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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君主制和寡头制因素固然在斯巴达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一定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决定性作用，但它们毕竟不是斯巴达全部权力所在，而且并不总是它们在政治舞台上唱主角。因此，我们必须注意斯巴达制度中民主因素的作用。它的代表，就是公民大会和由它选举的监察官。 监察官的作用及其所体现的民主因素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相当重视监察官的作用，后者认为它代表着斯巴达政体中的民主因素，是斯巴达政体稳定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监察官也确实维护了城邦的一致，人民由于能分享最高官职而心满意足，其结果当然有益于城邦”。“平民以监察官为满足，所有人都有当选的机会”。但是，亚里士多德批评监察官之处也在这里，“尽管他们（即监察官）是极其寻常之辈，却拥有决断大事的权力，所以他们不应仅靠自身的判断，而应根据条规和法律”(50)。亚里士多德重视的是法律，可斯巴达少有成文法，因此给监察官的决断提供了较大的自由空间，从而放大了监察官固有的权威。亚里士多德对监察官的另一批评，是他们“拥有最高的决定权，而他们从全体平民中产生，所以十分贫穷的人也可能占据这一职位。这些人出身寒微，为贿赂开了方便之门……他们权重一时，恣意专断，就连君王也需仰其鼻息，于是政体连同王权渐趋式微，由贵族政体而沦为平民政体”(51)。亚里士多德这里所谈的，可能是公元前4世纪后期的情况。由于他把监察官作为斯巴达政体中民主因素的代表，对于它在历史上的作用，有必要做更深入的分析(52)。 在瑞特拉中，代表斯巴达民意的是定期集会、享有决定权的公民大会阿帕拉(53)。即使那时监察官已经产生，它在瑞特拉中的缺席，至少说明它的地位还不是非常重要。但到公元前6世纪中期，监察官的地位显然得到提升。因第一个妻子不育，国王阿纳克桑德里戴斯被监察官要求离婚另娶。但国王借口自己与妻子感情甚笃，不愿如此。监察官在与长老商量后，提出国王可不离婚，但需另娶一妻，而且威胁国王必须接受(54)。从该事件看，监察官已取得代表国家监督国王的权力，而且在得到斯巴达人支持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审判国王。至少到公元前494年，国王克列奥美涅斯已因未能攻占阿哥斯而遭到监察官审判(55)。约公元前506年，因斯巴达在出兵雅典时两个国五之间发生纷争，斯巴达人不仅规定两王以后只能一王出征，国王出征时，还必须有两名监察官随行(56)。监察官和国王每月交换一次誓言、每9年夜观天象以确定国王是否守法的习惯，大概在此之前或在此前后也成为法律(57)。这样，至少到公元前6世纪末或前5世纪初，监察官对国王的行动形成了全面的监督。 “ 在斯巴达政治生活中，监察官到底有多大实际作用？在德圣克罗阿等人看来，斯巴达权力的中心在国王和长老会，监察官是国王顺从的追随者。他们的理由是：监察官是集体职务，国王可以利用监察官之间的矛盾达到自己的目的；监察官一年一任，很难在任期内发展起自己独立的政治力量；监察官卸任后没有发挥政治影响的渠道。而国王作为世袭统治者，势力强大。作为一个监察官，当他准备反对国王意志时，必须考虑他卸任后的处境(58)。 可是，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的斯巴达史，与德圣克罗阿等的观点显然有一定出入。诚然，在本文涉及的这一时期，斯巴达并未产生政治上非常杰出的监察官。可是，同样在这个时期，先后有克列奥美涅斯、戴玛拉托斯、列奥杜奇德斯、波桑尼阿（摄政）、普列斯托阿那克斯、波桑尼阿等多名国王受到审判，其中有些被判流放和罚款。审判国王的，就是监察官和长老会。公元前446年国王普列斯托阿那克斯因受贿罪受审，其主要顾问、监察官克列安德里达斯被缺席宣判死刑(59)，说明至少在斯巴达人心目中，监察官对国王的监督并非形式。如果斯巴达的司法制度是由监察官首先进行调查，确认有罪后再进入正式司法程序，那就暗示在众多的审判国王案中，监察官都是发动者(60)。国王和监察官每月和国王之间誓约的交换，很大程度上当然是一种仪式，但它显示了斯巴达国家限制王权的意图和决心。在对外政策领域，监察官的作用更加明显。当克列奥美涅斯希望驱逐迈里安德罗斯时，他要请监察官出面；公元前479年，监察官在未请示任何机构的情况下，出兵普拉提亚；在有关雅典投降的问题上，监察官无疑扮演了主要角色。在公元前4世纪前期，绝大多数的宣战和出兵，都出自监察官的决定(61)。 主持公民大会，是监察官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在斯巴达历史的早期，主持会议的可能是国王或长老会。可以相信，虽然瑞特拉确立了公民大会定期集会的制度，但由于从会议的召开，到讨论的问题，都受到国王和贵族的控制，此时的斯巴达公民大会，性质上更接近荷马时代的人民大会，不过是个贵族与国王试探公众舆论和取向的场合(62)。将公民大会的主持权力转移到由民选产生的监察官手中，部分削弱了国王和贵族的影响，是斯巴达政治民主特征的重要表现。有关监察官主持公民大会最早的例证，是公元前432年由斯特内拉伊达斯主持的向雅典宣战的会议。但在阿纳克桑德里戴斯的婚姻问题上，监察官已经取得了代表斯巴达国家的身份。由监察官向黑劳士宣战的做法，可能产生于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时。监察官的基本权力和地位及其与国王的关系，应当与斯巴达制度的形成大体同步。这样，我们大体可以推断，监察官主持公民大会，可能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或更早时已经成为制度。 公民大会及其政治作用 比监察官更能体现斯巴达政治民主特征的，是公民大会及其所发挥的作用。诚然，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有的城邦没有平民的地位，没有公民大会，只有一些偶然的集会，诉讼案件由各部门的官员分别审理，例如在斯巴达，监察官审理契约方面的讼案，在他们内部又有分工，而长老负责审理杀人案，其他案件由其他的官员来审理。”在论及斯巴达政体中的民主因素时，亚里士多德仅提到监察官，公民大会被忽视。在比较克里特和斯巴达政体的相似性时，亚里士多德最后提到了公民大会，“全体公民都要出席公民大会，但没有决定权，只能通过长老和科斯摩的提案。”(63)现代学者大多也认为，斯巴达公民大会更像一个橡皮图章，至少作用有限(64)。根据瑞特拉，公民大会仅有表决权，缺少创议权，没有平等和公开的辩论。除非得到主持会议的监察官或其他权势人物的邀请，普通公民可能没有发言的权利。有限的表决权还进一步受到不科学的呼声表决法的制约，加上国王和长老会的否决权，公民大会的权力被压制到最低限度。斯巴达的教育制度，强化了公民的服从意识。色诺芬强调，“在其他国家，最强大的公民甚至不希望人们认为他们畏惧官员，他们相信，此种畏惧乃奴隶的标志。但在斯巴达，最重要的公民对官员表现出最大的服从，他们为自己的服从感到自豪，跑着而不是走着响应任何人的召唤。他们的信念是：如果他们自己做了领袖，其他人也会渴望服从，追随他们的指导。”(65)如芬利指出的，惯于服从的士兵，在公民大会上听取上司的辩论时，是否会放弃平时的习惯而理性地行使权利，颇成问题(66)。 不过，在斯巴达历史上，斯巴达公民大会远不是软弱不堪，而是斯巴达政治生活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从法律上来说，瑞特拉规定，公民大会需要定期召开，享有表决权(67)。公民大会可以表决的问题，大到有关和战的大计，小到国王娶妻生子。不过有关斯巴达公民大会最大的问题，不是它是否开会，而是公民是否真正能发挥作用，即在强调服从的斯巴达，斯巴达人能否把自己战场上的士兵角色和公民大会上的公民角色区分开来？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在斯巴达的公民大会上，是否存在公民间真正的辩论？ 大多数情况下，公民大会确实顺从地批准了由长老和监察官提交给它的决议。有时监察官和长老们根本不开会就做出决定。公元前6世纪中期，监察官和长老迫使国王阿纳克桑德里戴斯另娶一妻；公元前500年，国王克列奥美涅斯未经公民大会同意，就拒绝给小亚细亚起义的希腊人以援助。公元前479年，监察官没有咨询公民大会就出兵普拉提亚(68)；公元前419年，国王阿吉斯似不曾取得任何机构同意就率领军队到达边境，士兵根本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和意图(69)。但在所有这些例证中，监察官和长老会的行动，大体上都是代表斯巴达国家行使权力，或者说他们了解斯巴达的民意。公元前403年处理雅典三十僭主和民主派的冲突时，国王波桑尼阿及其顾问和吕山德始终是主角。但公民大会的权威仍然得到了尊重：斯巴达人公民大会派出一个15人的使团，和国王一道处理两派的纠纷(70)。 长老会提交给公民大会的决议案具体到什么程度，由于古典作家不曾提供任何样本，而斯巴达也没有任何此类铭文流传，只能从具体事件推测。希波战争后，面对雅典的崛起，部分斯巴达人希望通过对雅典发动战争夺回领导权。在这次会议上，长老会可能只是把问题提交给公民大会，因此在会上出现了两种相反意见的交锋，最后和平的意见取得了胜利(71)。公元前432年的斯巴达人公民大会上，首先是外邦使节发言，然后是斯巴达人内部的辩论，发言者为国王阿基达马斯和主持会议的监察官。结果国王的主张遭到失败(72)。在这次会上，也许和希波战争结束后的那次会议一样，长老会仅仅把问题提交给公民大会，没有具体的意见。这样看来，福热斯特有关斯巴达公民大会立法的推测具有某种程度的正确性：长老会在公民大会开会之前，会向后者提供一个决议案。这个议案可能是根据长老会了解到的情况做出的。如果公民大会批准了该议案，那么最初的决议案就成为法律。如果公民大会拒绝了有关决议，长老会根据公民大会的倾向，另外起草一个议案供公民大会通过(73)。在这个意义上，斯巴达公民大会的决议，并不只是简单的批准国王或者长老会的意图，而具有重要的否决和修正权。与此相适应，在斯巴达人的公民大会上，也会存在激烈的辩论。尽管在古代，斯巴达人以言简意赅著称，但它并不缺少擅长演说的公民。修昔底德、色诺芬都提到不少发表过演说的斯巴达人，其中最具演说天才的，可能是远征爱琴海北岸希腊人城邦的布拉西达。 公元前418年对国王阿吉斯的处置，最明显地表现了斯巴达制度的民主特征。当年，国王阿吉斯率领斯巴达和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进军阿哥斯。但在即将决战之时，而且是在对斯巴达非常有利的情况下，阿吉斯未和任何人商量就与阿哥斯签订了为期4个月的休战协定。当时斯巴达人及其盟友都非常气愤，但由于法律的规定，士兵们都顺从地跟随国王返回。可是不久后，阿哥斯人及其盟友攻击了斯巴达的同盟者奥科美那斯，斯巴达人“怒不可遏，一反常态地在狂怒情绪影响下，打算拆毁阿吉斯的房屋并罚款1万德拉克马”。后经过阿吉斯的请求，虽免除了处罚，但“他们制定了一个在斯巴达史无前例的法律，为他（即阿吉斯）指定10名斯巴达人为顾问，没有他们的许可，他不得带兵出城”(74)。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创设了每年一任的海军统帅(75)，大约也是为了削弱国王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就此批评道：“因为国王是永久性的陆军统帅，设立海军统帅几乎是设立了另一个国王。”(76)但在我们看来，以一个民选官员取代国王，增强了公民大会的地位和斯巴达政治的民主特征，因为斯巴达的主要官员，从长老到监察官，都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海军统帅也应当如此。 公民大会的选举权，是斯巴达政治制度中的另一民主之处。由于国王世袭，斯巴达公民大会主要选举监察官和补选长老。监察官一年一任，很可能不得连选连任。亚里士多德批评监察官的选举方式幼稚，主要指向监察官的人选，认为以监察官的权威，理当由最有才德的人担任(77)。但现实情况是，由于平民都可以当选，一些身世寒微的人也当选为监察官，为贿赂开了方便之门。但这也恰恰说明，当选为监察官的，并不都是贵族。公元前432年主持公民大会的监察官斯特内拉伊达斯可能就是个一般公民，卸任后似乎就从斯巴达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了。他的祖上和后代中，也不曾产生过斯巴达历史上的显赫人物(78)。相反，斯巴达一些显赫和富有的人物，例如那些多次在国内和国际比赛中获得冠军的贵族，不曾出任高级官职(79)。长老的选举方式，让我们相信，那些当选的人，并不一定全都依靠和国王的关系。公元前378年斯福德里亚斯案件中，除国王的人外，毕竟还有一部分持中间立场的长老。亚里士多德在抨击长老的选举方式时，也说“参选的人必须四处奔走游说”(80)。如果凭借自己的家世和国王等权势人物的支持就可以当选，候选人当然不用如此费劲地寻求支持了。从这些情况推测，斯巴达人公民大会的选举，应当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作为公民的斯巴达人，在国内的政治生活中，也许不像色诺芬和某些近代学者想像的那么顺从，仍能够把自己士兵和公民的角色区分开，理性地行使权利(81)。 这样看来，斯巴达公民大会显然不同于荷马时代的人民大会：它有定期集会的制度；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的，是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的长老会；主持公民大会的，是民选的监察官。公民大会享有选举权，一些最重要的官员，包括长老会的长老和监察官等，由斯巴达公民大会经过相对固定的程序选举产生。公民大会需要通过正式的决议，尽管决议很可能是不成文的，但毕竟是正式的决议。从斯巴达历史看，决议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公民大会上的演说者，不管是国王阿基达马斯，还是监察官斯特内拉伊达斯，都必须向公民呼吁，寻求公民的支持，反映了公民政治上相对重要的地位(82)。因此，斯巴达的公民大会，虽然不像雅典的公民大会那样重要和自由，但毕竟也不是荷马时代那种原始的人民大会。它的出席者是城邦的公民，与荷马时代的德莫斯明显有别(83)。 斯巴达公民大会能够发挥政治作用，应与公民经济地位普遍较为稳定有一定关系。在征服拉哥尼亚过程中，斯巴达人可能分配过土地。但随着斯巴达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斯巴达人内部出现了严重分化。公元前8世纪后期征服美塞尼亚后，斯巴达人可能再度给公民分配了土地，所有公民都获得了一块份地和依附于份地上的黑劳士，成为重装步兵(84)。虽然斯巴达人从此得以脱离社会生产，但也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为对付时刻准备反抗的黑劳士，斯巴达人不得不全民皆兵，一生以当兵打仗为职业(85)。为消弭公民内部的矛盾，斯巴达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尽可能地剥夺富有公民显示自己较高社会地位的各种手段，把斯巴达公民变成所谓的“平等者”。这场变革可能开始于公元前7世纪后期，于公元前6世纪中期大体完成(86)。尽管在斯巴达人内部仍存在严重的社会与财富不平等，但每个公民基本的生活资料毕竟都有了保证(87)。这样，在其他城邦都存在的富人利用自己雄厚财富实行保护制庇护穷人以扩大自己政治势力，或者通过提供公益捐献和举行公共宴会来提高自己声望、借此积累政治资本的道路，在斯巴达基本被堵塞，为公民独立行使权利提供了一定空间(88)。同时，因为公民脱离了社会生产，也有了参与政治生活所需要的“闲暇”。可以相信，当斯巴达公民大会召开之时，公民的出席率，可能会远远超过雅典一类的民主制城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