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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马殉葬是古代丧葬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考古钻探、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已先后在陕西、甘肃等省发现和发掘了多座殉葬有车马的秦墓，为研究秦墓车马殉葬制度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研究资料。 本文立足于考古发掘资料，在对秦中小型墓的车马殉葬进行分类、分期和排比研究的基础上，就秦墓车马殉葬的类型、殉葬方式及等级配置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并就秦墓车马殉葬制度的源流、发展演变及其阶段性特点等作了深入探讨。此外，结合与河南、湖北等地发现的车马殉葬资料，对秦墓的车马殉葬制度作了进一步的比较研究[1]。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秦墓车马殉葬的考古发现概述 殉葬车马的秦中小型墓葬目前已发现有十余例，分布于陕西、甘肃等地，其中，尤以陕西宝鸡地区发现最多。按其时代早晚，可分为春秋早中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早中期、战国晚期及秦代四个阶段。 (一)春秋早、中期 陕西户县宋村M3为春秋早期秦墓，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圹，配置一棺一椁。在其南北二层台上各置木匣盛敛四具殉人，椁室下有内殉一狗的腰坑。M3中出土青铜礼器十四件，计铜鼎五、簋四、壶二、 一、盘一、 一，应是一套完整的礼器配置。此外，墓内还出土有车马器106件，包括车軎、衡末饰、马衔等，推测应为一车两马的车具。在M3正东35米处有一座长方形竖穴附葬坑，该坑曾经扰动，按其残迹分析，原应葬有12匹马，马分两排横卧坑中，每排6匹。在2、3号马骨间曾挖出一具人骨架，推测当为殉葬的驭马奴隶，附葬坑中出土有兵器及车马器，并从中清理出漆盾痕迹三处[2]。 甘肃灵台景家庄M1亦属春秋早期秦墓，该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一棺一椁，下设内葬一猫的圆形腰坑，出土铜鼎三、铜 一及陶豆、陶罐等。在M1东南25米发现一个长方形殉葬坑，内存并列马骨两具，马骨后有一处黄色粉末遗迹，疑为车具，推测此坑为附属于M1的内葬有一车两马的车马殉葬坑。在M1北9米处，有一个长方形竖穴坑，内葬马一匹，并出土一件铜马衔。此外，在M1偏西北还有一个不规则殉葬坑，内葬人骨架一具，可能为殉葬奴隶[3]。 陕西宝鸡福临堡发现十余座春秋早期秦墓和一座车马坑，车马坑为长方形，方向182°，未经发掘，故具体情况不明。在车马坑北约20米处的M1，随葬有铜鼎三、簋二、方壶二及敦、盘、 、 和玉鱼、玉蚕等，推测为该车马坑的主墓[4]。 凤翔八旗屯墓地近年来先后发掘了大批秦墓，车马坑遗迹也多有发现。目前，已先后在A区发现二座，B区七座，C区一座。此外，在王家河墓区也有发现。这里的车马坑一般都在主墓的左侧或脚下(即北边或东边)，距离主墓9—25米。车马坑最小的长4.3米，宽2.7米，埋一辆车，最大的长13米，宽4米，埋四辆车。目前已发掘4座车马坑及附葬有车马坑的主墓5座，其中，有三座主墓及附属车马坑的情况基本清楚。从现已发掘的车马坑分析，设有车马殉葬坑的秦墓一般为春秋早期，墓圹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室长宽为3.4—5.8×1.6—3.4米，配置一椁一棺，有些墓葬还配有内、外椁。如未经盗扰的BM27配置内、外两重椁及内棺，随葬有铜鼎三、铜 一、铜盂一及兵器、车马器等，附葬车马坑BS26内葬一车两马，车置于坑底中部，舆西辕东，两马卧于辕左右两侧，四肢屈曲作跪伏状，马骨基本完好，当是致死后放入，车舆右前方的辕侧立有马策。BM32因已扰动，棺椁配置及随葬器物已不清楚，但是该墓墓圹长5.8米，宽3.4米，规模较大，下设腰坑，内葬狗骨一副，且有殉奴5人，推测该墓墓主的等级较高。该墓的车马殉葬坑BS33内葬三辆车，每车各配马两匹。车呈东西纵行排列，前后相随。第一辆车的马头前部伸入东壁小龛内，车轮纳入对称的两道沟槽中。BM102因盗扰情况不明，其附属车马坑BS101内葬一车两马，车下居中处有一个竖穴坑，坑内埋葬一人，头西仰身屈肢，腰佩铜削一件。依据周围的板灰痕迹，死者应盛敛在一个木匣内，从车、马、人埋葬情况和位置来看，当是驾车之御手[5]。 八旗屯秦车马坑内除埋葬车、马、御手和附属于车马的器物以外，还埋有羊、狗的完整骨架及牛、羊、猪等家畜的头骨和四肢。如BS101内葬有牛头1、羊头13只及牛肩胛骨等，这些动物肢骨可能是举行葬礼时作为祭祀牺牲埋入坑内的。此外，车马坑内马骨上发现有麻布纹样的印痕，可能是为便于下葬而缠裹马身的织物。 在凤翔八旗屯西沟道的发掘中，清理了春秋时代车马坑一座。车马坑呈长方形东西向竖穴，长4.4米，宽3.18—3.34米，一车在西，四马居东，坑南北分别被一座战国早期秦墓和一座战国晚期秦墓打破。车舆西辕东，辕北两马保存较好，马背覆盖有麻布类编织物。车舆北部及辕南二马均为盗洞扰坏，舆南侧存部分朽木痕迹，可见髹漆残迹。舆宽1.28米，舆下还有一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内有一具殉人，出土有铜斤一、马衔二，殉人身份可能是驾车的舆夫。这座车马坑附近未发现与之有联系的主墓，从车马坑的形制、配置、殉人等情况来看，与1976年八旗屯发现的车马坑较为接近，推测这座车马坑可能属春秋早、中期[6]。 (二)春秋晚期至战国早、中期 长武上孟村M27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墓圹长4米、宽2.5米，一棺一椁，随葬铜鼎一、陶鼎二及铜 等，下设方形腰坑，内有狗骨一副。依其随葬器物特点，该墓为春秋晚期、战国早期秦墓。在M27东北10米处发现长方形东西向的车马坑一座，长3.88米，宽2.45—3.05米，内葬舆西辕东的一车两马，两马卧于车辕两侧，四肢屈曲作跪伏状，马骨安放整齐，当是致死后放入。马骨上、下留有麻布纹痕迹，可能是为便于下葬而在马身上缠裹一层麻布。马头向东伸入壁龛内，车为木质结构，车轮下设轮槽，在车舆后部左轮旁有狗骨一具。除在马口内发现两具铜马衔外，未见其他铜质构件[7]。 西村战国秦墓地位于凤翔南指挥乡，发现有战国秦墓44座，车马坑4座。经两次发掘，清理墓葬42座，车马坑2座。西村墓地车马坑有曲尺形和长方形二种，已发掘的车马坑S1、S2均被盗扰。其中，车马坑S1主墓未确定，为平面近梯形的东西向竖穴车马坑，内葬一车两马一驭人。车舆西辕东放置，两车轮自毂以下分别纳入南北两侧的轮槽中。两马四腿蜷曲，分卧于辕两侧，整齐地置于舆前马坑内。在车舆下设有一长方形竖穴坑，内埋有殉人一具，殉人盛敛于木匣内，呈侧身屈肢长跪状，可能属御奴一类。一同埋葬的还有车马饰、兵器、工具及其它器物。成套兵器的随葬，说明这应属一辆战车[8]。 S2位于80M16317.6米处，二者间存在有主从关系，80M163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墓圹长4.1—4.8米，宽2.7—3.3米，棺椁配置情况不明。墓室壁龛内殉葬4人，随葬有铜镜、铜带饰、陶 模型等，推测墓葬年代为战国中期。车马坑S2为东西向竖穴，长10米，宽3.2米，坑底四周有约20厘米宽的生土二层台，坑内埋车马三组，由东向西依次纵列，车辕均朝东。第一、二组均为一车两马，两马分置车辕两侧，马头向东；第三组仅有车的残迹而未见马骨，且与第二组之间的间距较小，因而，很可能当时只埋有车而未埋马，故这座车马坑共埋车三辆，马四匹。从第一组车马的埋葬情况看，车舆前有放置马的马坑，车舆两侧未见轮槽。在车辕右侧马骨处残留有麻布纹痕，从出土现象看，可能是为便于下葬时缠裹的织物。 (三)战国晚期 甘肃平凉庙庄发现四座附葬车马的战国晚期秦墓。据墓形和布局分析，南面M6、M8为一组，北面M7、M9为一组，这种形式应是夫妇关系的表现。经过发掘的M6、M7，墓室均为以长方形和近方形竖穴连成的“凸”字形，凸出的方坑均设于东端，专埋车马[9]。 M6东西长9米，墓室长6.5米、宽4.4米，车马坑为2.5米的方坑。内置长方形 单椁双棺，该墓曾经盗扰，残存有铜鼎一、壶二、洗一、 一。车坑内随葬髹漆驷马小车一乘，舆西辕东。其中服马全躯，骖马只葬马头，显系致死后放入。两服马马头上均有络带、泡饰。辕前左下方放置羊头二，在右侧舆前的马骨上方散放一具牛头及四足。此牛骨与墓室头厢所出的牛骨可合为一具全牛，当系下葬时作祭祀品埋入。 M7位于M6北13米，未经盗扰。墓圹东西长9.1米，墓室及车马坑结构与M6相似，墓室内埋有单椁单棺，随葬铜鼎一、洗一、鼎形灯一、壶一及日用陶器等。车坑内葬一车四马，保存较好，车为舆西辕东，服马全躯，侧卧于辕两侧，骖马仅葬马头。左侧服马马头也被割下，与两骖马马头并置，右侧服马头有泡饰及马衔。车子右轮后侧随葬有两牛头，一羊头等，作用可能与M6牺牲相似。 (四)秦代 甘肃秦安上袁家M6、M7年代为秦统一以后，两墓相距3米，可能为夫妇异穴葬。M6是平面为“凸”字形的竖穴土圹墓，南端坑内附葬车马，北端坑内放置棺椁。在南端车马坑正中的填土中，出土陶器一组，计有灰陶鼎三件，灰陶罐三件。M6椁室口与车马坑南北总长8.45米，车马坑比墓室面积大，原来似附葬车马一套。靠南端殉马一匹，呈跪卧状，显然是将马处死后放置。车子已腐朽不清，只能从马坑北部的淡黄色的土中大略能辨。在车子位置以北殉狗一只，坑的东壁下随葬一排牛、马、羊的头骨，计牛头二、马头一、羊头十八只，椁室内出土铜鼎二、铜卮底座三及铜镜、带钩、印章、半两等物。 M7为长方形带墓道竖穴土圹墓，由前、后室和墓道组成。前室附葬车马，后室放置棺、椁，两者相互贯通。在M7前室口外墓道中，殉葬牛头10只，羊头110个，前室室内随葬一车一马，车的结构已腐朽不清，根据伞盖，车軎的位置判断，车轨宽1.8米。在马后部正中1.8米左右的圆形范围内，出土盖弓帽及伞饰配件。马正卧向南，头朝东，口内衔铜嚼，显然是将马处死后放置的。在车子位置的两侧和车下，还殉葬完整的羊二只、狗三只。车右后侧出土铁戟、铜戈等兵器。迹象表明，此车系双辕驾一马，车上树华盖，车子未髹漆。M7后室内置棺椁，随葬铜灯、铁钺、漆剑、铁刀等随葬器物，棺内有成年男性骨架一具[10]。 二、秦墓车马殉葬制度的初步研究 (一)秦墓车马殉葬的类型、殉葬方式 就目前已发现的十余例殉葬车马的秦墓来看，秦墓车马殉葬主要有两种类型，即在墓葬墓圹外单设车马殉葬坑埋置车、马，和在墓圹内埋置车马。其中前者又可分为三种主要方式：即车马分置，车马并置和单埋马等。车马分置的情况目前仅见户县宋村M3一例。该墓附属车马坑中埋葬12匹马，但未见车及车马器，在该墓墓室内葬有可归属一辆车马配置的车马器100余件。车马并置是秦墓车马殉葬坑的主要方式。一般在墓葬附属车马坑中随葬有配置完备的一乘或多乘车马，车马均纵列排列，此外，还有单独设置马坑葬马的情况，如甘肃灵台景家庄M1除设有车马坑外，还于墓侧设有一长方形竖穴马坑，内置马一匹。 秦墓车马的殉葬方式也因车马殉葬的类型不同而相异。设置车马殉葬坑的墓葬，一般而言主墓与其附属车马坑距离较近，多在9—25米间，而且车马坑多设置在主墓的左侧。车马坑的形制一般多为长方形，其大小则因殉葬车马数量的多寡而不同，或长4米左右，埋一辆车，或长10余米，埋置四辆车。埋置车马均为纵向排列，马分卧于车辕的左右两侧，呈驾乘时的状态，四肢屈曲，马骨基本完好，安放整齐，当是致死后放入，马身多缠裹有麻布类织物，车轮纳入事先挖设好的对称的两道轮槽内。此外，在车马坑中还有殉人的现象，如凤翔八旗屯西沟道车马坑的车舆下挖设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内有一具殉人，凤翔西村车马坑S1的车舆下挖设有长方形竖穴坑，内埋有盛敛于木匣中的殉人一具。车马坑中的殉人，其性质可能属御奴一类[11]。从已有的考古资料来看，车马坑除埋葬车、马、御奴和附属于车马的器物以外，还埋有羊、狗的完整骨架以及牛、羊、猪等家畜的头骨和四肢，这些动物可能是举行葬礼时作为祭祀牺牲埋入坑内的，至于殉狗或者是象征助猎之犬[12]。 车马置于墓圹内的殉葬方式目前仅见于甘肃平凉庙庄和秦安上袁家的四座秦墓。平凉庙庄秦墓墓室由一长方形和一略呈长方形的竖穴连成“凸”字形的土圹，车马埋置于凸出的方坑内。在车坑内随葬木质髹漆小车一辆，驾四马，服马全躯，骖马只葬马头，马系致死后葬入，在车舆附近还发现有牛、羊骨，上袁家两座秦墓的墓圹亦略呈“凸”字形，车马置于墓圹一侧，马系致死后放入。在车坑内，埋有大量的牛、羊等动物头骨。 (二)秦墓车马殉葬的等级配置和功能分析 古代丧葬制度是宗法等级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借助于丧葬礼仪，可以严格界定和规范死者的等级身份和生者的等级秩序，所谓“生，事之以礼，死葬，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3]。这种等级界定不仅体现在丧服制度方面，同时也体现在丘墓茔域制度和棺椁、用鼎制度等方面。车马殉葬制度同样也成为界定和规范死者的身份和地位的一项重要标准，其殉葬车马的多寡是与贵族阶级所拥有的社会等级地位相一致的。亦即《礼记·杂记》所载“遣车视牢具”。 春秋初年秦立国以后，居岐丰之地，“尽收周余民而有之”，在农业、手工业、宫室宗庙制度、陵寝制度等诸多方面，继承和吸收了先进的西周文化[14]。秦人的丧葬制度和礼仪等也直接承袭和来源于周代的丧葬制度，这种丧葬制度由春秋早期一直延续至战国中、晚期，才因等级制度的更改而有所变动[16]。因此，我们有必要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对秦墓车马殉葬的等级配置情况作一考察。 春秋早期至战国早期殉葬有车马的秦墓，这些墓葬从棺椁配置来看，多为一棺一椁，有些甚至是配置一棺两椁，墓葬随葬品除因盗扰情况不明外，都配置有成套的铜礼器。如户县宋村M3为一棺一椁，随葬有铜礼器计鼎五、簋四、壶二、 一、盘一、 一，为一套完整的礼器配置；凤翔八旗屯BM27配置内、外两重椁及内棺，随葬有铜鼎三及铜 、铜盂各一。据《荀子·礼论》载：“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结合文献记载，我们可以推定出，这些殉葬有车马的秦墓墓主身份当至少为士及士以上贵族阶层的墓葬。其中，户县宋村M3按其棺椁、用鼎情况，推测其为大夫一级的贵族墓葬，其他墓葬的墓主身份当至少不会低于士一级下层贵族。 依据对上述殉葬车马秦墓墓主身份的推定，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车马殉葬制度作为秦丧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丧葬制度中棺椁、用鼎等方面的严格等级界定一样，至少在战国中、晚期以前，为当时的社会各阶层所严格遵循的，是贵族阶层特定身份的重要标志之一。 结合上述分析，依据秦墓墓主身份及其附属车马坑的基本状况，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定出秦车马殉葬的等级配置。在棺椁、用鼎情况明确秦墓中，户县宋村M3配置五鼎，其墓主身份应当为大夫一级贵族，附属车马坑中埋置马十二匹，但未发现车具，按一车两马配置推测，至少应属六辆车马的配置。凤翔八旗屯BM32因已扰动，棺椁配置及随葬器物已不清楚，但该墓墓圹规模较大，且有殉奴五人，推测该墓墓主身份等级较高，其附葬车马坑埋置木车三乘，马六匹；凤翔西村M163棺椁配置情况不明，有殉奴四个，其附葬车马坑长10米，宽3.2米，内埋车马三组。后二座秦墓因盗扰，其棺椁及用鼎情况不明，但依其墓圹规模及殉奴情况分析，当与户县宋村M3的墓主身份等级相近，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秦具有大夫一级身份贵族，其墓葬殉葬车马至少在三辆以上，或可多至六辆。这种配置是与上村岭虢国墓车马殉葬的等级配置基本相近的[16]。 凤翔八旗屯春秋早期秦墓BM27与同属春秋早期灵台景家庄M1均为一棺一椁，配置铜鼎三、铜 一。上孟村M27属春秋晚期，该墓一棺一椁，随葬铜鼎一，陶鼎二及铜 ，其用鼎数亦当可作为三鼎墓来看，按上述三座秦墓的棺椁配置及用鼎情况分析，其墓主身份应属士一贵族，此三座墓从其附葬车马坑也表现出较多的一致性，即均在车马坑中埋置一车两马。由此可见，具有士一级身份的秦贵族墓葬，与其身份相符的车马殉葬配置为一车两马。 依据上述分析，我们可推知，秦墓车马殉葬制度的等级配置为，大夫一级墓葬单设车马坑，埋置三至六辆车，而士一级贵族墓葬则为单设车马坑，埋置一辆车。大夫，士这两级贵族的等级差别从车马殉葬数量的多寡得到严格界定限于目前考古资料的有限，对春秋早期至战国中期间秦车马殉葬的等级配置的认识仅限于大夫、士这两级贵族，更高等级的贵族车马殉葬的等级配置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资料的发现。 至于属战国晚期至秦代期间的四座在甘肃发现的殉葬有车马的秦墓，由于战国晚期以后，由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引发出的剧烈社会变动以及等级制度的更改，其墓主身份难以作出明确的断定，而且其殉葬车马的方式，类型也与此前的秦墓车马殉葬迥然相异，其功能当不能单纯地归属为宗法等级丧葬制度范畴，故不纳入等级配置的讨论范畴。 从秦墓车马殉葬所具有的功能角度分析，我们从上述两个不同形式的车马殉葬可以推断出其所具有的不同社会功能。盛行于春秋、战国间单设车马坑的车马殉葬方式，其主墓的棺椁、用鼎制度严密，而车马殉葬的方式、类型及殉葬车马的多寡也与墓主生前所具有的身份等级是基本一致的。该时期车马殉葬的社会功能是与西周以降沿袭下来的宗法等级制度相一致，其目的无非在于以丧葬礼仪严格地界定和规范死者的等级身份和生者的宗法等级秩序。 战国晚期至秦统一间在甘肃平凉庙庄和秦安上袁家所发现的殉葬车马的秦墓，却反映出不同的丧葬面貌。从埋葬习俗来看，这些秦墓不在墓侧设单独的车马坑，而是将随葬的一车一马都置于“凸”字形墓圹内，墓内还随葬有大量的牛羊头及肢骨。其中，甘肃秦安上袁家两座秦墓可能为夫妇异穴墓。从墓葬的形制、随葬器物组合分析，上袁家秦墓内随葬有大量的羊、牛、马头以及完整的羊、狗、鸡骨等，当为墓主人生前占有大量的财富的象征[17]。由此葬俗推测，庙庄、上袁家四座秦墓车马殉葬的社会功能，大概应是表现出墓主生前的财富拥有，而并非是与等级地位相符的丧葬等级制度的反映。 (三)秦墓车马殉葬的发展演变及阶段性特点 车马殉葬最早见于商代，在安阳大司空村和殷墟西区等地发现了多座车马坑，这些车马坑一般都与墓地上形制较大、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墓较近，可能是甲字形墓的陪葬坑。殷墟车马坑中一般埋有一车两马，车为两轮独辕，马分置两侧[18]。 西周时期，随着宗法奴隶制等级制度的发展完善，逐渐形成了一套严密有序的礼乐制度，在这种制度的约束下，人们的衣食住行等诸方面都因等级的区别而有着严格的规范界定。在丧葬制度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车马殉葬因宗法等级制度的发展而随之进一步的完善。 自春秋初年秦襄公立国至秦统一期间五百余年，秦人由最初的“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到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秦人的开疆扩土，秦人的活动区域也由西向东不断拓展。秦立国以后，继承和吸收了先进的西周文化，同时也继承了以“礼”为代表的西周奴隶制上层建筑[19]，作为宗法等级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秦丧葬礼仪也不可避免的直接承袭和来源于西周的丧葬制度。这种丧葬制度由春秋时期一直延续至战国中、晚期，才因等级制度的更改而有所变动。这一点，我们不仅从秦墓随葬器物的变化得到印证，更可由秦墓车马殉葬的阶段性演变得以反映。 1.春秋早、中期 秦墓车马殉葬制度由此时期肇始。春秋早、中期殉葬有车马的秦中小型墓葬，一般为一棺一椁，随葬有包括三鼎或五鼎的成套铜礼器，墓葬中设置腰坑，并普遍存在殉人的现象，有些墓中殉人多达5个。就其墓主生前身份来看，应是具有士以上的等级。这些墓葬一般多在墓侧设置单独的车马殉葬坑埋置车马，车马殉葬坑主要有三种形式：车马分置、车马并置和单埋马等。车马分置的情况目前仅见一例，户县宋村M3在车马坑中埋葬12匹马，墓室内随葬有一百余件车马器，似应属于一车两马的配置。车马并置是此阶段秦中小墓车马殉葬的主要形式，一般在车马坑中随葬一套或多套车马，车马设施较完备。此外，还有单独设置马坑葬马的情况。 车马坑中一般埋一辆车，但也有放置多达三辆车，如凤翔八旗屯BS33和西村S2。殉葬车马可分为两种类型：一车两马和一车四马，马均为处死后放置，摆放整齐，马身上都有一层织物，车具较完备，均为单辕车，有些车马坑中挖设有轮槽以纳轮。此外，车马坑中还有埋葬驭马奴隶和开设葬狗腰坑的情况。 2.春秋晚期到战国早、中期 这一阶段，秦墓车马殉葬现象渐少，但其基本特征与春秋早、中期基本相同，一般多在墓侧设置单独的车马殉葬坑埋置车马，车马设施基本完备。一坑内埋置多组车马，则车马呈纵向排列。此阶段当是秦车马殉葬制度的延续期。 3.战国晚期至秦统一 战国晚期至秦统一期间，关中地区的秦中小型墓葬殉葬车马的现象几近绝迹，但甘肃的平凉和秦安等地出现了一种新的车马殉葬形式。就目前情况来看，平凉、秦安两地的车马殉葬形式相近，一脉相承。墓葬平面多为“凸”字形，配置一棺一椁或两棺一椁，墓室一端放置棺椁、随葬品等，除平凉M6随葬有铜鼎一件外，一般不随葬礼器，而多以日用器或牛、羊等牲畜随葬，车马放置墓圹另侧，或为一车四马，或为双辕一马，马为处死后放置。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至秦统一间，秦中小型墓葬的车马殉葬可为两种主要形式。春秋早期至战国中期，殉葬车马的秦墓墓主一般为具有士一级以上身份的中下层贵族，车马殉葬仍沿用周代的形式，即在墓侧设置单独的车马殉葬坑，坑中一般埋葬一车两马，但也有埋葬三辆车或单独埋马。战国晚期至秦统一间，单独设车马坑埋置车马的形式已不常见，在甘肃一带出现了殉葬车马与棺椁同穴放置的新形式。此型墓一般多呈“凸”字形，一侧放置棺椁，另一侧放置车马。 (四)秦墓车马殉葬制度的比较研究 车马殉葬制度，作为西周丧葬等级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春秋、战国时期为各国所承袭和继续沿用，这一点，已为考古发掘资料所印证。从现有的考古发现来看，在河南陕县上村岭虢国墓地[20]、河南新郑郑韩故城[21]、辉县魏国墓地[22]、淮阳马鞍冢[23]、淅川下寺6[24]、临淄齐国故城[25]、邯郸赵国故城B26、洛阳中州路[27]等地都有车马殉葬的考古发现。本文择材料较齐全、可资对比的上村岭虢国墓地和河南、湖北等地楚墓的车马殉葬对秦墓车马殉葬作一比较。 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的等级区别非常清楚，其车马殉葬的配置材料也比较完备。其中，M1052 10辆，马20匹，车为纵列排列；虢国墓葬中规格较低的墓，随葬车马坑内埋置车5辆，马10匹，随葬鼎三、簋四，属士一级贵族墓葬，有的也有车马坑。而随葬铜鼎一件或二件的墓葬，较前一种墓葬墓主身份略低，没有发现配置单独的车马坑。上村岭虢国墓地车马坑在埋置方式大都为在距主墓约10余米处设置单独车马坑，车马为纵列排列，马杀死后埋入，有些车马坑内有殉狗现象。 至于楚墓车马殉葬制度。据学者研究，楚墓按其墓主身份等级高低可大致分为五类，其中楚王墓等级最高，除配置青铜重礼器外，还于墓侧设置车马坑殉葬真车真马；封君或上大夫墓随葬有车马器，但是多不设车马坑；下大夫墓，一般随葬有车軎、马衔、马镳象征车马具，至于墓主为士及士以下身份的墓葬一般都没有车马器[28]。 借助于上述材料对秦墓车马殉葬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秦墓车马殉葬与上村岭虢国墓的车马殉葬表现出了较多的一致性，从等级配置来看，两地属大夫、士一级身份的墓葬，其车马殉葬的数量基本一致，车马殉葬的类型、埋置方式也基本相同。而秦、楚两地墓葬的车马殉葬的等级配置关系却差异较大。楚文化与中原地区的文化面貌有较大差异，其丧葬制度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这当就是两地车马殉葬制度面貌迥异的主要原因。通过上述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结论，至少在春秋早期至战国中期间，秦墓车马殉葬制度无论是等级制度还是殉葬方式都与中原其他地区保持着比较一致的面貌。 由于目前秦墓车马殉葬的考古资料所限，以上仅是对秦中小型墓葬车马殉葬制度的初步总结和探讨。我们相信，随着考古资料的日趋丰富，对秦墓车马殉葬制度的研究将会进一步深入。 [1]本文主要讨论秦中小型墓葬的车马殉葬，关于秦王陵车马殉葬研究，因篇幅所限，文中暂不涉及。 [2]陕西省文管会秦墓发掘组吴镇烽、尚志儒：《陕西户县宋村春秋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10期。 [3]刘得祯等：《甘肃灵台县景家庄春秋墓》，《考古》1981年第4期。 [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发掘队：《陕西宝鸡福临堡东周墓葬发掘记》，《考古》1963年第10期。 [5]陕西省雍城考古工作队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三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6]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尚志儒、赵丛苍：《陕西凤翔八旗屯西沟道秦墓发掘简报》，《文博》1986年第3期。 [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厶安志：《陕西长武上孟村秦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3期。 [8]雍城考古队李自智、尚志儒：《陕西凤翔西村战国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 [9]甘肃省博物馆魏怀珩：《甘肃平凉庙庄的两座战国墓》，《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 [10]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秦安上袁家秦汉墓葬发掘》，《考古学报》1997年第1期。 [11]李自智：《殷商西周的车马殉葬》，《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 [12]同上注。 [13]《论语》。 [14]马振智：《试论西周文化对秦人的影响》，《西周史论文集(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16]俞伟超：《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 [1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17]张颖岚：《秦中小型墓葬葬牲现象浅议》，《秦文化论丛》第六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19]见注[14]第1126页。 [20]见注[16]。 [21]安金槐：《中国考古》，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10页。 [22]河南省博物馆：《河南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 1979年版，第281页。 [2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阳马鞍冢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0期。 [2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库区考古发掘阴、淅川县博物馆：《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25]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齐故城五号东周墓及大型殉马坑的发掘》，《文物》1984年第9期。 [2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市文管所：《河北邯郸赵王陵》，《考古》1982年第6期。 [27]洛阳博物馆：《洛阳中州路战国车马坑》，《考古》1974年第3期。 [28]郭德维：《楚墓分类问题探讨》，《考古》1983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