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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林贵 刘峰 新近看到一本为庆祝香港回归五周年，中华文物交流协会和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共同出版的《战争与和平——秦汉文物精华展》的图录，在该书的第１３０页和１３１页看到两枚汉景帝阳陵的封泥，这些封泥是近年在西汉景帝的阳陵邑遗址出土，据新闻媒体介绍同时出土的有数十枚，这对研究汉代陵园管理制度、汉代印史及封泥断代都是很重要的新资料。 据该书介绍，这两枚封泥，第一枚长２．７厘米，宽２．４厘米，厚１厘米。第二枚长３．５厘米，宽２厘米，厚１厘米。均为咸阳市阳陵邑遗址出土，现存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阳陵邑出土的这两块封泥土均压印有阳文的‘阳陵令印’四字，字体为隶书，笔划苍劲有力，证明当时设置有管理阳陵的行政长官‘阳陵令’，治所在阳陵邑。” 从发表的图片观察，第一枚封泥基本呈方形，上下两边平齐，而左右两边略圆，有斜面，笔道略宽博、稍有圆润之感，布局紧凑，典雅、庄正。封泥背面有较窄的竖道细绳印纹，两侧有小绳孔痕迹；第二枚左右边较平齐，而上下有斜面和弧度，字体风格与第一枚相同，背面有曾用封检简留下的痕迹。 上述这些封泥本身的特征，基本上符合学术界、鉴定学界对西汉中期封泥的断代特征。秦汉封泥，主要是封检的形式，它的演化规律是：由平检到上下两边截口的“印齿式”，即在检上作出横断的凹槽，将泥嵌入槽中，达到稳固的目的。再由“印齿式”演变成四周封闭的方槽式检，这样形成了封检方式的三个阶段。 “阳陵令印”封泥应属这三个阶段中的第二个形态特征，即“印齿式”封泥特点。它的上下边或左右边平齐，而另两边自然圆平则是采用“印齿式”封检方法的结果。而背面的绳纹则是因捆绑所致。 其中第一枚的特征，很近似传世“孝景园令”封泥书体特征，但后者四边较平齐，字体笔划宽博，稍有圆润之感。“孝景园令”也是四字印文，应是在景帝卒后所镌刻的“园令”印。它们的特征与传世的“孝惠寝丞”封泥明显不同，“孝惠寝丞”封泥外观近似小圆饼形，字近篆书特征，笔画较细、圆润，秀美。据《汉书•惠帝纪》记载，“七年，帝崩于未央宫”。可知惠帝寝丞之印的镌刻应在七年帝崩之后了。该封泥很多特点近于秦封泥，却不置“田”字界格等秦印特征。传世的“孝文庙令”封泥，外观也呈小圆饼形，书体既有隶书，又有篆意，笔道较惠帝寝丞封泥较宽，未发现使用“印齿式”封检特征。据《汉书•百官表》云：奉常属官有诸庙令长丞。这枚“孝文庙令”印应是在孝文帝卒后所铸，文帝卒于公元前１５６年，此封泥的形成应晚于此年。 前面已经述及“阳陵令印”封泥的时代为西汉中期。可是，西汉武帝（前１４０——前８６年）时期曾在职官制度和郡国制度的建置方面有一系列的大变化，作了相当多的改革，这些都会反映到玺印形制及特点上。在涉及官印制度本身的有武帝元狩四年（前１１９年）、太初元年（前１０４年）两次改革，导致印章的形制、印文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及形态。 《汉书•武帝纪》太初元年条记：“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注引张晏云：“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谓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对这一变化，历来学者各有争论。现代治封泥学者孙慰祖先生在《封泥发现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２版）中明确指出：“其实太初元年所改印文是以‘诸卿、守、相’为范围的，即秩级比二千石以上的官印”（第８１页），不包括二千石以下之官印文字的数量改动，而“阳陵令印”当然也不在其例。而“阳陵令印”的字数用法仍然沿用秦代及西汉初年作法。 孙慰祖先生经过对目前海内外公私所藏封泥的系统观察、分析和研究后认为，“印齿式”封泥，也即他所分的Ａ式封泥，“在西汉中期趋于淘汰，其后偶有孑遗，但比例与西汉早期构成显著差异。可见Ａ式的下限基本上可定为中期，这是一条鉴别标准。”（上见同书第１１３页）而他认为四方槽的封检形式，即他所分的Ｂ式，在西汉中期出现并“上升为主要形式之一”。有鉴于此，再据“阳陵令印”封泥的书体风格近于“孝景园令”封泥这一特征，我们认为“阳陵令印”封泥应在景帝在位至武帝初年形成。若这一看法可以成立，则西汉中期的封泥可能还存在武帝前后两段的区分。这样，也可参考武帝太初元年改二千石以上官印为五字，分为前后两段的特征，将二千石以下官印再做进一步的分析。 阳陵是汉景帝刘启（前１８８－前１４１年）的陵墓。公元前１５３年，汉景帝在当时的弋阳县修筑寿陵，故取名为“阳陵”。据刘庆柱、李毓芳先生《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中的研究，“阳陵的主要工程大约在景帝中元四年（公元前１４６年）秋季完工”（第４１页）。据《汉书、景帝纪》后元“三年正月，……甲子，帝崩于未央宫。”而阳陵邑的设置实际既不在景帝葬阳陵之后，也不是刚即位时，而据《汉书•景帝纪》云：“五年春正月，作阳陵邑。夏，募民徙阳陵，赐钱二十万。”注引张晏曰：“景帝作寿陵，起邑”。从前引文献可知，阳陵邑的设置比较早，在景帝在位时即已存在，并不是阳陵复土以后再建。这样，我们前述关于“阳陵令印”封泥的时代推断应该是接近事实的。它自身的特征说明它晚于传世的“高寝丞印”、“孝惠寝丞”、“孝文庙令”等封泥，而近似于“孝景园令”封泥。可是，“孝景园令”封泥四边平齐的特征，应该是与采用四方槽式封检方法相关，而这种方法据孙慰祖先生研究，起始于西汉早期，但主要流行在西汉中后期。就型态而言，“孝景园令”封泥应晚于“阳陵令印”封泥。就陵邑建置与孝景园令而言，园令似乎也应晚于陵邑令的设置。所以我们认为阳陵邑发现的“阳陵令印”封泥，是阳陵邑令的印文，区别于阳陵陵园令，而阳陵陵园当时应称为“孝景园”，“阳陵令印”的时代应在景帝前元五年以后即已行用了。 西汉陵邑的行政级别属于“县”级单位，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县。据刘庆柱、李毓芳先生研究，“西汉初期和中期，诸陵邑直属朝廷的‘太常’官辖。汉元帝永光元年（前４３年），诸陵邑开始隶属于三辅”（第２３２页）。西汉陵邑的设置比较特殊，相对于首都长安城，有如今人所称之“卫星城”，它的居民数均在万户以上，故而直接设“令”，而不设“长”。据文献记载，段颖就做过阳陵令。诸陵邑的令，也不是一般什么人都可以做的，基本上要选择有社会名望、声誉好的，-地位高于一般的县令。陵邑令以下还有丞和尉，这与其它县令以下设丞、尉相同。传世的封泥中就有“阳陵丞印”的封泥，这表明在阳陵邑除“令”之外，确有“丞”。 诸陵邑附近的诸“陵园”，在诸陵建成之后，陵区内被划分为“陵园”，而陵园的范围比较大，并不是指封土附近的“内城”范围。而这个大的“陵园”的最高长官则为“园令”，据记载，汉代大文豪司马相如就做过孝文园令。前述“孝景园令”封泥，就应是景帝阳陵陵园令的印文。“园令”的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二）》所云：“掌守陵园，案行扫除”。而据传世官印有“霸陵园丞”和“康陵园丞”等情况，可知在园令之下也设有“丞”等职官，协助园令做好陵园的管理事务。据文献记载，东汉时的园令秩六百石，这个数字近于一般小县的县长的最低的奉禄，而略高于县丞和尉的奉禄。这也可以看出，园令的奉禄略低于陵邑令的奉禄，但高于其丞的奉禄。这似乎告诉人们陵邑令不管理陵园，陵园自有人专管。这是很有意思的情形，陵邑因园陵而设，因陵园而存在，但它们之间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却有着密切的相辅关系。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7月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