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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西垂陵区述论

http://www.newdu.com 2017-11-09 秦汉文化网 徐卫民 参加讨论

    对于秦民族的来源,迄今未形成一个确切的结论,或云来源于东方; ①或云来源于西方。 ②但无论是东来说还是西来说,都承认秦人从天水一带发展壮大的事实,因为考古和文献资料都已证实天水附近一带是秦人早期活动之所在,从非子被周封于秦,到秦仲被封为西垂大夫,秦襄公被封为侯,其活动范围都在西垂一带。因而秦人早期陵墓地也就在天水附近地区。
     张家川陵区及墓主
    张家川是我们目前所知文献记载中秦人最早的政治中心所在。《史记·秦本纪》载:“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曰:‘昔伯益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秦人之所以称“秦”,应是源于此。说明在秦民族来到甘肃东部之前,这里已有秦地,《说文解字》云:“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从禾,舂省,一曰秦,禾名。”表明秦地原是产禾的地方,禾即是黍。此秦之所在,即今甘肃省陇东地区的张家川县,过去为清水县,1961年从清水县分出。后来此地的“秦亭”、“秦谷”、“秦川”的得名均与秦邑设于此有关系。
    关于秦邑的地望,《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秦川清水县,本名秦,嬴姓邑。”《史记集解》引徐广云:“今天水陇西县秦亭也。”《汉书·地理志》云:“今陇西秦亭,秦谷是也。”《十三州志》云:“秦亭,秦谷是也。”又据《水经·渭水注》云:“(秦)水出大陇山秦谷,二源双导,历三泉合成一水,而历秦川,川有故秦亭,非子所封也。秦之为号,始自是矣。秦水西径降陇县城南,……过清水城西,南注清水,清水上下,咸谓之秦川。”从上记载来看,秦邑应在秦川,而秦川是由秦水冲蚀形成的。秦川有故秦亭,即是秦的政治中心秦,为非子所封之地。
    秦邑的地望就在今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城南的瓦泉一带,这是文献资料记载和实际考察的结果。晋代的《十三州志》认为秦亭在清水县东北。徐日辉先生曾撰文《秦亭考》予以纠正,认为:秦亭不在张家川县东,更不在清水县东北,而在今张家川县城南秦水二源汇合处的东岸,即在张家川县城南之川地上。其根据是张家川历来属清水县所辖,1953年后张家川从清水分出,成立回族自治县,以前的著作记秦亭在清水还无大误,分县后的新著说在清水就不对了 ③。但清水县方志办的同志认为秦邑就在清水县东,有一“秦亭”,他们指出:《十三州志》早有“秦川清水秦亭,秦谷是也”的记述,而《水经注》则更明确指出秦水汇流的秦川是秦仲封地育故亭,以别于清水上游东亭川先有的秦亭。清水县的秦谷正在县城东北45里,今秦亭乡秦东山下秦亭河谷地的秦亭铺村,历史上是通关中陇山必经孔道。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清水的秦亭不具备作都邑的条件,这一带地势狭窄,一条无名小溪仅宽1—2米,溪流两岸无发育较好的台地,未发现任何较早的陶片和文化堆积。由此看来,此处作为非子封邑当属误传,应予否定。 ④它是秦时在交通道上设置的驿亭,这条道路是当时从关中进入陇西的主要通道,此秦亭大约处于陇县和清水县中间,因此秦在此设秦亭是出于交通的需要,与“邑之秦”没有关系,像这种驿亭,秦时还有白起亭、轵道亭、咸亭等。清水县在秦亭附近发现的古居住遗址及其古遗物应是当时秦亭建筑及后代所留,与秦邑无关系。
    在今张家川县城南的瓦泉也有一个秦亭,位于清水(秦水)的岸边,1998年7月,在张家川县博物馆、县方志办及天水师专徐日辉先生的带领下,我们来此考察,觉得秦邑当在此。从文献上来讲符合秦邑位于清水县东北的记载。秦水即今甘肃张家川县境之后川河,是清水的支流。清水古称东亭水,又名桥水,今名牛头河。狭义的秦川即秦水所经河谷地,又名长家川,也就是张家川后川河谷地,广义的秦川则包括清水的流经地,即“清水上下,咸谓之秦川”,为今张家川、清水两地,据《水经注》所云,秦亭是在秦水二源汇合后之秦川上,即狭义的秦川谷地上。二源的汇流点在今张家川县城南,也就是说秦亭当在今张家川县城南汇流附近之东岸。
    经过实地考察,发现张家川县城南一带依山傍水,地形优越,地势开阔,是建都邑的理想场所。在这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秦墓,出土了大量的文物,我们在张家川县博物馆看到了秦时的铜鼎、铜壶、铜柄铁殳、铜矛、半两钱及约二、三十斤的车马器,均出土于瓦泉一带。我们在此还发现了很多被盗的秦墓,从被盗秦墓来看,还有积炭墓,反映出这些墓的级别不会太低。更为重要的是发现一大遗址,面积约为250×150米,这是一个大夯土台,据当地人反映,在此夯土层下曾发现过秦建筑材料砖、瓦等,这种情形和当时秦公大墓的情况相类似。我怀疑非子、秦侯、秦仲的大墓应在此夯土台下。他们都是秦开国前的重要人物,为秦的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另外,在这一带发现了类似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的金箔饰片。这里出土的金箔饰片,有长9厘米、宽6厘米的虎食羊,其形状很特殊,是虎头马身,在吞食一支小羊,有长8.5厘米、宽6厘米见方的金箔饰片,四周角内刻有缕空4只相对的鹰,其形状比韩伟先生见到的鸱枭要厚重,还有太阳、月亮、十二条龙,象征十二个月的金箔牌饰,以及燕形青牌饰和石圭等。其中有些造型与宁夏固原博物馆藏的金、鎏金、青铜牌饰相仿,但绝大多数与韩伟先生所见以及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相似。 ⑤
    据当地人讲,此处原有古城,现已湮没。希望考古工作者能在此进行勘探,以弄清秦邑的情况。
     礼县大堡子山陵区及其墓主
    礼县陵区,是随着庄公、襄公、文公等以此为都邑而设立的陵区。
    具体地点在礼县永坪乡赵坪村的大堡子山上。该墓葬区1992——1993年曾遭到大规模盗掘,破坏严重,很多珍贵文物流失海外。鉴于这种情况,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4年3月至10月对该墓葬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探明中字形大墓2座,瓦刀形车马坑2座,基本搞清了该墓地的排列以及小型墓葬的分布情况,并对其中的2座中字形大墓、1座瓦刀形车马坑、9座中小型墓葬进行了发掘清理。
    (一) 墓葬形制
    大堡子山墓地位于礼县以东13公里,属黄土梁峁,东、西、南三面均为沟壑。它北依大薄地峁塬,南临西汉水,西滨固城河。
    钻探资料表明,此墓地的范围东北至文家,西至大堡子山边缘,南至大堡子山的山间便道,东西长约250米,南北宽约140米。在此区域内排列着南北并列的2座东西向中字形大墓,编号为M2、M3 ⑥。其南端有从葬的2座东西向瓦刀形车马坑,已发掘的一座编号为K1。在墓地的东北、北部和西部山弯,有规律地分布着间距5~7米的东西向中小型墓葬,总数在200座以上。这些墓多被严重盗扰,已发拙的9座墓是劫余幸存的完整墓葬。关于大堡子山的秦公墓葬,戴春阳先生在《文物》2000年5期披露了大体情况:
    1.K1
    大型车马坑,平面呈瓦刀形,东西向,全长36.5米。坑道位于车马坑东部,长21.85米,宽9.5米,深处5.4米,自东向西倾斜。坑为长方形土坑竖穴,长14.65米,宽12.95米,深5.4米。车马坑内已遭盗扰,从西南部残存的约2平方米的遗迹来看,坑内原有殉车4排,每排并列3乘,共计12乘。均为辕东舆西,每车两服两骖,计4匹马。据参加发掘的民工讲,此车马坑被盗掘时曾出土了许多金饰片。发掘仅获铜车饰(如车辖、和大量铜泡)以及锈蚀严重的铁制品。
    2.M2
    为中字形大墓。东西向,全长88米,有东西两条墓道。东墓道呈斜坡状,长37.9米,宽6米,深处11米。墓室呈斗状,全长6.8~12.1米,宽5~11.7米,深15.1米。墓室内设二层台。其中东、北、南三面二层台上殉葬7人,均为直肢葬,都有葬具(有的还是漆馆),多随身葬有小件玉饰。此外,西二层台上有迹象表明,这里原来也置放有随葬品。葬具为木椁和漆棺,均朽。棺周围残留有金箔片,说明漆棺上原来镶有金箔棺饰。椁室内残存罐、鬲等陶器碎片以及铜泡、戈、刀等铜器残片。墓主尸骸已朽,据朽痕可知,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西。墓室底部中央设腰坑,内置殉犬1只、玉琮1件。
    西墓道长38.2米,宽4.5~5.5米,总体亦呈斜坡状,但有8个沟槽状的台阶。在深1.25米的层面填土中埋葬12个殉人,均为屈肢葬,头向有的朝东,有的朝西。分为生殉和杀殉两种,前者作痛苦挣扎状,后者有的头部有洞,姿势规整,多为青少年。有3个殉人各随葬玉 1件。填土中还有殉犬1只。
    该墓已被盗掘一空,仅在盗洞中发现石磬5件。其中有几个石磬现收藏在礼县博物馆。
    3.M3
    亦为中字形大墓。东西向,全长115米。墓道结构与M2相同。其中东墓道长48.85米,宽8.3米,最深处13.5米。墓室呈斗状,长6.75~24.65米,宽3.35~9.8米,深16.5米。北侧二层台上现存殉人1名,东、南侧的二层台已被盗扰。墓室内漆棺、木椁及墓主已朽。墓主仰身直肢,头向西,胸、颈部位残留有大量散乱的琥珀珠。腰坑内有殉犬1只、玉琮1件。西墓道呈台阶状,长41.5米,宽8.2米。填土中埋殉人7名。
    此墓也已被盗掘,墓室曾发生过坍塌,所以墓中只发现有较小的青铜碎片。
    4.9座中小型墓
    均为竖穴土坑墓,东西向,长2~5.2米,宽1.4~2.7米,深3.06米~7.6米不等。有的墓葬在墓壁一侧掏挖壁龛,安放殉人。墓主均使用棺葬,葬式为头朝西的直肢葬。随葬品有铜器、陶器、玉器、石器等。除随身佩带小件玉、石器外,主要随葬品均放在棺椁间的西端头箱,铜鼎、簋的使用不甚规范,并流行使用仿铜陶礼器。陶器中常见的组合为喇叭口罐、鬲、盆、豆、鼎等。 ⑦
    (二)墓地的性质和时代
    1994年以来,海外陆续出现了一些有“秦公乍铸”铭文的青铜礼器,许多学者将其与礼县大堡子山墓地联系起来。
    1993年秋,甘肃省西和县公安局缴获一批盗自礼县大堡子山的器物,其中铜鼎可辨识出个体的有7件,虽大小有别,但形制相同。其中一件敛口,立耳,浅腹下垂,微圜底,三兽蹄足内敛,足根有扉棱。耳饰重环纹,颈饰窃曲纹,与腹部垂鳞纹以宽条带相隔。口径33米、最大腹径37.6米,高38.6厘米,器腹内壁铸铭文二行6字:
    秦公乍
    铸用鼎
    此外还缴获铜簋4件。器盖抓手较大,微折沿。器身敛口,鼓腹,龙首状双耳,耳下有垂珥,圈足下有三个小兽蹄足。口沿下饰变体夔龙纹,盖面和器腹饰瓦棱纹,圈足饰垂鳞纹。口径20厘米,最大腹径26.8厘米,残高10.4厘米。器内底与盖内各有铭文二行6字:
    秦公乍
    铸用鼎
    以上秦公诸器因残损较甚,故未能出手。经在押的盗墓犯罪分子在现场指认,可知此秦公诸器均出自M3。此外,M3墓室中因坍塌而被砸毁的青铜器残片较多,这正与秦公诸器的残损现象相吻合。所以,这批秦公鼎和秦公簋出自M3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⑧
    1995年,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从香港古玩市场抢救购回秦公鼎四件、秦公簋两件及一件与秦公簋形制相同但无铭文的簋。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朝远介绍了这几件秦公重器的情况。 ⑨
    秦公鼎四件:
    秦公鼎一 高47厘米,口径42.3厘米。宽体,器腹下垂,浅腹平底。蹄形足,与同类器相比足部较高,从而使原本并不浅的腹部颇有浅意。口外折,上立两宽厚大耳,上厚下薄,略为外撇。口沿和腹部有不同特点的兽目交连纹,耳外廓饰偏、圆相间的鳞纹。足上部饰一有角、有口有牙、有鼻准出脊的兽面纹。器内腹部铸有铭文二行六字:“秦公乍铸用鼎。”
    秦公鼎二 高38.5厘米,口径37.8厘米。形制和纹饰基本与鼎一相同,只是器壁外撇稍甚,器足与器腹之比亦略小於鼎一。器内腹部铸铭文二行六字:“秦公乍铸用鼎”。
    秦公鼎三 高25.9厘米,口径26厘米。形制与鼎一鼎二同,惟纹饰略有不同。器腹部纹饰一如前两器,但口沿下的纹饰为失目的兽目交连纹。器内腹有铭文二行六字:“秦公乍宝用鼎”,文字与鼎一鼎二有别,行款也不作右行而为左行,宝下一字铸为“月”,似少铸一竖所致;第二横下一点为一凹点,不是笔道。
    秦公鼎四 高24.2厘米,口径24.2厘米。形制和纹饰基本与鼎一鼎二鼎三相同。稍有不同处在于,前三器口沿下纹饰部分的器壁竖直,至腹部纹饰所在的器壁则向外斜出,呈Z形;该鼎从口沿起就开始向外斜出,呈Z形,器壁与底部转角的孤度和底部曲率略大于前三器。口沿纹饰如鼎三,但已补上了缺失的兽目。器腹内有铭文六字:“秦公乍宝用鼎”,文字与鼎三同,但行款为右行三行。
    秦公簋二件:
    秦公簋一 高23.5厘米,口径18.8厘米,两耳间宽36.7厘米。口,体形宽伟,盖握高大,双耳甚丰。耳上龙首宽厚,卷身,下有垂珥。圈足上有三兽头,下连短状虎爪形三附足。沿与口沿的纹饰均为兽目交连纹上下相对。尤为奇特处是,每组纹饰之隔都间有浮雕状牺首,盖沿八个,器沿六个。盖沿八个为正向,器沿六个为倒向,上下口口相对,别有一番意趣。簋的器沿盖沿上牺首相对之纹,以往所见者以前后正中的两组为多,且均为正向图案,秦公簋的这种装饰为青铜器中首见。面和器腹纹饰均为横条沟纹,圈足上饰鳞纹,盖顶握手内饰变形兽纹。器、盖对铭各有五字:“秦公乍宝”。
    秦公簋二 高23.9厘米,口径18.6厘米,两耳间宽37.4厘米。形制与纹饰同簋一,铭文的字数、字体、行款均与簋一同。  
    除两件有铭秦公簋外,上海博物馆另获有一兽目交连纹簋,高19.2厘米,口径15.3厘米,形制和纹饰与上两器相同,只是无铭文,亦应为秦公墓中之器。
    上博秦公鼎与M3所出之鼎造型相近,但腹壁外鼓和下垂的程度不如后者显著。此外,M3秦公鼎兽蹄足上的扉棱呈“山”字形,而上博四鼎的扉棱既有“山”字形,又有波浪形,还有简约的弧形。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纹饰上的差异。上博秦公鼎的颈、腹部均饰窃曲纹,其中颈部纹饰简单,腹部纹饰较繁复。腹内壁均有铭文6字,为“秦公作铸用鼎”或“秦公乍宝用鼎”。上博秦公簋则与M3所出的秦公簋基本相同,唯器内底与盖各有铭文二行5字,为“秦公乍宝”。
    上博秦公鼎、簋与礼县大堡子山M3的同类器相比较,形制相近,只是鼎的纹饰不同;而且,其鼎、簋均完好无损,这与礼县大堡子山M2被盗掘一空的情况应当不是一种巧合。所以,上博收藏的秦公诸器可能就出自大堡子山M2。 [10]  
    大堡子山的中字形大墓与秦公诸器表明,大堡子山中心区应系秦公陵园。陵园北部严整有序的中小型墓葬与秦公陵园一起,构成以秦公陵园为中心的陪葬墓地。
    由于秦公墓地屡屡被盗,有许多重要文物散落海外。李学勤先生在美国纽约发现一对秦公壶,这对壶保存良好,高52厘米,通体覆蓝绿色薄锈。壶的横切面为圆角长方形,盖上设捉手,捉手壁饰窃曲纹,盖捉缘饰吐舌的两条龙纹。器长颈,颈饰被带纹,两侧有耳,耳上饰螺形角的兽首,垂环。颈腹之间,以一道弦纹宽带为界。腹下方膨出,面饰大盘龙纹,有若干龙蛇结蟠曲,低圈足,饰窃曲纹。器口内壁有铭文,两行六字:
    秦公乍
    铸壶
    故称之为秦公壶。
    经过对这对秦公壶的研究,李学勤先生认为其器在周厉王晚期到宣王初年这段期间,就是秦庄公,壶作于他即位以后,比不其簋要晚一些,这对秦公壶,很可能出于器主的墓葬。 [11] 韩伟先生于1994年4月末在法国巴黎的克里斯狄安·戴迪先生家中最先发现了金箔饰片,并初步判定他们大约属春秋秦国之物。这批金箔饰片公布的计有44件,其中鸱枭形者8件,虎形者2件,口唇纹鳞形者26件,云纹圭形者4件,兽面纹盾形者2件,目云纹窃曲形者2件。韩伟先生根据香港古董商对这批金箔饰片出土甘肃礼县的透露,参照陕西凤翔东社村采集的春秋战国秦的“人刺虎”纹瓦当,结合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所出金箔饰片、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内棺所绘棺饰,将这批金箔饰片判定为礼县秦公墓的棺饰。 [12] 这一判定,是极有见地的。拥有如此众多贵重的金饰品,非一般人所有,结合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的发掘,应该是秦先公墓的陪葬品,被盗后买往国外。因为大堡子山曾发现中字形墓,按照殷时陵墓制度,亚字形为天子陵墓,中字形为诸侯王级陵墓。西周时天子墓至今未有发现,其葬制不详,但东周时诸侯国国王的墓葬为中字形。因此韩伟先生在《略论陕西春秋战国秦墓》一文中指出:“秦大墓与殷大墓制度相近,其中的继承和渊源关系是显而易见的。”秦时的墓葬形制,只有诸侯国国王才有此特权,而按当时秦国的地位,到秦庄公时被封为西垂大夫。韩伟先生指出:“综观秦族在西犬丘的历史,非子、秦侯、公伯三者处于附庸,不可能营造如此规模的大墓,营造大墓者,非秦仲、庄公墓属。” [13] 他断定这批金箔饰片应是秦仲、庄公墓内随葬品。其用途为木棺上的装饰品。
    李朝远先生从秦公器的形制、铭文、纹饰、铸造特点以及相关的史实看,新获的秦公诸器应为秦襄公、文公之器;礼县大堡子山两座大墓的年代应为春秋初期,墓主分别为襄公、文公。 [14]
    笔者通过对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等的分析,认为大堡子山目前发现的秦公陵园应是秦襄公和文公的陵园。而葬在礼县(即西垂)的庄公的陵园,也应在大堡子山附近,只是迄今尚未发现。
    既然这些有铭文的青铜器,均有“秦公乍”字样。那么,这些器皿的主人应是秦公无疑。而据《秦纪》所载葬在西垂的秦公有庄公、襄公、文公三位。而庄公享有此器的可能性太小了。因为庄公处于西周晚期的宣幽之世。西周礼制甚严,庄公被封为“西垂大夫”,应不敢僭越称“公”。而且,《秦纪》所列的秦之诸公世次及葬处,亦未言庄公而自襄公开始,这与秦武公钟、的铭文中先祖自襄公开始相一致。由此可知,文献上的“庄公”只能是追谥,《诗·秦风谱》孔颖达疏指出:“庄公已称公者,盖追谥之也” [15] 庄公称公当是襄公称公以后的事。大堡子山秦公诸器上的秦公不是庄公。
    而庄公之子秦襄公在西周末年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平王封为诸侯,并赐给“岐以西之地”。秦人从此扬眉吐气,襄公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文公继承其父的事业,在位50年,国家日益兴盛。他们两个死后,《史记》均记载葬于西垂。
    关于秦文公的葬地,《史记·秦本纪》则记载:“葬西山”,《史记集解》徐广曰:“皇甫谧云葬于西山,在今陇西之西县”,西县乃今甘肃天水西南之礼县、西和县一带,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葬于西垂”是一致的。有学者认为文公葬于宝鸡市贾村塬 [16] ,笔者认为非也。秦文公时先居住在西垂(即西垂宫),后迁都 渭之会,享国五十年,南征北战,扩大了秦国的影响,但汧渭之会只是临时的立脚地,远非西垂宫对秦公的影响大,因此他和襄公一样死后仍归葬于西垂,即西犬丘。
    礼县大堡子山秦西垂陵区的发现,对于研究秦国的发展史及墓葬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使秦陵墓的发展序列更为清楚。也加深了人们对秦早期文化的了解和研究。
    礼县大堡子秦公墓地惨遭盗掘,也对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好在近些年来,世界各地经常有秦公墓地出土的遗物出现,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从所出土情况及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文物来看,秦的先公墓葬是实行厚葬的,而且表现了秦人好大喜功的特点,随着资料的更为丰富,对秦大堡子山墓地的研究将会更加深入。  
    礼县政府对秦公墓地的发现也甚为重视,成立了礼县秦文化研究会,邀请全国的学者共商保护和利用秦文化遗址,准备加大对秦文化的研究及利用,保护好这一文化遗产。
                                   
    ①黄文弼:《嬴秦为东方氏族考》,《史学杂志》创刊号;何清谷:《嬴秦族西迁考》,《考古与文物》1991年5期。
    ②蒙文通:《秦为戎族考》,《禹贡》第6卷7期。
    ③徐日辉:《秦亭考》,见《秦州史地》,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12月1版。
    ④赵化成:《寻找秦文化渊源的新线索》,《文博》1987年1期。
    ⑤徐日辉:《甘肃东部秦早期文化的新认识》,《考古与文物》2001年3期。
    ⑥⑦⑧ [10] 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5期。
    ⑨ [14] 李朝远:《上海博物馆新获秦公器研究》,《上海博物馆馆刊》第7辑,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9月版。
    [11] 李学勤、艾兰:《最新发现秦公壶》,《中国文物报》1994年10月3日。
    [12] [13] 韩伟:《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片》,《文物》1995年6期。
    [15] 《十三经注疏》第368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版。
    [16] 高次若:《先秦都邑陈仓城及秦文公、宁公葬地刍论》,《秦文化论丛》第三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作者:秦俑博物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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