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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是指用铜、锡、铅合金制作的器物，因其呈青灰而得名。大约在4000年前，我国就已出现青铜器，到西周时期青铜器的使用进入了鼎盛阶段。西周的青铜器不但数量巨大，而且造型雄伟、纹饰古朴、铭文丰富、制作精湛，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工艺的最高水平。作为西周王朝都城所在地以及西周统治中心的陕西，自古以来就是出土西周青铜器的重要地方，被誉为“青铜之乡”，其出土数量之多，精品之多，也居全国首位，向来为世人所注目。中国青铜器史上有名的重器如大丰簋、大小盂鼎、毛公鼎等以及那些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长铭文铜器大都出自陕西。可以说，陕西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代表了当时青铜文化的最高水平。 早在西汉时期，陕西就有西周青铜器出土，以后历代均有不少发现。解放后，由于有计划的考古发掘，西周青铜器得以大量出土。据不完全统计，陕西目前已出土西周青铜器有4000多件，它们大部分出自关中地区，特别集中于西周的统治中心——周原、丰镐以及邻近一些地方，而又以窖藏所出为多。窖藏是古人专门埋藏青铜器的坑穴。一窖少则几件、十几件，多则几十上百件。如1960年扶风齐家村铜器窖藏出土中友父诸器39件，1961年长安县张家坡铜器窖藏出土师 诸器53件，1976年扶风白家村南微氏家族窖藏一次出土103件。窖藏内的青铜器，大小套合，层层叠压，一般放置较乱，往往并非作于一时。器主为一个贵族或家族，窖藏的地点多在大型建筑基址附近。这些现象与西周末年的重大政治变化有关。当时，犬戎入侵，周平王被迫东迁洛阳，贵族随之仓惶逃亡，因铜器不便携带而就地深藏窖内，期望有朝一日卷土西来，再显荣华。然而，别时容易见时难，这些王公贵族的荣华一去没能复返，倒是时隔近三千年之后，考古工作者才使这些国之重器又见天日。 一 西周青铜器的种类很多。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青铜制品以武器和工具为主不同，西周的青铜器主要是各种生活（包括祭祀用的）器皿，武器与工具虽然也有，但相对较少。根据用途的不同可分为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生产工具等几大类。以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四类最为重要，它们大都用在祭天祀祖、朝会宴飨等礼仪场合，故称礼器。地位不同的贵族，其使用器物的种类和数量均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如鼎的使用，天子为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元士三鼎，这在礼制上规定得非常清楚。诸侯不能用九鼎，大夫也不能用七鼎，否则就是“非礼”、“僭越”、“犯上”，就要受到谴责和惩罚。当然也不能降级，天子用七鼎或五鼎，那就丧失了身份和地位。显然青铜器已成了身份和地位的标志，尤其其中的鼎更是权力的象征。鼎本来是一种炊具，用于盛放肉食。相传禹铸九鼎，以象征天下九州，从此九鼎便成为了代代相传的国家权力的象征物，它的存亡就是国家的存亡，所以古书上有“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的说法。公元前606年，楚庄王询问周王朝特派大臣王孙满周鼎之大小轻重，显露出称霸天下的野心，王孙满回答“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问鼎”故事。后来以此比喻阴谋篡权夺政。 食器中的簋是盛放饭食的器物，相当于现代的饭碗。西周时期还未出现桌椅，宴飨时人们席地而坐，簋放在席上，用手到簋里取实物，至今，还有些少数民族保留这种生活习惯。在西周，簋是除鼎以外最重要的礼器，一般以偶数出现与成奇数的鼎配合使用，最高等级的周天子使用九鼎八簋，地位最低的贵族元士只能享用三鼎二簋，这便是所谓的列鼎制度。 酒器中常见的器型有饮酒用的爵、觚，盛酒用的壶、尊、罍、卣等。古代在祭祀时，巫师往往利用酒精的麻醉作用使人进入某种奇特的幻觉状态，与天上的祖先、神灵相见，所以酒被认为是沟通天地、人神交感的神秘液体，酒器自然在礼器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由于商人酗酒亡国，西周建立后，周公作《酒诰》，严禁周人饮酒，所以在西周时期，酒器的中心地位逐渐被食器所取代。 水器主要有匜、盘、盉等，它们之所以成为礼器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发明碗、筷，贵族们在宴飨时，都要用手拿食物。为了讲究卫生和以示虔诚，必须在宴飨前后洗手，行沃盥之礼。沃盥时一人以盉或匜从上浇水，一人以盘在下承水。古人相信在流水中洗手最干净，很符合现代人的卫生观念。 西周时期的礼制之所以又被称为礼乐制度，就是因为音乐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宴飨、祭祀时必须要有音乐伴奏，且参与者的举止、进退都必须符合节拍，即文献所说的“钟鸣鼎食”。当时的乐器均为打击乐器，主要有钟、铙、錞于，以钟最为重要。钟又称为“编钟”，一般是大小相次成组配合使用，大的发音低沉，小的发音清脆。铙、錞于是军旅乐器，与鼓相配指挥军队进退，所谓击鼓而进，鸣金收兵，“金”就是指铙和錞于。 青铜兵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进攻兵器，如戈、矛、剑、弓箭等；一类是防御兵器，如胄、甲等。戈是西周兵器中最常见的一种，汉字中伐、武、戎等与战争有关的字多用戈作偏旁，与战争有关的成语如大动干戈、反戈一击、枕戈待旦等都离不开戈字，可见其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二 西周青铜器作为一种极为珍贵的文物，早在汉代人们就已认识到了它的重要价值，并出现了诸如张敞、李少君、许慎等一些精通铜器鉴定和释读铜器铭文的专家。自宋代开始，在皇帝的推崇和提倡之下，青铜器更成为珍异的收藏品，有的一件价值几十万钱，甚至百万钱。今天，我们认为青铜器珍贵，自然不是看其价格，而是强调它们在科学上和艺术上的研究价值。青铜器的价值主要体现在铭文、纹饰等方面。 古人称青铜为“金”，所以把在青铜器上铸刻的文字称为“金文”，它是我国文字史上继甲骨文之后的一种较为成熟的文字。除印度河流域发现有少量刻有铭文的器物外，世界各地的上古青铜器绝大部分没有铸刻铭文，因此，在器物上铸刻铭文，是中国青铜器与世界上其他国家青铜器的一个明显的不同。从宋代开始就有学者研究青铜铭文并形成了一门学问“金文学”，金文（石）学还被有些学者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开端。铜器上的铭文，少则一两字，多则几十字，最长的达500字。根据考古资料统计，现已发现和著录的金文总数已达数万字。 铭文一般记载作器者的姓名和作器缘由，内容包括祭祀训诰、赏赐册命、宴飨田猎、土地转让、盟誓契约、奴隶买卖、贵族家史、刑事诉讼等等。由于青铜时代人类尚未发明纸张，而当时记载在竹简木牍、丝帛上的文字资料大都已腐烂无存，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文献也极少，只有《尚书》、《诗经》和春秋三传等。就是仅有的这些书籍，经过历代传抄，已不是原来的面貌，要根据这些资料对当时的历史作比较真切的认识是很困难的。而青铜器铭文，特别是篇幅比较长的铭文，是当时人们现实生活的反映，没有经过后世的修改，保留了当时的真实面貌，因而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被誉为“青铜史书”。如1975年出土于陕西岐山董家村窖藏中的五年卫鼎内壁铸有铭文207字，记载了一件有关土地纠纷的诉讼案件，对我们了解西周时期土地所有制的变化有相当重要的研究价值。1980年出土于长安的多有鼎，内壁有铭文22行278字，记载了西周晚期厉王时期猃狁入侵和周人反击的经过，内容包括战争的起因、时间、地点和规模，因对研究西周时期的军事和民族关系具有重大价值而被定为国宝。另外，传世古籍由于长期传抄，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窜改讹误，引起种种的争论。而金文保持原来面貌，使我们可以直接接触古代信息，很多地方能够对文献记载起到印证和订正作用。 青铜器铭文在书法艺术方面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上承甲骨文挺拔的风格，下启篆、隶、楷严谨之先河，结体凝练、字迹隽丽、波磔圆润，是中国书法艺术上的重要篇章。如大盂鼎铭文字体长方，清秀镌美，富有变化，通篇章法严谨，行气疏朗有度，是西周铜器铭文中书法造诣最高的作品，它的拓本至今尚被书法家所珍视，是研究古文字和临习书法的范本。而墙盘铭文字体朴实遒劲、笔势浑圆厚实，也是珍贵的书法艺术瑰宝。 由于青铜器的铭文和器物的定名关系密切，在此有必要顺便介绍一下青铜器的定名方法。一般说来，青铜器的定名首先要尊重自名，就是说青铜器铭文中对刻铭的这件器物有称谓的，我们现在还以它原来的名字来称呼它，这些字都是从金文释读为现代汉语的，很不好认，也显得比较古怪。如果没有自名的，则以习用的名字给它定名。我国青铜器的研究从宋代就开始了，现今大部分青铜器的名称是宋代学者根据他们对古籍和青铜器的研究定下来的。根据以上两条原则定下像鼎、簋、爵等名称后，还要在它们的前面加上限定词以示区别，就像同名字的人通过不同的姓来加以分别一样。这个限定词首先还是看铭文，铭文中如明确说明这件器物是谁制作的或为谁制作的，就把这个古人的姓名放在器名之前，如“多友鼎”中的“多友”就是制作这件鼎的主人。没有铭文的器物，就用器物的形状特征来限定，如“牛尊”。如器物的形状也没有特别之处，则以器物上的主要纹饰来命名，如“饕餮纹鼎”、“夔龙纹簋”。大多数情况下，青铜器的定名乃是上述几种方法的综合运用。 三 如果说铜器铭文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的话，那么其造型艺术和纹饰则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它们犹如一条字、一幅画、一件雕塑，给人以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我们说青铜器是珍贵的艺术品，主要就是基于其造型和纹饰而言。由于中国古代青铜器大都使用陶范铸造，一般一范只铸一件，没有两件完全相同的青铜器，所以每件青铜器都是独特的艺术品。在造型方面最精美别致的是各种鸟兽尊，全器作成动物形状，构思巧妙，情趣盎然。如1967年出土于陕西岐山贺家村的牛尊，整体作水牛形。牛体浑圆，四蹄粗壮，头部前伸，双目圆睁，似在鸣叫，造型非常传神。尤其别致的是背上开一方口，口上加盖，盖与牛背以系环相连。盖上铸一立虎，虎四足向前，后身微缩，俨然在捕食。虎瘦劲而凶猛，牛庞大而憨实，两相对照，令人忍俊不禁。而其华美流利、恢宏豪放的器表纹饰则给人以强烈的艺术美感。除此而外，不少常见器物的造型也富于民族特色，像酒器中的爵、觚、角、斝，食器中的鼎、甗、盨，都是其他民族青铜文化中所少见的。造型的雄浑别致，再配上中国特有的饕餮纹、夔纹、凤纹、龙纹、雷纹等，使西周青铜器在世界青铜文化之林中显得独具一格，以典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而大放光彩。 西周青铜器上的纹饰极其复杂，大致可分为动物纹、几何纹和人事活动纹等三大类，动物纹中的饕餮纹（又称兽面纹）是最神秘、最有名的纹饰。饕餮之名出自《吕氏春秋•先识览》：“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由此看来，它是一种非常贪吃的动物。今天，人们把胃口好、饭量大的人形容为饕餮就是来自于此。饕餮在青铜器上表现出的形象并不一致，一般为某一动物头部正视的展开图案，有时像牛，有时像羊，还有的时候像怪兽。其实，现实生活中并没有饕餮，青铜器上的饕餮是当时人们将现实生活中的多种动物集合并加以夸张而产生的一种幻想的动物。同样，西周青铜器上经常出现的夔龙在现实生活中也不存在，它仅仅是古代传说中一种只生一足的动物而已。 当然，作为等级权力以及当时人们崇拜与信仰的寄托物，青铜器的造型与纹饰不但在艺术上达到了后世难以模仿的高度，而且还负载了极为丰富的文化信息。也就是说，青铜器纹饰并不仅仅是美观的图案，它们也是当时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的曲折反映。从上古到西周盛行的饕餮纹，庄严肃穆，特别是商代器物上，在饕餮纹间加饰各种奇禽异兽，富于神秘气息，显然与当时的神话和宗教有关。西周早期的青铜纹饰受宗教思想的影响最为深刻。这一时期的纹饰与商代一样，绝大多数表现动物的形象，且又以幻想的动物占主导地位，如饕餮纹、夔纹等。至于人类自身的活动和社会生活形象，在纹饰中却毫无反映。轻人事而重自然，轻自然而重神怪，表现了屈人以事神的鲜明倾向。从纹饰的风格看，是重繁缛而轻简洁，纹饰布满器物的全身，不留任何空隙，甚至连视线不能到达的器物底部也装饰了图案。有时在同一器物上饰以多种动物纹，通常五六种，多者达20种。怪异的主题纹饰和繁缛的附加纹饰结合起来，配上古老的器形，给人以凝重庄严、神秘狞厉的感觉。所有这些，都表现出审美意趣服从于宗教迷信的倾向，反映了宗教观念对装饰艺术的深刻影响。西周中期（昭穆）以后，青铜纹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以往复杂恢宏的器物和充满神秘色彩的纹饰相继隐没，最流行的纹饰是窃曲纹、瓦纹、重环纹，饕餮纹退居装饰的次要地位。在结构上，也打破了风行几百年的兽面纹对称构图，代之以比较自由的连续结构。从布局上看，这一时期的纹饰不像从前那样布满器物的全身，而是把主纹做成连续的环带，装饰在器物的显要部位上。这些变化标志着青铜艺术开始摆脱宗教观念的束缚，并由此而孕育出一种比较自由而活泼的风格，为装饰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到春秋中期以后，王室衰微，列强争霸，青铜文化走上了大变革时期，青铜纹饰朝着图案化方向发展，再也不具有神秘意义，出现了大量反映人事活动的新纹饰如宴饮、狩猎、攻战等。至此，青铜艺术终于摆脱了神灵的荫蔽，跨出宗庙的门槛，成为了现实的人的艺术了。战国中期盛行的云气纹，则与新兴的升仙思想有关。由此可见，青铜器既有美术史的意义，也有思想文化史的价值。 四 由于青铜器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历代仿制和伪制的现象都很盛行，因此，我们在收藏一件青铜器之前，必须对其进行鉴定即确定其年代，识别其真伪，估量其价值。 仿制商周青铜器最早出现在宋代，以后历代都有仿制。仿制商周青铜器一般只取其外形，在局部如花纹等方面仿制者往往会根据各自的喜好进行一些改造，并且许多仿制品都铸刻有仿制的年款。因此，仿制的商周铜器通常是比较容易辨别的。与仿制品只求形似不同，伪作的青铜器只有乱真才能牟利，因而这部分青铜器一直是铜器辨伪的主要对象。伪造青铜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以前，之后历代都有伪品出现，并一直延续至今。青铜器作伪主要有全器作伪与真器改造两类。全器作伪在过去有自行设计器形、花纹的情况。随着考古工作中大量经过科学发掘的真器出现以及青铜器研究的不断深入，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看到这类伪品了。现在更多出现的是以真器为母，采用在真器上翻模的方法制作出来的伪器。辨别这类伪品，主要是从铸造工艺上及铜锈方面入手，了解铸造方法的差异和辨别真假铜锈是关键。真器改造主要是作伪铭、伪花纹等。伪作的铭文和花纹往往与器物的年代不符，如果对青铜器的发展演变有一定的认识，就很容易被识破。还有许多伪铭与伪花纹与真器年代相合的器物，这就需要对铭文内容、书体以及花纹的构图、线条进行细致的观察。一般而言，伪铭的字体较为松散、呆板，伪花纹则缺乏神韵，通过与真器认真对比，还是可以分辨出来的。 从前的古董商鉴别铜器靠眼看、耳闻、鼻嗅、舌舔来加以判断，辨别其年代真伪，这完全凭的是长期积累的实践经验。而现在的专家则除了利用前人的实践经验外，还拥有越来越多的先进的科学仪器，比如用激光分析其合金成分，更有人尝试将电脑引入青铜器鉴定中来。当然，作为一般的铜器爱好者不可能拥有这些仪器。但只要多看、多思、多记并尽可能多地接触实物（包括赝品），掌握并熟知各个时期器物的形制特点、装饰风格和制造工艺等方面的知识以及与之有关的历史文化方面的综合知识，就不难鉴别出器物的真伪。 青铜器作为一种金属器物，在收藏与保养方面，首先要注意防锈和去锈。青铜器表面生成的锈种类很多，其中有一种成分为氯化亚铜的绿锈（又称“扬梅锈”），不但对器物有着很强的腐蚀和破坏作用，而且对其他器物还有传染性。对于带有这种有害锈的器物应先做隔离，然后用酒精与氧化银调和成糊状剂，涂抹于器物的锈蚀处，通过化学作用来保护器物。旧时的收藏家，常将铜器去锈后，再在器物表面打蜡，使铜器外表与空气隔绝，防止氧化和再生锈。但这一处理方法将铜器的自然色彩完全破坏，铜器古朴典雅的特色也大为逊色。因此，这种方法虽自宋代至清代很很盛行，但今人已不再采用。其次，温湿度对青铜器的影响也很大。湿度越大，器物氧化腐蚀的速度也越快。特别是酸性气体，如氯气和二氧化氮等与空气中的水分起化合作用后，对器物有着较强的腐蚀作用。因此，一定要将器物放在适当的环境中并掌握好温湿度的变化，以避免上述情况的产生。梅雨天气时，空气中水分大，铜器易生霉（一种白色的毛），对此，可用蒸馏水清洗然后晾干的办法消除。第三，对于级别较高的器物，一定要用软囊匣保存，这样在提取和搬运时不易损伤。 人们在判断一件文物是否精美或是否具有收藏价值时，经常使用“品相”一词。所谓“品相”乃是文博界和收藏界人士对于文物自身质地与完残情况综合评价的习语。一般而言，除了文物自身的品质之外，保存状况的优劣也是决定“品相”好坏的重要标准。因此，无论是青铜器还是其他类别的文物，我们都应重视其日常的保养工作。 作者：谭前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