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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学术界对秦文化各方面、特别是物质文化方面的研究在不断深入，有关秦国、秦代在工艺技术诸方面如制陶、铜器冶铸、工程建筑、制车及纺织等领域的成就已经有不少论述，秦文化的博大与精致逐渐为世人所认识和赞叹。在阅读有关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感到秦人在皮革制造业上也有许多独到之处，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现试以秦始皇陵考古发现的有关皮革资料为例，结合湖北云梦发现的秦简材料，对此略加论述。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与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同是本世纪秦文化考古两大发现。云梦秦简中有几条关于皮革的材料： 《田律》：“百姓犬入禁苑而不追兽及捕兽者，勿敢杀；其追兽及捕兽者，杀之。诃(呵)禁所杀犬，皆完入公；其他禁苑杀者，食其肉而入皮。” 《厩苑律》：“将牧公马牛，马(牛)死者，亟谒死所县，……以其筋、革、角及其贾(价)钱效，其人诣官。其乘服公马牛亡马者而死县，县诊而杂买(卖)其肉，即入其筋、革、角，及(索)入其贾(价)钱。” 《效律》：“官府藏皮革，数 (炀)风之。有蠹突者，赀官啬夫一甲。” 《秦律杂抄·臧(藏)律》：“臧(藏)皮革橐(蠹)突，赀啬夫一甲，令、丞一盾”[1]。 由上述材料可知，秦国和秦代政府对皮革的管理非常严格。读云梦秦简，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秦律中以“赀甲”、“赀盾”及“赀组络”等作为惩罚措施的内容。据粗略估计，包含这些内容的律文多达六十几条。秦律动辄“赀甲”、“赀盾”向我们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即在秦国和秦代甲、盾等物品具有很重要的实用功能并且是较易制取的物品。那么秦甲是什么样子?秦盾又是如何面目?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和铜车马坑的发掘使我们得以解开这个谜。 早期的甲均用皮革制成。先民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发现动物的皮毛具有防护作用，既可以保护身体不受寒冷侵袭，又可以抵挡尖锐物质的伤害。很自然地，当他们与敌人发生打斗时，就利用兽皮来遮掩身体的重要部位。当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后，动物皮革的用作衣蔽的功能退化，而其护体以防伤害的功能得到了加强。考古发掘已见到殷代的皮甲遗痕[2]。从文献看，春秋战国时期的铠甲主要是皮质甲，如《荀子·议兵》：“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革合如金石。”杨亻京注：“革合，坚貌，以鲛鱼皮及犀兕为甲，坚如金石之不可入。《管子》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胁二戟，轻罪入蓝盾革合革二戟。’犀兕，坚如金石之貌也。”春秋战国的皮甲实物也有出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江陵天星观1号墓、拍马山5号墓、藤店1号墓、荆门包山楚墓和湖南湘乡牛形山二号墓等均有数量不等的皮甲或甲片[3]。 秦俑的发现使人们对中国古代铠甲形象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在一、二、三号兵马俑坑中，除了少量的着袍武士俑外，大部分为身着铠甲的勇士形象(截至目前，着袍俑发现不足600件，而另外7000件左右的陶俑估计均为甲俑)[4]。秦俑铠甲塑造逼真，形制多样，甲片大小有序，编缀方法清晰。其质地和作工细致程度以及形制上的差异因该陶俑的级别和身份而异。我们可将其大致分为四类： (一)高级彩色鱼鳞甲 又可分为双肩有披膊(但披膊上不嵌缀甲片)和双肩无披膊的两种。甲衣前身长，下摆为三角形，长过腹下；后身较短，下缘平齐，长仅及腰间。在前身的腹部中央和后身的腰际嵌缀有鱼鳞状的小型甲片。未缀甲片的部分涂有彩绘，并塑出彩带绾结的扣结形象。甲衣四周留有宽边，上饰精致的几何图案纹样。从整个甲衣的形制、色泽、厚度和挺直感判断，其原物应是先用整片的皮革作成甲衣，然后再于腹部嵌缀金属甲片。这是俑坑中级别最高、制作最精致的一种甲衣，仅为极少数高级军吏俑(或称将军俑)所拥有。 (二)背带式的前胸甲和前后摆下缘平齐的鱼鳞甲 其质感、色泽和甲片的嵌缀方式与将军俑的相同，只是其形制稍显简单，即只有前胸为一整片甲衣，其上嵌缀小甲片，后背部仅为两条交叉的背带，背带上饰菱形彩绘图案。我们推测它们也主要是皮革制品。穿着这种甲衣的为中级军吏俑。 (三)甲片联缀甲 这一类也可分为两小类。其一，整个甲衣由前身、后身和披膊三部分组成的甲片联缀式。其编缀方法是前身和后背的上旅部分固定编缀，背甲下旅为活动联缀。甲片有方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等，彩绘颜色为赭石色，联缀甲片的甲带(长针脚)和“甲钉”(短针脚)多涂成朱色。这是低级军吏俑的甲衣。其二，是普通士兵的甲衣，其外形和下级军吏俑的相似，只是甲片稍大，排列数目少，制作稍显粗糙简单。 (四)特殊形制甲 即二号俑坑中出土的超长甲和超短甲，分别为御手俑和骑兵俑的装束。御手俑的甲衣最大特点是长和大：前身甲长及下腹，披膊长及手面，颈部有盆领。骑兵的甲衣则短小精悍，无肩甲披膊，下摆仅及腰带上部。其色泽、质地和甲片形状、编缀方式与上述甲片联缀甲相同[5]。 总之，秦俑甲衣除了上述的一、二种高级军吏所穿的以外，其余的从甲片所表现的质地看，大部分边缘微微上翻，有的中部微鼓，整个甲衣的轮廓看上去不是很光滑平整；从甲衣的敷色看，甲片一律作赭石色，与皮革的色泽相合，甲带，甲扣及“甲钉”等均涂以朱红、粉红等色，亦像是皮条连缀后被施以较为鲜艳的色彩；从甲的编缀方式如采用直行缝线缝缀等等，可以判断出，秦俑的铠甲其原物主要是皮革制成的[6]。从上引的云梦秦律条文看，秦政府藏有大量皮革，秦甲多数以皮革为原料是无疑的。 早期的盾大约均用皮革制成，殷墟曾经出土过一批由木架和皮面制成的盾[7]。凤翔八旗屯秦国墓葬中发现的盾由皮条和藤条编成[8]。随县曾侯乙墓和长沙五里牌406号墓、浏城桥1号墓出土的楚国盾均以革为胎并通体髹漆彩绘[9]。 秦代皮质盾的实物目前尚未发现，不过始皇陵封土西侧出土的一号铜车上备有一铜盾。该盾形似一件齐首、弧肩、双曲腰、平底、无袖的小坎肩。通高35.6厘米、底宽23.5厘米、肩最宽20厘米、腰宽度最小为16.4厘米、最大为21.3厘米，盾厚0.4厘米。其正面中部有一条纵脊，脊的左右两侧均衡对称，中部隆起，上下及两侧渐渐下凹，到顶端和底端边沿处又微微向上翘起，形成四个弧形曲面。其背面中轴线上有一纵梁，梁的中部鼓起成桥状的纽鼻形，作为握手。握手部分为方柱体，其余部分为圆柱体。握手上面铸有皮条缠扎纹。盾通体彩绘云龙纹B10。这件秦盾的形制与长沙等地一些战国楚墓所出土的革胎漆盾相似。从战国秦盾和湖北、湖南楚盾的情形我们推测秦陵一号铜车上的盾的原形也应为革制的，因而我们认为秦代盾的质地亦主要是皮革的。 秦陵兵马俑和铜车马的发掘不仅提供给世人一个认识秦代皮甲和盾的机会，而且使我们看到了秦代用革的其他方面如制车、制兵器、制服装等等。下面试分别论述。 一、车及车马 从殷周到秦汉时代，皮革是制车的必需材料之一，车上的许多部件都是用革制成的，如车体结构部分的轮毂、舆底、车舟，具备装饰功能的车舆的屏蔽和衣蔽，控御马及引车前行的革皮具、挽具以及车上各部件之间的连结等等。 (一)用作车体结构的皮革制品 车毂：篆约和蒙覆是车毂坚实的必须措施之一。所谓蒙覆，是指在已斩斫好的毂上包裹一层皮革，皮革被厚厚的胶质材料粘结在毂上。所谓篆，是指在未蒙覆皮革之前先于毂上刻出的一圆圆的小槽，是约之前的一个环节。当皮革被蒙覆在毂上以后，再用绳索或皮条小于槽部位细细缠扎，这便是约。古人讲“容毂必直，陈篆必正，施胶必厚，施筋必数，帱必负干。既摩，革色青白，谓之毂之善”(《考工记·轮人》)。秦及周代贵族车辆设置有篆约和蒙覆，虽然从秦俑坑的车上已不易发现，但秦陵铜车马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一号铜车毂从外形看有明显突起的一周一周的弦纹，像一圈圈缠扎物，这一圈圈弦纹缠扎应是约的体现。至于篆，由于铜车的毂为一次性铸成的模型，则是无法表现出来的[11]。篆约之后，再于其表现施以彩绘的锯齿纹，以充分体现帝王乘舆的高贵。 车车奇：秦俑二号坑试掘出土的战车车舆“方柱是由4根圆木用皮条捆扎而成，断面径约4厘米。圆柱……是用皮条捆扎的径约3厘米。在立柱的内外各用两条横木将柱夹住，并用皮条缠结。……T2G2出土的战时车车车KG-*3奇为矩形，……中间用皮条网结。T1、T2的两辆战车车舆后两侧有钩形铜角柱一根，铜角柱还与旁边另一木柱用皮条扎捆”[12]。 舆底及车茵：西周车上已用革作舆底的一部分，如井叔墓地的车舆“车箱底上还有一层白色的编织物痕迹，很可能是用竹篾或皮条编成的茵簟”[13]。 秦俑坑战车上亦发现用皮革作舆底的情况，如一号俑坑T1G2一号战车，舆底保存比较完整，舆底宽143厘米、深108厘米。舆底框架先由四边轸木和其间的五根前后纵置的桄木组成，桄木两端与前后轸用榫卯法连接。桄木之上是密集的左右横置的竹条，竹条之上有一层呈斜方格纹的皮带编织物，从而形成舆底。用木、竹和革带三者巧妙结合做成的舆底其优点是既结实又富有弹性；一号坑T10G5三号车舆底仅留皮条编织的皮茵的印纹一片 [14]。 秦陵一、二号铜车也表现了秦代车上使用皮质舆底与皮茵的情形。如一号车舆底“铜板的背面铸有皮条十字交叉编织的菱格纹，每根皮条宽1.6厘米。这说明原来舆底框架的上部不是铺板，而是铺用皮条编织的富有弹性的软底”。二号车前舆舆底为一块近似方形的铜板，其上铸有1.45×1.45厘米的斜方格皮带编织纹，另外在四轸上各铸有一条类似麦穗纹样的皮带纽结纹。“从纹样分析其编织方法是：在四轸内侧分别钻等距离的一行小孔，孔距约2厘米，然后用宽1.45厘米的长条皮带从轸上的小孔中穿过，斜行交叉编织。……这说明原来是以皮带编织物作为舆底的”。二号车后舆舆底制作方法大致同一号车，只是其正面反扣的一片大铜板较特别。该板略呈正方形，前后长85厘米，左右宽75厘米，厚0.2～0.4厘米，四周有折沿，折沿高3厘米，板上面彩绘鲜艳的图案纹样。纹样分两部分：四周为宽9.5厘米的一周边栏，白地朱纹，中间为四方连续彩色菱花纹。其彩绘和质感给人以一个厚厚的软垫的感觉，这应是古代所谓的重茵的形象。《说文》：“茵，车重席也。”茵或从革作5革因。《诗·秦风·小戎》：“文茵畅毂”，毛传：“文茵，虎皮也”，孔疏：“有虎皮文章之茵”。二号铜车上铸以象重茵的大铜片，其原物当是皮革制品，之上再铺一层锦帛之类的绣茵。 (二)用作车上屏蔽和衣蔽或装饰的皮革制品 这部分包括车舆的屏蔽、车轼的衣蔽、车耳的装饰及车毂的篆约和蒙覆。制车和装饰用材、形制等方面的不同体现着乘车者的身份和等级。《考工记·舆人》：“栈车欲 ，饰车欲侈”，郑注：“栈车无革鞔，士乘栈车”；“饰车，谓革鞔舆也，大夫以上革鞔舆。”素有车马乘御之好的秦人当不例外。 轼上衣蔽：关于古代车轼施衣蔽，文献中多认为是用皮革所为。周代情况如《诗·大雅·韩奕》所言“ 浅 ”，郑玄笺：“革郭，革也；革弘，轼中也；浅，虎皮浅毛也； 覆式也。”即是以带毛的虎皮覆蔽车轼。汉代皇帝乘舆“文虎伏轼”，公、列侯乘舆“倚鹿较，伏熊轼”(《后汉书·舆服志》)。推测秦代亦应如此。虽然秦陵铜车轼从花纹看不像皮质蔽而似为丝质物，但我们从其质感和厚度(一号车0.3～0.35厘米，二号车0.6厘米)看，它们应该还使用皮质衣蔽，或者正像二号车所用的重茵一样使用了“重蔽”，即是在皮蔽衣之外再加上了一层丝质蔽衣吧[15]。 车舆屏蔽：依《周礼·巾车》所言，车舆屏蔽由两层物质组成，其一是苇草，竹席、麻织类所做的一层，其二即为兽皮，如犬、鹿等等的皮革所作的一层。从秦陵一号铜车看，其屏蔽物(报告称为栏板)厚0.5厘米，显然不是某种单一的织物，而应是二层编织物或一层编织物外加一层皮革重叠而成。 车耳( )或重较：《史记·礼书》“(天子)寝兕持虎，鲛 弥龙，所以养威也”，《索隐》按：“以兕牛皮为席；持虎者，以猛虎皮文饰倚较及伏轼；以鲛鱼皮饰 ， ，马腹带也。”《后汉书·舆服志》：“文虎伏轼”、“倚鹿较，伏熊轼”。可知车耳、车较等也是用皮革装饰的。一、二号铜车的车耳均由完整的片形材料制成，有很硬直的棱角，厚度分别为0.3厘米和0.2～0.6厘米，看来既不是布帛一类物质，又不像竹、木板，而应是以皮革为之，再于其上施彩绘。 (三) 具及挽具等 一般说来，车马的 具主要用皮革制成，虽然在其上往往缀饰以各种附件，如金质、银质、铜质、石质、玉质、骨质或贝类物件。安阳武官村的殷代大墓出土过一件完整的络头[16]。长安镐京附近西周车马坑中的络头为革条缀以铜饰物，马身上的饰物亦为以革条缀贝壳为主[17]。洛阳和胶县的几座西周车马坑的马络头、马饰复原亦是用皮条把铜泡穿连起来[18]。战国秦及其他诸侯国的马络头和马饰也是以皮革为主制成的。例如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墓车马坑出土的马络饰为络头上的饰物，根据发掘简报，共有络饰九件，均为扁圆筒状，分大小两种，大者出土于BS33第二号车左服马头部，通长3厘米，最大径1.8厘米；小者出土于同坑第一号车服马附近盗洞内，通长1.5厘米，最大径1.6厘米，出土时铜管内有皮条朽痕[19]。云梦秦简也有一条资料可以说明：“‘者(诸)侯客来者，以火炎其衡厄(轭)。’炎之可(何)?当者(诸)侯不治骚马，骚马虫皆丽衡厄(轭)鞅 辕革申(靷)，是以炎之。”(《法律答问》)这段对话说明当时人们用烟火薰烤车的衡、轭等部件，目的是驱除附着在皮质车构件和革皮具上的蛀虫，维护其车马的安全[20]。秦陵地区出土的秦代车马使用皮构件及皮饰件直接继承了殷周战国以来的传统做法，目前可见共有以下几种： 络头：一号坑兵马T2G2第七号车左骖马的络头保存较为完整。其制作方法为：用皮条将铜衔1件、木镳2件、木橛1件、圆饼形皮构件1件、大铜泡6件、小铜环4件、三通铜络饰管3件、铜络饰管60件依据马头的凹凸形状联缀而成。联缀中形成鼻革、额革、颊革、项革、喉革。二号坑试掘T14出土战车的马络头也是用宽约2厘米的皮条将铜质络饰管58件、三通络饰管3件、铜环4件、三纽铜泡3件、四纽铜泡3件联缀而成[21]。秦陵铜车马的络头形制与此大致相同，只是其上所使用的饰件多为金质和银质，其连接带以铜条来表现而已。 靷绳：在兵马俑坑中已有发现，由于皮质物不易保存，加之俑抗曾经火焚，目前只能看到残迹。一号坑T2G2七号车左骖马靷系皮质，已朽，残长100厘米、宽3厘米。其形状：前部为靳，靳呈环套形束约马胸；后边为一条单靷，从骖马内侧后引。靳呈椭圆形，接口处用一亚腰形铜带扣固定。靳的中部有一细皮带，长度不明，宽1厘米，亦用一亚腰形铜带扣把皮带的一端固定于革引环的内侧。秦陵铜车马的骖马“靷呈扁平的条带形，……根据其形状判断，实物当为革带”。 辔绳：一号兵马坑中战车的马辔均已腐朽，只有少量残迹，初步判断为皮质。在T2G2七号车的左骖马的外侧有一条皮带，残长25厘米、宽1.8厘米，前端靠近马嘴的衔环，当为辔。T2G2一号车马后有两根皮条遗迹，一长90厘米，一长110厘米、宽均为2厘米，发掘者认为其当为辔绳。T10G7的四号战车舆后御手俑的附近清理出皮条印痕六根，长21.5～38.5厘米，宽为1.5厘米，似为辔的残迹。 靽索：秦兵马俑坑战车和一、二号铜车驾马的尾巴均绾结为髻。铜车马的“髻上并用革带形的铜链条束扎，铜链条长90.4～98.4厘米、宽0.7厘米、厚0.4厘米”。我们推测俑坑的战车驾马亦当用皮质条带绾结尾梢。这条皮带古称靽。 环： 车内是古代马车轼前系挂辔索的设置。《诗经·秦风·小戎》：“鋈以 车内”。《〈说文〉段注》：“骖马两内辔为环，系诸轼前，故御者祗六辔在手。秦风毛传曰：车内，骖内辔也，是则车内之言内，谓内辔也。其所入轼前之环曰角。角部曰： ，环之有舌者是也。诗之言 车内者，言施 入车内也”。秦陵铜车的出土证明，系于 车内上的不是骖马的内辔而是服马内辔。秦一号兵马俑坑出土了一件完整的皮质角环。在T19G9第五号车的御手俑前面距坑底砖铺地高24～29厘米的泥土上，残存爪形皮条炭迹一处，形状完整。共有四个环形纽鼻，末端束扎在一起，纽鼻由右向左依次编为1～4号。1号纽鼻长11.2厘米，外径7.5～3厘米；2号纽鼻长12.5厘米，外径2.9厘米；3号纽鼻长12厘米，外径3厘米；4号纽鼻长11.5厘米，外径3厘米。每个纽鼻所用皮条均宽1.5厘米，厚0.5～0.7厘米。上面髹黑漆。发掘报告判断此饰件当为角环。 胁驱：是拴着在服马外侧的驾具，用以防止骖马过分内靠。《诗经·秦风·小戎》：“游环胁驱”，《郑笺》：“胁驱者，著服马之外胁，以止骖马之入。”秦一号兵马俑坑发现的胁驱呈丁字形，由一根横木和一根竖木组成，以T19G9第五号车为例：竖木为圆形，通长19.6厘米，径3厘米，末端套一长4.9厘米的骨管，骨管的末端有三个尖齿。横木上系一皮条，皮条残长11厘米，宽2.5厘米。参照铜车马上的情况，横木上的皮条系用来绑缚胁驱，使其处于马之体侧。秦陵一、二号铜车马服马的身上带有铜质胁驱，其形状与兵马俑坑所出的相同，绑缚胁驱于马体上的铜条带长118厘米、宽1.6厘米，厚0.3厘米，“条带和鸟形的胁驱焊接在一起，在尾、翅的交接处铸有条带缠扎纹，在鸟首部位铸有宽0.4厘米的细革条缠扎纹。说明原物应是一条窄长的革带把胁驱捆缚固定于较宽的革带上”。可见，铜车马胁驱所系的铜条带形象完全是模拟皮条。 轭肢衬垫：秦陵铜车马的四件轭的轭肢内侧均铸有类似皮质的柔软的厚厚的衬垫，形状为扁平的鞍桥形，衬垫和轭肢铸接在一起，在轭肢的外侧铸有十字交叉的皮条缠扎纹。服马内侧轭肢均设置有加固杆，加固杆的上下两端与轭首和轭脚的交接处均铸有皮条缠扎纹。这证明实物是以皮条作材料的。 (四)车上某些部位的连接亦采用皮革 秦兵马俑一号坑T1G2一号车的衡上， 环与衡木之间先用榫卯法插接，再用皮条缠扎；T1G3二号车车辕上有皮条缠扎纹八条；T10G5第三号车“ 呈棂格形，残存有立木四根，横木五根。立木立于一条横木并用皮条缠扎”。 实际上，俑坑中的车为木质，其以皮革为连接材料的情况决不限于上述两例。我们之所以未能见到完整的材料，是因为皮革和木质一样难以保存。秦陵铜车马则全面地提供了这方面的形象资料。例如，组成舆底框架的纵桄与横条的十字交叉点上都铸有皮条扎结纹样。车輈与轴的连接，輈上铸有两根革带纹，轴上铸有四根十字交叉的革带纹。说明当兔的上、下各连有革带，用以把輈、轴和当兔三者捆扎固定为一体。车舟与车舆的前轸交接处铸有三道皮条缠扎纹，輈与舆的后轸的交接处铸有一个环形皮带束，束宽1.2厘米，大小与踵的径相等，用以把紧紧缚于舆下。铜车的舆、伏兔和轴三者间铸有皮条缠扎纹，说明原物是用皮条捆缚使三者固定为一体的。车的衡与輈的连接是将衡量于輈的前端上部，在衡上部中央半环纽鼻的两侧铸有十字交结的皮条缠扎纹。轭与衡的连接同样在两者交接处铸有皮条缠扎纹，说明原物系用革带捆缚。革带宽0.8厘米。捆缚衡轭的革带，古名之 ；缚衡于輈上的皮带，古名之 。车的其他部位也有用革条扎缚的情况。一号铜车车门部分的后轸下有道与轸平行，紧贴的附件，其上有六道皮条缠扎纹，皮条宽1.8厘米，附件与轸用皮条束扎为一体，大概用来加固后轸以防人蹬车时将其踏坏。二号铜车舆底后轸上也设有加固件，加固件与车轸上也铸有皮带束扎纹。 二、服饰 (一)皮弁和鹖冠等 皮弁是古代冠的一种，其形制如《后汉书·舆服志》说“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长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广，后卑锐……皮弁以鹿皮为之”。二号兵马俑坑出土的骑兵俑均头梳六股辫形扁髻，头戴小冠。其冠的形状犹如覆钵，扁圆顶，前后稍窄，左右稍宽。前沿浅短而后沿较深。两侧各有一长耳，耳的下端各连接一窄条形带，两带的末端用子母扣对接于颔下。冠浅小，仅能盖住头顶发，两鬓发及后脑部分的头发均露于冠外。冠颜色为赭石色，上面用朱色绘着三点一组的梅花形散点式纹样，冠后部正中绘一朵较大的白色桃形花饰。冠上不见折纹，质地感觉硬直，似应为皮质。从形制看大约属皮弁一类[22]。 另外，俑坑中的御手俑、部分车右俑以及中下级军吏俑都戴鹊尾长冠，级别更高的将军俑则戴鹖冠。这两种冠均质地感硬实挺直，似为合革或多层漆布叠合而成[23]。 (二)铠甲(见前文) (三)腰带 我国古代人们多着袍服，腰间系丝质大带或皮质革带。丝织大带用一组纽绊来交结、扣合，而革带则以带钩(或称带扣)来联结。 秦俑坑出土的武士俑，无论是级别较高的将军俑还是较低的军吏俑，或者是最低的椎髻袍俑及甲俑，他们腰间大都浅浮雕有腰带的形象。腰带长90～115厘米，宽者4～5厘米，窄者2.7～3.5厘米，厚度约0.1～0.2厘米。带上有的刻画或描绘对角三角纹或菱花纹，有的光素无纹。带底色涂黑褐色，质地显得厚重硬实。带头上均雕刻有带钩形象，带尾上有接受带钩的孔。从腰带的形状、色彩以及带钩的附设判断，原物质地应为皮革。秦陵一、二号铜车马的铜御者俑“腰际均束带，带上饰有琵琶形带钩，质地硬直当为革带。……又名 带”。 (四)护腿 秦陵兵马俑三坑中身穿甲衣的步兵俑和战车上的御手俑，其胫部大都套有护腿。护腿作圆筒形，下自足腕上到膝下，把小腿全部套于护腿内。护腿下端小，紧紧束住足腕。护腿上端大。有的为一节，有的为两节相连接。其颜色有粉蓝、朱红、粉绿、粉紫、赭等。护腿质地厚重，里面似包裹了棉絮，可以用以防御箭镞、戈矛等伤害腿部。其中有一类长14～20厘米，厚0.1厘米的，套裹腿胫，无组带束扎，有些还着意刻有一些绉蹙，应当是秦代之皮质下体防卫服饰的写照[24]。 靴，又名络 ，是长及胫部的短 皮鞋，源于北方草原少数民族。赵武灵王改革时引入中原，最初为骑兵的装束。秦俑一号坑的部分武士俑和二号坑的骑兵俑足部着靴，其形制为薄底，深壅、单梁、圆头、短筒。通高15～18厘米， 高及足腕。靴前低后高，靴头不翘起，其大小正好束约足面。靴筒部有开合口以便穿脱。根据靴的形象推测，其制法为：由三片皮革缝合而成，靴帮连同靴筒为形制、大小相等的左右两片，靴底为一片；先将形制相等的两片缝合为靴帮及筒( )，合缝处押绦组，然后再将其与底缝合。靴的颜色多数为枣红色，也有赭黑色、粉绿色[25]。 三、兵器或与兵器相关的盾、鼓、弓、矢服、剑鞘、弩韬、马鞍 (一)盾(见前文) (二)鼓 关于鼓的形制，《礼记·明堂位》：“土鼓……伊耆氏之乐也。”《礼运》：“土鼓蒉桴”，杜子春曰：“土鼓，以土为匡，以革为两面，可击也。”《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中)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可见，早期的鼓以陶为腔，用皮革蒙面。后来出现了以木为框(腔)的鼓，其鼓面仍然为皮革制品。 在秦鼓发现之前，殷墟发现过用鳄鱼皮蒙制的鼓[26]。战国楚鼓的出土也有数例，如长沙浏城桥楚墓、江陵葛陂寺34号墓、拍马山4号墓等[27]HT5。 秦俑坑中发现的鼓迹在一号坑中有两处，一处T2G2战车右前角淤泥层中，扁圆形，鼓高12厘米，腔外径68厘米，周长207.9厘米，壁厚1.5厘米，鼓面径53厘米，鼓壁上残存褐色漆皮和流云纹彩绘。另一处位于T10G5彩色战车左骖马的后面，“鼓为扁圆形，外径70厘米、内径53厘米、高9厘米，鼓壁呈圆弧形，周长215.5厘米……鼓面和鼓壁上都残存有褐色漆皮，上面并有红，绿线条残迹，证明原来彩绘。”比较之下，秦鼓与其前代的鼓形制、花纹大致相同。 (三)弓 秦兵马俑一号坑T19G11：00141号弩“弓干为木质，弓已朽，填充了淤泥。残长128厘米、附径4厘米、箫径2.5厘米。用宽约0.5厘米的皮条缠扎，表面髹漆。”另外，同一探方内编号为00140，00142和00143的弩弓弓干制法相同。所以，“秦弓弓干当是选用弹性良好的材料复合而成，外表缠之以皮革带，髹之以漆”[28]。 (四)剑鞘、矢服、弩韬、兵器柄上的缠扎等 皮革是制作剑鞘、矢服、弓弩韬衣及缠扎兵器柄的重要材料，不过秦代这方面的材料相对较少，目前可知的仅为铍韬、箭箙和盾箙等方面。 铍韬：一号坑T2G3：0450号铍韬遗迹长24厘米，口宽4.4厘米。原物以两木板作胎，用宽0.9厘米的皮条缠扎成人字形纹，然后髹漆。T20G9及G10均出土带有皮条缠扎纹的铍韬残迹。 箭箙：古代车上箭箙多以皮为之，《周礼·夏宫司马·司弓矢》：“中春献弓弩，中秋献矢箙。”郑注：“箙，盛矢器也，以兽皮为之”。《诗经·小雅·采芑》：“蕈茀鱼服”，注：“以鲛鱼皮为矢服”；《采薇》：“象弭鱼服”，毛传：“鱼服，鱼皮也”。秦陵一号铜车舆内有箭箙，略呈长方盒状，通长38厘米，最宽5.4厘米，高11.7厘米，壁厚0.2～0.3厘米。口大底小，底部呈圆弧形，内装有铜簇54支。箙的表面以菱形几何纹彩绘衬地，铸出了宽带交错状的棂格，宽带表面亦绘几何纹样。从其形制、色彩和质感判断，原物当是用皮革制成，然后在其表面髹漆、彩绘。 盾箙：《仪礼·既夕礼》：“犬服”，郑注：“舤间兵XL箙以犬皮为之，取坚也。”贾疏：“释曰云舤间兵服者，凡兵器建之于车上舤间，丧家乘车亦有兵器自卫，以白犬皮为服。”这说明古代在车舤上建的盛兵器的皮匣均可统称之曰箙。一号铜车上铸有一件盾箙，出土时镶嵌在右车奇内侧。其形状正视为一长方形，上部正中被截去一个顶大底小的等腰梯形，梯形的顶边即为长方形的上边。箙宽27.6厘米，高25厘米，中间部分高19.2厘米。中部外鼓，两边内折凹下，其壁厚0.3～0.4厘米。长方形箙的四周有2.4厘米宽的条带，中部有两条宽2.8厘米的对角十字交叉的条带，条带内彩绘菱形纹。从形制、纹饰以及质感看，它的原形应是皮革制品。 (五)马鞍 秦兵马俑二号坑出土的骑兵俑及带鞍陶马四骑一组，三组十二骑一列，九列共一百一十八骑。马鞍形象大约可分为两种，以第十二过洞第一、二号鞍马为例： 一号马鞍：为一个略呈六边形的软垫搭在马背正中，鞍的前后两端依马背部形状微微扬起。马鞍大体上由鞍和鞯组合而成。鞯紧贴马身，为一个左右对称的六边形，对称轴与马脊梁重合，前后通长约62厘米，前后两边宽分别为59厘米和56厘米。其他四边大致相等，长约35～40厘米，分别形成以马脊梁为轴对称的两个钝角，鞯的这两个角分别垂向马背两侧，其对角线长即鞯的最大宽度，为67厘米。鞯厚约0.2厘米。鞍体由两层物质缝合而成。下层亦是一层单层垫，为一个与鞯同心的六边形，前后通长50厘米，前后两边宽51厘米，中部最宽处约57厘米，厚0.4厚米。该层垫子以上是左右两片扁圆形的软垫，两者形制相同。长度为52厘米，其前端宽度为21厘米，中部宽度最大，为24厘米，最大厚度为5～5.5厘米。两片厚软垫对称地置于马的脊柱两侧，鞍面上有八行八列针脚及针脚在软垫上牵动而成的浅圆窝，可知鞍体是由两层物质缝合在一起的。在软垫上又有三根宽带子分别位于鞍的前沿、中腰、后沿，它们也与马鞍缝合在一起，每根带子上可见六个缀合的针脚。与上述浅圆窝内的线状针脚不同，这些针脚呈小方块形状，长宽各约0.8厘米，好似用一根皮质条带穿插而成。三根条带的左右两端均制作成桃叶状的流苏，六个流苏随着马鞍的形势自然向左右两边下垂，紧贴着鞯，带宽3～4厘米，中段厚0.2厘米，流苏厚0.4厘米。当宽条带长出鞍体边缘时，其下部鞯上的相应部位缀有一个扣状物，流苏恰好从中穿过，于是鞍和鞯被三根宽条带及其末端的六个流苏连接在一起，中间的一根宽带还向下延伸出一圈稍窄的条带即成马肚带，它将鞍和鞯紧紧拴在马背上。从两片软鞍垫的后端又分别伸出一根宽约2厘米的皮带，它们分别经过马的左右两股向下会合于马臀下。这根带子便是革秋，它同样起着固着马鞍的作用。此外，从鞍体软垫的前后两端及单层垫的后部中央伸出五片桃叶状流苏，又起着装饰作用。 二号马鞍：鞍体结构基本与一号相同。只是它缺少了中部的宽带，中部的两个流苏是从鞍的单层垫延伸而成的[29]。 在已经清理出的马鞍上均曾发现红、白、蓝、赭四种颜色的彩绘。从鞍的形制、质感和色彩看，马鞍各部分均为皮革的象征，其中心的两片软垫当为皮质的套子装以丝绵类物质制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秦代皮革主要应用于军事或与之相关的目的，所以它对于皮革的管理是严格的。秦代对皮革的使用是继承了前代的经验，并有所发展，如车上皮质部件比起殷周时代逐渐增多。皮革制品种类也增加了，特别是在服饰方面，出现了从头到脚的一整套皮制军服。马鞍则是考古发现的最早形象资料。秦代工匠们的制革工艺是非常精湛的，而这些技艺高超的工匠集中在官府手工业作坊中，主要为上层阶级服务。如《考工记》所言，皮革手工业者属于“国之百工”之列，所谓“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凡……攻皮之工五。攻皮之工：函、鲍、 、韦、裘”。其中“函人”是制作铠甲的工匠，“鲍人”是鞣制皮革的工匠，“ 人”是制造皮鼓的工匠，“韦氏”和“裘氏”失传，可能分别为专门从事熟皮制作和毛皮服装制作的工匠[30]。可见，皮革制造业同制陶、制兵、制车、冶炼铸铜、建宫殿、筑城廓、修道路、造水利工程、治玉和纺织设色等行业一样，是当时重要的手工业部门。 [1][20]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简装本)，文物出版社1978年11月第1版。 [2][7][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9月版。 [3]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江陵拍马山楚墓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第3期；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墓地整理小组：《荆门包山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5期；湖南省博物馆：《湖南湘乡牛形山一、二号大型战国木椁墓》，《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4][21]秦俑坑考古队：《临潼县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75年第11期；《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钻探试掘简报》，《文物》1978年5期；《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坑清理简报》，《文物》1979年第12期。 [5][24][25]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兵马俑辞典》，文汇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 [6]聂新民：《秦俑铠甲的编缀及秦甲的初步研究》，《文博》1985年第1期。 [8][19]陕西省雍城考古队：《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第三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9]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浏城桥一号墓》，《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版。 [10]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8年。以下所引秦陵铜车马的材料，如无注明，均与此同。 [11][15]张仲立：《秦陵铜车马与车马文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12][29]始皇陵秦俑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钻探试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5期。 [13]张长寿、张孝光：《井叔墓地所见西周轮舆》，《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1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文物出版社1988年。以下所引秦俑坑的资料，如未注明出处，均同此。 [16]郭宝钧：《1959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1959年版。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周镐京附近的几座车马坑》，《文物》1986年第1期。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老城发现四座西周车马坑》，《考古》1988年第1期；山东省昌潍地区文物管理组：《胶县西庵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4期。 [22][23]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27]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浏城桥一号墓》，《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江陵葛坡寺34号墓》，《文物》1964年第9期；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江陵拍马山楚墓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第3期。 [2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秦物质文化史》，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 [30]闻人军：《〈考工记〉导读》，巴蜀书社，1996年9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