注释：⑴秦都咸阳考古队：《咸阳市黄家沟战国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塔儿坡秦墓》，三秦出版社，1998年；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任家咀秦墓》，科学出版社，2005年；金学山：《西安半坡的战国墓群》，《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秦墓》，三秦出版社，2006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南郊秦墓》，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陇县店子秦墓》，三秦出版社，199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华县东阳》，科学出版社，200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铜川枣庙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 ⑵田亚歧：《东周时期关中秦墓所见“戎狄”文化因素探讨》，《文博》2003年第3期 ⑶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任家咀秦墓》，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⑷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华县东阳》，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⑸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南郊秦墓》，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⑹刘向群：《西安汉城发现一枚“郢爰”》，《文物》1965年第1期 ⑺咸阳市博物馆：《咸阳市近年发现的一批秦汉遗物》，〈考古〉1973年第3期 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秦墓》，三秦出版社，2006年 ⑼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塔儿坡秦墓》，三秦出版社，1998年 ⑽陕西省雍城考古队：《陕西风翔八旗屯西道沟秦墓发掘简报》，《文博》1986年第3期 ⑾刘彬徽：《楚国青铜礼器初步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⑿谢高文：《咸阳塔儿坡秦墓墓主身份考》，《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