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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社会史的研究，在近半个世纪里有长足的进步。20世纪40年代之初，屈维廉发表了《英国社会史》，在学术界引起一片赞誉之声。评论家称赞它是当代最迷人的著作之一，因为它提供了历代祖先日常生活的描述，诸如衣食起居、农工生计、信仰娱乐、幸福忧伤等。然而，随着大量新资料的发掘与刊印，新研究手段的采用，社会史的研究领域不断在扩大与加深。在20世纪60－70年代，英国社会史研究的新著无虑数百种，内容涉及人口、婚姻与家庭、家族与村社、阶层与等级、乡村与城镇、农业与工业，等等。其中，彼得·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撰写的《失去的世界》就是影响重大的一部著作。 拉斯莱特是英国著名的社会史专家，1915年出生于贝德福德。早年在剑桥大学学习，获文学博士学位，二次大战期间服役于英国皇家海军。战后在英国广播电台主持专题讲座。60年代初重返剑桥大学，任政治学和社会构成史高级讲师。1964年，剑桥大学人口与社会构成史研究中心创立，拉斯莱特任研究中心负责人。1987年，他以古稀高龄来我国出席英国史国际学术会议，精神矍铄，谈吐幽默，给同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拉斯莱特著述甚丰，早年曾出版过有关英国著名哲学家洛克的著作。在社会史方面，截至80年代末发表了专著5部，论文多篇。《失去的世界》发表于1965年。随后又有关于家庭生活、乱婚、私生、老龄生活等4部专著面世（1972－1989年）。作者说，《失去的世界》在他的系列专著中虽然发表在前，其实却撰写于其他课题的草稿业已有所准备之后，故可视为他的系列著作的长篇序言，概括了他的社会史学观点。《1991－1992年国际名人录》在《拉斯莱特》词条中称他为“创新者”。他本人在1983年本书第三版序言中也说：“书中有一些题目是以前的历史著作从来不曾涉及过的。”的确，人们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与前人不同的内容。 《失去的世界》描述的是前工业时期英国社会的历史。英国社会史界习惯于将社会史划分为前工业时期和工业时期两大阶段。拉斯莱特将前者称作失去的世界，后者称为当今的世界。但书中所着眼的主要是都铎和斯图亚特两王朝的统治时期，即16和17世纪。对于我们所习惯的划分历史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期，作者虽未加抛弃，却视之为“次一级的划分”，置于上述分期之下。 关于本时期英国社会的特点，作者提出一个“单一阶级社会”的理论。他为“阶级”所立的界说是：“联合在一起共同行使政治和经济方面具体权力的一部分”。这里指的是大、小贵族，人数虽然不多，但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掌握国家权力，构成此时的单一阶级。作者认为，他的这一提法或许不适用于其他欧洲国家，但对英国却是适用的。在这个单一阶级之下存在着若干由农村和城市的劳动者组成的阶层，书中称之为“身份群体”，意指他们保持同等的社会地位。在这两部分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正在形成180的“中等阶级”，包括各类商人，也包括城市居民和农村的约曼农，这一阶级的形成则要等到工业时期。 以上提法貌似新颖，实际都脱胎于西方史学界的传统说法。拉斯莱特的创新之处并不在于这些理论，而在于内容方面的开拓。 书中探讨了自中世纪晚期以来的英国人口增长趋势，指出由于生存条件有利于人口的增殖，从伊丽莎白一世到詹姆士一世时期，人口增长速度超过欧洲其他国家。此后在查理一世及其继承者时，增长速度锐减。而在詹姆士二世和威廉与玛丽时期，增长竟成负数。直到乔治诸王时期才重新增长，在乔治三世时，达到空前的速度，而到维多利亚时期增加更速，全国人口已超过2000万之多。书中还探讨了与人口密切相关的生育、死亡和外流问题。尽管此时人们的寿命还不长，但出生率仍高于死亡率，加之移居海外人数也不多，因之英国人口从1541年的277万增长到1871年的2150万，增长了7倍。 书中还提出了英国农民是否有人因饥馑而致死的问题。作者只是依据17世纪的一些资料作出了回答。由于食品缺乏导致营养不良而致死者时或有之，但直接饿死人的事则不曾发生，原因是各级政府采取了预防措施。但是作者也不免为自己的根据不足而慨叹：我们对于国家和议会的发展，对于帝王将相的生活，所知甚多；但对于我们的祖先有无足够的食物充饥却所知甚少。我们的谱系学对于前工业时期一部分人的世系研究甚深；但对另一部分人的寿命多长以及他们有无信心延续其后代，却毫无所知。甚至直到今天，我们对于这些问题也还无暇一顾。 家庭问题是本书的研究重点。此时的家庭规模以包括亲子两代为主，也有超过或少于两代的，视其等级地位和经济收入而异。17世纪的一份材料表明，贵族之家往往有10－20口，最多可达40口，劳动人民一家只有3－4口。家长在家中居主导地位，作者称之为“家长制家庭”。这种家庭在前工业时期长期存在。 斯图亚特时期有1／4至1／3的家庭蓄有仆役，包括佣人和学徒。有的贫困家庭亦复有之。许多家庭将幼子送出去充当仆役，还有一种邻里之间易子而役的做法。书中称这种现象为“仆役制”，认为是前工业时期英国社会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特点。 对于劳动者来说，家庭即是其劳动场地，全家都在此劳动。书中引用一份1619年伦敦面包师的材料。他们的家既是住宅，也是作坊兼原料仓库，还是销售门市。这里聚集着面包师全家、帮工、学徒和女仆，一起生活，一起操作。作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家庭是将夫妻、亲子和主仆三种社会关系融于一体的。 书中描写家庭生活是和谐的。作者虽然也承认其间存在着从属和剥削的关系，但认为这些外来的成员是高度满足的。仆役在这里的饮食起居与本家子女无大差别。成员之间存在着彼此爱护的关系。作者不无惋惜地慨叹这种制度遭到资本主义的破坏，友爱关系为金钱关系所取代。 关于婚姻，书中探讨了早婚问题。作者认为妇女早婚属于误传。莎士比亚笔下14岁的新娘是文学创作，并非事实。实际上伊丽莎白时期的妇女往往是在劳动一段时间以后略有积蓄始行结婚。新娘平均年龄为24岁，新郎则为27岁。书中还探讨了非婚生子问题，认为情况因地而异，但并非严重。 作者依照自己的“单一阶级社会”的体系来描绘此时英国的社会结构。对于构成那个单一阶级的公侯伯子男等大贵族和准男爵、骑士、缙绅、贵人（实即作者回避使用的乡绅）等小贵族、构成中间阶级的内外贸商人以及城市居民和农村约曼农、被称作“身份群体”的农户、手艺人、雇工、茅舍农、贫民等，逐一作了描述，指出他们在等级、权力和财产方面的差别。书中引用了一条1660年人头税税额的材料：普通百姓每年纳6便士，而贵人须纳5镑，缙绅10镑，骑士 20镑，准男爵30镑，男爵40镑，伯爵50镑，181侯爵60镑，公爵100镑，足以说明等级森严，贵贱悬殊。另一项例证表现在称谓方面。贵族拥有爵衔，受到尊称，至今英语中传留下勋爵、爵士、大人、先生等称呼，百姓没有尊称，只有职业名称，另外则是绰号。这些职业名称，有的至今沿用，有的则已消失。书中对于各类农业人口的名称由来、含义以及彼此异同都有较详细的介绍，读起来饶有趣味。 作者还指出这个单一阶级并非不可渗透，在这个阶级同社会的其余部分之间的分界线上始终存在着运动。一些贵族之家衰落，另一些新的增补上来。书中举了一个例证。詹姆士一世于1611年封授了204家准男爵，但到1769年，其中的116家绝了嗣。因此作者指出，世家望族的精英分子不可能是累世不绝的，因之在那条分界线上的运动便永远存在，而且是双向性的。此时出现了许多名人，但不一定出自名门。事实上，这种身份或等级变化的运动，在当时多变的社会里同样也存在于所谓的“身份群体”之间的分界线上。例如有的农户发了家可以变成约曼农，还可以跻身于乡绅之列，而属于中等阶级的商人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乡绅行列，也非难事。 书中还为社会生活提供了一些饶有趣味的材料。在都铎和斯图亚特时期，有4／5以上的人口住在农村。尽管经过圈地运动，但整个的村社生活变化不大。邻里之间除部分家庭迁徙外，往往毕生厮守，相互熟识。庆丰收是村中最大的活动。主人大摆筵席宴请参加收割的人及其妻子，席上陈列蛋糕、火腿、赠牛肉等佳馔，并备有成罐的奶油供客人食用，所以这种宴会得到“奶油罐”的名称。宗教活动是村民的另一乐事，做礼拜、领圣餐是妇女儿童于家庭劳动之外唯一可以外出参加的活动。当时饮酒成风，啤酒馆是男人们经常聚会的场所，这里有“穷人议会”之称。 拉斯莱特还就16和17世纪英国历史上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发表了看法。第一个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作者从其前工业分期的立场出发，对之采取否定态度。关于圈地运动的问题，书中虽承认它所造成的社会移位的作用，但估计甚低，认为“无论何处出现圈地运动，甚至是在近代，它所造成的影响，从村社生活的角度来考查，可能要比人们所期待者为小。”关于手工工场问题，作者认为“没有人能准确知道工场出现于何时”。对于经常被历史家引以为据的《纽伯里的杰克趣史》一书，认为它问世较晚，系狄洛尼于17世纪初写出，目的在于取悦于伦敦呢绒商人，所以故意夸大其词。作者摘引了该书的一段话：“这个大家庭专有一位屠夫，每星期屠宰10头牛供其成员吃肉”，可以认为这里所讲的工场依然是一个家庭。作者承认有个别的工业家雇佣几个、几十个家庭为他工作，但这种形式，包括上述的纽伯里的杰克，依然属于他所主张的家内制。可见作者举出的家内制在前工业时期几乎是无所不包的。 第二个问题是乡绅的兴起。自从1941年陶尼发表《乡绅的兴起》长篇论文，论述乡绅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势力增长，“掌握了未来的钥匙”以来，引发了长期的学术论战。站在对立方面的主要是特雷弗－罗珀，他认为乡绅只是一部分兴起，另一部分则衰落。许多专家学者参加了讨论。美国历史家赫克斯特也发表了几篇倾向于特雷弗一罗珀的文章参加讨论，并收入他的论文集《历史再评论》（1961年）之中。拉斯莱特为赫克斯特这本书写了引言，赞同他的观点。在《失去的世界》书中，又重复了写在前书引言中的看法，认为陶尼所列举的事例失之于过分强调，他只承认乡绅的发展主要在于文化和政治方面。他的结论是，“乡绅的兴起”不过是历史家的一句口头禅。 第三个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问题。1940年希尔发表《英国革命》一书，在英国史学界引起长期争论，许多历史家就英国革命的起因、性质、影响，甚至于可否称作革命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希尔本人也一再发表著述，并对自己的论点有所修改。拉斯莱特在《失去的世界》书中以一章的篇幅探讨了这个问题。由于他不承认182革命以前资本主义的成长，不承认资产阶级的存在和乡绅的兴起，因之认为1642年发生的那场冲突不属于他认为的那种“意味着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不可逆转的社会革命”，而只是一场“内战”。他还说，如果愿意使用“革命”一词，则应该说整个17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在 1642、1646－1649、1660、1668－1690年都曾发生过革命，但是如果以之同法、俄等国的革命相比较，则“英国革命”的说法是应该埋葬掉的。1987年拉斯莱特来华出席英国史国际学术会议时，依然坚持这一论调。 我手边现有的《失去的世界》是该书1983年第三版，距第一版问世，历时近20年。作者说在此期间作了许多修正或改写，吸取子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我认为本书确有一些明显的特点。首先，是考察的目光主要集中于当时英国社会的中下层，对于王公贵胄述及较少，而于乡绅以至茅舍农的情况却着墨颇多，读来令人耳目一新。为了搜集这方面的材料，作者及其同伴投身到浩如烟海的教会档案，特别是教区记录中去搜求，取得了有价值的资料。书中还利用所取得的数据编成表格多幅，充分发挥计量史学的效用。可以认为，这本书在英国社会史领域中是一部富有开拓性的权威著作，作者确实无愧于“创新者”的称号。然而拉斯莱特作为一位资深的剑桥学者，在史观方面往往墨守英国史学界的正统观点，不相信历史唯物主义，他将如火如荼的16－17世纪英国描绘成一片祥和平静，极少冲突的景象，即是证明。 出处：《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179-18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