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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西部是周秦文化之发祥地。由于周人和秦人特殊的地域关系和密切的政治关系，秦文化 和周文化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史学研究和已发现的考古资料都已证明，周人和秦人来源不同，二者从始祖传说、生活方式、传承文化及政治关系等方面，又都存在着 极大的差异。这差异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中，便形成了各自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文化特征和风格。诸如屈肢葬和东西向的竖穴墓圹，自始至终保持了秦人固有的文化风格， 并以这种风格为 主体，形成了有别于他族文化的特征。典型的喇叭口罐的演变则从秦立国前到立国后直至秦统一，比较清楚地反映了秦人吸收周文化的全过程。这个过程从秦立国前到春秋，以至 于战国从未间断，直至最后演变成秦文化的重要特征——大喇叭口罐，但周文化祖型没有变 [1]。而秦立国后特别是到了平阳都邑形成前后，由于特定的文化环境，秦文化在 此期间发生了一次大转变，出现了一个周秦文化的混合型的群体特征，目前为止的考古发现 表明，这 些特征只表现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和区域。本文立足秦国早期都邑汧(今陇县边家庄及其附近) [2]，汧渭之会(今宝鸡市戴家湾及其附近)[3]，平 阳(今宝鸡县杨家沟乡及其附近)[4]，以已发现并著录的秦墓葬为资料 ，旨在对秦立国初期近百年里，即秦襄公受封享国至秦德公徙都雍这个时期周秦文化进行探讨，以期对这个时期发生在这个区域秦墓葬里的一些其他地 方很少发生的现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一 近半个世纪以来，关于秦的考古资料发现颇丰，但春秋早期的资料仍十分缺乏，特别是雍以 前三个都邑及其陵园遗址至今尚未发现。秦襄公享国后的近百年里分布在汧邑、汧渭之会、平 阳都邑附近的秦墓葬虽然数量不多，且规格亦不算很高，但这些墓葬分布在早期都邑附近本 身意义非同小可。因为从时间概念上讲，这个时期正是周平王东迁，周文化中心的东移及秦襄公受封，秦人建国立业的重要时刻。这种社会的巨大变革必然影响秦文化的巨大变化。这 期间，秦文化承袭周文化的表现自然最为突出。从区域环境上讲，汧邑、汧渭之会、平阳附近 最早就是周人故地，秦人受封立国后，又先后在这里建立都邑，这些地方必然是秦人特别是 秦贵族聚居的地方，也自然很难受外族势力逼近[5]，袁仲一先生在研 究秦文化发展时指出，葬俗在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具有相对的保守性和稳定性[6]。因 此研究这个区域的墓 葬最能反映秦人文化本质。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看到，墓葬是古人本着“事死如事生”的 原则建立起来的，因此随葬品不但体现着死者生前的身份地位和等级制度，而且还充分地反映着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生活习俗。 出现在关中西部的秦人墓葬的文化风貌和西周晚期的周人墓葬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种情况 下，屈肢葬和头西足东的竖穴墓本应该成为区别周人文化和秦人文化的重要特征，成为综合判定秦文化性质的重要前提。然而，目前为止，发现于千邑、千渭之会及平阳都邑附近的秦 国早期墓葬不尽全是这样。这大概是这个特定的时期和区域内，周文化对秦文化影响的特殊表现。正因为如此，它对于探讨周文化对秦文化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是周人用鼎的礼仪等级制度在这个时期表现最为突出。商周时期，鼎是“明尊卑、别贵 贱”，体现权力和等级的标志。《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云：“礼祭王子九鼎，诸侯七，卿 大夫五、元士三也。”秦人在立国前是否有用鼎的丧葬习俗，目前还没有考古资料来证明。 但秦人自襄公受封享国，并且逐渐占有西周故地之后大量吸收周文化，开始学习周礼却是清楚的。相比之下，这个时期，秦国贵族墓葬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别。在汧邑、汧渭之会、平阳 以 及雍都附近发现的秦贵族墓葬虽不多，但在用鼎的丧葬制度上无一例外地学习了周人。这些墓葬分布及主要随葬器物情况是： 汧邑及其附近： 陇县边家庄M1，五鼎四簋、壶、盘、兵器及  一镬鼎；[7]陇县边家庄M5，五鼎四簋、壶、盘、 、车器及木车等；[8] 陇县边家庄1986年清理残墓，五鼎四簋、车马器及 铜柄铁剑；[9] 陇县边家庄1989年清理残墓，五鼎四簋；[10]] 陇县店子M103，二鼎二簋 (仿铜陶质)；[11] 陇县店子M111，一鼎二簋、壶、盘、匜(仿 铜陶质)；[12] 陇县店子M122，二鼎四簋、壶、盘(仿铜陶质)； [13] 陇县店子M132，三鼎二簋、壶(仿铜陶质)及青铜戈； [14] 陇县店子M161，二鼎二簋、壶、盘(仿铜陶质)； [15] 陇县店子M215，二鼎(仿铜陶质)；[16] 陇县店子M218，二鼎二簋 (仿铜陶质)；[17] 陇县店子M250，二鼎二簋、壶、盘(仿铜陶质)； [18] 陇县店子M252，二鼎四簋、壶、壶、匜 (仿 铜陶质)；[19] 陇县店子M266，二鼎二簋、壶、盘、匜仿 铜陶质)；[20] 陇县店子M268，三鼎四簋、壶、(仿铜陶质)；[2 1] 汧渭之会附近： 宝鸡姜城堡(1958年发掘)，三鼎二簋、壶、盘、匜、兵器及车马器；[22] 宝鸡茹家庄M5，一鼎一簋 (仿铜陶质)；[23] 宝鸡茹家庄M6，一鼎(仿铜陶质)；[24] 宝鸡福临堡M1，三鼎二簋、壶、盘、匜、敦 ；[25] 宝鸡福临堡M3，三鼎二簋、壶(仿铜陶质)；[26 ] 宝鸡福临堡M6，三鼎二簋、壶(仿铜陶质)；[27 ] 宝鸡福临堡M7，三鼎，壶、盘、匜 (仿铜陶质)；[28 ] 宝鸡福临堡M11，一鼎、匜、  、(仿铜陶质)； [29]平阳及其附近： 宝鸡县西高泉M2，二鼎四簋 (仿铜陶质)；[30] 宝鸡县西高泉M3，四鼎四簋 (仿铜陶质)；[31] 宝鸡县秦家沟M1，三鼎四簋、壶、盘、匜及 车马器等；[32] 宝鸡县秦家沟M2，三鼎四簋、壶、盘、匜等 ；[33] 宝鸡县南阳M1，三鼎二簋、壶、盘、匜； [34] 宝鸡县南阳M2，三鼎四簋、壶、盘、匜、戈等(鼎和戈为青铜，余为仿铜陶质)；[35] 宝鸡县南阳M3，十鼎四簋、壶、盘、匜等( 其中五件为青铜列鼎余均系仿铜陶质)；[36] 雍附近： 凤翔八旗屯BM27，三鼎；[37] 凤翔八旗屯CM2，三鼎一簋、盘、匜； [38] 凤翔八旗屯CM9，三鼎、壶、盘、敦；[39] 凤翔八旗屯AM9，三鼎；[40] 凤翔高庄M10，三鼎二簋、壶、盘、匜； [41] 凤翔高庄M12，三鼎二簋、壶、盘、匜。 [42] 这些鼎簋墓葬以春秋早中期为基本特征。本文讨论的重点就在这 个阶 段，时间越早(以秦襄公受封为上限)，周文化成分含量越大，用鼎制度越严，无论是从数字组合上还是鼎簋质量上，都较多地保持了周人风格，用鼎数以三、五为差。随着时间 的向前延伸，周人用 鼎的习俗虽然保留了下来，但已发生了变化。以汧邑边家庄墓地和平阳南阳墓地作比较，这两个墓地的时间都和其都邑形成时间相一致，因此以其都邑变迁时间计算，二者相差在50— 90年间，但边家庄墓地较严格地遵循了周礼制度，五鼎四簋的 配置组合与质地未轻易 发生变动。从汧渭之会附近的八座墓葬来看，到了汧渭之会时期鼎簋配置从数量上，也仍然保持了周人三、五为差风格，但质地造型上已开始发生变化。而在平阳以后，从鼎(H23 41)配置的数量质地上都发生了较大变化，青铜鼎和仿铜的陶簋共 出，用鼎的数量上已不那么严格，不再是三、五为差，出现了二鼎和四鼎的偶数配置，簋与鼎的组合已很少 延用周人做法，常常出现簋数大于鼎数或是有鼎无簋的随意情况。南阳M2、秦家沟 M1、M2不是三鼎二簋，却是三鼎四簋。西高泉M2还是二鼎四簋。南阳M3V如果 不计同出五件仿铜陶鼎，则为五鼎(青铜列鼎)四簋配置组合，加 上 陶鼎，则成了十鼎四簋配置。显然，西高泉M2、M3和秦家沟M1、M 2则无一例与周人用鼎簋的配置相同。 西高泉M1系铜器墓葬，当属秦贵族等级，但却无鼎、簋配置。不 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 移，在鼎的质地上，出现了仿铜礼器的陶鼎、陶簋、陶盘、陶壶等。其做工之逼真是周 墓中很少见到的。就铜器而言，器物的微型化特点也较西周晚期周器突出，缺乏庄重神秘的 感觉。当然这种现象也可以用经济衰退，铜材紧缺来解释，但秦人徙都平阳的37年历史，是秦早期军事上最强盛的时期，这种强大的军事力量应该有发达的经济作基础，实际上 ， 宪公都平阳以前，已有文公在汧之会近50年稳定发达的经济基础。因此社会的转型，礼仪文化的变革则是主要原因。春秋中晚期以后，周人用鼎制度的内容虽保留在秦文化中，但 配置等级已离开了周礼轨道。店子秦墓虽距汧邑不远，但这个墓地最早的也在汧邑东迁百年以后，和平阳都邑晚期情况差不多。其中春秋的五座墓中，三座随葬有仿铜陶鼎，配数均是 二鼎。春秋晚期的13座墓中，10座随葬有仿铜陶礼器，配数三鼎二座，二鼎七座，一鼎一座。 这和边家庄秦墓那种青铜礼器的五鼎(列鼎)四簋文化风格形成鲜 明对照，这个时期的鼎很难说明它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其次是周人随葬器物的组合风格在这个时期体现得最为全面。鼎、簋、壶、盘、匜等主要礼器是周人墓葬随葬器物的最基本的组合。这些组合特征在春秋早期秦贵族墓葬中 表现最为明显。与秦人立国前的鬲、盆、罐、豆的组合相比，显然增加了许多内容。如南阳 M1、秦家沟M1、M2则完全和周人无异。边家庄M1、M5，南阳M2，M3在鼎、簋、壶、盘上则和周墓相同，只是周人常用的水器匜常常被 所代替。不仅如此，周人列鼎组合的特点在秦贵族墓中亦照用，如边家庄M1、M5和M1、M3中的鼎都沿用了周人的列鼎习 俗。与此同时，秦人在学习周人上述组合风格的时候，又突出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如玉圭、石圭、 陶圭的大量配置则是周墓少有的。在这一点上，又突出了秦人自己的文化风格。 第三，周墓器物的造型和装饰风格发展成秦人独特风格的时间虽然不在春秋早中期，但这个 时期，周器是秦器物演变的祖型这一点还是清楚的。以南阳M3为代表，这个时期出现在汧邑、汧渭之会、平阳都邑附近秦墓中的折肩罐、圆肩罐与西周墓葬中的同类器物风格变化不大 ， 但到了春秋晚期以后，如店子墓地、韦家庄墓地[43]则形成越晚口 部越大，领部越长，以致形成秦文化的典型风格——大喇叭口罐，成为区别于周文化的重要标志。这个变化过程在稍晚的扶风飞凤山秦墓[44]中看得更为清楚。这种罐是从周式圆 肩罐发展而来的脉胳 是清楚的。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不论是边家庄墓地的青铜鼎、福临堡墓地的青铜鼎还是南阳、秦家沟墓地的青铜鼎，其鼎足几乎全部呈现出中间细，两端粗的半筒状马蹄形。从最近秦 陵东侧出土的大铜鼎来看，周文化的这种造型风格一直延续到了秦代。边家庄M1青铜器以及南阳M1、M3青铜鼎上的窃曲纹、重环纹则完全承袭了周人传统风格。不仅如此，南阳M1出土 的青铜器器型特小、轻薄简单的趋向也与西周晚期周器的面貌相一致。另外，西高泉M1 [45]所出土的青铜礼器的组合，虽和周人礼制相去甚远，但这座墓包含 的周文化成分却很有 影响，不但有周文化的纯正成分，而且有周文化的祖型成分。如铜壶之造型及纹饰绝类扶风庄白一号青铜藏之13年NFD49]壶。NFD49]壶属懿王时器。出土的周生豆上的铭文经 郭沫若 先生考证，自名作器人周生的为周宣王时的太宰，表明这件器物纯属周人器物。这两件周人器物出在春秋早期秦墓中，当是秦人径直“拿来”的周人遗物，是秦墓中周文化的混合成分 。虽然出现这种混合成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它与秦文化在发展进程中吸收周文化发展自己民族的新文化有所不同。秦人风格在西高泉M1中反映最典型的当属兵器，特别是七件三角 锋戈被当做春秋早期秦人的标准器[46]。但其造型风格却沿袭了西 周之旧。 第四，周人竖穴土坑，二层台墓葬的基本形制在西北地区流行时间较长，这无疑对秦人产生 深远影响。但秦人在学习周人墓葬习俗的同时，也溶入了本民族的文化风格，如秦人墓葬多呈长方竖穴，东西向，头西足东，二层台较宽较深，以致出现有别于周墓的“头箱”。然而 ，春 秋早期出现在汧邑和平阳都邑附近的秦墓除具备上述共性特征外，则基本保留了周墓特征。 如边家庄M5，南阳M1，秦家沟M1、M2为南北向，有悖于秦墓东西向的基本规律。且南阳M1口 小底大也近乎周墓，这种南北向的秦墓以往考古中虽有发现，但其发生的时间和所处区域却没有都邑附近具有典型意义。 第五，《周礼·地官·大司徒》述：“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 爱， 四闾为族，使之相葬”。秦人在葬俗上承袭了周人“以族相葬”的习俗，同 时保留了自 身的许多特征。但自秦襄公国始进入周人故地，“遂收周余民”以来，秦人固有的葬式开始 发生变化，这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直肢葬，二是腰坑殉狗，三是在墓圹填土中殉牲的习俗。这三点同样在已著录的秦墓中少见。 屈肢葬虽不是秦人独有的葬式，但它又几乎成了秦墓的特殊标志，并伴随秦人历史的始终。 这种葬式是奴隶制社会等级之区别还是族属风俗、鬼神信仰之表现目前尚无定论，仍需进一步研究[47]。但它与周人葬俗文化毫无承袭之处。而秦人立国后的 近百年里，发现于都 邑附近的秦人直肢葬，应该说是秦立国初的社会转型期，周文化对秦文化剧烈冲击的结果。否则，一个民族保守的、稳定的葬式习俗是极难改变的。同时，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时期的 直肢几乎都是铜器墓葬，也就是说，这些墓等级较高。如边家庄M5，南阳M2、M3，八旗屯 BM27、CM2、AM9，由此可见，这些葬式首先是在秦贵族中发生的。因此有学者提出秦贵族都 是采用直肢葬的。但是，这个时期，关中西部已著录的铜器墓葬并非全是直肢。如秦家沟 M1、M2则是屈肢葬。边家庄M1、西高泉M1、南阳M1及福临堡M1均属这个时期分布在三个都邑 附近等级较高的铜器墓，但又都不能肯定其葬式就是直肢葬(当然也不能肯定为屈肢葬)。不仅如此，参照店子秦墓，直肢葬有13座，高庄秦墓地直肢葬有10座，姜城堡墓除一座屈肢葬 外，其余都是直肢葬。当然从分期上看，这些秦墓除一座在战国早期外，多出现在战国中晚期，且多半等级低下，不能与上述直肢葬一语而论。遗憾的是很有影响的雍都南指挥村秦公 一号大墓及甘肃礼县大堡子山诸侯级的中字型秦公大墓[48]均遭严 重破坏，使我们无法了解秦贵族葬俗的全貌，因此也就不能十分肯定秦宗室贵族都是采用直肢葬的。但是我们也 不能忽视这个时期的平民墓葬中还未发现有直肢葬现象。尽管如此，秦人直肢葬显然是受周文化影响的结果。其早期，即立国初期，直接来源于周文化影响；战国以后即是“礼崩乐坏 ”的社会变革的大气候所影响的结果。 腰坑殉狗习俗是周人葬俗文化特征，这种葬俗文化在西周并不十分流行，但这个时期分布在 都邑附近的秦墓中却出现了这种情况。如南阳M2、M3均有腰坑，坑中不但埋有一小狗，还同时埋有一小石圭，这是周墓中不曾见到的，尽管它所包含的意义目前还不清楚，但这是秦人 学习周人习俗，又渗入自己传统观念延伸了周文化习俗的反映。秦人的这种葬俗此前在沣西秦墓中发现三座，在八旗屯秦墓中发现二座[49]。户县宋M3也是这 种情况。这种习俗虽不常见，但分布在都邑附近，可能有其特殊意义。 墓圹填土中发现完整的狗骨架及墓室四隅发现家牲肢骨的现象在周原一带的周墓中常见。南 阳M2、M3和秦家沟M1、M2的墓圹近墓室的填土中，均发现有完整的狗骨架，这种情况和扶风飞凤山周墓地M1[50]情况完全一样。这自然是周人葬俗对秦人影响 的结果。 上述大体可以分为三类情况： 第一类，以汧邑附近边家庄M1、M5，包括1986年、1989年清理的四座五鼎四簋墓及尚待 发表的四座五鼎四簋、三座三鼎二簋铜器墓为群体，在器物组合、用鼎的埋葬制度、葬式及墓制等方面，几乎和西周晚期无异。 第二类，以汧渭之会附近福临堡M1、M3、M6及姜城堡墓为群体，包括茹家庄M5、M6，福临堡 M7、M11，在用鼎制度上仍保持了周人三、五为差的奇数做法。但鼎簋质地已开始发生变化。 第三类，以平阳附近的西高泉M2、M3，秦家沟M1、M2及南阳M2、M3为群体，包括陇县店子11 座墓葬和凤翔八旗庄、高庄67座墓葬周人用鼎制度虽然保留，但已不是三、五为差，出现了偶数和簋数大于鼎数的随意情况。周秦文化混合情况在这个时期 表现较突出，贵族墓葬 既有直肢葬，也有屈肢葬；墓制既有东西向、也有南北向；铜器墓既有用鼎的，也有无鼎的。 这三类情况明显呈现出递进变化的趋势。 二 汧邑、汧渭之会、平阳附近发现的秦墓表明，秦人在秦立国后的近百年里，在葬俗文化中， 从用鼎制度，器物配置组合，器物造型及装饰风格，墓葬形制及葬式等方面，全面承袭了周人做法，反映出周文化对秦文化影响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峰。虽然墓葬数量不算很多，但却 很典型。因为这些墓葬的等级虽然不很高，但也并非国人墓葬，反映出的许多文化特征常常悖于秦文化的基本规律，甚至和周人墓葬很难区分。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虽然这些墓葬 特征无法改变秦文化的主体特征，但这些墓葬又确确实实是这个时期分布在都邑附近的秦墓。在对这些墓葬进行研究比较中，不难发现鼎、簋、壶、盘、匜的基本造型及组合 和周墓无多大差别，鬲、罐等器型虽在周器祖型的基础上发展成了自己的文化风格，但 形 成这种风格的时间却比这些墓葬要晚。在这种情况下，葬俗虽不是考古学文化的主要特点，但如东西向、头西足东，屈肢葬则成了区别二者文化属性的主要标志。而这些主要特征在这 个时期的墓葬中又表现得不那么突出，因此，对形成上述特点的文化环境中的时间和 地域两大因素的探讨就显得极为重要。 秦人在襄公受封享国以前已经吸收周文化并且有了悠久的历史。纵观这段历史，秦人和周人 相处时间最长，这就从客观上决定了周人和秦人的文化关系最密切。这种特殊的关系确定了秦立国后其文化发展中周文化对秦文化影响的主流方向。早在西周中期，孝王召使非子主马 于汧渭之间，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号曰秦嬴，秦人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到了西周晚期，又有秦仲及其子庄公先后被周宣王封命为大夫。这虽然已表明秦人之上层已逐渐向统治者 演化，秦人与周人之关系越来越密切，但根据目前考古资料来看，其文化发展的面貌和进程在立国前和立国后是不一样的。从甘谷毛家坪秦墓文化特征看，显然与秦立国后发生在上述 地区的秦墓差距很大。甘谷毛家坪秦墓为长方竖穴东西向，屈肢葬，这些特点贯穿在秦文化始终，一直没有大的变化。这一时期除了陶器的组合和造型在秦文化发展演变过程中具有典 型的序列意义外[51]，立国之后出现在汧邑、汧渭之会及平阳都邑 附近秦墓中的南北向、直肢葬等典型特征以及用鼎 制度的风格在毛家坪秦墓中是见不到的。这个时间相接，而文化面貌上的巨大差异，说明秦 人立国前，文化发展是平稳的，立国后发展是突变的。秦人大量地吸收周文化是在秦襄公享国以后。因为西周晚期，犬戎寇周，幽王被犬戎所杀，秦襄公领兵救周，护送平王东迁洛邑 ，被平王封为诸侯并赐给岐西之地。这个封赐极大地提高了秦人的政治地位，预示着社会的巨大转型，这种变化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秦人大规模地吸收周文化的剧烈变化。这种巨变只 有发生在秦人立国后的近百年里。这一点，从这个时期出土在这个区域内的很有影响的石鼓及秦代编钟所包含的文化意义上，也可以得到充分证明。因此，这个时期秦人墓葬中往往突 然出 现周人的文化习俗以及周秦两种文化混合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立国以前和春秋晚期以后是很少见到的。 秦襄公是受封享国以前翻越陇山大坂开始进入关中的，他继位前，虽然大本营仍在西垂(今 甘肃礼县西汉水沿岸之大堡子山一带)，但迫于当时的军事斗争形势，不得不将中心东移。受封后，周平王封给秦人的岐以西之地被戎人占领着，要真正取得这块封地，就必须赶走戎 人势 力，实行政治军事中心的东迁。但是，正史对秦人这次迁徙未作记载。虽然《帝王世纪》云：“秦襄公二年徙都汧”，但有的学者仍提出襄公徙都汧不可信。秦文公徙都汧渭之会，秦 宪公徙都平阳虽正史有载，但城址至今尚未找到。近半个世纪以来，秦国早期考古资料的大量发现和对史学资料的综合研究和相互印证表明，汧就在陇县边家庄一带，汧渭之会就在宝 鸡市东戴家湾村(即斗鸡台)附近，平阳就在宝鸡县太公庙村附近。这些都邑的大体确定，对于进一步寻找秦公平阳陵区和西山陵区，研究这个时期周秦文化关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历 史地理环境。 这三个都邑在西周时都是周人聚居生活过的地方，周文化在这里有着很深的根基。平王东 迁后，周人在这里的中心地位被秦人所替代，秦文化必然在这里起主导作用。秦文公四年抵达汧渭之会后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表明早在西周时期，非子就曾在这里居住。 这就表明，在这个区域范围内，对秦文化影响最深的只能是周文化。都邑在当时实际上是一个军事指挥中心。从军事地理环境上观察，这三个都邑随着军事斗争的需要，都是由西向东 ，由山川向平原递进发展，使秦的前沿阵地和西垂、汧以至于汧河以西的大后方连成一片，形成战略纵深。这期间不存在分割、穿插和失守的军事态势，秦文化的发展这个时候在这 些 范围内不存在缺失的文化环境。尽管秦立国后的近百年里，长期处于戎狄的军事冲突之中，已获得的势力范围内，除秦人自己外，还有不少降服的犬戎族及后来的周余民，但他们的文 化习俗不可能占主流，更无法改变秦文化的主流方向。且都邑附近不可能任他族逼近。这些地域决定了这期间发生在这里的考古学文化，主体特征只能是秦文化。 基于此，尽管西高泉M1出土器物所反映的文化成分很复杂，报告的作者还是正确地定其为春 秋早期的秦人墓葬。李学勤先生将西高泉M1出土的青铜器定为迄今发现的春秋时期秦器中最早的一组[52]。边家庄M5，南阳M2、M3中的南北向直肢葬以及八旗 屯 BM27、CM2、AM9直肢 葬显然有悖于秦文化的葬俗，且南阳M2、M3中的腰坑及殉狗现象在秦人考古文化中少见，这对于周人常之又常，而对秦人所反映的文化含意却让人费解。因此，段清波先生认为这种直 肢葬不是秦墓，是滞留于岐周的周室贵族墓[53]。如果不考虑这些 墓葬分布在都邑附近的文化环境，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从地域文化环境及其附近出土器物的考古学文化特征上综合观察，这些墓葬不但 确确实实应该定为秦人墓葬，而且成了我们研究这个时期周秦文化关系的典型范例。苏秉琦 先生早年在斗鸡台发掘时所言“都邑附近，颇难任他民族之势力逼此处”，是值得深思的。 而与之文化特征相近的户县宋村M3春秋早期五鼎四簋及户县城关的 春秋早期七鼎六簋规格都较高[54]器物 特征也具备秦国早期文化特征，且宋村M3腰坑殉狗特征也与南阳 M2、M3相似，但时间和地域文化环境上的矛盾却使我们不敢苟同其秦族文化的属性。 三 秦人吸收承袭周文化，大概在西周初年就开始了。根据赵化成、尚志儒、刘军社先生研究， 其开始的时间更早[55]，但是秦人全面地、迅速地承袭吸收周文化，丰富和发展自身文化，却表现在秦受封享国的初年，即春秋早期。这个时期，受周文化影 响最深的区域当属关中西部的宝鸡地区，尤以秦国最初都汧邑、汧渭之会、平阳及雍都附近最有代表性。从已发现 的秦人和秦国秦墓考古资料来看，秦人器物的类型都与周文化有关，尤以陶器最为显著。周 人圆肩罐逐渐演变成了秦人最具特征的大喇叭口罐，这个演变过程体现在秦器发展的全过程，在本文所示时间和区域内并无特殊旨征。秦人东西向的长方穴墓圹，头西足东的屈肢葬式 特征虽然体现在秦文化的全过程，但与周文化联系不大。惟秦立国初期分布在都邑附近的秦墓，与以往的秦墓比较，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从器物组合上与立国前相比，在鬲、罐、盆 、豆的基础上增加并突出了鼎、簋、壶、盘、匜。在用鼎制度上东方六国这个时候 已出现了簋 越现象，而秦人似乎才开始学习周人用鼎制度，但这个时间并不太长，在徙 都平阳以后，用鼎制度已不那么严格。同时，这种用鼎制度的铜器墓葬的考古学特征及分布 特点有可能证明，这种文化观念的突变首先是在秦贵族中发生的。秦贵族的上层政治地位和其图霸天下的政治抱负决定了其和周文化联系最紧，吸收周文化最迫切。在葬俗上，伴随周 人用鼎制度的出现，秦人保守的屈肢葬式开始发生变化，一部分贵族迅速接受新事物，吸收周文化，实行直肢葬；一部分贵族接受了周人用鼎制度，将传统的东西向墓圹改为南北向， 但根深蒂固的屈肢葬习俗仍保留了下来。从目前已著录的考古资料观察，秦立国 初的百年里，发生在都邑附近墓葬里的这些综合特征在秦立国前不曾出现，在雍都后期直至献公徙都栎阳以后也少见其发展轨迹，因而表现出了较强的时间和地域文化特征。秦文化的 开放性、包容性和秦人宽阔的胸怀在此间得到了充分体现。 注释： [1]参见牛世山：《秦文化渊源与秦人起源探索》，《考古》1996年第3期。 [2][8][9][10]张天恩：《边家庄春秋墓地与汧邑地望》，《文博》1990年第5期。 [3]高次若、刘明科：《关于汧渭之会都邑及其相关问题》，《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版。我们注意到了蒋五保先生关于汧渭之会在魏家崖的说法。但经我们在该地区作考古 调查，未发现与之相对应的有说服力的考古学遗存。蒋文中提到的该地出土的大量的青铜器，我们至今未见实物与原始著录。经与宝鸡县博物馆反复核证亦未得到证实。 [4]卢连成：《平阳、雍都地望确定与秦先公徙都迹略》，《人文杂志丛刊》第4期。 [5]苏秉琦：《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苏秉琦考古学论文选集》。 [6]袁仲一：《从考古资料看秦文化的发展和主要成就》，《文博》1990年第5期。 [7]尹盛平、张天恩：《陕西陇县边家庄一号春秋秦墓》，《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 [8]刘军社：《陕西陇县边家庄五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1期。 [11][12][13][14][15][16][17][18][19][20][21]陕 西省考古所：《陇县店子秦墓》，三秦出版社，1998年。 [22]王光永：《宝鸡市渭滨区姜城堡东周墓葬》，《考古》1979年第5期。 [23][24]王光永：《陕西宝鸡市茹家庄东周墓葬》，《考古》1979年第5期。 [25][26][27][28][29]中国科学院：《陕西宝鸡福临堡东周墓发掘简报》，《考古》1963年第10期。 [30][31][45]卢连成等：《宝鸡县西高泉村春秋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 年第9期。 [32][33]陕西省文管会：《陕西宝鸡阳平秦家沟秦墓发掘记》，《考古》1965年第7 期。 [34][35][36]刘明科等：《宝鸡县南阳秦墓发掘简报》，《考古》待刊。 [37][38][39][40]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1980年。 [41][42]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 年第1期。 [43]刘明科等：《陇县韦家庄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待刊。 [44]刘明科：《扶风飞凤山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5期。 [46][52]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47][49]韩伟：《略论陕西春秋战国秦墓》，《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48]韩伟：《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片》，《文物》1995年第6期。 [50]刘明科：《扶风飞凤山周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3期。 [51]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3期。 [53]段清波：《试论东周屈肢葬》，《秦文化论丛》第3辑。 [54]吴镇烽、尚志儒：《陕西户县宋村春秋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10期。 [55]刘军社：《壹家堡类型文化与早期秦文化》，《秦文化论丛》第3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