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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王室，是一个时代的错误，是一个处于十字路口的特权阶级，抑或是一个任重道远的国家象征？ 过去，英国、西班牙、荷兰、瑞典、挪威、丹麦、比利时这些欧洲君主制国家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渊源。 明天，摆在它们未来的国王和女王面前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而今天，种种疑问丛生：欧洲国王还有权力吗？他们面临着什么样的威胁，他们所标榜的价值观还适合这个时代吗？作为欧洲王室的一员，希腊王子迈克尔有自己独特的解读。王孙公子，前尘往事，几许风雨，都付诸笑谈中。在此，我们将他发表在《名利场》上的一篇有关欧洲王国的文章摘译成文，让大家了解一个王子眼中的欧洲王室。不过，这只是一家之言，而且，我们也有责任提醒读者，作者的贵族身份毫无疑问会令文章难免刻有宫廷的烙印。 “我的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法国人，祖父是丹麦人，祖母是俄罗斯人，另一位祖母有一半是西班牙血统，他们都是各自国家的王室成员。在我这一代年龄在60岁上下的王室成员中，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夸口有类似的族谱。确实也是，回溯历史，王族嫁娶只能内部“消化”，而且，每个国家只有惟一的一个王室，所以，他们除了和其他国家的王室通婚外，就别无选择了。在这种严格的规条的约束下，王室婚姻的初衷不可能滋生出任何的利益关系，纯粹是为了保证优良的血统得以世代相传下去。因此，一位王子不会因为一位公主有一整个省做嫁妆就娶她过门。 宗教在王族内部引发了诸多的限制和地域的分割。罗马教皇插手阻挠天主教教徒与基督教教徒通婚，因此，南方的天主教王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奥地利，互相通婚。古往今来，他们的通用语言都是法语。随着越来越多宽容的新教教徒和东正教教徒接受混合婚姻，北方的王国又彼此融合成另一个集团。俄罗斯东正教，接受了巴尔干半岛东正教的加盟，与斯勘的纳维亚(瑞典、丹麦、挪威、冰岛的泛称)半岛、德国和英国的新教教徒联姻，他们的通用语言是英语。 我是少有的、融合了两派的“异端”，我的父亲——希腊克里斯多佛王子，属于新教-东正教集团，而我的母亲——法国弗朗索瓦公主，属于天主教集团，1929年，两人结为秦晋。南北分裂反映在双方迥异的统治风格上。南方的王国长时间占优，这要感谢辉煌无比的凡尔塞宫廷，世界各地的王国对其趋之若鹜，纷纷仿效法国式的优雅、精致和四射的光芒。19世纪，南方开始走下坡路，取而代之的是北方王国。维多利亚女王凭借其帝国的威力称霸。因为她，英国展现出了德国式和资产阶级式的严谨的美德。 那些最伟大的、横亘欧洲古今的王朝，都有着引人注目的族谱，它们揭幕时也都有着身世雷同的主人公——一位才华横溢但寂寂无名的男子汉。这位喜欢闯荡江湖的冒险家，靠过人的胆识，力压竞争对手(在必要时杀死对方)，从而肃清障碍。中世纪时期统治者蓬勃发展成了一个契机，在一个全新的游戏场上，无名小卒荣升为一国之君。初期这些新君由选举产生，一旦他们的王朝建立起来，其首要任务就是将自己变成世袭的君主。一旦手中有了实权，他们就要将权力合法化，通过一小撮天才辅助，这些新君发明出“君权神授”。神学家指天发誓，赋予他们王冠完全是上帝的意愿。获得宗教的认可无疑为结束争论增添了筹码。 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欧洲只有一个皇帝——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只有他才可以戴皇冠，并享有“陛下”(Majesty)的头衔。皇帝之下是国王，国王只能戴王冠，被称为“殿下”(Highness)。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自恃羽翼已丰，于是昭告天下，他是“自己国家的皇帝”。弗朗索瓦一世为自己打造了一顶皇冠，要求臣民尊称他为“陛下”。风起云涌，其他国王竞相仿效，但他们在争论谁先谁后的过程中反目成仇，最终导致战争频频爆发。在权力得到巩固后，这些国王开始培植专制主义，通过残酷的手段开拓出现代的欧洲。 今天，似乎惟有批评专制君主制度才是正确的态度。是的，“暴君”在昔日出现过，但今天的共和国政治体系下，他们何尝不也充斥其中。无论革命宣传如何负面，实际上，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兰西王国是块富饶之地，省议会和商业行会构成了坚固而积极的平衡监督，限制王室的权力。比起今天的国家领袖，当时的国君更平易近人，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凡尔赛宫，只要他带上佩剑和礼帽(没有的话可以向王宫门房借)，然后悠闲自在地穿过大厅与国王见面。至于国王的私生活，有关他们的丑闻，与今天的总统们相比，就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不过，议会君主制还是逐渐取代了专制君主制。其标志是1215年英国大宪章(the Magna Carta)的签署。(1215年，英国国王约翰因滥用权力，被贵族们威逼要求签署英国大宪章，大宪章把国王置于法律的权威之下，国王的命令不再成为法律，相反的，法律才是最高的权威。)几个世纪过去了，欧洲君主制已经摒弃专制主义，实现了本质上的民主. 欧洲历史上，除了严守中立的瑞士，近似于君主共和国的威尼斯和热那亚外，君主制其实是政治体制的不二选择。如果一个王朝灭亡或者一个国家宣布独立，这在19世纪经常发生，那么，人民就会直截了当地放眼国外，寻找一位新王子登基为王。 因此，除了最老的王朝——法兰西家族，和最年轻的王朝——塞尔维亚的Karadjordjevic，欧洲主要的王朝都有外国血统。法国波旁王朝统治过(意大利)帕尔马公国，之后又统治两西西里王国，还有西班牙现任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也是波旁王朝的后裔。Benelux(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的全称)王国和巴尔干王国一样，都隶属于日耳曼家族。而从人丁兴旺的萨克斯-科堡家族(创造了欧洲帝王史的家族)中走出来的，不仅有维多利亚女王心爱的丈夫，还有后来的比利时和保加利亚国王。伊丽莎白女王的丈夫和我一样，都属于希腊家族成员，但希腊家族最初也根本不是希腊人。 希腊1830年脱离奥德曼帝国独立，而法国、俄罗斯和英国依然对希腊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它们给出的“建议”是：希腊应该建立君主制国家。结果，一位巴伐利亚王子来到雅典，他统治了希腊30年，因为作风专制，他的国民最终将他哄走了。19世纪末共和国政体无可厚非地席卷整个欧洲，希腊人于是请求丹麦王储的二儿子前来统治他们。这位年轻人舍弃了他的家人，他的国家，他深爱的海军事业，坐上希腊国王的宝座，成为当时欧洲最动荡的王国的储君。许多人推测他的统治期会很短命，事实上，他统治了希腊半个世纪。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乔治一世。 我父亲隶属的丹麦家族原先也不是丹麦人，其祖先是日耳曼家族。在18世纪，这个家族其中一个年轻的分支前往俄罗斯执政时，沿用了原本的王朝的名字——罗曼诺夫王朝。1917年俄国爆发大革命，罗曼诺夫王朝骤然间惨淡收场。 不久前，欧洲王室成员——包括已经登基的和被废黜的，还保持着组织族群的传统。表面看来，这个小圈子团结而且封闭，成员在250到300人左右，有自己的习惯、品味、狂热，爱好(研究珠宝和宗谱)，甚至密码和秘密。他们的集体活动是出席婚礼和葬礼，红白二事的场面异常浩大，因此就成为他们展现美丽的绝佳舞台。 大部分的王室成员都没有姓氏，他们为世人所知完全是透过他们头衔——×国王，×王子，×公爵。到终于有必要出现姓氏时，一切已经太迟了。英国王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得不“发明”出“温莎”这个姓氏。德意志共和国对他们的过气王子还算守信用，将王室的头衔换成为他们的姓氏：巴伐利亚王子、乌特姆贝尔(Wurttembery)公爵、黑森(Hessen?伯爵，就成了德国王室成员的姓。另一方面，希腊、挪威和丹麦家族的王室成员，包括我在内，则依然没有姓氏。 与平民通婚撕开了王室小圈子的一道口子。“平民”的社会血统与王室不同，她们嫁入宫廷，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导致王室传统的消亡。王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将解体。我是第一批“允许”与平民联姻的王室成员之一，当年，那可是件稀罕事。今天，王子与“灰姑娘”结合已经很寻常，几乎任何一个王朝都发生过，不再造成麻烦。然而，当人民看到他们的王子选择的新娘来自他们的阶级，在外表和生活方式上和他们都极为相似，终有一天，如果王室成员与普通人没有两样的话，人民就会怀疑君主国是否还有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许多例子表明，国王的妻子纵然生于寻常之家，但也有水平将王室从衰落中挽救出来。还有的例子是，社会地位高的年轻姑娘嫁给王储，能够明显地给王室增添声望。现在的社会，没有东西比保持独立的个人品质更为重要了，一个王国的命运就掌握在其王室成员手中，他们品质的高低决定着王国的生死存亡。 媒体给君主制王国带来了极大的危险，舆论的要求和媒体威力的日益壮大令王室成员的曝光率越来越多。戴安娜王妃的故意推动，令媒体报道到达极至，但是，国王不是摇滚明星，他们不需要每天成为报纸的封面人物。小报为了不被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淘汰，就选择“扼杀”君主国的生命，媒体的轰动报道只会完全埋葬王子们的实际成绩。例如，查尔斯王子的问题令公众忘记了他的果敢，忘记他在环境保护上所做的大量工作。纵使摩纳哥已故王妃蕾妮尔王后在辅助她的儿子、王位继承人阿尔贝王储保持国家的独立和人口的持续增长上做了不懈的努力，但她的浪漫宫廷爱情故事依然令这些政绩变得黯然失色。 媒体不断揭发王室隐私，还给出了一个信号，公众对君主制的批评变得多起来了。公众公开谴责王储反民主，谴责只允许男性继承王位的撒利克(Salic)法。当无数家庭正在面对经济困难时，王室的花销也就成了批评的对象，舆论谴责王室的挥霍无度。一些王国已经明白到公众开始不愿意为王室进贡，因此，节日里，他们准备好王冠、绣了花边的制服、四轮大马车——这些都不需要花任何的钱，因为这些东西是长时间保存下来的。 一些谣言嗡嗡地叫唤着：欧洲君主国的末日迟早都会降临。我不同意。当许多价值正在崩溃，当争论变得无休止，当人们有理由怀疑一切，当政客们丧失了诚信和尊严，一个包含了连贯性和稳定性的体系，一个展现真诚、象征宽容和利他主义的个人和家庭，肯定有将来，肯定能扮演重要的角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