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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新志 刘宇生 闫华军 摘要：本文在介绍汉阳陵的考古发掘成果的基础上，回顾三十年来汉景帝、汉阳陵遗址、出土文物及遗址保护等方面研究的可喜成果，指出汉景帝和汉阳陵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以期引起学者关注汉阳陵、研究汉阳陵。 关键词： 汉景帝阳陵 文物研究 遗址保护 汉阳陵是汉景帝刘启与王皇后的“同茔异穴”合葬陵园,位于咸阳原东端,地跨咸阳市渭城区、泾阳县、西安市高陵县三县、区。陵区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近6公里，南北宽1～3 公里，占地面积12平方公里，由帝、后陵园，南、北区从葬坑，礼制建筑，东、北区陪葬墓，刑徒墓地及阳陵邑等组成。帝陵座西面东，居于陵园中部偏西；后陵、南区从葬坑、北区从葬坑、一号建筑遗址等距分布在帝陵南北两侧，左右对称；刑徒墓地及三处建筑遗址在帝陵西侧，南北一字排开；陪葬墓棋盘状分布于帝陵东司马道两旁，阳陵邑在东司马道东边。陵园以帝陵为中心，四角拱卫，南北对称，东西相连，布局规整，结构严谨。“阳陵”一名取自地名“弋阳县”中的褒义词“阳”。[1] 汉阳陵的研究回顾 一、汉阳陵考古勘查与发掘 最早对阳陵作考古勘测的是日本学者足立喜六，1933年出版《长安史迹考》。 1972年春,发现钳徒墓,《汉阳陵附近钳徒墓的发现》[3]一文以1、2号墓为例，对刑徒墓及出土文物作了介绍。 1978年调查、勘测帝陵、后陵、门阙及部分陪葬墓，《汉景帝阳陵调查简报》[4]一文公布了此次调查结果。 1990年—1991年,陕西省汉陵考古队(后改为汉阳陵考古队)组建并入驻阳陵，部分清理南区第6、8号从葬坑，全面发掘第16、17、20－23号小型坑。《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一号简报》及《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二号简报》[5]及时发表这一考古成果。 1992年—1995年，部分清理南区从葬坑第1、2 、3、4、5、6、10号坑,并发掘9号陪葬墓的从葬坑。 1997年—1998年,对帝陵南阙门遗址、陪葬墓区、南区8号从葬坑进行发掘,并钻探帝、后陵周围，试掘帝陵东侧第13号从葬坑东端部分，《汉景帝阳陵考古新发现》[6]一文公布了这一阶段的考古成果。 1999年,发掘帝陵东侧第11号至21号从葬坑，《汉阳陵帝陵东侧DK11-21号外藏坑发掘简报》[7]、《阳陵外藏坑探珍（上）》和《阳陵外藏坑探珍（下）》[8]等文公布了这一考古成果。试掘帝陵陵园西北角和东北角,发现砖石混建排水渠两条、夯土城墙两段；部分清理南区18号从葬坑；试掘宗庙遗址。 考古工作为研究汉代帝王陵墓的形制、规模、营建、祭祀等问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为进一步研究两汉乃至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帝、后陵墓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考古资料揭示汉阳陵的营建有严密规划方案，[9]《秦、西汉帝陵的内、中、外三重陵园制度初探》、《汉景帝帝陵内、中、外三重陵园的建筑和埋藏特点》[10]等文认为阳陵应由“内陵园”、“中陵园”、“外陵园”组成的三重陵园，内陵园修建陵垣，未挖壕沟，修建高大门阙；中陵园未修建陵垣，开挖壕沟，修建门阙；外陵园未修建陵垣，开挖壕沟，未修建门阙。 二、汉景帝与阳陵的研究专著 汉景帝“承黄老之术,顺天应命,抚驭万民,和亲匈奴,轻徭薄赋,减笞去刑,与民生息,无为而治,的确颇一番可嘉的实绩。质诸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关史实来看,所谓‘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的赞誉,也并非史家曲笔谀世之词”[11] 。 然而,与高祖、文帝和武帝的研究相比,汉景帝研究相对比较薄弱,阳陵科学考古工作的进行,为汉景帝及阳陵研究带来新契机,目前研究景帝及汉阳陵的著作: 《汉景帝与阳陵》[12]、《咸阳原上的汉帝王陵园》[13]是目前了解汉景帝与阳陵考古成果的主要著作。 传记两部《汉景帝传》[14]和《汉景帝评传》[15],前者融故事性与学术性于一体,语言质朴,史实准确,引用很多学术界新成果,是了解景帝及景帝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及历史事件与人物的不可多得之作。后者旁征博引,对汉景帝时期很多焦点问题作了深入分析。 文景时期研究专著两部 《文景之治》[16]和《文景之治》[17],前者学术性较强，吸收前辈学者的观点，提出不少新见解，如文景时期的负面影响等。后者为通俗读物，语言诙谐精练，观点（褒文贬景）鲜明。 旅游和普及读物有《汉景帝阳陵》[[18]、《走进汉阳陵》[19]、《汉阳陵》[20]、《阳陵物语》[21]、《汉阳陵揭秘》[22]等。此外，《五陵原与西汉帝陵》[23]一书也较为详实地介绍了汉景帝阳陵。 图版书籍有《汉阳陵》[24]和《汉阳陵博物馆》[25]等。 三、帝陵陵园 帝陵陵园由陵城构成外围，平面呈方形， 陵冢呈“覆斗状”四棱台体，陵高32.28米，位于陵园中心。整个陵园由围墙、门址、排水系统、封土、墓道、墓室及外藏坑组成，布局合理,排列有序。 帝陵有东、南、西、北四条墓道（东墓道最长69米，专家据此认为：东墓道为主墓道）。西汉帝宫未曾发掘，学者初步推断：陵墓实际上可分两部分，上为陵（封土），下为墓（地宫）。墓圹为上大下小坚穴式三维空间（同陵冢的形状相反，呈“仰斗状”）。地宫内部应由三部分组成，即：上部包括外口起至地面，下挖构成“方中”；在“方中”内缩一段距离，夯筑“方城”；在“方城”中部之内收缩一段距离再向下挖，构成“明中”；下部系在墓底中心位置，再挖一个大大缩小了的坑，这就是放置棺椁的“玄宫”。玄宫之内应设置梓宫、便房、黄肠题凑等，梓宫应为七层套棺，敛服应为金缕玉衣。[26] 四、从葬坑研究 目前,汉阳陵发现从葬坑(最早由王学理先生提出)195座，《汉阳陵从葬坑初探》[27]一文根据从葬主体的不同分为：帝陵从葬坑、后陵从葬坑、其他从葬坑。帝陵从葬坑又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墓室之内的从葬坑，或许代表或象征类似中朝之类的职官机构；第二层次为墓圹以外、封土之下的从葬坑，其内涵应与三公有关；第三层次为封土之外的、陵园以内的86座从葬坑，代表当时的九卿及其所属机构及设施；第四层次为陵园以外的南、北区从葬坑，代表和象征西汉王朝的军队，这与《论阳陵南区从葬坑的军事性质》[28]提出的观点相同。《汉阳陵帝陵DK11-21号外藏坑性质推定》[29]一文认为位于帝陵东北侧的11座外藏坑，象征的是“卫尉”、“宗正”、“少府”三卿或其下属机构。推断帝陵东南侧、南侧、西侧、北侧的外藏坑应有关于其他六卿的印章、封泥等文字资料出土。《论新发现的汉景帝阳陵陪葬坑若干问题》[30]一文也对阳陵陪葬坑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 五、“罗经石”遗址 遗址呈“回”字形，即大方套小方，外方是院墙，墙外有壕沟，四正有四门，四门之间是四个曲尺形回廊，回廊前面有散水，两端各有一口井，正好在门内的两侧，共八口井。内方是中心建筑的夯土台基，外边有一圈散水，四面各有三个门，门内未发掘，中心是“罗经石”，直径1.35米，中心刻 “十字凹槽”，整个石刻上圆下方，上面凸起的一层呈圆形，中间有十字交叉刻槽，下面基座呈方形，东边比较完整，西边已经残缺。出土带瓦当筒瓦、青龙纹空心砖、玄武纹空心砖、“长乐未央”文字瓦当等。 该遗址自发掘之日就引起很多学者关注，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解释。 观点一:“最早测量标石”，《阳陵罗经石的实测和研究》一文指出“该石是目前为止我国发现最早，也是唯一的一块古代测量标石”，为测量阳陵的基点。[31] 观点二:社，《罗经石乎？太社乎？》一文认为罗经石遗址是古代的太社，罗经石是社主座，其上应竖立男性生殖器模型，作为万民祭祀的神主，并考证出这一模型高应为5.8米。[32] 观点三:陵庙,以文献记载“陵旁立庙”的为据，将其中一些特征如外廓呈方形等与王莽九庙比较后，认为它是陵庙。《罗经石遗址是阳陵庙》、《陵庙乎? 太社乎?》[33]以及《汉景帝与阳陵》主此说。 观点四：寝，“这里过去曾发现砖铺地、十字路面一段，方向由东南向西北，通向阳陵，当即寝殿的所在，‘罗经石’该即寝殿建筑上的一种基础。”[34]《西汉十一陵》[35]亦主此说。 观点五:大型礼制性建筑遗址，具有多方面礼制性的特征。《试论汉阳陵罗经石遗址的祭祀性特征》[36]指出了该遗址诸多祭祀性特征。《说汉阳陵“罗经石”遗址的建筑设计》[37]认为该遗址的建筑设计与汉六博局、博局镜以及王莽明堂等有很多相似之处。 《陕西咸阳汉阳陵罗经石的探讨》[38]一文认为罗经石是古建筑中心柱础石。 六、汉阳陵陶俑研究 汉阳陵从葬坑及陪葬墓出土大量精美陶俑，从着衣方式上可分：著衣式和塑衣式两种，著衣式陶俑是对楚文化的以木俑随葬风气的延续和创新，并认为此类陶俑一般只在帝陵出现[39]。从其身份分：骑兵俑、舞女俑、文官俑、铠甲武士俑、宦官俑、粉彩女俑等，精美陶俑自发掘伊始就受到学者极大关注。 《中国汉阳陵彩俑》[40]和《汉代陶塑的新发现》[41]是最早介绍和研究汉阳陵陶俑的著作,前文指出阳陵陶俑造型逼真、各具情态，细腻传神、惟妙惟肖、手法灵活、技艺精湛。 《X射线探伤技术对汉阳陵陶俑、陶动物成型制作工艺的初步分析》[42] 指出汉阳陵出土陶俑制作为合模而制。《汉阳陵裸俑》[43]一文指出著衣式陶俑的制作工艺大致可以分为练泥、塑形、彩绘、焙烧、著衣、入藏等步骤。 《汉阳陵陪葬墓出土的彩绘陶佣》[44]、《西汉景帝阳陵陶俑掇英》[45] 等文对汉阳陵的部分精美陶俑做了介绍。 《西汉早期骑兵俑的发现与研究》[46]一文探讨了西汉尤其阳陵骑兵俑的发现、分类、制作、装备与装饰等问题作。《汉景帝阳陵出土的骑兵俑》[47]一文认为汉阳陵出土的学者所谓的“骑兵俑”，具有西北地区羌戎的特征，似为六郡良家子充任的中央卫兵。而《骑马彩俑与汉代女俑》[48]等文认为是女俑。 《谈谈阳陵出土的“宦者俑”》[49]、《被阉割的灵与肉》[50]等文介绍、确定并探讨了阳陵出土的少数“较之其他男性陶俑除面容和润外，最典型的特征是阴部只塑有较为短小的阴茎，而无阴囊”的一类陶俑是宦者俑。 秦汉陶俑的比较研究，集中在秦汉兵马俑比较研究上。《秦汉文化比较研究》[51]收录大量秦汉兵马俑比较研究的文章。其中《秦汉兵马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52]一文对当时秦汉兵马俑比较研究做了总结。 形体差异原因探讨，《秦汉兵马俑文化比较研究》[53] 、《秦始皇陵与汉阳陵陶俑的比较研究》[54]、《陕西出土的秦汉唐陶俑简论》[55]等文指出秦汉兵马俑形体的差异，除了经济、政治原因外，历史文化渊源的不同、秦楚文化观念的冲突、不同的价值体系则是其最根本的原因。《秦汉兵马俑形体差异探源》[56]一文虽认为汉兵马俑身体矮小，则是吸取秦之教训，减少工作量的结果，同时也指出，尚与秦汉文化渊源不同有关。 《阳陵春色大汉风采》[57]、《秦韵汉风 一脉相承》[58]探讨了汉阳陵陶俑的艺术特点。《秦汉陶制兵马俑制作比较》[59]认为汉俑去掉了秦的写实性，增加了更多写意味道，使我国古代写意雕塑作品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秦汉陶俑艺术比较研究》[60]一文认为汉俑更注重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且朴素大方，典雅厚重，古拙安详，表情沉静。《秦兵马俑与阳陵汉俑性别刻划之比校》[61]指出汉俑胡须与秦俑的绘塑结合不同，塑绘分开，要么塑，要么绘，主要是受荆楚文化影响的结果。 《秦兵马俑与阳陵汉俑彩绘工艺对比研究》[62]认为阳陵汉俑彩绘颜色种类相对较少，有红、紫、黑等；秦俑和阳陵汉俑彩绘底层都为生漆，但阳陵彩绘的生漆层普遍加入无机类填料，从而增强了底层与彩绘颜料的结合，提高了抗腐蚀能力；并清楚了阳陵汉俑彩绘的基本工序。 《秦汉军俑服饰之变化及服装的供给问题》[63]、《秦汉军服散论》[64] 两篇文章对秦、汉军俑服饰做了专门探讨。 《秦汉兵马俑比较研究》[65]一文对秦汉兵马俑的象征意义、制作工艺、雕塑艺术、彩绘工艺等方面都做了对比研究。 七、文物研究 《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出土小半两冥钱》[66]和《由汉阳陵冥币谈古代的瘗钱葬制》[67]等文认为阳陵出土的小半两钱是冥钱。 《“阳陵令印”封泥相关问题》[68]认为陵邑因园陵而设，因陵园而存在，但它们之间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却有着密切的相辅关系。《“大官之印”与西汉的太官》[69]推测16号外藏坑象征景帝在阴间的太官官署，而其它坑也应象征与皇帝生活紧密相关的官署机构。 《汉阳陵为何出土大批度量衡明器》[70]认为量器大量出现与“文景之治”的社会背景、丧葬风俗、景帝的“禁暴止邪说”以及皇权至尊思想等有密切的关系。 《汉阳陵收藏的一件陶质五珠钱范》[71]介绍了汉阳陵博物馆馆藏的一件五铢钱范，并作简要考证。《汉阳陵博物馆馆藏瓦当概述》[72]分类介绍阳陵博物馆馆藏瓦当。 《“木禺马”及相关问题探析》[73]认为“木禺马”即木质材料雕刻的马，亦即汉阳陵和平陵出土的木马，揭示了从用真马到陶马、再到木马陪葬的发展演变过程。《西汉帝陵汉阳陵陪葬墓出土玉器赏析》[74]对汉阳陵陪葬墓出土玉剑、玉剑格、青玉蝉、白玉蝉、玉塞等玉器进行赏析考证。《汉阳陵考古发掘出土西汉时期木材的树种鉴定》[75]一文对阳陵出土木质文物进行树种鉴定，结果为铁杉属和松树属两类。 八、文物、遗址保护 汉阳陵出土文物材质绝大多数为陶制，部分带有彩绘，保护不慎极易脱落。多年来各界专家一直在利用最新科技成果保护之，取得良好效果。 《汉阳陵文物害虫发生及防治对策研究》[76] 分析了阳陵文物害虫发生的原因，提出六条有效防治策略。《汉阳陵出土的陶质文物保护研究》[77]对出土陶制文物的保护作了深入探讨。 《西汉初期粉彩陶俑的保护研究》[78]探讨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保护粉彩陶俑的方案。《汉阳陵彩俑颜料成分分析及病因探讨》[79]指出湿度变化大是阳陵汉俑颜料脱落的主要原因, 建议阳陵文物应保存在最佳的恒温、恒湿环境中。《汉阳陵陶俑彩绘的光谱分析》[80]指出彩绘的显色成份分别为朱砂、土红和无定形炭黑, 且朱砂为人造颜料。《汉阳陵陶俑彩绘颜料的拉曼光谱分析》[81] 《偏光显微镜粉末法在秦俑、汉阳陵颜料鉴定中的应用》[82] 成功地测定出彩绘颜料成份。 作为遗址性博物馆，遗址保护是工作重点。近年来相继完成罗经石、南阙门、外藏坑等遗址保护工程，遗址保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罗经石遗址的保护工程于2005年完工，《汉阳陵“罗经石”遗址保护工程》[83]对此工程做了简要介绍。 《汉阳陵南阙门遗址保护工程》[84]一文介绍了南阙门遗址保护工程，并指出这是陕西省首次采用钢结构仿古建筑的遗址保护工程。 为保护发掘的帝陵东北角的10条外藏坑，投资近亿元于2006年建成我国第一座对近帝陵封土遗址实现全封闭保护的现代化全地下遗址博物馆。该展厅在设计理念上把文物保护放在首位，重点揭示文物文化内涵，展示文物魅力。[85]采用多项国内外先进技术，结构设计、结构施工等方面取得一系列创新。[86] 《汉阳陵帝陵遗址保护与地下空间开发利用》[87] 一文从保护历史文物风貌，建筑要与自然和谐共处及文物的收藏和安全等角度，阐述了通过利用地下空间开发保护文物遗址的重要性。 《地下遗址博物馆建筑消防问题研究》[88]一文指出汉阳陵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采用铯钾防火玻璃分隔的通廊穿越遗址大厅进行防火分区, 并且采用国际先进遗址保护技术复合于防火玻璃,自动控制调节遗址区温、湿度, 使遗址展示区接近发掘前地下保存状态,有利于防火、节能, 减少遗址区高质量、高要求空调设备和运营费用。 《汉阳陵帝陵外藏坑预应力混凝土梁设计分析》[89]一文对汉阳陵帝陵外藏坑预应力混凝土梁的设计，从力学的角度进行考察，认为这一设计非常成功，可以进一步推广使用。 《弃宏大而就无形》[90] 指出以文物保护为核心，以文化展示为主线, 全面运用了多种国际文物保护的先进技术, 完整体现当代国际古迹遗址保护的先进理念，成为我国新一代遗址博物馆建筑的典范。 另外，《全新的地下遗址博物馆》[91]《遗址保护展示的另类探索(上）》 、（《遗址保护展示的另类探索（下）》 [92]等文对帝陵展示厅也做了介绍。 九、博物馆建设 博物馆的开发、管理和经营，是博物馆生存的关键。目前，汉阳陵博物馆也取得了一定成果。《试谈大遗址的保护与开发》[93]一文指出阳陵的开发要立足市场，以保护文物、服从总体的适度、超前开发为原则。遵循扬长避短、动静结合、深层开发的方式。 《汉阳陵大遗址保护与利用项目定位研究》[94]一文把汉阳陵项目定位为：以汉阳陵大遗址和出土文物为主要内容的博物苑；大型考古发掘、展示现场和文物保护的示范工程；西安城郊的绿化生态区和具有休闲、观光功能的遗址公园。 十、阳陵人物研究 单独论述汉景帝的论文很少，目前仅见《略论汉景帝》[95],文中认为汉景帝是承前启后、有守有为的皇帝，促成了“文景之治”，为武帝时期的强盛奠定了经济基础。 《五陵人物志》[96]一文收录阳陵人物大侠朱安世、郎中令周仁、御史大夫张欧、冯商、酷吏王温舒、典属国苏武、酷吏田延年等七人。《<五陵人物志>校补》[97]一文认为苏武不应为阳陵人，并补任横。 汉阳陵研究展望 三十年来，汉景帝与阳陵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各类著作近二十部，论文一百多篇，在很多领域内取得重大进展，但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展望未来，任重道远。 汉景帝个人及景帝时期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目前的《汉景帝传》及《汉景帝评传》,虽对景帝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作了论述，但由于涉及的内容比较宽泛，不够深入，如汉景帝的历史功绩及其评介、景帝时期的诸侯王国、对外政策、及其在守成与开拓方面的比较等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目前，汉阳陵研究尚以专题研究为主，综合研究比较少。帝陵与后陵的形制研究还比较薄弱；“罗经石”宗庙建筑遗址关注的比较多，其它建筑遗址却很少谈及；陪葬墓园研究也仅散见于少数几篇文章之中；陶俑研究虽然成果丰富，但介绍文章和比较研究的文章较多，对汉阳陵陶俑自身特点研究的文章较少，有陶俑的发型、服饰、脸型、面容、姿势等细部问题作深入研究的更少。另外，阳陵不同种类陶俑的比较研究目前还显薄弱；阳陵邑及其人物的研究也需深入。 汉阳陵在文物保护方面取得了杰出成绩，但文物保护和展示模式是一个长期的检测检验过程，展示模式更是日新月异，目前的保护方法是否是最佳保护方式，需密切进行关注，并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和观测数据及时调整。目前阳陵文物保护工作中，遗址裂隙、湿度与温度控制、饱和气压大气环境、泛盐泛碱现象、文物彩绘的保护等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并提出更为科学的方法加以解决。 注释: [1] 马永嬴：《西汉陵称小议》，《文博》2000年第3期。 [2][38] 宋宏：《陕西咸阳汉阳陵罗经石的探讨》，《测绘技术装备》，2005年第1期。 [3] 秦中行：《汉阳陵附近钳徒墓的发现》，《考古》，1976年第12期。 [4] 王丕忠等：《汉景帝阳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 [5]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92年第4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二号简报》，《文物》1994年第6期。 [6] 焦南峰等：《汉景帝阳陵考古新发现》，《文博》1999年第6期。 [7] 焦南峰等：《汉阳陵帝陵东侧DK11-21号外藏坑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3期。 [8] 王学理：《阳陵外藏坑探珍（上）》，《收藏》2003年第6期；《阳陵外藏坑探珍（下）》，《收藏》第7期 [9] 焦南峰：《有关汉阳陵营建的若干问题》，《汉唐陵墓制度研究项目最终成果报告》, 2005年；李岗 《浅议汉阳陵的营建规划》，《考古与文物》 2006年第6期。 [10] 见中国文物信息网。 [11] [25]汉阳陵博物馆编：《汉阳陵博物馆·序言》，文物出版社，2007年。另：本文图2-7亦采自此书。 [12] [26]王学理：《汉景帝与阳陵》，三秦出版社，2003年。 [13] 王学理：载朱启新编《咸阳原上的汉帝王陵园—陕西阳陵考古》，《考古人手记》第二辑,三联书店，2002年。 [14] 王川：《汉景帝传》，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年。 [15] 王子今、焦南锋：《汉景帝评传》，三秦出版社2006年。 [16] 徐卫民：《文景之治》，西安出版社2007年。 [17] 史杰鹏：《文景之治》，重庆出版社2007年。 [18] 毋建国：《汉景帝阳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19] 马永嬴、王保平：《走进汉阳陵》，文物出版社，2001年。 [20] 杨林仁：《汉阳陵》三秦出版社 2003年 [21] 张世民、屈建军：《阳陵物语》，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年。 [22] 胡芳：《汉阳陵揭秘》，西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 [23] 马永嬴：《五陵原与西汉帝陵》，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 [2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阳陵》，重庆出版社，2001年。 [27] 焦南峰：《汉阳陵从葬坑初探》，《文物》2006年第7期。 [28] 王学理、梁云：《论阳陵南区丛葬坑的军事性质》，《考古与文物》 2004年增刊“汉唐考古”。 [29] 焦南峰、马永赢：《汉阳陵帝陵DK11-21号外藏坑性质推定》，《汉长安城考古与汉文化》， 科学出版社，2008年。 [30] 刘云辉：《论新发现的汉景帝阳陵陪葬坑若干问题》，《中华文物协会年刊》1991年。 [31] 董鸿闻等：《阳陵罗经石的实测与研究》，《测绘通报》1995年第6期。 [32] 韩伟：《罗经石乎？太社乎？》，《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2期。 [33] 王学理：分别载《陕西日报》2000 年6 月13日；《文博》2001 年5期。 [34]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35] 刘庆柱：《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36] 王占奎：《试论汉阳陵罗经石遗址的祭祀性特征》，《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6期。 [37] 李零：《说汉阳陵“罗经石”遗址的建筑设计》，《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6期。 [39] 王学理：《阳陵汉俑》，《文博》，1997年第6期。 [40] 王学理主编：《中国汉阳陵彩俑》，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 [41] 王学理：《汉代陶塑的新发现》，《中国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1992年。 [42] 齐扬、扬军昌：《X射线探伤技术对汉阳陵陶俑、陶动物成型制作工艺的初步分析》，《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第四次学术年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5年。 [43] 李库等：《汉阳陵裸俑》，《文明》，2007年第11期。 [44] 王保平、马永嬴：《汉阳陵陪葬墓出土的彩绘陶佣》，《收藏家》2000年第12期。 [45]李曼丽：《西汉景帝阳陵陶俑掇英》，《收藏》2005年第9期。 [46] 李库：《西汉早期骑兵俑的发现与研究》，《文博》2005年第3期。 [47] [51][52][56][59][60][61][62][63][64][65]见吴永琪等主编：《秦汉文化比较研究》，三秦出版社，2002年。 [48] 王学理：《骑马彩俑与汉代女俑》，《文物考古论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6月。 [49] 李岗：《谈谈阳陵出土的“宦者俑”》，《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4期。 [50] 吴晓丛、王保平：《被阉割的灵与肉》，《收藏界》，20O3年第11期。 [53] 雷依群：《秦汉兵马俑文化比较研究》，《文博》2001年6期。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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