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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可取用的史料也越来越多。翦伯赞说：“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之丰富，正如一座无尽的矿山，其中蕴藏着不可以数计的宝物……例如史部以外之群书上的史料，特别是历代以来文艺作品中的史料，并没有系统地发掘出来，应用于历史的说明。”在文艺作品中，诗词歌赋、小说戏剧，都含有丰富的史料。本文专谈小说的史料价值，首先引述中外各家的论点，然后分5方面举例说明。 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时，有一段名言：“他（按指巴尔扎克——笔者）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是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的，并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屈服，或者被这种暴发户所肢解……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我国学者也认为虚构的小说能反映真实的历史。梁启超较早地注意到小说的史料价值，他说：“中古及近代之小说，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记之非事实；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例如《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作逋逃薮，此却为一事实。《儒林外史》中‘胡屠夫奉承新举人女婿’，固非事实也。然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此却为一事实。此类事实，往往在他书中不能得，而于小说中得之。须知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等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陈寅恪也肯定小说可以证史。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谈到康骈《剧谈录》所记元稹见李贺之事不实时说：“剧谈录所记多所疏误，自不待论。但据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见当时社会重进士轻明经之情状，故以通性之真实言之，仍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也。”据他的学生石泉、李涵追忆，陈寅恪认为：“小说亦可作参考，因其虽非个性的真实，但有通性的真实。”又据石泉追忆，陈寅恪还讲到：“有些小说中所叙之人与事，未必实有，但此类事，在当时条件下，则诚有之……例如《水浒传》中之‘祝家庄’，有无此庄并以‘祝’为名颇难确证，但像祝家庄这类由地主自组武装，并收纳‘庄客’之事，则在宋元时，乃是现实……《太平广记》中记述一系列短篇小说也反映中唐至五代时社会情况。”杨绛说：“明容与堂刻《水浒传》卷首《水浒一百回文字优劣》劈头说：‘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若夫姓某名某，不过凭空捏造，以实其事耳。’这段话把事实、故事、真实的关系，说得最醒豁。‘凭空捏造，以实其事’，就是说，虚构的故事能体现普通的真实。”杨绛还引西方文论家的话：“一件虚构的事能表达普遍的真理（a particular fiction can lead towards a general truth）。”……以上诸家从原则上讲清了小说能够反映历史真实，故可以作为史料使用。下面从5个方面举例，具体说明小说是如何反映历史情况的。 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例一：吴敬梓著《儒林外史》，刻画了范进这样一个通过科举考试向上爬的典型人物。中国明清两朝实行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封建统治者推行八股制义，把读书和升官发财直接联系起来，因此读书人醉心举业，认为“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书中写范进从考中秀才到考中举人这一过程最为精彩，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科举制度对人心的腐蚀和世态炎凉。范进以童生资格去考秀才，从20岁起应考了二十多次，到54岁还在应考，终于考中。以后又考中举人，得知中举后因狂喜而一度中风。范进中秀才前无人理睬，连他岳父胡屠夫也鄙视他，中秀才后胡屠夫对他稍稍改变了一点态度，但仍是看不起他。可范进一旦中举，胡屠夫便说他女婿是“天上的星宿”，尊称他“贤婿老爷”。范进中举前，穷得抱着鸡到集市上去卖，乡试中试后立即暴发。“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通过科考，能猎取富贵，故“举业”被读书人视为神圣。《儒林外史》通过选家马纯上之口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鲁迅说：“其议论，则不特尽揭当时对于学问之见解，且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者也。”《儒林外史》典型地再现了明清封建社会士子追求功名富贵的生活真实，鲁迅给以高度的评价：“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例二：巴尔扎克著《欧也妮·葛朗台》，刻画了葛朗台这样一个资产阶级守财奴的典型。 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时，葛朗台是一个富裕的箍桶匠。后来共和政府在索漠地区标卖教会财产，他靠贿赂标卖监督官，以廉价买到了区里最好的葡萄园，一座老修道院和几块分种田。一度还当过索漠区区长。葛朗台精于敛财，“投机事业从没失败过一次，酒桶的市价比酒还贵的时候，他老是有酒桶出卖，他能够把酒藏起来，等每桶涨到两百法郎才抛出去，一般小地主却早已在一百法郎的时候脱手了”；“那有名的l811年的收成，他乖乖的囤在家里，一点一滴的慢慢卖出去，挣了二十四万多法郎”。装聋作哑，是他做生意的一种狡诈手段，用来叫敌手不耐烦，逼对方老是猜他要说什么，而忘掉了自己的观点。他虽是地方的首富（死后留下2700万法郎的巨额财产），但异常吝啬。给他妻子的费用每次不超过6法郎，每天早上亲自分发面包和食物，每年ll月1日才允许他的妻子和独生女儿欧也妮搬到壁炉旁边取暖过冬，3月31日炉火就要熄掉，不管春寒也不管早秋的凉意。他只认得金钱，把亲情剥得一干二净。他的弟弟因破产而自杀，把儿子查理打发到他家。老葛朗台告诉查理他父亲自杀时，是这样说的：“他把你的家败光了，你一个钱也没有了。”查理闻噩耗而痛哭，葛朗台竟说：“可是这孩子没出息，把死人看得比钱还重。”欧也妮把价值6000法郎的各式各样的金币（这是她父亲历年送给她的礼物，但绝对不许动用）赠给了她的堂弟，老葛朗台发现后暴跳如雷，把他女儿关在房里，罚她只许吃冷水和面包。书中写葛朗台临终的一幕极为精彩：“末了，终于到了弥留时期，那几日老头儿结实的身子进入了毁灭的阶段。他要坐在火炉旁边，密室之前。他把身上的被一齐拉紧，裹紧，嘴里对拿侬（按唯一女仆的名字——笔者）说着：‘裹紧，裹紧，别给人家偷了我的东西。’他所有的生命力都退守在眼睛里了，他能够睁开眼睛的时候，立刻转到满屋财宝的密室门上。‘在那里吗？在那里吗？’问话的声音显出他惊慌得厉害。‘在那里呢，父亲。’‘你看住金子！……拿来放到我的面前！’欧也妮把金路易铺在桌上，他几小时的用眼睛盯着，好像一个才知道观看的孩子呆望着同一件东西；也像孩子一般，他露出一点儿很吃力的笑意。有时他说一句：‘这样好教我心里暖和！’脸上的表情仿佛进了极乐世界。”在本区教士给他做临终法事的时候，“神甫把镀金的十字架送到他唇边，给他亲吻基督的圣像，他却作了一个骇人的姿势想把十字架抓在手里，这—下最后的努力送了他的命。他唤着欧也妮，欧也妮跪在前面，流着泪吻着他已经冰冷的手，可是他看不见。‘父亲，祝福我啊。’‘把一切照顾得好好的！到那边来向我交帐！’这最后一句证明基督教应该是守财奴的宗教”。 三、折射出真实的历史事件 例一：从《续玄怪录》看唐宪宗被弑一事。陈寅恪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中，指出永贞内禅和宪宗被弑是晚唐的两大事变，是阉党之深讳大忌，故韩愈撰写的《顺宗实录》对此不敢不有所避讳。幸赖有李复言的《续玄怪录》，才能窥知宪宗被弑一事的真相。陈文在引征了《续玄怪录》“辛公平上仙”条后，写道：“复言假道家‘兵解’之词，以纪宪宗被弑之实，诚可谓‘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者矣（此语见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唐代自中叶以后，凡值新故君主替嬗之际，宫禁之中，几例有剧变，而阉宦实为此剧变之主动者。外廷之士大夫，则是宫禁之中阉宦党派斗争时及决胜后可除之附属物与牺牲品耳！有唐一代之政治史中，此点关系至钜，特宫禁事秘，外间本不易知，而阉人复深忌甚讳，不欲外廷有所得闻。宪宗为中兴之英主，其声望更不同于他君，故元和一代，其君主与阉人始终之关系，后来之宦官尤欲隐秘之，以免其族类为士大夫众矢之的也。”“然则永贞内禅及宪宗被弑之二大事变，即元和一代，其君主与宦官始终之关系，实为穆宗以后阉党之深讳大忌，故凡记载之涉及者，务思芟夷改易，绝其迹象。李书此条实乃关于此事变幸存之史料，岂得以其为小说家言，而忽视之耶？” 卞孝萱在《控诉唐顺宗被弑的<辛公平上仙>》一文中，也承认“小说《辛公平上仙》影射一位皇帝被弑，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卞孝萱认为被弑的是唐顺宗，而非唐宪宗。 例二：从《桃花源记》看十六国时的坞壁。《桃花源记》是一篇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寓言的性质十分明显。但陈寅恪认为，《桃花源记》既是寓意之文，也是纪实之文。其寓意之文，古今所知；故专就纪实一点立说，别拟新解，成《桃花源记旁证》一文。陈寅恪在文中说：西晋末年戎狄盗贼并起，中原避难之人民或远离本土迁至他乡，“其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者，则大抵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当时有许多堡坞，虽亦有在平地者，但多在“山势险峻之区人迹难通之地”，因“非此不足以阻胡马之陵轶，盗贼之寇抄也。凡聚众据险者因欲久支岁月及给养能自足之故，必择险阻而又可以耕种及有水泉之地。其具备此二者之地必为山顶平原，及溪涧水源之地。此又自然之理也”。陈寅恪还认为：“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真实之桃花源居人先世所避之秦乃符秦，而非赢秦。”总之，陈氏“钩索旧籍，取当日时事及年月地理之记载”，说明《桃花源记》这篇小说反映的是“十六国”时期北方人民屯聚坞堡，据险自守的历史情况。唐长孺认为：“陈先生所论，在说明当时常见的避难入山之事，与《桃花源记》所述事实有关的一方面，观察非常敏锐。”但唐长孺以为，《桃花源记》所述故事，是根据武陵蛮族的传说；陶渊明所说的“乱”是指繁重的赋税压迫。唐长孺对《桃花源记》所反映的具体历史情况的解释，与陈寅恪有所不同，但也认为《桃花源记》有记实的成分。此外，可参看严耕望所撰《中古时代之仇池山》，亦论及坞堡城守之事。 例三：《聊斋志异》记清兵在山东的屠杀。《聊斋志异》是一部小说，内容多半谈鬼狐故事，但其中也有一些假借谈鬼说狐，反映清兵入关后在山东屠杀人民的历史事实。牟润孙在《（聊斋志异）所记清兵在山东的屠杀》一文中，据l962年中华书局的会校会注会评本，指出“鬼隶”、“公孙九娘”、“鬼哭”三条反映了清兵在济南、栖霞、莱阳、淄川等地大规模屠杀人民。原文论证甚详，这里不再赘述。 四、觇人情而征人心 钱钟书说：“司马光《传家集》卷六三《答范梦得》谓‘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野史小说未必皆无凭’，故其撰《通鉴》，采及‘野史小说’。夫稗史小说、野语街谈，即未可凭以考信人事，亦每足据以觇人情而征人心，又光未申之义。” 例一：清夏敬渠著《野叟曝言》。书中的主角文白，字素臣，“文功武烈，并萃一身，天子崇礼，号曰‘素父”’。鲁迅说：“凡人臣荣显之事，为士人意想所能及者，此书几毕载矣，唯尚不敢希帝王。”“可知街学寄慨，实其主因，圣而尊荣，则为抱负……意既夸诞，文复无味，殊不足以称艺文，但欲知当时所谓‘理学家’之心理，则于中颇可考见。” 例二：《聊斋志异》对秀才入闱心态的生动描写。《聊斋志异》“王子安”条，写一个困于场屋的东昌名士王子安。他入闱后，期望甚切。“近放榜时，痛饮大醉，归卧内室。”醉后，狐扮报人和长班来戏弄他，而他以为真的中了进士，点了翰林。这一条的“七似”，堪称刻画秀才入闱心态变化的经典之作。“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自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倪，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蒲松龄久困场屋，一生没有考中举人，到71岁才援例成为贡生。没有多次应考失败的惨痛经历，是写不出这“七似”的。 五、提供具体细节 小说能提供许多“正史”中没有的细节，对于深入了解历史，特别是社会经济史，是十分有用的。 例一：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十分重视写“物”。他在《人间喜剧·导言》中说：“我将要写的作品应当有包括三个方面的形式：男人，女人和‘物’，这就是说，人物和他们思想的物质表现，总之是人和生活。”这里所谓“物”，是指生活的物质条件，包括财产、房屋、家具、器皿以及衣服等等。但巴尔扎克并非单纯地写“物”，而是写“物”与写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用“物”来衬托人，使人物的形象更饱满和生动。“人和生活”，这几个字精辟地说明了人和物的关系。在《古物陈列室》这部小说里，有一段描写德·埃斯格里尼翁公馆的精彩文字。这座房子原属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所有，法国大革命时期易主，拿破仑执政时期侯爵买回了这所旧宅，此后它便被人们半嘲讽半正经地称作德·埃斯格里尼翁公馆。侯爵是一个老贵族，革命后幸存下来，但已家道没落。小说是这样描写这所公馆的：客厅的“天花板由一道道栗木椽构成，椽子之间的空隙饰有花叶图案。这个宏伟的天花板的所有外角都镀过金，可是金色已经暗淡得看不清楚了。墙上挂着弗朗德勒挂毯，挂毯上织着由六幅画组成的《所罗门的审判》……侯爵早在客厅里铺上了地板。在1793年和l795年间拍卖古堡的剩余物资时，公证员谢内尔（按原为侯爵家的总管，始终忠于旧主——笔者）买下了几张路易十四时代流行的螺形脚靠壁桌，一件有绣花装饰的家具，一些桌子，挂钟，生火的用具，大烛台，等等，于是巧妙地凑齐了这个其大无比的客厅的装饰”。小说接着写客厅里的人物：“在过去时代陈旧的雕梁画栋和金碧辉煌下面，蠕动着八个或者十个老寡妇，她们有的脑袋不住摇晃，有的干瘪乌黑得像木乃伊；这几个关节僵硬，那几个弯腰驼背；她们全体都披戴着同流行样式相反的怪服装；头发扑着粉，卷成发卷，头上的无边帽外加一条帽带，花边已经变成褐色”；“这个客厅的男人们像用旧的挂毯那样褪了颜色和暗淡无光，他们的生活很不安定；可是他们的服饰很接近当时流行的样式，只可惜他们的白发，他们憔悴的面孔，白蜡似的脸色，饱经忧患的前额，暗淡无神的眼睛，使他们同那些老寡妇们很相像，从而破坏了他们的现代化服饰所产生的效果。”小说用客厅的陈旧摆设，衬托出一群男女没落贵族荣华不再的凄凉晚景，物与人浑然一体，堪称刻画入微的佳作。 例二：《金瓶梅》描写世情，详尽逼真。《金瓶梅》约在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成书，写的是宋朝的人物和故事，实际上反映了明代中叶以来的社会状况。这部小说不仅提供了当时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细节，还刻画了西门庆这样一个兼有富商、恶霸和官僚三重身份的封建社会恶势力的代表人物。从小说中，可以看到西门庆如何通过偷税漏税、放高利贷、做官受贿种种手段聚敛了巨额财富。第49回写西门庆得到盐引后，通过交结巡盐御史，比别的商人早早支出食盐，获得暴利的情节，绘声绘色描画出官商勾结的黑幕交易。鲁迅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金瓶梅》一百回的版本有两个系统：一是《金瓶梅词话》系统，一是《原本金瓶梅》系统。《词话》提供的细节更多，《原本》把它们删掉了许多。施蛰存在为《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之《金瓶梅词话》所写的跋中说：“然则《金瓶梅词话》好在何处？曰：好在文笔细腻，凡说话行事，一切微小关节，《词话》比旧本均为详尽逼真。旧本（按指《原本》这个系统——笔者）未尝不好，只是与《词话》一比，便觉得处处都是粗枝大叶，抵不过《词话》之雕镂入骨也。所有人情礼俗，方言小唱，《词话》所载，处处都活现出一个明朝末年浇漓衰落的社会来……故以人情小说看《金瓶梅》，宜看此词话本。” 总之，历史学家经过精心分析，可以从小说中发掘有用的史料。但使用从小说中发现的史料时，应参照其他方面提供的史料，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摘自《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