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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知道，有人会对我为何中断叙述，从事以下关于罗马政制的探讨感到困惑不解。但我以为，我在不少段落中已经很清楚地表明，我的作品这一部分，乃是我原本构思的性质的必然结果之一，而且我在绪言里解释我的历史的范围时，已经特别明白地指出这点。我在那里说过，对于读者来说，我这部作品本身最大的好处和最富有教益的地方就在于，它将使他们知晓并充分认识到，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在何种政制之下，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内，几乎全世界都落到罗马的统治之下，这实在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既然已经定下这个目标，我看此时稍作停留，检验一下即将就此政制所作的评论是否属实，是再合适不过了。私下里，如果你想知道某个人的善恶，并且如果想进行货真价实的测验，那么你就不会在平静无事的时候来检视他们的举止，而应选择在他们取得辉煌成功或者置身逆境的时辰。一个完美的人所面临的真正考验，在于能够怀着勇气和尊严承受命运的逆转。对一种政制的检验也该以相同的方式进行：所以，鉴于在我们的时代无法找到比罗马过去发生的更急骤或更重大的转变，我就留待这里才对它的政制加以论述…… 3. 希腊的诸城邦，曾经数度盛极一时复又湮没无闻，要讲述它们已往的历史，或者就其未来冒昧发表见解，殊非难事。因为要述说已知之事是很容易的，根据对过往之事的知识来揣度即将发生之事也不难。但是说到罗马人，鉴于其政制的复杂性，要描述其现状却绝非易事；又由于我们对其过去的特殊政制没有足够的认识——无论是影响到其公共生活还是其私人生活的政制——故不能胸有成竹地预言其未来。因此，须以非凡的专注和研究才能对这种政制与众不同的特点有一个清晰而全面的概念。 毋庸置疑，实情是那些宣称要对这个主题作出权威说明的人，大多将政制的类型分为三种，他们称之为王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不过依我之见，我们完全可以问他们，他们指定这几种类型是因为没有其他类型，还是因为这几种类型是最好的。无论是哪种情况，我想他们都是错的。很明显，我们必须将同时分有这三种元素的政制视为最佳政制。这并非只是一己之见，而是已经由吕库古（Lycurgus）的先例得到证明。吕库古第一个依据此原则创建了一种政制，即斯巴达的政制。我们也不能认为就只有这几种形式，因为从前就有一些君主专制式和僭主式的统治形式，虽然这些形式与王制相去甚远，却显得有几分相似，但在前一种情况下，所有专制统治者都尽其所能非法地攫取和使用国王的头衔。还有不少寡头制政府，看起来跟贵族制有类似之处，但是——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两者实有天壤之别。对于民主制来说亦复如是。 4.我将阐明我话中的真理。我们不能把每种君主专制的统治视为王制，只有那些被【臣民】自愿接受，并且由对理性的诉求加以引导，而不是依凭恐惧和强力的统治，才是王制。也不是每种寡头制都可视为贵族制；只有当权力由挑选出来的最公正最明智的人执掌，才是贵族制。与此相仿，仅仅构建这样一种民主制——让全体公民有权做任何他们希望或意欲的事，是不够的。但是，如果在一个地方，敬畏诸神、礼敬父母、尊敬长者、服从法律成为传统和习惯，在这种共同体中，如果多数人的意志占了上风，我们就可以说其统治形式是民主制。因此我们可以举出六种统治形式——众所周知的三种我方才已经提到，还有三种相关形式：我是指君主专制、寡头制和暴民统治。其中第一种【即君主专制】是按照事情的自然顺序出现的，不须凭借人为的帮助。随后藉技艺之助，并通过修正，王制从君主专制中脱胎而出；王制又蜕变为与之相关的一种坏形式，即僭主制，两者皆遭到破坏后，便有了贵族制。贵族制在自然的进程中又败坏了，沦为寡头制，情绪激昂的人民对其统治者不公正的行为进行报复，民主制便诞生了，到了一定的时候，因为其放肆和目中无法，遂变为暴民统治，这一系列的转变就到此结束。欲证明我所言非虚，最好是仔细观察这几种统治形式的自然起源、自然生成和自然衰败。唯有清楚看出每种形式如何产生，才能对其兴起、鼎盛和衰败有清楚的认识，才知道何时、何境、何地此种转变又将复现。这种方法我以为运用于罗马政制尤其合适，因为从一开始，其发端和兴起就遵循自然原因。 5.关于规制各种统治形式之互相转化的自然法则，也许柏拉图及其他某些哲人探讨得更加精细。不过他们的论述精微繁复，而且详尽无遗，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因此我尽力就该主题给出一个概要，限制在能为一部严肃的史书所容纳的范围之内，为一般民众的智力所能接受。如果我的阐述显得不够充分，这是由于我只作一般的阐述，紧随此后的一些细节将弥补刻下存而未决之事。 那么，一种政制的起源是什么，其生于何处？假设由于洪水、瘟疫、庄稼欠收，或者诸如此类的原因，人类几乎濒于灭绝。我们知道，这类事情曾经发生过，而且认为它们还会再发生也是合情合理的。假设一切社会习俗和技艺的知识因此失传。假设从幸存者那里，正如从种子那里，人类又繁殖起来。在那种情况下，我想他们会像动物那样成群结伴；认为身体方面的缺陷会促使他们寻求自己的同类群聚一起，是很合理的假设。在那样的情况下，也是跟动物一样，身体的力量或者灵魂的勇气超群出众者，就会领导并统治其余的人。我们眼见发生在没有理性这一官能的动物身上的事情，譬如发生在牛、羊、鸡——毫无疑义，它们之间是最强者带头——身上的事情，我们必须看作是自然最真实的教导。起初，人类的生存境况很可能是这样的，即像动物一样结伴成群，跟随领头的最强者和最勇者。这种权威的标准是身体力量，我们应冠之以君主专制之名。不过一旦这些麇集的人之间兴起家庭纽带和社会关系的观念，王制的观念也随之诞生，于是人类首次怀有善和正义的观念和与之相反的观念。 6.这些概念产生和形成的方式如下。性交是自然的本能，其结果是孩子的出生。如果其中一个被抚养长大的孩子，在其成年后忘恩负义，对那些养育他的人不予以回报，相反却胆敢用言词和行动伤害他们，显然他很可能会冒犯并激怒在场的人——这些人曾目睹父母如何含辛茹苦地将自己的孩子养育成人。既然知道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是唯一拥有理性力量的生物，很明显这种行为的差别不可能逃过他们的注意，他们会留意到发生的事情，当场表明自己的不悦，因为他们将放眼未来，寻思同样的事情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又，如果有人在危险时刻得到别人的救助，却非但不对其救护者感恩戴德，反而想伤害他，很明显，其余的人得知之后，很可能因此而不悦，觉得受到冒犯，他们将对其邻人表示同情，并想象自己正处于他的情形之下。由此每个人的心里便生出一种观念，关于义务的含义和理论的观念，而义务正是正义的开端和终结。与此相似，当某人于危险时刻在众人中显得出类拔萃，在猎杀最强大的野兽时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这个人就很可能备受民众的青睐和推崇，而以相反的方式行事的人则会遭人鄙视和厌恶。由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在群众的心里会产生荣辱的观念，以及这两者的区别的观念，其中一种因其有利而为人们所追求和仿效，另一种则为人所规避。因此，当领头的最为强大的人在民众当中总是鼓励那些遵循流行意见的人，并且在臣民看来他是在根据每个人的功过分配赏罚时，那么臣民将不再出于对暴力的恐惧才服从他并支持他的统治，而是因为他们坚信这样做是有用的，无论他多么老，他们都会一心一意团结在他周围，击退那些图谋推翻他的统治的人。他就这样不知不觉地从专制君主变为王，理性取代匹夫之勇和身体力量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7.这就是人类形成善与正义的观念及其对立观念的自然过程；这也是真正的王制的起源和生成，因为人民不但维持这些人本人的统治，也维持他们好几代子孙的统治，他们坚信由这类人生下并教育的孩子也会拥有与这类人一样的操守。但是如果他们后来对其子孙不满意，他们就不再根据身体力量或匹夫之勇来选定自己的统治者和王，而是根据智识和推理能力的差异，因为他们从实际经验得知这种区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古代，那些被这样推选出来的人，在其王位上一直待到晚年，他们建造宏伟的要塞，用城墙将其团团围起，扩张自己的边境，一方面是为了臣民的安全，另一方面是为了给臣民提供充足的生活必需品；从事这些工作使他们免受谩骂和嫉妒，因为他们并没有使自己在衣着或饮食上特别与众不同，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他人相差无几，也参与人民的日常活动。不过一俟王权成为其家族的世袭权力，他们发现安全所需的一切如今垂手可得，供给自己的食物又超过必需的范围，他们就开始放纵欲望，以为统治者的衣装须有别于臣民，其馔饮须是与众不同的珍馐美味，甚至必须放任自己的情欲，哪怕是非法的情欲，也不怕遭致反对。这种种做法一方面引起嫉妒和犯罪，另一方面引起敌意和强烈的愤概，王制沦为一种暴政；由此迈出了瓦解的第一步，反对政府的各种阴谋于是开始形成，这些阴谋不复出自最坏的人，而是出自最高贵、最崇高和最英勇的人，因为他们是最不肯屈从于统治者的暴行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