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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谈博物馆的学术研究 文物蕴含着历史，一件文物就是一个历史事实或是一个历史事实的碎片。研究历史要从事实出发，如果有相应的文物，这个文物就是这个研究的事实出发点。如果有新的文物提出了新的事实，这个新的文物就可能启动新的事实研究。出土的一批竹简甚至一枚竹简可能就像马克思发现美澳大金矿那样，使历史研究“再从头开始”。文物是事实的载体，尊重文物就是尊重事实。《人民日报》曾经报道一则毛泽东尊重历史事实的事例。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１日毛泽东视察黄河路过汤阴下车去看岳庙，有一座高大的指路碑，正文为“岳忠武王故里”，左侧七律诗，右侧为“镌碑经过”，系１９４２年汤阴县知事张直主持镌刻，署名中有２４个小坑。毛泽东问为什么这８个人名字打掉了？答“他们都是汉奸，群众恨他们才给打掉的”。毛泽东摇摇头说，“汉奸想借岳飞给自己扬名于世，这是历史，不必打掉，留下来让他们作反面教员。”这件文物记载的是事实，不仅记载了立碑的事实而且也记载了打掉汉奸名字的新的事实。这件文物经历了两件历史事实，可能不止两件，所有它的经历都是客观存在，都是改变不了的。想改变它的企图和行为本身也是改变不了的。文物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是历史的本体；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不可更易的事实。 文物荷载的历史事实有简有繁、有真有伪，对文物荷载的事实进行科学研究是博物馆最重要的基础研究。历史现象是复杂的，追寻历史的事实真相是历史研究的无穷尽的课题。追寻文物的事实真相是追寻历史事实真相的一部分。因此博物馆的文物研究必须放在历史研究的大背景之中。不要止于就文物研究文物，文物是个别事实，是广泛联系着的历史事实的一个片断。把文物放在更大的历史事实中去研究，不仅更好地认识文物本身的事实真相，而且有助于研究历史事实的真相。我们不要太强调博物馆藏品研究与研究所不同，不要太强调博物馆藏品研究的个性而忽略科学研究的学术共性。博物馆的科学研究人员不参与社会学术争辩，不接触学术前沿课题，不掌握学术动态，博物馆的学术水平是上不去的。博物馆的学术研究只有进入社会学术洪流中去，才能真正发扬博物馆的研究个性，博物馆拥有的大量历史事实才得以彰显它的特殊价值。 一、 文物与历史证据 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人对历史事实的认识，人对历史事实的陈述是主观的。人如何接近已经逝去的历史事实，人能多大程度地认识历史事实，人又能多大程度地反映历史事实，这是一些很成问题的问题。后现代史学就是从这些追问中提出对认识历史的真理性、客观性的质疑而异军突起的。但后现代史学与现代史学的思想和理论也不是截然两分的。后现代史学与现代史学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都承认有一个独立并外在于史家的真实，也就是说都承认历史曾经是客观存在的。不过后现代史学把认识历史看得更复杂从而怀疑史家能否进入过去？历史陈述有多少真实含量？当然后现代史学并不是历史不可知论。美国后现代史学领军人物怀特就曾声明，他从来没有否认过历史知识的可能性，他只是否认在研究历史时有可能取得类似研究物理时所获得那种科学的知识，但是史学却可能取得如同文学所提供的那类知识。实际上后现代史学在求证历史客观性、真实性方面推进得并不多，因而也不能取代现代史学的正统地位。我认为历史研究应更多地向求证的方向继续努力。如果你认为历史不可知，那你就要证明其不可知；如果你认为历史可知，你就要拿出历史的证据来，确证其为真实。西方当代知识论的发展方向是可以借鉴的。西方当代知识论已经把对知识性质和知识条件的追问，从认识论向本体论转移。不但要追求真知，而且要确证其为真知，并且使人相信其为真知。“确证”构成了现代知识论的核心部分。我认为历史知识也应如此。对历史的研究和对历史的陈述都应该建立在已经确证并让人相信其为真实的历史事实之上。正在我国史学界走红的介于现代史学与后现代史学中间的美国当代史学家柯文也明确主张，史家“首要目标是在取证的基础上建构一个对过去尽可能准确而真实的理解”。在求证历史事实真相上，文物有其特殊价值。 文物是历史的本体，是逝去了的历史的一部分，是外在于史者而客观存在的。同时文物也是主观历史陈述的事实证据，为历史研究和历史陈述提供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从而增强了主观历史的客观性和可信性。马克思指出“为了研究已经绝种的动物身体组织，遗骸的构造是极其重要的。与之相同，劳动手段的遗物对于研究已经灭亡的社会形态也是有重要性的。”恐龙遗骸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恐龙。文物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逝去的历史事实的本体或本体的一部分。从本体上讲文物是客观事实本体，同时它也具有历史知识的证据的意义，被称为物证。物证是强有力的事实。《苏联博物馆学基础》中有这样一个例子：“马可波罗由中国旅行回来后，向那些还不知道世界上有煤存在的本国同胞讲述道：在中国，人们从地里挖出来黑色的石头，他们燃烧这种石头来使屋子烘暖，来做饭。当时对这种可以燃烧的黑石头的报道，没有一个相信。马可波罗受到人们嘲笑并被称为扯谎的人。如果马可波罗把这种黑色石头（煤）的样品带了回去，那么这个样品显然要放到博物馆作为认识煤的原始资料以及它的存在的证据了。”如果煤本身作为证据出现，马可波罗的陈述就不容置疑了。国际博协制定的博物馆章程中，把博物馆文物定义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证”。博物馆收藏的大量文物保存了历史并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物证。文物不仅是历史事实的物证而且使史者更丰富更实际地认识历史事实。过去从口碑历史中研究者知道在中央苏区就有参考消息，但经历者的记忆已经模糊，语焉不详。直到陈诚的“石叟档案”解密，研究者才看到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创刊的《无线电日讯》的几份原件，从中确切地得知《参考消息》名称的演变、编辑单位的演变及稿件来源等历史事实，丰富了相关历史的知识。重要的是文物不仅丰富了理性知识，而且丰富了感性知识，增加了认识历史事实的厚度。 文物负荷的事实有真有假、有简有繁、有新旧叠加的事实，因此对文物内涵的研究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国际博协保管专业委员会提出建设动态的藏品档案，不断充实新的研究成果。卢浮宫建馆二百多年来，对藏品蒙娜丽莎的研究一直不断，甚至成为世界关注的课题。据说卢浮宫有几百位教授在研究藏品。藏品的价值是挖掘不尽的金矿，藏品研究是不会有穷尽的。如果要使文物成为真正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历史证据，博物馆必须下大力气研究藏品，吸引馆内外的历史学家埋头于藏品研究，更深更广地揭示藏品内涵，更充分地实现馆藏品的证史、补史价值。 二、 文物与历史情感 历史是无情的，史者是有情的。研究历史、撰述历史著作是人的主观活动，是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和反映，不可避免地会带上各种主观情感。社会历史与自然历史明显的不同就在于人的参与。社会历史是人创造的，人是有感情的。人在研究和陈述历史时包含着人的思想共鸣和情感倾向是很自然的。史者对是非善恶不能无动于衷。马克思撰述的１８４８年法国历史事变的史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一部通过历史偶然阐述历史必然的重要史著。他是以历史笑剧的笔调，嘲笑路易•波拿巴的上台以抒发他心中的历史悲愤。怀特把这一史著列为以讽刺的“闹剧”手法安排历史情节的典型。怀特的归类有片面性，他只凸显马克思的历史情感的表达而弱化了这部史著的史论意义。马克思在这部书的第二版序言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马克思说，与他这本书同一问题的著作有两部：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的《政变》。马克思评论说雨果只是对政变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和俏皮的攻击，把事变看成个人暴力行为，实际上就把这个小人写成伟人了。蒲鲁东想把事变描述成历史发展的结果，却不知不觉中为政变作了辩护，陷入客观历史学家的错误。而马克思自己呢？他写道：“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角色。”马克思这部著作中流露出来的历史嘲笑确实说明了人在陈述历史时存在着强烈的情感。但马克思在著作中是运用一个接一个的客观事实展开历史陈述，揭露出历史的客观进程。我们稍微认真地阅读就可以发现他的感情色彩强烈的语句中包含着的历史的理性结论。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史学界日益重视对感情进入的探讨，柯文的近作《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与神话的义和团》中，被认为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对义和团的经验世界的追寻。柯文自己也说，我至今仍然认为史家的主要工作是理解并解释过去。但我现在把史家的重要工作视为另外两种“了解”过去的方式——经验和神话，后两者就其对人类日常生活而言比前者远为普遍并更具影响力。向前人的经验领域进入是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动向。历史情感是历史经验的核心部分，文物蕴含着的历史情感是历史最感人之处，深入发掘文物的情感内涵，是十分重要的。 文物是有情感内涵的，不论是文物形成过程中蕴含着的固有的情感，还是史者对它的情感的共鸣，文物的情感价值都应该引起更多的重视。我在前不久发表的《博物馆物论》中有一章是专论文物情感的，其中有一例谈到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中的一具杀害刘胡兰烈士的铡刀。１５岁的党员刘胡兰至死不肯指认村中的党员，敌人威胁要用铡刀铡死她，她问：“咋个死法？”敌人张开了铡刀，她义无反顾地引颈就义。这具凶器被陈列者用粗铅丝捆住刀片放在地上。刀不能张开了，但观众还是在想像着这具铡刀是怎样张开又怎样合在年轻姑娘的项颈上的。人被这种野蛮震撼了，被这种不屈震撼了。这具铡刀不仅是凶器，同时它还见证了为理想与信念而英勇献身的壮烈，人为这种崇高所感染。为什么并没有这种历史经验的后人能如此强烈地产生感情进入，就是因为文物把人带到真实的历史背景中去了，带到历史现场感受中去了。凭借这具铡刀人就有了与过去直接对话的某种条件，就有了进入过去的路径。柯文描写在义和团围困下的使馆区的外国人的经验时，用的是外国人自己的记述，但柯文感叹地说：“参与者的陈述最多只能提供对过去的一种生动强烈的特定的模糊印象，它无法给我们提供过去。”而文物则不同，与文物对话就是与历史本身对话，感受文物蕴藏的喜怒哀乐，就是对历史情感的进入。这是文物的特殊的历史价值之所在，是口碑和文本所达不到的。因此博物馆不仅要关注文物之于历史的认识价值，还要关注文物之于历史的情感价值。在更大领域中实现文物的特殊价值，更紧密地把文物与历史连接起来，博物馆是可以做出更大贡献的。 三、 文物与历史问题 爱因斯坦提出一个论断：“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他强调“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不过喜欢寻根到底地追究问题罢了”。提出问题、追究问题的重要就在于提出问题是从实际上推进了认识，可以说一切探索总是从提出问题开始并围绕问题展开的。美国学者史华慈提出了著名的“问题意识”这个新概念。“问题意识”（ｐｒｏｂｌｅｍｕｔｉｑｕｅ）是指由相关的议题作为核心所组成的问题丛，也含有“无法获得确解的问题”的意思。问题意识是史华慈史学思想中的一个关键性范畴，贯穿于他的史学著作之中。他把问题意识引入史学，从实际历史问题中推进历史认识。他的一系列历史著作都是围绕历史大问题展开的，从而开辟了一条深化历史认识的路径。法国新史学理论也有问题史学的出现。我认为对历史的提问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深化，是一种探索，也是为了更充分地实现历史的社会价值。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实际上早已围绕着重大历史问题展开了，如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问题，革命与改良问题，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等等。这些大问题包含着若干相关的问题，形成了纲目之间的逻辑关系，层层深入到历史的实际中去。我并不是问题史学者，我只是在方法上重视历史问题的提炼，把历史的提问作为历史探索的一个路径。问题的提出和问题的解决都是探索的过程。但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提问和提问的方式有中国自己的特点。中国有自己的-思想传统、文化传统、史学传统，有自己的生存环境和自己的语境，也许在历史的提问上西方学者和我们提炼的问题可以趋同，但提问的方式和问题的解答还是有不同特色的。西方对中国历史问题的种种解答并不能代替我们。历史问题不仅是认识问题而且是实际问题。对于实际问题，历史中人的感受最真切。 文物就是历史实际的一部分，历史问题与文物的关系也是密切的。文物本身就有许多问题，有的文物可以引发出历史问题，有的文物可以解读历史问题。博物馆有一种文物征集就是问题征集，围绕特定的历史问题进行专题征集。如上世纪６０年代中国革命博物馆为了配合陈列需要征集洋油侵入中国垄断市场的问题，为此征集到了一批能够佐证历史的文物，如美孚油公司早期产品老头牌煤油、鹰牌煤油、虎牌煤油、飞马牌煤油，亚细亚油公司的壳牌汽油、元宝牌煤油、龙牌煤油，德士古油公司的红星牌煤油、幸福牌煤油的广告；美孚油公司上海西公茂煤油站的站牌；美孚行和代销店的合同；各种规格的油桶；煤油副产品的白礼文洋蜡；美孚行制造的各种煤油灯，有豪华的花灯，也有城市居民用的有灯罩的各式煤油灯和农村用的无罩小煤油灯，其花费比点豆油灯还便宜；一批珍贵的原版照片，有牛车队、骆驼队由码头向农村、牧区运送煤油的忙碌场景。这些文物真实地再现了洋油涌进中国市场，从城市到乡村无孔不入的历史事实，有助于相关历史问题的解读。这就是文物服务于历史问题。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文物本身的问题引发历史问题的研究。文物本身有种种问题，有大有小，有文物就有问题，所以文物研究的课题是无穷的。太平天国的造假文物就很多，许多布告、凭证都是今人做的，不是复制或仿制而是无中生有，以新出现的文物求索高价，也有为了个人出名的。但太平天国典章制度繁琐而独特，即使造假出自太平史研究者之手也难免露出破绽，被更高的研究者识破。大成国新发现的三张布告的造假者就是为了出名。能造出这三张无中生有布告的人是有相当研究基础的人，后来查清伪件出自太平史研究名家某博物馆馆长之手。所以罗尔纲认为这些问题文物很宝贵，推动了对文物的深入研究。他手头就保存一书架的伪文物。问题文物本身就是问题，对它的鉴别把历史研究引向实际、引向细节，也许细节中会引发新的重大探索。文物有助于历史问题的研究，问题文物本身又有赖于历史的研究，文物与历史问题的关系是紧密相关的。 现代史学本身也在不断发展，至今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后现代史学虽然发轫于欧洲但现已趋式微，美国后现代史学异军突起影响日盛。但不论史家如何发展，文物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文物之于历史事实的研究，历史证据的研究，历史情感的研究，历史问题的研究，应该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做出更多的贡献，从而相得益彰。 学术研究是博物馆三项基本职能（收藏、研究、教育，现有不少人提出增加“娱乐”为四项职能）的中心环节。博物馆的各业务部门工作，包括征集考古、收藏保管、陈列展览以及宣传教育等，都必须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学术研究贯穿在这些具体的业务工作之中。体现一个博物馆工作质量和科学水平的高低，学术研究开展得好坏起着重要作用。可以说学术研究是博物馆的灵魂。因为博物馆不是一般的收藏所和宣传部门，它收藏的物品是属于文化遗产，是历史实物资料，如果不去研究它，发掘它的内在价值，发挥它的社会效用，也就失去了收藏的真正意义。这也是我们博物馆人起码要做到的，即对每—件藏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鉴定和评价，这就得进行研究工作。同时，没有研究也就谈不上对文物科学的收藏保护以及举办出高水准的陈列展览。再者，博物馆的学术研究还不仅限于为馆内收藏、陈列和宣传服务，它还必须而且最终是为科学和普及科学作出自已的特殊贡献，对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早在1965年全国第一次博物馆工作会议上，对我国博物馆的基本性能和基本任务就作了明确规定，即我国博物馆的基本性能是：“科学研究机关、文化教育机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以及自然标本的主要收藏所”。博物馆的基本任务是：“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科学研究是博物馆全部活动的基础”。这些基本理论的确立，为我国博物馆业务工作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至今不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