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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萨宾人与伊达拉里亚人 比希腊人更早、更直接地对罗马人发生作用，并与拉丁文化一起构成罗马本土文化原端的是萨宾人和伊达拉里亚人的文化。萨宾人和伊达拉里亚人是意大利半岛上两支古老的山地民族，在拉丁姆地区，前者占据了卡皮托林、奎里那尔和维米纳尔三座山丘，后者占据了凯里乌斯山。[24] 从人口融合上看，据说，罗马最初只有三个“特里布斯”，即部落，分别名为“罗慕奈斯”、“梯提埃斯”、 “卢凯列斯”，有人认为这就分别代表了拉丁人、萨宾人和伊达拉里亚人三个种族。[25]而在罗马王政时代经历的7位“勒克斯”中[26]，第1王罗穆路斯和第3王图卢斯是拉丁人，第2王努玛和第4王安古斯是萨宾人，第5王老塔克文、第6王塞尔维乌斯、第7王小塔克文是伊达拉里亚人，这本身就表明它是一个多民族共同体。其中，关于罗马拉丁人与萨宾人的融合，涉及一个著名的故事，即“抢夺萨宾妇女”。相传罗马草创之初，人口极少，有正当工作的居民都不愿迁居到这座新城，所以它接纳的多是逃亡者、流浪汉，甚至流氓、盗贼，这些人狼藉的名声使周围的部落都不愿把姑娘们嫁到这里来，长此下去罗马就有亡国亡种的危险。国王罗穆路斯为此绞尽脑汁，决定用欺骗的手段去抢夺邻邦人丁兴旺的萨宾妇女。他暗中让罗马青年做好准备，然后宣称举行竞技表演，邀请萨宾人来观赏。到举行竞技会那天，正当萨宾人看得如醉如痴时，罗穆路斯一声令下，罗马青年们一拥而上，将毫无防备的萨宾少女尽数虏走。萨宾国王塔提乌斯知道这事后非常气愤，于是发兵攻打罗马。但已为人妻的萨宾妇女们既不愿自己的罗马丈夫战死沙场，又不愿自己的萨宾亲人遭遇不幸，便结队请求罗穆洛斯的妻子赫希拉（也是塔提乌斯之女）出面阻止战争。赫希拉接受了萨宾妇女的请求，带着妇女们在双方鏖战的危急时刻，从山岗上冲入阵中。她们怀抱吃奶的幼子，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双方不要互相残杀。她们的恸哭深深打动了双方战士，他们扔下手中的刀和箭，彼此和解了。从此，两个部族合二为一，世世代代都居住在罗马城里。杨共乐教授在《罗马史纲要》中将“以帕拉丁为中心的罗马七丘联盟和以奎里那尔山为中心的萨宾部落的合并期”看作罗马城市发展的第三阶段。[27]杨教授推测，萨宾人和罗马人两大集团的合并，在罗马的传说和活动中是有所反映的。如传说在这一时期，罗马出现了罗马王和萨宾王共治国政的局面；而早期罗马元老院的三百名元老中也有一百人来自萨宾部落[28] 又如驱狼节的青年赛跑被分成“昂齐阿”和“费边”两组，而前者正是拉丁著名氏族，后者则是萨宾著名氏族。[29] 从文化融合上看，罗马拉丁人从萨宾人和伊达拉里亚人那里学得了许多先进的事物，继承了许多东西，在后来的罗马文明发展过程中久久挥之不去。比如，贺拉斯在《歌集》第3卷第6首有这样的诗句：“勇敢的民族/自由民族的战士/从萨宾人那里学会了用铁锄开荒种地/遵照严母之命上山伐木/日落西山时取下疲惫不堪的耕牛身上的轭/在温馨的暮色中驾着战车离去。”这里，不仅很好地呈现了罗马人以农为业、兵农合一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长期以来以农民身份为荣的情感价值取向，而且告诉我们罗马初民很可能是从萨宾人那里学会使用铁器农具的。而伊达拉里亚文化在古代意大利人中更是居于领先地位，他们会制造精美的青铜器和陶器，有很好的石雕工艺，善于筑城，在建筑中知道利用拱形结构。据普鲁塔克的记述，正是在伊特拉里亚人的影响下，努玛设立了8个手工业行会，即笛工、金工、木匠、染匠、靴匠、皮匠、铜匠和陶工的手工业联合会，使罗马的手工业得到重大发展。巴霍芬甚至认为，伊达拉里亚人的母权制整个史前时期对罗马影响深重，以至他们的这种社会组织形态残余在罗马国家诞生后很长时间内仍以自由性行为的种种形式遗留下来，与法律认可的一夫一妻制并存。[30]此外，在罗马后期生活中显得光彩夺目的凯旋、角斗等习俗也是从伊达拉里亚人那里继承过来的。记录在阿特纳奥斯的著作《欢宴的智者》中的大马士革的尼科劳斯的个人经历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罗马人继承了埃特鲁斯坎人的习俗，不仅在庆祝活动中和露天圆形剧场上，而且在宴会时举行角斗表演。他们常常宴请朋友，除了享受其他乐趣还要观看两三对决斗表演。客人们酒足饭饱之后，把决斗的人召来。一人被砍倒时，大家便高兴地鼓掌。”[31] 这样说来，一如黑格尔的观点：“罗马国家的建立，必须当做罗马特性的主要基础来看。”[32]因为，罗马的起源及随后的民族冲突与融合，无不与战争、牺牲、纪律、服从相联系，从而在一开始就为罗马人的生命烙上了深深的尚武印记。 （二）保卫家园的爱国热忱促进了尚武精神的定型。 在罗马建城前后，已有许多强悍的民族在拉丁姆地区生活或活动，如上文所述的伊达拉里亚人、萨宾人、希腊人，而东部的厄魁人、赫尔尼其人、南部的伏尔西人、北部的高卢人等也环嗣左右。罗马所在的拉丁姆平原在地理环境上具有相对开放性，而这里的自然条件又极为优越，地形平坦、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气候宜人，故频频遭到周边强邻的铁蹄蹂躏。比如，第伯河北岸、距罗马仅12英里的伊达拉里亚城市维爱，很早开始就与罗马发生冲突，第三王图卢斯和第四王安古斯都与之进行过战争。据不完全统计，王政时代有记录的大小战争不下30场。[33]“小小的罗马社会在其形成的最初一百年间，不断受到强敌的围攻。为了生存他们与敌人战斗了几个世纪。”[34]在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中，罗马人首先塑成了一重最引人瞩目的品质——爱国。“罗马政治的基石是爱——爱祖国、爱罗马。”[35] 贺拉斯《歌集》第3卷第2首第13行就有这样的诗句：“为国捐躯，甜蜜而光荣。”[36]菲利斯.李.拉尔夫对此大加赞赏：“忠于罗马是至高无上的。为了国家的利益，公民不仅应该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且在必要时要牺牲家人和朋友的生命……像罗马人这样如此严肃地对待民族利益或是个人利益完全服从于国家利益的民族是不多见的。”[37]实际上，对罗马人而言，爱国主义既是一种回彻在他们强有力的胸脯里的天赋的责任，也是一种生存的必需品。因为在弱肉强食的社会状态下，必须有一种共同的精神纽带把人民紧密团结起来，而对国家——意即对脚下的大地、身边的亲人和同胞的忠实守护无疑是最具感染力的。“这种生命意志如果遭到外部势力的阻挠便会竭尽全力反抗，反抗的力度越来越大，从成功的自卫中获得了乐趣，最后从自卫转为进攻，并且找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和更多的机会来实现其生命意志，完成其使命。”[38]正是在共同的爱国主义感召下，罗马人才有了不懈奋斗和坚持的方向，我们也才可以理解，这样一个全部生活局限于耕种土地和饲养牲畜的狭窄范围内的民族，是怎么样在抽象思维能力极其匮乏的情况下获得如此顽强、有硬度的生命意志的，又是怎么样挣扎着发生变化，摆脱了他们原本的危险与困境。 （三）农业民族对土地的渴望刺激了尚武精神的壮大。 罗马是地地道道的农业民族，农民重视农业、珍视土地。西塞罗就说过：“我觉得务农真是其乐无穷。这种乐趣并不因年老而消减，而且我认为，它最适宜于理想中的贤哲生活。因为他必须同土地打交道，而土地犹如一个银行，它从不拒绝提款，或不付给利息，虽然有时利率确实低些，但总的来说利率还是比较高的。不过对于我来说，使我快乐的并不只是物产，而且还有土地本身的力量和自然的生产性。”[39]但罗马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土地资源显得日益紧缺。据说，塞维时期有壮丁8万人，到了前6世纪末5世纪初就已经增长到13万人。[40]虽然在建城后的战争中罗马人也取得了一些土地，却杯水车薪——“罗马思想家瓦罗说过，罗马在国王统治下的250年中征服了20多个民族，但它的统治范围扩张并没有超过20英里。”[41]加上专权的贵族通常只肯拿出少量土地给平民，而将大片土地以收归公有的名义瓜分鲸吞，分配不均造成越来越多的无地和少地者心生不满，平民与贵族的斗争由此拉开帷幕。为了转移国内矛盾，罗马必须对外扩张，扩大生存空间，否则，就有可能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而通过军事征服，罗马恰恰能得到大量土地去解决燃眉之急。比如，根据前486年的卡西乌斯土地法，从赫尔尼其人处夺取的大片土地有1/2分给了罗马平民[42]；前418年和前381年，罗马分别从拉比库姆和图斯库鲁姆占领了10708公顷土地；前396年，维爱战争的胜利更使罗马一举吞并了高达37072公顷的土地，据李维记载，这些土地使每位罗马平民都分得了7犹格。[43]在公元前3世纪，约有4至5万公民至少获得一百万犹格的土地。[44]公民们从中切身感受到了扩张带来的好处，遂更加支持战争，并渐渐形成以战养战的循环。可以说，罗马公民政治上的爱国、经济上的利益和军事上的义务是统一在一起的，他们报效祖国的忠心、建设祖国的信心和平时生产、战时从军立功的热心是捆绑同步的，这种汇合的产物正是一股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的伟大力量。 （四）统治者的煽动和淡看死亡、荣誉至上的观念加剧了尚武精神的发扬。 和中国古代以剽悍勇猛称霸于世的秦一样，罗马王政时代的贵族统治者们出于加强王权、扩大势力范围和向外夺取资源以缓解内部矛盾的目的，也非常乐意战争。当权集团为了煽动人民的暴力情绪，在战后往往分配一定财富和土地给士兵作为奖励。当人民意识到凭自己的武功可以得到“丰富”的回报，就催生了他们的重利思想，进而反转过来促进了他们急切的建功立业之心。所以，“消灭腓尼基人的是罗马的农民军，征服东方的也是这些农民军”，并且最终，“国家的军政领袖与农民分享了由于君临文明世界而得到的巨大利益。”[45] 另外，罗马人对死亡的态度比较淡然，至少，是以这种淡然为理想的价值追求。西塞罗就在《论老年》中说：“人临终时可能会有某种痛苦，但这只是短暂的，尤其是老年人。当然，死后，人们或者感到很快乐，或者什么感觉也没有。但是我们必须从青年时代起就接受这方面的教育，才能置生死于度外。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就不可能有宁静的心境。因为人总有一死，而且谁也不能肯定自己今天会不会死。因此，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威胁着我们，所以，要是怕死，心里怎么能够安宁？”[46]他以84岁高龄道出了他个人对死亡的态度，认为人生的实质就是由天国临凡并经诸神植入人的躯体的“灵魂”带有使命性质的一次旅程，这个使命就是“为了能有某种东西俯瞰这个世界，同时还注视天体的秩序，以便将这种永恒不变的秩序贯彻于人类生活之中。”[47]这样，西塞罗相信灵魂离开躯体之后反而能过上一种真正的生活。也正因灵魂是不朽的，所以一切最优秀的人物的灵魂都会做出最大的努力去追求一种不朽的名声。[48]在我看来，或者，这就是罗马人雄心壮志的起点。为了扬名立万，换言之，为了实现梦寐以求的荣誉，他们甘愿舍弃包括财富、性命在内一切。譬如，曾领导罗马战胜萨莫奈人的曼尼乌斯.库里乌斯，就坚决地拒绝过敌人送来的黄金贿赂。“他说，在他看来拥有黄金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能统治拥有黄金的人才是了不起。”[49]又如，恺撒在征服高卢的过程中，曾于前52年围攻及尔哥维亚城，但遇到严重挫折。一个名为马古斯.彼得隆纽斯的百夫长试图砍开一道城门，却引来许多敌人围攻。尽管身受重伤，他却凛然地对部下说：“既然我和你们不能一起脱身出去，我无论如何要保全你们这些因为热心博取光荣、却被我带进绝境来的人。一有机会，你们就各自设法保全自己吧！”然后便拼尽全力将敌人从城门口逼退开去。当他的部下企图救他时，他却拒绝了：“别浪费时间救我，我已经血枯力竭，不能再动了，趁还有机会，快走，回到军团去吧！”最终，“他战死了，但把部下都救了出来。”[50]这就是视死如归的罗马人，为了胜利、友情和荣誉，愿意战斗到最后一滴血耗尽。再如，当盖乌斯.法布里奇乌斯第二次仁执政官的时候，罗马与强大的皮洛士发生了争霸战争。一天，一名皮洛士军队的逃兵跑来投诚，并称愿潜回皮洛士军营将其毒死。但法布里奇乌斯拒绝了这个阴谋，并将他遣还给皮洛士。西塞罗对这一做法欣赏之至，他说：“假如我们只是追求表面上的利，我们就会利用这个逃兵去除掉那个同我们争夺霸主地位的可怕的敌人，从而结束这场伤财害民的战争；但是我们是为荣誉而战，用罪恶而不是以勇敢取胜，会使我们永远蒙受耻辱。”[51] 总之，尚武精神是一种从人自身由内而外激荡出来的力量，既是罗马人迈向世界的内在动因，也是支撑他们度过几百年峥嵘岁月的心灵砥柱。理解罗马尚武精神的表现和成因，进而对这种隐性而浩大的传统风气在罗马文明中的地位与意义得出清醒认识，应该成为我们考察罗马大征服的第一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奥]里尔克：《给一位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第三封信，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5220469/。 [2] [古罗马]贺拉斯：《歌集》，第3卷第2首。 [3] [法]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婉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第9页。 [4] 语出古罗马学者塞内加致卢齐利乌斯的第86封书信。转引自[德]奥托.基弗：《古罗马风化史》，姜瑞璋译，[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第178页。 [5] [德]奥托.基弗：《古罗马风化史》，姜瑞璋译，[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第109页。 [6] [古罗马]恺撒：《高卢战记》，卷五.四十三、四十四，任炳湘译，1979，[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21页。 [7] 张维：《论罗马共和国的兵役制度》，《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05期。 [8] [古罗马]阿庇安：《罗马史》（上卷），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50 页。 [9] 见[古罗马]李维：《罗马建城以来史》，卷三.二十六至二十九。转引自张树卿：《论罗马称霸地中海世界前后的意大利农民》，《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94年第4期。 [10] [古罗马]朗吉努斯：《论崇高》，第六篇，感情论，缪灵珠译。载于章安祺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史精读文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111—113页。 [11] [古罗马]波里比阿：《通史》，第六卷，第二节。 [12] [古罗马]恺撒：《高卢战记》，卷四.十二，任炳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84页。 [13] 罗马家长制中，父亲有绝对权威。 [14] 见[古罗马]李维：《建城以来史》，.卷一.第26章。转引自[德]奥托.基弗：《古罗马风化史》，姜瑞璋译，[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第88—89页。 [15] [古罗马]恺撒：《高卢战记》，卷五.四十三、四十四，任炳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22—123页。 [16]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三联书店，1956，第325页。 [17] [古罗马]M.T.瓦罗：《论农业》，王家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149页。 [18] 埃涅阿斯的父亲并不是那位著名的特洛伊末代国王普里阿摩斯，而是普里阿摩斯的堂兄弟安喀塞斯。安喀塞斯是美神维纳斯的情人，曾经发下誓言决不说出他同维纳斯关系，然而当他们的儿子埃涅阿斯出生时，安喀塞斯却在向他的同伴吹牛时泄露了这一秘密，做为惩罚，他被变成为了一个瞎子。 [19] 狼被罗马人视为战神马尔斯驱使的野兽，所以他们把狼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 [20] 见杨共乐：《罗马史纲要》，[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第21—22页。七丘应该是指“帕拉丁的两个山头：凯马路斯和帕拉丁以及低岗维利亚，厄斯魁林的三个小山头（奥庇乌斯、契斯庇乌斯、法古塔尔），再加上凯里乌斯”。 [21][22]蔡丽娟：《罗马起源神话的形成及其文化认同》，《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1期。 [23]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第351页。 [24] 杨共乐：《罗马史纲要》，[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第21页。 [25][28] 杨共乐：《罗马史纲要》，[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第24页。 [26] 有学者也认为王政时代经历了8位国王，包括两王并治时期的萨宾王塔提乌斯。“勒克斯”即国王。 [27] 老塔克文时期，罗马元老议事会由100名拉丁氏族成员、100名萨宾氏族成员和100名伊达拉里亚氏族成员组成。 [29] 杨共乐：《罗马史纲要》，[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第23页。 [30] [德]奥托.基弗：《古罗马风化史》，姜瑞璋译，[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第4页 [31] 见[古罗马]阿特纳奥斯《欢宴的智者》第4卷。转引自[德]奥托.基弗：《古罗马风化史》，姜瑞璋译，[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第108页。 [32]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三联书店，1956，第325页。 [33] 张尧娉：《战争对罗马王政时期社会的影响》，《天中学刊》，2011年第1期。 [34] [德]奥托.基弗：《古罗马风化史》，姜瑞璋译，[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第80页。 [35] [美]肯尼斯.米诺格：《当代学术入门.政治学》，[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19页。 [36]原文为：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 。转引自李永毅：《论庞德诗学的古罗马渊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05期。 [37] [美]菲利斯.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第321页。 [38] [德]奥托.基弗：《古罗马风化史》，姜瑞璋译，[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引言第3至4页。 [39] [古罗马]西塞罗：《论老年》（与《论友谊》、《论责任》合订本），徐奕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第26页。 [40] 杨共乐：《罗马史纲要》，[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第53页。 [41] 转引自王晓朝：《罗马帝国文化转型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18页。 [42] 杨共乐：《罗马史纲要》，[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第33页。 [43] [44] 张树卿：《论罗马称霸地中海世界前后的意大利农民》，《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94年第4期。 [45] 王晓朝：《罗马帝国文化转型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31—32页。 [46][47][48][49] [古罗马]西塞罗：《论老年》（与《论友谊》、《论责任》合订本），徐奕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第35页、第37页、第39页、第28页。 [50] [古罗马]恺撒：《高卢战记》，卷七.五十，任炳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84—185页。 [51] [古罗马]西塞罗：《论责任》（与《论老年》、《论友谊》合订本），第三卷.“义与利的冲突”，徐奕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第25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