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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欢呼“不确定性” 除了回击“多伦多学派”，波尔也在加紧进行理论建设。一方面，重新反思文斯库斯的不足之处，清理学术遗产。“从四个方面不赞同文斯库斯：不认为种族起源只属于日耳曼人；不认可他的‘核心传统’中的精英观；文斯库斯过于喜欢‘观念史’，甚至以为种族观念带来了变迁的动力；罗马与日耳曼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及其强烈的日耳曼种族偏好的阐释倾向。” 另一方面，重新型塑“维也纳学派”。波尔宣布，是沃尔弗拉姆开创了中古早期史研究的“维也纳学派”。“起源问题是维也纳的早期中古史研究特别关注的领域，而以欧洲民族的肇建与提供这些信息的文本之间的关系为重点。中古早期历史人种志学的‘维也纳学派’由长期担任奥地利历史研究所主任的赫尔维希·沃尔弗拉姆所创建的……起源问题一方面涉及中古时期形成的共同渊源；另一方面则是针对现代民族神话语境下的应用与滥用。” 但我们知道，“维也纳学派”是个很早就流行的派别术语。20世纪初的道普什就被称为“维也纳学派”的成员，而前文提到的霍夫勒也被称为日耳曼研究的“维也纳学派”的代表人物。因此，波尔重新开山立派，其实是应对英语世界对德意志民族主义那不绝于耳的质疑之声。 与文斯库斯、沃尔弗拉姆这一辈学者相比，波尔不仅更强调族群生成中的“复杂性” 和“模糊性”，而且更加偏向于用现代文学批评和人类学的“认同性”来阐释中古早期的族群生成，强调了听众的重要性，将目光稍微调整，从谱系的“生产者”转向了“消费者”。“如果有诸神、英雄和谱系存在，更有可能是因为这些故事对某些人来说有意义。神话和历史有激励作用，也能影响行为……总的来说，它们是一种‘社会能量’。不必假设有‘核心传统’ 来传播这些故事，传奇故事本身和传播都在起作用……‘核心传统’预示着定型和不变。与之相反，事关族群行为的或多或少是一个松散的群体和联系而已。就像沃尔弗拉姆所说的那样，阿玛尔王朝的故事跟哥特人一样散乱，追溯的可靠谱系不超过提奥德里克父亲那一辈。但是我觉得，关于哥特人的各种起源故事（各种不同来源的）广为人知，使得人们相信他们属于一个特定的族群。这些故事就是要使他们都相信，这就是他们的人民，他们的王，因为他们共享着一个过去。”反过来，“谱系的漏洞则更加证明了公众有此需要。”这些故事和文献的产生确实反映了客观的社会存在和需求。 在波尔的笔下，统一的日耳曼人“消失”了。“需要注意的是，日耳曼人的统一性意识，共同的起源、政治的联合，不再证明，或者只是很粗浅地证明了存在某种共同的文化。但这个名称不再指代一个统一的族群，而是人种志描述中的集合词术语。”他认为，当“历史学家寻找概念和模型去解释历史进程，这个进程应该被置于其相应的背景中来理解：日耳曼世界是在罗马世界内部被创造出来的。从时间上看，随着日耳曼尼亚不再是罗马世界的边缘，对这个进程的探索就应该停止下来。”随着日耳曼人统一性的消失，一个由日耳曼人与罗马人构成的二元对立的世界也随之消失了，剩下的则是一个统一的新世界。 在2004年出版的《日耳曼人》一书中，波尔就将研究对象限定为今天的德国境内的日耳曼人族群。“迄今为止的、直接找到一个关于日耳曼人的、普遍适用的认同性术语的所有尝试都宣告失败了，本书的研究对象的选择来自于古代文献中的‘日耳曼人’术语。哥特人、汪达尔人和伦巴第人建立的罗马—日耳曼王国，在5世纪之后是在罗马故土上建立起来的，所以不能再是德意志史的一部分……本书讨论莱茵河、多瑙河和维斯瓦河之间的古代日耳曼尼亚地区。‘哥特人’向‘斯基提亚’邻居学习了骑战，3世纪后罗马人在多瑙河下游地区碰见他们的时候，在当时的史料中并不被称为日耳曼人，而是与萨尔马提亚人、阿兰人和匈奴人联系在一起。因此，本书不仅不包括哥特人和格皮德人（Gepiden）， 也不会将汪达尔人和其他一些小族群纳入进来，因为他们都处在匈人的统治之下。”所以，属于德国史范围的日耳曼人大迁徙只包括法兰克人、勃艮第人和阿拉曼尼人。 在德语世界，除了波尔宣扬的“维也纳学派”之外，还有许多不同的立场和流别。大体说来，考古学家们比较倾向于赞成广义的日耳曼人定义，也比较坚持存在日耳曼人的统一性。文斯库斯的学生们，则比较重视日耳曼人的历史延续性，以及他们给欧洲历史带来的独特贡献。热衷于文献考订的学者则比较倾向于取消日耳曼人这一概念，因为自4世纪以后这个术语从拉丁文献中基本上消失过一段时间。 这种多元化的趋势甚至使得史家应用“族群生成”理论而得出完全相左的结论。2006年，在圣马力诺，由“社会压力跨学科研究中心”组织的关于东哥特人的研讨会中，伦敦大学教授彼得·席泽尔发表长篇文章，对10年前出版的一部博士论文进行了回顾和批判。这部作品是由帕特里克·阿莫利所撰写的，书名为《东哥特意大利的人民与认同性》。在书中阿莫利将“种族生成理论大大地复杂化”了。通过整理当时文献中的“族”名，他将族群化为一种区域性的、具体的认同策略；通过细致比对379位哥特人的人名档案，他得出结论，认为族群认同不过是统治者用来调动效忠意识的意识形态策略，而且只是多元化的、竞争性的认同性中的一种，具有短暂性和实用主义的特征。它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种族特征和起源，也无法取代更为流行的地方化认同和行业认同。但族群认同策略在当时的意大利比较有效，因为那里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更加官本位。 彼得·席泽尔本人关于哥特人的专著——《哥特人和罗马人》出版于1996年，他的观点是：在对抗查士丁尼的再征服战争中，哥特人之所以勇斗罗马军队长达20年，确实是因为他们基于长期的共同生活和战斗经历，形成了利益纽带，并在与外界接触的过程中，生成了属于哥特人的族群认同感。席泽尔认为阿莫利与他在三个方面的学术经历都非常相似。他们都接受了关于认同性的比较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受到了文斯库斯提出的族群生成理论和沃尔弗拉姆相关研究著述的影响；都对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新学术成果进行了充分的吸收，尤其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蒙德·里奇（Edmund Leach，1910—1988年）关于缅甸的山区部族的研究。而且他们俩对认同性的理解基本一致，在综述中对学术文献所作的评价也基本一致。但阿莫利认为“族群生成”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策略，作用不大。席泽尔指出，阿莫利的根本性缺陷在于样本数量太少，379名哥特人，不过沧海一粟而已。因此他的文章标题是：《难道仅仅是意识形态策略吗？——东哥特人治下意大利的哥特人认同性》。 379名哥特人作为样本，被席泽尔认为样本太少。这一发现道出了中古早期史研究中最为尴尬的困境：匮乏的史料，还相当零散，使得宏大叙事与个案研究之间的遥远似乎变得难以克服。民族大迁徙瓦解了罗马世界的统一性之后，多元化发展越来越多地从史料中呈现出来。如亚尔努特所总结的那样：莱茵河上游和下游地区的罗马化程度不同；奥多瓦克称意大利王时的意大利和伦巴第王国治下的意大利拥有各自不同的罗马残留因素； 不同阶层亦不相同，例如修道院和金匠受到罗马衰亡的影响不同；而且必须考虑到不仅当时的史家有着不同的动机和指导思想，今天的史家同样受到各自意识形态的左右，在他们的笔下，对罗马化程度的评估也就各自不同。 当19世纪中古史家建立中古早期史的宏大叙事的时候，他们也依据史料批判原则， 根据文献史料反映“历史真实”的能力，将它们的价值分为三六九等，建立起一个与宏大叙事相应的史料等级体系。当近年来中古史家克服19世纪所创建的宏大历史叙事的时候，也同时在重估史料，乃至解构史料批判原则。似乎文献史料对历史真相的反映能力变低了，但对写作者主观认识和观念的反映程度提高了；史料之间的绝对价值高下之别变淡了，原来的文献史料等级体系大为松动，似乎一切文献史料都具有同等的价值，都能反映当时人们的认知世界。从这个角度而言，史料似乎迎来了平等的民主时代。一切史料都需要重新被细致地分析和评估过。从宏大叙事和史料等级体系中解放出来的史料，益发呈现出不确定性的状态。对同一则史料，不同的观察者甚至可以观察到截然不同的结果。难道我们真的步入了“测不准”时代？没有了传统宏大叙事支撑的中古早期史研究，难道真像英国历史学家颜武德所说的那样：我们更加接近了兰克提出的治史目标：“如实直书”？ 我们真的要像他提倡的那样，“礼赞不确定性”？ 其实，不确定性与确定性是互相依存的。从学术史的长时段来看，关于日耳曼人大迁徙的研究中一直就存在着许多的不确定性。例如日耳曼人的起源何在，哪些族群属于日耳曼人，日耳曼人在进入罗马帝国的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化？因为史料的寡少，这些不确定性无法被消除。但史料的缺乏也同时使得某些零散的、能为上述问题提供部分答案的史料的意义被放大。历史学家在有意无意间都被极为珍稀的零散史料牵引着思考的方向， 从而形成了学术史中长时段性的命题。例如日耳曼人自东向西迁移的理论，日耳曼人源自于斯堪的纳维亚的假说。 从文献学的角度而言，民族大迁徙实质上就是帝国边境的蛮族进入到“文献”之中的历程，或者说进入到世界历史进程之中的过程。日耳曼人或许很早就存在，但不为“文明世界”所了解，所以文明世界所撰写的人类历史中，就没有他们的位置和一席之地。或者说，他们处在史学之光照射不到的黑暗之中。逐渐地，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文明世界”与他们发生了接触。文明世界逐渐提及他们，他们也就慢慢地被历史光线所照亮，蛮族中那些被文明世界的人感兴趣的事情通过书写被记录下来。再后来，他们迁徙了，逐渐走到文明世界的中心舞台上并参与核心事务。与此相应，他们就成为了历史书写中的主角。在文献中，世界历史的进程开始围绕他们而发展起来。 在我们梳理的漫长学术史上，这个进入世界历史的进程，曾先后被总结为“基督教化”“帝权转移”“贵族谱系”“德意志民族的祖先”“欧洲现代诸族群的祖先”，直到近年来的“不确定状态”。从这个角度而言，不确定状态更多地反映了欧盟成立之后，民族性（Ethnic）从史学界淡出之后留下的巨大空白。难民问题的爆发，似乎使得宗教问题重新受到中古早期史学家的青睐，依托于中古早期史料的“基督教化”命题重获市场。但是，难民问题到底是彰显了宗教冲突，还是反映了这些年欧盟内部的社会结构变迁？或许，时间会教给我们更好的理解。 （感谢马克垚先生、王晴佳、李云飞、杜勇涛、夏洞奇、包倩怡、刘寅、康凯。他们仔细阅读文章的初稿，提出了非常有益的修改建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