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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之前 经济史家保罗•贝洛赫在《城市与经济发展》一书中开篇写道：“这世界上没什么事情比城市的兴起更令人着迷了。……没有城市，人类的文明就无从谈起”。 这句话看似绝对，其实并不为过。人类文明最精彩的故事，大多是在城市里写成的，包括彻底改变人类命运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重要性无需赘述，没有工业革命就没有经济增长，更没有我们今天的物质文明。人们心驰神往的文学、艺术、建筑，以及津津乐道的宫斗和战争，也都是城市里发生或者酝酿的。 城市是精彩的，但在城市诞生以前，必须要有一场农业革命。农业革命以前，人类的主要生产方式是狩猎和采集，那时每平方公里土地能够供养的人口不到4人，也就是说，供养一口人需要将近400亩土地。作为比较，现在一亩地产出700多斤，南方亩产还要高得多，常常有1000多斤，还可以种双季。解放前的亩产也有300多斤，南方可以种双季，这样一亩地养活1口半人是绰绰有余了。看起来，把“二亩土地一头牛”作为小康的标准，是经过粗略计算的。 食物的供给能力，决定了人口能够达到的密度。只有人口密度达到一定的水平，分工才会出现，高度的聚居才成为可能。打个比方，北京五环内的面积是750平方公里，狩猎、采集时代只能供养3000人。更直观一点的话，足球场的面积大约是10亩，40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土地才能养活1个人。人口如此稀疏，是没有城市可言的。作为比较，现在一个足球场这么大的农地可以养活20多口人。 农业革命发生的时间在世界各地不太一样，考古学家给出的时间也不会太准确，并且争议一直存在。不过，大致的时间范围还是有的，中东最早，大约在公元前8500-8000年，欧洲在公元前6500-6000年，亚洲在公元前6000-5000年，非洲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美洲和大洋洲在公元前7000-6500年。在人类早期的漫长历史中，这些差别并不大，都落在公元前8500-5000年的范围内。这个时间范围，落在新石器革命和城市出现之间。 农业革命的发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大约在15000年前，人类开始获得较为充足的食物，并且开始种植，开始驯养家禽，开始聚居，并且开始有了村落。其间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充足的食物供应使得“储存”成为一种需要。 大约在11000年以前，也就是公元前9000年左右，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和旧石器相比的最本质特征，并不在于磨制和光滑，而在于新石器的“形状”。旧石器往往是尖锐的，如矛、刀、斧，用于砍、挖、切等动作，适用于狩猎，捕鱼，或者耕种。新石器则多为“容器”：瓶、罐、瓮、桶、钵等等。这意味着，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有了多余的食物，开始储存。陶器的出现，使得“容器”更加多样和好用。 容器的出现，使得食物的供应不仅增加了，而且变得更稳定了。吃不完的食物，可以储存到明天。对于古代人类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广义上讲，种植、驯养，都是“储存”的方式，储存的是粮食、动物、酒类等。种植、驯养、器皿，这些发明创造都需要人类的知识积累。哪一种更难，哪一种更重要，其实都是很难说得清楚的。 储存成为可能后，产出会进一步增长，人类的食物供应会更加充足和稳定。不仅如此，种植、驯养、容器，这些和储存联系在一起的技术被发明出来以后，还根本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定居慢慢取代流动部落成为人类居住的主要形式，村庄出现并变大。在更加抽象的意义上，房屋、村庄、水库、沟渠都是“储存”的形式。甚至我们今天的城市，也是一个巨大的容器。只不过，城市这个“容器”，要更加复杂和难以理解。 需要说明以免误解的是，种植、驯养、容器、水库、房屋、村庄，这些“储存”形式的出现，可能并没有严格的先后顺序，而是慢慢演化，不断进步的。不难理解，这几种“储存”的形式，也是相辅相成的。可以想象，一开始这些形式都很粗糙，都是“雏形”，然后慢慢变得精细起来。 村庄出现以后，城市似乎就不远了。城市出现的另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运输技术的进步。城市需要从外面运来很多的粮食，不但要求静态的储存，还要求动态的运输。对于早期人类而言，这无疑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依靠原始的肩背手提，人类能够运输的食物的数量和里程是非常有限的。考虑到运输者本身的食用，有效的运输数量和里程就更少。比如说，一个人肩背手提，一天大概能够把30公斤的食物运送35公里。考虑到回程的话，一个人的运送距离只有17公里。倘若运送距离达到15天的往返路程，或者250公里，这个人就要把30公斤的食物完全吃掉了，运输就完全失去了意义。 动物的驯化，对于运输无疑是有帮助的。早在新石器时代以前，人类就开始驯化动物，不仅包括家禽，还包括大型的牲畜。据考，狗是人类最古老的朋友，大约在14000年前就已经驯化，猪、鸡、鸭、鹅等也慢慢被驯化。对于运输更加重要的，是大型牲畜如牛、马、骆驼的驯化。根据现有研究，马的驯化，大约发生在6000年前，也就是大约公园4000年左右。 不过，马、骆驼对于运输的帮助可能也有局限，因为牲畜也需要消耗很多食物。早期的城市大多出现在江河的下游，不仅有利于耕种，而且有利于成本较低的水路运输，看来也不是偶然。早期的人类逐水而居，对水流既不陌生，也不恐惧，舟楫更是人类最早的发明。最早的独木舟，大约在800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有容乃大 距今约11000年前，人类从旧石器时代步入新石器时代，其中最重要的进步，是发明了“容器”。 吃不完的食物，可以储存起来了。从此，人类的食物供给不仅增加了，而且更加稳定了。 有道是：“有容乃大”。“容”的意义可真是不一般，有必要花点笔墨强调一下。不妨设想，古人面对疯狂的大自然，是何其的弱小——风来了，雨大了，冰天雪地了，对生命都是很大的威胁。能够存点余粮，遇到困难周转一下，坚持几天，生命的延续才成为可能。这对于个体存活、知识累积，都是很重要的。更广义地说，有“容”，才有“积累”，才有延续和进化。 后来，人类又先后发明了青铜器（距今约6000年）和铁器（距今约3400年）。尖锐的旧石器的“获取”的功能和“包容”的新石器的“储存”的功能，都在金属器具中得到了大幅的改进和提高。不过，功能的“改进”和功能的“突破”相比，还是要差了一个档次。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石器尽管粗糙，其意义却要大于更加精致的青铜器、铁器。 “储存”还有一层更加抽象的含义，就是人们开始为“未来”打算。一旦开始“储存”，人们就不再仅仅关心今天的温饱，还可以展望明天了。“储存”的可以是“自己”的东西，也可以是“别人”的东西。于是，“占有”的概念就出现了。“占有”出现以后，“私有制”、“暴力”还会远吗？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天知道里面还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或者，人类社会的一切美好和罪恶，根源都在这里。在大量典籍中，原始社会是没有“私有”或者“阶级”的概念的，人们共同劳作，财产“共有”，互敬互爱，过着“美好”的生活。 “占有”，“私有制”，“暴力”这些概念可能太过抽象了，不妨说个通俗一点的。现代社会里，“金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词汇。在金融高度发达的今天，财富积累似乎有了一条快速的路径。那么，金融是什么？抛开纷繁复杂的表现形式，“金融”无非是今天与明天之间的交换。把今天的财富“储存”起来，换取明天更大的财富，这不就是投资吗？简单说，金融，是一种高级形态的“储存”。所以，金融这个时髦玩意儿，起源其实是“新石器”。 在城市出现之前，村庄无疑是最重要的“容器”。古语曰：“邑者，民居之所聚也。”人们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婚丧嫁娶、代代相传。 “储存”的另一层含义，是静止和保守。不妨设想一个远古的村庄。这里有几户、十几户、甚至几十户人家，每家都有自己的炉灶、家神、神龛、甚至坟墓。在扦插、播种、驯化、选种、杂交等农业技术逐渐成型之后，人们的生活开始“富足”起来，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过上了世代相传的好日子。倘若不安分守己，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一定会被老人们骂“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或是“败家”。 大约2500年以前，老子写道：“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是乡土社会的典型写照。一直到1930年代费孝通考察“江村”（江苏省苏州市开弦弓村）的时候，描绘的乡村基本面貌依然如此。经历千年而变化甚微，这是多么强大的生命力？其间改朝换代，周而复始，这乡土社会的基本面貌，却是贯穿始终的。 乡村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自给自足”，或者说是“封闭”。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一套东西，房屋、炉灶、农具、牲畜，生产、消费，都是高度自给的。每家每户，其实是一个个高度独立的单元，相互之间的分工、合作、交往都不多，共同拥有的公共财产也很少。 比如说，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写道：“村庄的规划中却没有一个人们集中起来进行公共活动的专用场所。自从一年一度的唱戏停止演出后，除了夏天夜晚人们随意地聚集在桥边乘凉以外，10多年来，从未有过组织起来的公众集会。”看来，在乡土社会里，是没有太多的公共活动的。人们的交往，很多时候是基于血缘关系，但是即便亲戚之间，也是高度独立的单元。 费孝通接着写道：“在住宅区外围有两座庙，一个在村西，一个在村北。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宗教活动都集中在村外边进行。实际上，他们的宗教活动多数都在自己家里开展。比较确切地说，庙是和尚和菩萨的住所。和尚、菩萨不仅同普通的人隔开一段距离，而且也与社区的日常生活隔开，但进行特殊仪式时除外。”既然连宗教活动都是在各自家里进行的，人们共同举行的活动那真是不多。邻村老死不相往来，本村没事不相来往。这样的状态，估计都市人很难体会。 远的不说，现在一个都市人倘若访问一个偏远的村庄，感觉到的一定是难以名状的宁静，就像一个老人在冬日暖洋洋的阳光下打盹。鸡飞狗叫之声越盛，这种宁静的感觉会越强烈。无他，这里的一切太慢了，时间几乎是静止的。2000多年的王朝社会，就是在这样的极慢中转瞬而逝的。 乡土社会的静止，或者还源于这样一种原因：人们手里的“二亩地、一头牛”，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春天播种，秋天收割，是那样安稳、可以预测。放弃这样的收入，又有什么好选择呢？佛曰，“已知”是一种“障”，阻止人们获取新的知识。“已有”，又何尝不是一种“障”？何况，在新的技术革命以前，这种障碍真是很大的。 有容乃大。比“容”更大的，是放弃。 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 人类从乡村走到城市，用了漫长的时间。乡村的出现，大约在15000年以前。而最早的城市，要等到9000年以后，出现在公元前3000-3500年间。而且，此时的城市还只是方圆600米左右的小城，和今天的天安门广场差不多大。据估计，在这样的城市里居住着上千甚至更多的人口，可谓小有规模。 或者是一种巧合，早期城市的出现， 伴随着人类历史上一次巨大的科学革命。马和骆驼的驯化、谷物栽培技术的进步、犁的发明使用、帆船的出现、青铜器的发明、纺织机、文字、抽象数学、天文历法的出现等等，大抵都是在这一时期，前后相差不过几个世纪。 其实，公元前3000年左右这段时间，是人类进步最快的时期之一。唯一可以相提并论的，就是工业革命以来这三、四百年的时间。无独有偶，最近的三、四百年，也经历了城市和城市文化的大繁荣，并伴随着经济大繁荣。看起来，人类的进步和繁荣总是和城市的发展和繁荣联系在一起。 这里面至少有两个问题让人不得不问。其一，为何从乡村走到城市要花费漫长的9000年？其二，早期城市出现以后，在漫长的5000年里，城市经历了起起落落，规模时大时小，为何到了工业革命以后才有长足的进步？这些问题看起来是有点神秘，科学、可证意义上的回答估计很难，不妨做一些茶余饭后的闲谈。 先来尝试回答第一个问题。村庄无疑是城市最重要的来源。你看，城市在很多方面和村庄是很像的，都是人口的聚居，只不过规模、密度不同而已。而且，粮库、水库、沟渠、壕堑、银行、武器库、甚至图书馆，都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村庄。 其实，仔细比较城市和村庄的话，你会发现城市的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在村庄中找到雏形。那么，到底是什么区分了城市和村庄？ 从村庄到城市的变迁中，最难理解的，是村庄历经千年而不变，而城市却是瞬息万变的。从村庄到城市，从极静到极动，到底是经历了怎样的催化？这极端之间的变化，让人不得不怀疑，这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还需要其他的助推力。 考古学家认为，村庄并不是人类最早的聚集方式。早在旧石器时代，人们就开始了集体性的宗教祭拜活动，或者求神灵保佑，或者求祖先赐福，而此时村庄还没有出现。一排排的陵墓，或者庄严的圣祠，可能是人类最早的聚集场所。而在此时，村庄还没有出现。 考古永远都在进行时，因为新的考古资料时常被发现。因此，现有的考古发现 不可全信，但是也不可全不信。不妨推断，远古的人类面对疯狂的大自然，当然是担惊受怕的，于是产生了神灵供人们膜拜。人类当然也对死亡产生恐惧和敬畏，于是开始祭拜祖先。倘若如此，人类最早的聚集，并不是为了食物，而是为了寻求心灵上的安慰。你看，人类不愧是有灵魂的物种，很早就有了精神的需求。后来的村庄，实际上不但是解决了食物的问题，也延续了以往的祭拜传统，解决了精神的需求。那么，还缺什么？ 经济分析当中，城市和乡村最大的区别是商业。城市中商业交换活动占重要地位，而村庄是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的，于是人们很容易认为村庄和城市相比，就是缺少了商业交换。这个当然是对的，但是却没有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这个区别是怎么产生的？换一个问法的话：村庄里为什么不能演化出交换来？或者更准确地问：村庄里的交换规模为何不能自发扩大，进而变成都市？这样的问题并非想当然。即便在今天，落后地区的村庄，依然保留着高度自给自足的状态，交换很少。可以想象，这样的演化或者是在发生中的，只不过太慢了，而且受到各种因素的侵扰，不时中断，很难修成正果。 好在，古籍中有很多启发，赵冈在《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中收集和解释了很多古籍。《左传•闵公元年》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看起来，聚居都是聚居，但是有没有统治者是个很大的区别。周朝的诸侯取得封地以后，筑城立国，在城中建置宗庙和殿堂，象征统治权威，曰“都”。没有这些设施的，曰“邑”。而且，为了确保统治中枢的安全，修筑城墙成为普遍现象。《吴氏春秋》载曰：“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城和乡的分别，这时候就很清楚了。 在后来的历代王朝中，中国的重镇大多是军事要塞，由于有了官员和军队的驻扎，聚集了资源和财富，才吸引匠人和商贩，街市才慢慢长大。所以，看起来对于城市的兴起，王权是早于商业的，而不是相反。 历史上的反例当然也有，不过不多。比如，苏州因为交通便利、农业高产，因而商业发达，成为大城市，繁荣程度不亚于若干朝代的国都。因此，虽然不是军事要塞，苏州曾经有过建都的经历，在历朝也大多是重镇。再如景德镇，交通不便捷，也无军事价值，纯然靠着窑业而兴盛千余年。不过，相比苏州，景德镇更加草根，尽管商业繁华，连个县治都没有捞到。 不仅中国的记载是这样的，国外的研究也得到这样的结论。城市研究专家刘易斯•芒福德也认为，从分散的乡村到高度聚集的城市的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王权，而不是商业。专家们一般认为，最早的城市出现在今天的中东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000-3500年这段时间。而在这一地区早期的文字当中，根本找不到“商人”这个词汇，直到公元前2000年以后才出现，意指“庙宇里专门管理对外做生意的僧侣”。看起来，早期的商业是附属于王权或者神权的。 今天的人解释以往的事情，可以加入事后的想当然，不一定能理解当时的艰辛。不过，让我们还是不妨做一些推测。现代城市的基本特征是商业，可是商业的发展，需要一定的规模，以及相应的交换秩序，否则就是村庄里零星的交换。这种秩序，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产权、法治、定价规则等等。村庄里的交换，很难上规模，也就难以演化出支持规模交换的秩序。不过，王权、以及掌握着权力的僧侣，都是达到规模、形成秩序的有效捷径，因为他们不但掌握了相对大量的财富，可以派生出交换的需求，也掌握了一定的强制力，使得交换能够进行。 把逻辑再往前推一步的话，早期的城市其实未必一定是以商业为中心的，商业的地位可能是从属的、边缘的。商业是今天城市的重要特征，在历史上的大都市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我们无法确定商业从一开始就是重要的。甚至，在城市起源的时候，商业可能根本就不重要。 早期的城市，可能就是统治阶层（不管是世俗的还是神权的）居住和接受朝贡（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税收）的地方。为了得到统治者的保护或者神灵庇佑，周边的居民把产品进献给国王或者僧侣。而国王或者僧侣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威和保护自己的物品，修筑圣祠以及高墙。而且，圣祠和高墙如此巍峨、庄严，可能超出了战争防御的需要，而只是为了彰显这是神灵的象征。至此，并没有任何商业交换的因素。不过，城市里一旦聚集了人口，就需要工匠，人们就会有交换的需求，手工业和交换就会慢慢发展。 简言之，商业是现代城市的重要特征，不过在一开始，商业可能是王权派生的。 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后来王权可能会成为商业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话说，历史是在螺旋中上升的。 早的城市，大约于公元前3000-3500年诞生在两河流域，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叙利亚一带。无独有偶，最早的农业革命，也发生在这里，那就要回溯到公元前9000年左右。据说早在那个时候，绵羊就已经完全被驯化了，成为仅次于狗的人类最古老的朋友。回想起来，那真是了不起的成就。不过，作为人类文明最早起源地的中东地区，如今战火不断，局势紧张，说起来不禁令人唏嘘——谁说时间一定会带来进步呢？ 中东地区成为农业、城市最早的发源地，或者不是偶然，而是大自然的恩赐。温和的气候，广阔的平原，两大河流（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灌溉，都为农业的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倘若你是诗人，不妨加上地中海和煦的阳光。有了这些条件，难怪农业最早在这里起步。农业发展了，自然为城市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加上这里地势平坦，河流众多，交通也是极为便利的。这个天造地设的好地方，还有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叫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意为“两条河流之间的地方”。 据考，最早的城市是乌尔城（Ur），位于如今的伊拉克境内。当然，乌尔城之前，还有一些类似于城市的考古发现，包括庙宇、石头造的房子，和一些城墙的遗迹。不过，这些遗迹到底是“城市”，是“城堡”，抑或还是“乡村”，其实都很难说得清楚。文献中，通常把这些考古遗迹称为“原始城市”（Proto-Urban）。 乌尔城是个城邦，包括一个居于支配地位的城市和周围地区。据考，乌尔城占地40公顷，城市人口达到2.4万人的规模，城邦的总人口达到50万人。换句话说，乌尔的城市化率接近5%。做个比较的话，我们刚解放的时候城市化率也就10%左右。时隔5000年，城市化率仅增长1倍，莫不是历史又开了一个漫长的玩笑？ 城邦在早期的城市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有几十个乌尔城这样的城邦，有的比乌尔城还要大许多。其实，在后来的城市发展史中，城邦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比如古希腊时期的城邦、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城邦。 在早期的城邦中，国王和僧侣的地位应该是崇高的。你看，城市往往围绕神庙和宫殿而建，这是城市的核心，或者说是“内城”。而且，神庙非常巍峨，宫殿非常富丽，象征着神灵和国王的威严。国王和僧侣之间是什么关系，大概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猜测在很多时候，国王和僧侣可能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伙的。可以肯定的是，此时的商业、手工业，应该是处于从属的地位，只是因为国王和僧侣们有实际的需要，才慢慢发展起来的。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用在城市的发展史上也是再恰当不过。早期的城邦，不久就让位于“城市帝国”。到了公元前1800年左右，古巴比伦王朝崛起，成为中东地区的主宰，控制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的地区，众多城邦臣服于这个王朝的统治。其中最著名的一位统治者，就是中国人熟知的汉谟拉比先生，此公因为《汉谟拉比法典》而闻名于世。 有趣的是，古巴比伦王朝的建立者，并不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土著居民，而是来自西方的游牧者，叫亚摩利人。看起来，西方对东方的入侵，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做个比较的话，在遥远的东方的中国版图上，早期的征服也是从西方向东方发起的。历史的这一惊人的相似，不知道是偶然，还是有更根本的解释。 古巴比伦城（今巴格达以南约90公里处）是世界上第一个巨型城市。据考，古巴比伦统治着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四个江苏省，或者两个“江苏＋浙江＋上海”这么大。巴比伦城的面积，达到48平方公里，比北京二环内小不了多少，人口达到20-30万。这样大的城市，要到将近两千年以后，在古罗马才能再次看到。 这么大的王朝和城市，仅靠朴素的神灵崇拜和国王威严，是很难统治的了，于是有了《汉谟拉比法典》。法典中，有很多关于私有财产、债务、财产继承、雇工、报酬的规定。可见，当时的劳动分工已经很发达，私有财产制度和商业也已经很发达了。很多规定中，妻子、儿子、奴隶都是可以当作财产处理的，验证了人类的不平等已经起源。在这里，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商业随着帝国的兴起而繁荣。没办法，分工是城市的产物，有了人群的一定程度的聚集，分工、交换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根据有限的证据，我们不妨推测，城市的大规模聚集是依托于国王的武力和僧侣对于祭拜活动的垄断。因此，在早期的城市里，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地位依然受到严格限制，官僚、祭司、武士依然是主导的阶层。一个证据是，神庙和宫殿处于城市的中央，而市场往往在偏远的地方。 商业兴起的另一个模式，是更加纯粹的商业城镇，以区别于庞大帝国首都和大城市中的商人。最早的商业城镇，兴起在地中海东岸一线，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西侧靠近地中海的地方，也就是如今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境内。沿着地中海沿岸，这里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城邦，一般都不太大，面积很少超过一个半天安门广场，人口一般不超过2-3万人。这里的居民，统称为腓尼基人。腓尼基商业城邦的顶峰时期，大约在公元前1200-700年间。 和其他城邦不同的是，这些城邦不仅统治着周边的小块地区，还借助水路之便，依靠轻舟快楫，和远方地区进行贸易。他们的帆船不仅游弋在地中海，甚至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远行到不列颠群岛一带。据说，迦太基人是最早的殖民者，在北非海岸建立海外贸易基地，最著名的是迦太基，在如今的突尼斯附近。展开地图的话，你会看到腓尼基人的航行有多远。不过，他们沿着海岸游弋，很少向内陆扩张。作为“商人的王子”，他们渴望自由和独立，对于建立庞大的帝国没有兴趣。 作为世界上最早的职业商人，腓尼基人的贡献是非凡的。今天的人很容易明白，贸易不仅是物品的交换，还伴随着文化的传播、技能的进步。据说，腓尼基人发明了字母，当然是出于商业交换的需要。还据说，腓尼基人还发明了染色，是为了让服装和饰品更加美丽，这样贸易的附加值更高。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腓尼基城邦的衰落，恰恰是因为对王权和武力的重视不够。他们是纯粹的商人，城市的运作控制在商业行会，而不是国王和僧侣的手中。当东方的巴比伦、波斯等帝国铁马金戈来犯时，这些城邦丧失了独立，也就自然丧失了贸易枢纽的地位。人类最早的“商业城镇”，就这样没落了。 商业兴起，需要国王的保护，这是多么痛的领悟。 战士的城邦 古希腊：欧洲文明的起源 最早的腓尼基商业城镇在巴比伦、波斯王国的铁蹄下逐渐没落以后，商业发展的中心沿着地中海向西转移。这一次，轮到地中海东北部的古希腊，也就是围绕着爱琴海的这一区域，包括现在的希腊、土耳其西海岸，和爱琴海诸岛。 对文明史感兴趣的人，都会对古希腊的文明赞叹不已。甚至有人说，这是人类文明的真正开端。虽然这多少反映了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但是古希腊文明举足轻重的地位，及其对后世文明不可估量的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大约一千五百年以后，兴起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要复兴的就是古希腊及其继承者古罗马的文明。至于后来改变了人类命运的工业革命，则是欧洲文明的延续。 别的不说，古希腊哲学的成就，就令人至今依然高山仰止。苏格拉底（公元前470－399）的问答法，打开了智慧与思辨之门。如今的大学课堂，真该回去好好学学。柏拉图（公元前427－347）的感官与真相之问，至今依然是哲学的核心问题，或者永远都是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的逻辑三段论，仍然是逻辑学的典范，曼妙不可方物。更妙的是，这三人居然是师徒传承的关系，两两相差43岁，也算是一段佳话。 古希腊如此璀璨的文明成就，是在城市里孕育出来的。苏格拉底就曾经说过：“乡村的矿业和树木不能教会我任何东西，但是城市的居民却做到了”。 思想在交流中产生，苏格拉底可能是最早洞悉这个秘密的人。即便在通讯高度发达的今天，依然如此。城市最重要的功能，是方便了人们的交流，而不是其他。据考，“广场”一词最早源于希腊，是城市中大家聚会的场所。而最初，市场贸易只是聚会的副产品。 贫瘠的爱琴海区域 倘若进一步探究希腊文明的根源，你会发现，上帝是公平的。和近邻的两河流域比，爱琴海区域自然条件之贫瘠，简直就是后妈生的。 爱琴海文明有两个发源地，先是在克里特岛，后来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克里特岛位于希腊半岛的南方，距离希腊本土130公里，面积只有0.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的一半（北京全境1.6万平方公里）。伯罗奔尼撒半岛位于希腊半岛的南端，面积2.1万平方公里多一点，也就比北京大一点。希腊文明，就是起源在这两个小地方。 偏偏这两个地方水土资源还欠佳。尤其是克里特岛，到处是大理石、花岗岩，虽然是很好的建筑材料，但是对古老的地球修理业——农业来说，却是极为不利的。和美丽富饶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比，这里不是差了几个街区，简直就不在一个海平面上。 更加悲惨的是，这一区域还是火山活跃的地带。据考，公元前1700-1450年间，这里曾发生多次火山喷发。大家在电影《庞贝末日》中，领略过火山爆发如何吞噬了一个千年的古城。庞贝古城位于亚平宁半岛，在希腊半岛西方一千多公里的地方。但在地质构造上，二者相差无几。自然条件如此恶劣，也就难怪古希腊文明比两河流域晚了很久。 条件差，起步晚，那都是老天爷定的，没法改变。如何变劣势为优势，就要考验古希腊人的智慧了。对于今人而言，这里并没有秘密可言。改变希腊人命运的，就是贸易。而且，古希腊城邦的贸易功能之发达，远远超出腓尼基人。 据考，公元前700年左右，古希腊已经有了文字。更重要的是，希腊人还发明了铸币。要知道，货币是人类最伟大的金融发明，对于贸易的促进作用超过其他所有的发明。更令人惊异的是，古希腊居然已经有了银行。这些银行不仅从事货币兑换、支付业务，还从事消费借贷业务，并向公共部门进行放贷。考虑到这是 2500多年前的事情，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通过贸易，古希腊很快学习了两河流域和其他地区在漫长时间里积累的文明成果。通过贸易迅速学习先进文明的成果，在今天也是屡试不爽的赶超经验。我国明代闭关锁国，导致国力孱弱，则是反例。当然，古希腊也有一些适于贸易的优越条件，比如地处地中海沿岸，水路交通便利，再比如盛产葡萄酒和橄榄油，可以有高附加值的贸易品。不过，这些都只是希腊贸易发达、文明进步的一个前提和基础，而不是最重要条件。否则，我们无法解释条件更好的腓尼基商业城邦，为何早早衰落。 战斗的斯巴达 翻开古希腊的历史，你会发现古希腊人相当骁勇。可能是自然条件不佳的缘故，只有剽悍的民族才可以在这里生存。根据柏拉图的描述：“无需使者正式宣战，城邦之间自然处在战争状态，而且永无休止”。两个希腊主要城邦，雅典和斯巴达，就时常处于战争状态。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役（公元前431-404年），就爆发在这两个城邦及其盟友之间。 希腊人不仅好战，而且善战。作为证据，希腊人在两次希波战争（公元前490-479年）中战胜了强大的波斯帝国，而波斯军队的人数，大约是希腊人的3倍。据说，在马拉松战役中，雅典只伤亡了192人，而波斯人却留下了 6400具尸体，想来不禁让人倒吸几口凉气。马拉松大战获胜后，一位名叫斐力庇第斯的士兵跑回雅典传信，极速奔跑42.193公里报捷后便倒地身亡。今天的马拉松长跑，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坚毅的士兵。 斯巴达人的骁勇善战，比起雅典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一个叫做温泉关的地方，斯巴达人据险而守，300人全部阵亡，但是留下了2万多名波斯士兵的尸体。战后，波斯国王心惊肉跳地问：“斯巴达人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或者正是因为武力强盛，加上地势险要，才为希腊城邦赢得了相对和平，苏格拉底们也才可以无休无止地辩论。否则，古希腊早就像古巴比伦、腓尼基城邦一样被强大的波斯帝国灭亡了。或者，战斗的冲突，也为辩论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并使得辩论可以更加深入。毕竟，在生死存亡面前，人们能够允许的模糊空间要小得多，刨根问底的劲儿要大得多。 古希腊人的贸易和他们的前辈腓尼基人有很大的不同。贸易上，古希腊人并不依靠市场竞争，而更多依靠暴力和殖民。希腊神话中，盗贼的保护神同时也是商人的保护神。也许在古希腊人的眼里，偷盗、抢劫、和贸易在文化认知上并没有区别，并没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429）就曾说过：“因为我们城市的伟大，世界各地的劳动果实都奉献给我们”。也许，这是最早的殖民宣言。 有人说，战争、奴役、种族灭绝，这些都不是文明，而是文明的排泄物。说起来，这些当然都是可憎的。可是反过来说，没有文明的排泄物，又哪里会有文明呢？人类的文明史，其实一点都不文明的。 希腊，希腊 不过，强盛剽悍如古希腊，也不能逃脱衰落的命运。征服希腊的，并不是一个更先进的文明，而是野蛮的罗马人。在遥远的东方，似乎也一次次上演着同样的故事。王朝更迭，本不需要太多的解释。而且，历史只有一条轨迹，意味着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都会看起来很有道理，也不用太过当真。 一定要尝试一下的话，不妨看一组数据。据考，古希腊城邦大多很小，最大的城邦是雅典，全盛时期达到将近30万人，其中公民4万人，自由民15万人，奴隶10万人。不同史家得到的数字不同，这组数字可能偏高，但是比例大致正确。换句话说，雅典只有不到七分之一的人是公民，享有公民的一切“特权”。大家津津乐道的雅典民主，其实是由不到16%的“全体公民”所拥有的。 当城市变大，商业、手工业发展，自由民们自然也需要公民权利，可是往往求之而不可得。自认高贵的古希腊公民，当然不会随便让别人也拥有同样的特权。实际上，古希腊文化中对于商人、工匠甚至有很明显的歧视成分，商人的地位和后来的犹太人差不多，创造了辉煌的希腊建筑的工匠也不受尊重。比方说，柏拉图就认为工匠的思想“受机械生活的束缚和压迫，正如他们的身体受到手工劳动的压迫一样”——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完美的希腊公民呢？ 至此，我们隐约看到，古希腊的城邦其实是属于战士的，其他阶层皆为附庸。著名的苏格拉底同志，曾三次参战，是一个士兵里的士兵。倘若我们翻开希腊神话，就会发现里面充满了各式的战神。这些战神，无非是自诩英勇实际也英勇的希腊战士的自画像罢了。至于思想，无非是全能战士们闲暇时间的业余爱好。古希腊冰冷的石柱，也无非是为了彰显战士的高冷威严。 战士的作用，是为希腊城邦提供了安全和一种统治秩序。在此基础上，商人和工匠推动了希腊的经济繁荣。然而，当商人、工匠阶层愈发成长却不能享有公民权利时，内部矛盾自然激化。内耗严重了，自然会削弱希腊城邦的力量。城邦之间的不停征战，自然也会消耗希腊的整理力量。再加上外族入侵，内忧外患之下，不小心被征服也就难免了。 公元前146年，希腊变成了古罗马帝国的一个省，古典文明的巅峰自此完结，只留下后人摇首慨叹：希腊，希腊！ 第一个大都市的诞生 继承古希腊文明的，是古罗马。地理位置上看，就是沿着地中海的北岸向西再漂移一千多公里，从希腊半岛转移到亚平宁半岛。如果说希腊是古典文化的顶峰，那么罗马则是古典城市的顶峰。古罗马帝国的城市，一是规模大，二是数量多。 古罗马城之大，不但前无古人，而且至少800年之后才有来者。古罗马城在其顶峰时期，也就是大约公元“后”（是的，我们来到公元后了）150-200年间，人口总数达到80-130万的规模。作为比较，古希腊的城邦都很小，最大的雅典人口估计不到30万，古巴比伦城的人口也就30万的规模。而罗马，把城市人口的规模一下子提高了3倍。 不仅如此，在罗马城衰落以后，100多万人口规模的城市，在很长一段时间也再没有出现过。在欧洲，再次出现百万人口的城市，要等待漫长的1600多年，直到19世纪的英国伦敦。而且，那已经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情了。在遥远的东方，中国出现百万规模的城市，也要等到公元960-1279年间的宋朝。据考，北宋（公元960-1127年）汴梁人口达到140万左右，南宋（公元1127-1279年）临安的人口则达到250万。距离古罗马帝国的顶峰，这也已经是800年后了。 罗马城人口众多，催生了当时世界一流的市政建设，尤其是建筑。今天的罗马，俨然是一座建筑博物馆。而那些矩形的设计，两条交叉的主要街道，形式上封闭的广场，广场四周的建筑，还有规模巨大的剧场、斗技场、公共浴室，都来自古罗马。 古罗马建筑不仅外表辉煌壮观，还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军事价值。罗马的道路、引水渠、排水系统，支持了这个城市的运作，并且源源不断从罗马帝国的各处汲取食物、奴隶和各类奢侈品——否则，那么多人怎么生活？罗马的城市建设，是从城墙开始的，目的在于防卫。相比之下，希腊人的东西就没那么“实用”，他们的城墙往往是事后添加的。 当然，繁华和享乐只是属于贵族、奴隶主和公民。绝大多数罗马人居住在贫民窟里，食物和卫生条件极差。不过，我们似乎不应苛责古罗马人，因为即便在2000年后今天，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类似的现象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 古罗马的城市不仅大，而且数量多。据考，罗马帝国在全盛时期有600多个大小城市——当时古罗马帝国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地中海已经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海，城市遍布地中海沿岸和内陆地区。 倘若细看这些城市，你会发现这些城市大同小异。从帝国的一端到另一端，到处都是形式极为统一的城市设计，矩形边界、棋盘设计、广场、十字交叉的南北和东西主街、剧场、斗技场、浴室、公厕。看起来简单划一，也说明古罗马是善于学习和复制的民族。这些设计当中，只有浴场和斗技场是罗马人的发明，其他的都是学习和复制来的。 倘若做一个对比，你还会发现2000年前的罗马和今天的美国颇为相似。在美国的每一个小镇，你都会发现一条主街，和主街平行的另一条次重要的街道，和主街交叉的若干街道，然后是加油站、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和一些店铺、餐厅、银行、打印店、干洗店等等。这些，几乎是美国小镇的标配。或者，千年之后，美利坚合众国又复制了古罗马帝国的一些基因。 古罗马人不但善于学习和复制，而且虚怀若谷。比如说，他们一点也不讳言希腊人比他们聪明。罗马的精英分子除了说自己的母语拉丁语，也会说希腊语。他们把孩子送到雅典上学，或者雇个希腊奴隶在家教小孩。而且，罗马人包容性很强。在他们统治的庞大帝国内，有多种种族和宗教存在。你只要规规矩矩不惹事，罗马人会让你走自己的路。或者正是这样的包容，才造就了庞大的帝国。这一点，在今天的美国身上，也隐约可见。 罗马人比希腊人强的地方，是建筑和法律。恰好，这二者都很实用。建筑是重要的军事技术，而法律则可以治理国家。建筑已经说了，我们来看看法律。罗马法起源于惯例法，后来为了防止贵族的肆意解释，才颁布了成文法。据载，罗马专门派人到希腊去考察法制，于公元前451年颁布了著名的《十二铜表法》。这是古罗马第一部成文法典，内容涉及传唤、审理、索债、家长权、继承、监护、所有权、占有、土地、房屋、私犯、公法、宗教等等。不难看出，这已经是一部相当完备的法律了。其后罗马法继续发展，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公元527～565年）编纂的《民法大全》（或称《查士丁尼法典》），是古罗马法律的集大成。 若想理解罗马法的历史影响，不妨听听德国法学家椰林怎么说：“罗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是以武力，第二次是以宗教，第三次是以法律，而第三次征服也许是其中最为和平、最为持久的征服。”这里的第二次征服是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续了1000多年的命；第三次征服，则是指罗马法对后世各国影响深远了。 看起来，古罗马盛极一时并不只是因为罗马人骁勇善战，还因为他们虚怀若谷，善于学习，由此掌握了两门实用的艺术：建筑和法治。而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世界上第一个大都市——罗马城，得以诞生。 我们不妨想象，在庞大的帝国腹地，罗马人修筑了遍布全国的城市节点，和遍布全国的水路和陆路系统。即便在运输成本颇高的古代，这些节点和运输系统也可以把粮食、奴隶和各类奢侈品源源不断运往罗马，支持这个城市的巨大人口的奢华消费。据考，后期的罗马是一座如假包换的“寄生”城市，公民可以免费得到定额的粮食，生活腐化，文化浮华，依靠武力吸食帝国的血液，终究导致帝国的衰落和灭亡。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历史的古典时期就此完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