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磬是中国古代乐器之一，它起源很早，发展到秦更趋完善。在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中，它不但是乐器，同时也与政治礼制联系在一起，形成一套礼乐文化。 一、磬的起源 关于磬的起源，据《说文解字注》曰：“无句作磬。”无句是尧舜禹时代尧的臣子，别名叔离。《太平御览》又有“凫氏为磬”和“黄帝使伶伦造磬”之说。在殷墟的甲骨文中已出现了磬字，写作“ ”，左半像悬石，右半像手槌敲击。郭沫若同志认为，“其意若曰以手击磬，耳得之而成声”。 目前，以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我国出土时代最早的磬是1978年山西省文喜县西官乡南宋村附近龙山晚期遗址中发现的一件石磬。这枚磬距今约四千多年，外形轮廓近似长条形，而略带弧线。股部与鼓部区分不甚明显，股部上端微残，“它是我国年代最早的一件石磬”。[1]1976年，在殷墟妇好墓中还出土了商代晚期的编磬三枚，已有了股鼓的分别[2]。 考古材料表明，磬最早出现在原始社会龙山文化晚期。到了商代原始古朴的磬已发展成为人类社会文化的乐器之一，不但有了单一的特磬，而且还出现了三个一组的编磬。西周时期，随着礼乐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磬已直接纳入了古代礼乐制度的行列，其编磬组合数量趋多、制作更精，经常奏鸣于天子诸侯宫廷庆典，宗庙祭祀等重大的典礼仪式上。 二、磬的种类与形制 我国古代磬的种类很多，就质地而言有石磬、玉磬、陶磬、青铜磬、木磬。有的石磬上还刻绘虎纹、龙纹、凤纹或铭文。磬的造型也很丰富，有倨句形、石犁形、略似长条形、鱼形、猪形等。从磬的编制而言，有独悬的特磬，有多件组合在一起使用的编磬，若以陈设的位置而言，又有笙磬和颂磬之分。 在各种不同质地的磬中，以石或玉雕刻者最多。因之钟与磬有金石之声的美称。《尚书·舜典》：“ 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说的就是原始古朴石磬的使用情况。考古发掘中已发现的石磬很多，较著名的有原始社会遗址中出土的：山西省文喜县西官乡龙山晚期大石磬，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中出土的石犁形石磬，其以石灰岩板状石块打击而成。悬而击之，声音清脆悦耳[3]。1950年河南安阳商代晚期武官村大墓中出土的虎纹石磬，这是一件独悬的特磬，用一块白而带青色的大石雕成，其外观轮廓近似梯形，磬上刻画的虎作卧姿，张口欲吞状，躯体雄健，兽肢粗壮有力，尾拖曳反卷，令人一望有猛虎雄居之感[4]。1973年河南安阳小屯村北700米左右洹水南岸，也发现了一件“弥足珍贵的石磬”，其外形轮廓与武官村大墓出土的石磬相似，但上面刻的纹饰却截然不同。起初被认为是“虎纹磬”[5]。后范毓周先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是“龙形纹”磬[6]。因为其纹饰中张口欲吞的口内有上下两个独齿，齿间有一分成四叉的舌，头顶无耳，有角，躯体匀称，弯曲夭娇，周身饰有双层菱形与三角形相互错落的鳞纹，尾部作鱼尾分叉状，其形体“矫若游龙”。经对此磬纹饰认真观察和分析，我认为此磬为“龙形纹”的见解是合情理的。另外，在山西省襄汾县城东陶寺遗址，辽宁省建平县水泉村和喀喇沁村遗址，春秋中晚期的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湖北战国曾侯乙墓，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齐景公墓和易县战国燕下都墓等，也皆有石磬出土。 关于玉磬，史书中也有不少记载。《左传》曰：“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 玉磬”。《汉书·礼乐志》曰：“ 磬金鼓，灵其有喜，百官济济，各敬厥事。”据颜师古考证， 是一种美玉，可以作磬。《洞冥记》曰：汉武帝在甘泉宫西招仙灵阁上“悬浮金轻玉之磬。浮金者，自浮于水上，轻玉者，其质贞明而轻也。”《拾遗记》曰：浮磬出自瀛州上有青石，可为磬，“磬长一丈而轻若鸿毛。”《始兴记》：“悬下流有石室，内有悬石，扣之声若磬，响十余里。”从《拾遗记》和《始兴记》这些神奇的记述中推测，汉武帝在招仙灵阁悬的浮金轻玉之磬可能是一种较轻、色泽晶莹、发音宏亮的玉磬。《康熙字典》：“陈浩曰：玉磬，天子乐器，诸侯当击石磬。”这些记述使我们对玉磬的使用情况有了大概的了解。 陶磬：陕西凤翔八旗屯春秋战国秦墓地出土了48件陶编磬，江苏省仪征市张集乡团山1号汉墓出土了12件陶编磬[7]，1996年，徐州汉皇族墓中也有陶磬出土。 青铜磬：1992年4月在湖北长阳巴山煤矿施工中发现了一枚，形状为猪形，很有特色。磬呈板状，“外观轮廓呈猪形，嘴微张，唇上翘，尾短，脊上有立凤，腹两侧各有10个乳状枚，身上有长方形的穿而圆其四角，下有呈卷云纹的足两个(缺后足)。一板多音，保存基本完好”。[8]《宣和博古图》中也有关于青铜磬的记载。 木磬：在信阳长台关第二号楚墓发掘中出土了两套木质编磬，每套九件。另外，还有木编钟，钟磬皆有木架，分上下两层，饰以银灰色的花纹[9]。 关于磬的形状，上文中已经提到有倨句形、略似长条形、石犁形、鱼形、猪形等，其中以倨句形最为多见。 倨句形的磬，顶端是一个折角，股部和鼓部分明，股部宽短，鼓部窄长，下部呈微弧形，在近折角处有一圆孔，称倨孔。《辞源》曰：“磬折，谓身偻折如磬之背也。”人在行鞠弓礼时，身体屈折形状像磬背一样。近年，在陕西省凤翔秦公一号大墓中出土了二十余件残断刻铭的倨句形石编磬。这批石磬最少有三套，磬的大小不一，有的形制巨大，有的小巧玲珑，经对其中一件形状较完整形体较小的测量，通长26.4，鼓长16，股长10.4，鼓博9.5厘米，重1.25公斤。磬铭字体俊秀，内容典雅，音韵和谐，是编磬刻铭史上前所未有。其中最长的一条磬铭文大意是：磬所发出的声音高亢洪亮，各种乐器或独奏或合奏，气氛极其欢快热烈。” 钅且钅吾入乐，音乐徐徐而止，余音荡漾。参加宴会的周天子显得格外高兴，由他认可，秦景公继承了秦龚公，桓公统领秦国的大业，受高阳氏在天之灵的保估，秦国四境内安宁和平[10]。这批石磬主要记载了秦景公四年周天子亲自参加他的亲政庆典之事及在这次庆典中宗庙祭祖时气势壮观、音韵和谐、程序完备的礼乐盛况。秦景公死后这批石磬又随之入葬。在江苏省仪征张团山一号汉墓，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都是倨句形磬。但秦公一号大墓出土倨句形磬股端和鼓端上角上扬，形成不对称的耸肩，股博和鼓博的边成为上宽下窄的斜边，股端和鼓端下角成圆弧形委角，下部弧线凹度不大。而曾侯乙墓和仪征市张集乡团山一号汉墓石磬股端和鼓端上角不上扬，自然下垂，形成不对称的斜肩，股博和鼓博的端边上下斜度很小，鼓部下角和股部下角不萎缩。 石犁形磬，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所出土的磬即为石犁形。近似于长条形的石磬是山西省西官乡南宋村遗址中出土。猪形磬，湖北长阳巴山煤矿施工中已有发现。鱼形磬据资料介绍《邺中片羽》二集图著录中有。 关于特磬，从有关文献记载看其特点是形制巨大，独悬。河南安阳武官村大墓中出土的虎纹磬就是一件特磬。 编磬多数出现了殷商以后。通常的编磬是一套数件或数十件组合在一起，其质地相同，形状相同或相似，按大小依次排列，悬挂在磬架上，演奏时用柄端安有铜帽的木槌敲击，旋律悠扬，悦耳动听。磬架古称“”或“ ”。战国曾侯乙墓编磬“ ”长2.15，高1.09米，以两个长颈怪兽作座， 则为两根满饰错金花纹，端部作透雕龙形圆杆。在 上等距焊接三十四个铜钮，悬挂编磬。据文献记载，天子诸侯在祭祀、 飨食、宾射等大型的礼仪活动中都要率其属而设，陈庸器。《礼记》又曰：“有钟磬而无。”郑玄注：“不县也。”这表明在有的礼仪活动中虽有钟磬，但却不设 。 关于编磬的编制《三礼图》云：“凡磬十六枚同一 谓之编磬。”实际上各时代，各地区编磬的编制不是那么严格。从考古发掘的结果来看既有3枚、10枚、12枚、16枚的编磬，也有22枚、25枚、32枚、48枚的编磬。据《辞海》介绍，清代乾隆时玉制的编磬各枚大小一律而薄厚不等。陕西凤翔八旗屯春秋战国秦墓出土了48件陶编磬。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出土了32枚石编磬，分上下两层悬挂在青铜架上，每层两组(一组6件，一组10件)都以大小次第排列，由于数量多，大小相差悬殊，这些编磬绝大多数还刻有乐律铭文[11]。1970年3月，在湖北省江陵县纪南城(楚国都城故地)南面四华里的一座高约2米的土台中，出土了25件倨句形彩绘的石编磬。据《七国考订补·卷七·方磬》曰：“最大的一块通长97厘米，高32厘米，重24.2公斤。每具石磬的正面，背面和脊部均以红、黄、绿四色绘成繁缛的花纹，画面的主要题材是凤鸟。”这些彩绘凤鸟的花纹有的还加饰以金线。其中有一枚石磬上画三只凤鸟，中间的立凤作回首展翅欲飞状；鼓部的立凤作回首翘尾垂翅状，股部的立凤呈张口昂首翘合尾合翅状，三只立凤的周围均饰有相互交错的羽毛花纹。 关于笙磬和颂磬，是专指陈设位置而言的。古代在大射等礼仪中，钟、磬、鼓等乐器的陈设都有一定的位置。《仪礼注疏·卷十六·大射》曰：“乐人宿县于阼皆东，笙磬西面，其南笙钟，其南蚦，皆南陈。”“颂磬东西，其南钟，其南蚦皆南陈。”《周礼注疏·卷二十三》“凡乐事，播鼗，击颂磬笙磬。” 倨句形磬的制作规范《周礼注疏·卷四十一》：“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为一，股为二，鼓为三。三分其股博，去一为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为之厚，已上则摩其旁，已下则摩其端。”意思是：磬顶端折角的度数为90×1.5；若股部宽为1；股部长是股宽的2倍；鼓长是股宽的3倍；鼓宽是股宽的2/3；厚度是2/3(鼓博)×1/3。在调音时，若磬音偏高，就将磬身磨薄，音偏低，则将磬身磨短。这是因为磬音高低由磬的形体而定，磬大而薄，声音则低，磬小而厚发音就高。 三、古磬的作用及与礼乐的关系 (一)磬是一种乐器，可给人的生活带来乐趣。 关于乐《说文》曰：“乐，五声八音之总名”。《周礼注疏·卷二十三·大师》载：“五声：宫、商、角、徵、羽。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注〕：“五声使之相次如锦绣之有文章播犹 扬也，扬之以八音，乃可得而观之矣。金：钟、蚦也。石：磬也。土：埙也。革：鼓鼗也。丝：琴瑟也。木：祝吾攵也。匏：笙也。竹：管、箫也。”《周礼注疏·卷二十四·磬师》曰：“磬师掌教击磬击编钟，教缦乐燕乐之钟磬。凡祭祀，奏缦乐，钟师掌金奏，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金奏即击钟。《礼记正义·卷三十七·乐记》云：“故钟鼓管磬、羽龠干戚乐之器也。”《汉书·礼乐志》曰：汉代郊祭时，“乐人共六十二人，给祠南北郊，其中配钟工、磬工、箫工各一人，仆射二人，主领诸乐人”。可见古人奏乐，乐人各有分工，且已建立起了一支专业化的乐人队伍，磬工是专业乐队的重要成员。《七国考订补·卷八·魏器服·铜鉴》曰：在赵固镇魏墓中得铜鉴一枚，鉴内侧中腹部刻燕乐射猎纹一周。燕乐射猎纹中以一座建筑物为中心，左右配列乐舞各一组。左编钟，右编磬，以绳联悬，各五枚为堵。人且击且舞，皆带盆形冠，髻脑后，拖燕尾服，长服细腰，姿态生动。再下有庖厨，有饮食送递者，有厩马，有射者，有获者，有划舟，有浴马者，有纲罟，有旌旗，内设庭堂，外设园囿，共计有人物三十七个，鸟兽三十八，器物六十六件，事物动态二十五。图中生动切实地体现了战国时代魏国贵族享乐的美景。 (二)商周至秦汉时期，随着礼乐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磬这种乐器成为统治者在一系列礼仪活动中向人们进行礼乐教育，宣扬仁义礼智信，君臣父子那一套维护统治者尊严，加强其统治地位必不可少之器。 《礼记正羲·卷三十九·乐记》云：“君子曰，礼乐不可以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礼乐在古代还被视为施政治国的根本。秦穆公对由余说：“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12]《适音篇》曰：“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矣，故先王必托音乐以论其教。”《礼记正义·卷三十七·乐记》：“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当时很讲究用礼乐制度来维护统制者的尊严。据记载，儒家学说的代表孔子听了用编磬演奏的韶乐后，高兴得三月不知肉味，他在周游列国时，车子的前面就悬挂着磬。可见磬在古代礼乐中之重要。古人认为“礼”与“乐”是互为表里的，所谓“乐彰德，礼报情，反始也”[13]。《通志》曰：“礼乐相须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礼中必然有乐，乐中自然有磬。在这种思想意识支配下，天子诸侯在进行燕乐，宫廷朝贺，宗庙祭祀，郊祭，大射等重大的典礼仪式上都要以典雅纯正的金石之声奏鸣。从赵固镇魏墓出土的战国时代铜鉴刻燕乐射猎纹上钟磬联奏，乐人且击且舞的情景进一步印证了古代“燕乐”时磬是必不可少之乐器。关于宫廷朝贺的礼乐景象从《后汉书·礼仪中》〔注〕蔡质《汉仪》可窥视其情景：“正月旦，天子幸德阳殿，临轩。公、卿、将、大夫、百官各陪(位)朝贺。蛮、貊、胡、羌朝贡毕，见属郡计吏，皆(陛)观，庭燎。宗室诸刘(杂)〔亲〕会，万人以上，立西面。位既定。上寿〔群〕计吏中庭北面立，太官上食，赐群臣酒食〔西入东出〕。(贡事)御史四人执法殿下，虎贲、羽林张(弧)弓(撮)〔挟〕矢，陛戟左右，戎头逼胫陪前向后，左右中郎将(住)〔位〕东羽林，虎贲将(住)，〔位〕东北，五官将(住)〔位〕中央，悉坐就赐。作九宾(彻)〔散〕乐。……钟磬并作，〔倡〕乐毕，作鱼龙曼延。”《礼记正义卷三十九·乐记》：在叙述磬等乐器在宗庙祭祀的重要作用时说：“然后圣人作为革兆 、鼓、椌、埙、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所以献酬 酢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一》曰：“夫乐以安德，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而后可以殿邦国、同福禄。”《白虎通》曰：磬者夷则之气，万物之成其气磬，故曰，磬有贵贱焉，有亲疏焉，有长幼焉，此三者行，然后王道得，王道得，然后万物成，天下乐之，故乐用磬也。”[14]从这些有关记叙礼乐与磬的资料不难看出，古代的统治者其所以在一些重大的礼乐场合经常利用钟磬等乐器进行祭祀活动，其目的是为了“官序贵贱”；“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殿邦国”；“使王道得。”简而言之，是为了加强其王权统治。 (三)在宣扬礼乐之时，古代统治者往往鼓吹先帝神灵可为民造福之谬论。 统治者常借助钟磬等礼乐器刻铭来传布这些谬论，其目的在于麻痹人们的思想灵魂，使人民安分守己服从他们的统治。他们吹捧礼乐可以感天地、通鬼神、安万民、复苏万物、涤邪、荡秽、生和爱之心。《礼记正义·卷三十八·乐记》云：“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天地欣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然后草木茂，区萌达，羽翼奋，角角各 生，蛰虫昭苏，羽者妪伏，毛者 鬻，胎生者不歹卖，而卵生者不縜，则乐之道归焉耳。”故《诗》曰：“钟鼓鍠 鍠 磬管锵锵,降福穰穰。”据颜师古考证：“鍠 鍠 和也，锵锵盛也，穰穰多也。言周王祭祖考之庙奏乐而八音和盛，则神降之福至多也。”[15]这些说教多是对礼乐的鼓吹，但我们也不能否认，正确的礼乐教育不仅可以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乐趣，而且还可以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潜移默化中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 (四)由于磬的重要作用，古代统治者对磬都十分重视，长期以来磬也和钟鼎等一样成为象征贵族身份的“礼器”，其他人不得擅自使用。因之，天子诸侯死后，墓中都有大量的磬陪葬。 中国礼乐文化源远流长，作为古代的一种乐器磬，伴随着礼乐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磬的发展已进入鼎盛阶段，与钟成为“乐坛之王”。秦汉以后直至明清二千多年之间，磬的使用和制作每况愈下，逐渐演变为帝王宫廷及宗庙不失威严的陈设。 [1]李裕群、韩梦如：《山西闻喜县发现龙山时期大石磬》，《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 [3]东下冯考古队：《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中区东区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2期。 [4]郭宝钧：《1950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1951年第5期。 [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殷墟出土的陶水管和石磬》，《考古》1976年第1期。 [6]范毓周：《关于殷墟1973年出土石磬的纹饰》，《文物》1983年第7期。 [7]南京博物院仪征博物馆筹备办公室：《仪征市张集乡团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8]《中国文物报》1996年2月11日。谭白明：《商周青铜猪磬》。 [9]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信阳长台关第二号楚墓的发掘》，《考古通讯》1958年第11期。 [10]《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王辉、焦南锋、马振智：《秦公大墓石磬残铭考释》。 [11]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 [12]《史记·秦本纪》。 [13]《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三十八·乐记》。 [14]《太平御览·转引〈白虎通〉》。 [15]《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第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