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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年来，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制定了中国考古学“走出去”战略。为加强中国学者在世界文明研究中的话语权，促进中华文明和世界其他主要文明的对比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考古研究中心与洪都拉斯人类学与历史学在洪都拉斯举办“对比视角下的科潘”国际学术研讨会及对墨西哥古代文明遗址的学术考察，并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森考古研究所在洛杉矶联合举办 “早期中国的考古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国际视野下的学术对话与业务交流，对于考古学视野的开拓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方法的提升都有积极的作用。我所郭伟民研究员应邀与相关学者一道参与了这次重要的学术活动，本站刊出他的系列报告。 文明起源研究与文明的对话 10月21日，来自中美的学者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UCL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开会，会议主题是In search of Early China Through Archaeology。这是一次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的对话。发言及交流的内容已经见诸报道（温成浩、石涛：《中美考古学者，探寻早期中国文明》，澎湃新闻，2017年10月28日）。这次发言，用的都是原来的材料，但有不少新观点和火花。涉及良渚、石家河、陶寺等遗址的考古收获，也有域外的伊朗和科潘考古新发现，此外也有最新的研究成果，如大汶口文化玉器、史前及青铜时代的中国西北地区、龙山到二里头时期的变革趋势，等等。这些议题均与中国文明起源有重要关联。良渚古城及其水坝体系是近年中国考古的重要成果，相关证据确实能够表明距今五千年前中国东南地区的社会已经进入文明国家。但是，对于这个国家，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是已经从古代人们记忆中彻底消失的神秘王国，对这个王国的研究，还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比如良渚社会的权力是怎么运作的？这个社会的最高等级者是如何获取权力的？信仰在这个社会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作用？是什么原因导致良渚社会的崩溃？那些制作精美玉器的人员是否就是“王”？这些还不能从目前的考古资料中得到满意的答案。刘斌的报告对上述相关问题做了初步探讨，议题的论证实事求是，也颇有启发。何驽长期耕于陶寺，自是对陶寺遗址最有发言权的人。这个遗址面积很大，即使经过了几代人长期的田野工作，也还有不少问题没有解决，比如这个遗址的布局怎样，格局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与外界是如何交流的？它的铜器技术来自哪里？它与北方集团特别是石峁是什么关系？它又如何消失的？它对中原文明的出现有什么贡献？这些都是在陶寺做长期考古工作的人需要回答的问题。关于大汶口文化，栾丰实从玉器文化的侧面来讲述其地位和作用。他提出，中国史前玉器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比较早的阶段是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凌家滩—良渚文化，这两个区域最先形成了较为系统和发达的玉器文化体系，两地间还有过文化上的交流。在这个交流通道上的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早期玉器并不流行，只是到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当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接近消亡和已经消亡的时候，海岱地区的玉器文化才兴盛起来。学术界原来对大汶口文化的玉器认知不多，以为大汶口文化没有多少玉器，但最近焦家遗址的发掘，大大改变了这种认识。他指出，大汶口文化的玉器表明海岱地区也是玉器文化的源头之一，并通过中原地区对中国北方和西北地区产生影响。他的论断还有玉器之外的证据支持，即陶器技术和风格的对外传播。大汶口文化对史前中国的影响，不仅发生在海岱与中原之间，也同样可见于海岱与江汉之间。本人考察长江中游史前文化，尤其是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有明显的联系，尤其是陶器的风格、形制以及制作技术方面都发生过频繁的交流。玉器文化方面，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传统早期可能与长江下游有关，晚期则与海岱有关，显然都是来自东方。后石家河文化的玉器无论器物形制还是制作技术，也都与大汶口——龙山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而从技术传统和文化源流来看，是海岱影响了江汉。 张弛的报告从更宏大的背景来探讨龙山—二里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他指出，新石器时代传统核心区长江中下游在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衰弱了，海岱、豫东、豫北、关中地区最发达繁荣的时期是龙山时期，但也都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普遍衰弱了，即使海岱地区衰弱要晚一些（要到龙山晚期以后），但最后也衰弱了。只有郑洛和晋南地区在龙山—二里头时期是唯一没有衰弱的地区。与此同时，从燕辽到西南的半月形地带文化兴起，这当与东西交流有关，亦与青铜的全球化体系形成有关。关于文化交流，张弛认为，仰韶文化晚期距今5000年前后，西北及北方地区还是中原文化影响区，如海生不浪文化、马家窑文化、泉护二期文化等，都是仰韶文化发展出来的，基本不见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距今4300年以后的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半月形地带的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所见铜器与欧亚草原东部的赛依玛-图尔宾诺文化和安德罗诺沃文化有关。与此同时，小麦、山羊、绵羊、黄牛也广泛见于这些地区，随即也见于中原地区。陶寺的5件铜器：环、铃、盆、齿轮镯和蛙，器形独特，看不出外来的影响。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及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衰弱，可能与欧亚大陆居民东迁带来的疾病有关，比如鼠疫。他的报告提出了一些令人思考的问题，比如中国文明化进程中，原来学界强调的“多元一体”或者“满天星斗”是否是能准确概括中国文明起源的史实？曾经辉煌的史前文明到底是如何参与中原文明化的进程？还有，半月形地带为什么会在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时期兴起？是什么原因促使了青铜全球化体系的出现？等等。看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学术攻坚还有一个更加广阔的前景。 此前，会议邀请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和亚洲语言文学系李旻副教授曾提出一些讨论的议题，包括：1）“中”的定义，不同时期的变化情况，不同的地域环境对“中”的认识的差别；2）探源工程将良渚定位为国家，那如何看待良渚和“中国”的关系？ 3）龙山社会崩溃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崩溃的规模是否足以将龙山和二里头划入两个不同的大社会阶段；4）龙山时期山东的地位，不同地区超大型聚落内部组织结构的有什么差别；5）中国考古学家走向世界考古，除了参与当地发掘，在国外地区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上有何收获，如何和中国本土考古研究结合；6）科技考古手段的研究如何用来探讨思想意识和社会结构的问题。由于时间关系，这些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讨论。 个人认为，中国史前文化在新石器中期就有几个大的区系中心，比如仰韶时代的三大文化系统中心，以彩陶为重要特征的中原-西北要强于以筒形罐和鼎、釜为特征的东北与东南，但这三大中心尚未整合成一个中心，它们基本上是并列的，也不存在谁吃掉谁。彼时，争霸意识还没有出现，因此可称为多元或多中心。这种多元多中心并不是不相往来，而是有互动，但并无强弱之分（即使有，也无妨平等共处。仰韶时代大体是这种情况，大家各自守住自己的地盘，攻伐与战争只出现在交界地带，如宜城顾家坡、兴化蒋庄、新沂花厅、华容李家屋场）。各中心或族群之间维持着政治上的松散关系或文化上的交流关系。 这种情况到了龙山时代有较大的改变，因为王国出现，遂产生了疆域和领土的观念，这种观念是后来九州、五服意识的前身。但此时仍然是多中心，是多元的，部族的攻伐与兼并此起彼伏，所以龙山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中原这样的地方也是类型众多，加上北方草原部族游牧族群的兴起，加入到中原的混战中，这个时期就是混一天下的时期。没有中心，强者为王，还没有出现天下共主的局面。但是在这个混一过程中，中原因地理的原因，更适合生存和发展，因此成为各方极力想占据并“宅兹”的地方，所谓“辟土地，莅中国而抚四夷。”因此在众多的王国丛体中，中原的地域就有了所谓“中国”观念的产生。各方逐鹿中原，而最后占据中原号令天下的那个部族才能称为天下共主，这个共主靠战争与祭祀获得天下认同，它就是最早的中国。竹简《保训》中提到文王曾告诫武王，古人通过“得中”而得到天下，要实现统治，君王必须处在中心，说的就是同一个意思（艾兰：《论甲骨文中“中”及中国古代的“中央”观念》，《夏商都邑与文化》（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清华简·保训》篇载：“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兹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呜呼！发，祗之哉！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乃归中于河。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唐，祗备不懈，用受大命。”冯时研究认为，舜所求的“中”，地在历山，当今濮阳一带。晚期的地中由上甲微测得，地在河南嵩山、洛水一带。其时在夏王朝开创的新的政治地理的框架下，地中的思想不独限于南、北，同时也要考虑东、西的取中，从而在九州的基础上形成了四方之中的观念。（冯时：《保训故事与地中之变迁，《考古学报》2015年第2期） 个人认为，文化上的中国和政治上的中国，这两个概念是需要厘清的，也是需要从考古学上区分开来的。中心与外围某些陶器的交流，或者某些礼器的交流，并非构成政治上的管辖。龙山时代的中国是否有了中心？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从河套到中原这个大的区域里都有相当多的集团，如前所述，这些集团还攻伐，因此战乱频仍，石峁、陶寺，这些距今2000年前后的政治团体或都在这片广阔的天地里尽展风采，所谓五帝时期或许就是它的真实写照，五帝的禅让或许只是后人对于这个时代记忆所赋予的美好想象，实际上这个时期的征战是极其残酷的。这个时期并没有出现某个稳定的中心，王国称霸是短暂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式的逐鹿中原成了这个时候的主旋律。所谓夏禹传子启，舜让于禹，尧让于舜，实际上或许是族群征战和取代的结果，其表现方式也可能与成汤代桀、文武代纣，是一样的，是武力取代的结果。我们从考古学遗存上也可以看到，石峁对陶寺进行了彻底清洗，顺带也劫掠了清凉寺，这或许就是尧舜禹时代的力量取代，只不过被说成了禅让。 固然，在这样的征伐中，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出现了，也就是王湾三期的中原，一个持续的、但多样的文化和政治高地出现了，这就是中原，以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出现，这就是最早的中国雏形的出现。不过，这个中心仍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因为晋南—豫西还没有哪支力量能够永久地据有，王湾三期文化时期中原的文化类型还很“多元”，各种力量都涌到这儿了。但在这个时期，中原已经开始向外辐射其影响，并开始了向外扩张，使得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中原化或龙山化的趋势，并导致了各个地区原有文化的解体，这或许可以说混一中国进入提速期，也可以叫做最早中国的肇始期。这个时期，华夏--中国与四夷的概念也开始出现了，而这个“中国”，已经形成和具备了较高的道德文化和价值观念，已经具备了基本的礼仪和文明信仰，因而，中原的华夏文明比周边四夷要高出了很多。或许这些礼仪来自周边曾经辉煌但已消失的早期文明，所谓礼失而求诸中国。在这个时期，中原的礼出来了，礼制也在形成中，那就是王湾三期文化时期的玉礼器、陶礼器为代表的礼仪的出现，祭祀的盛行，一个高于周边的文明体系成长起来了。从这个时候开始，历夏、商而至西周，早期中国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地位最终奠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西周的一统天下是为政治上中国的开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