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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帝国时期回归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的斗争及原因

http://www.newdu.com 2017-11-09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内容摘要:波斯帝国时期,“巴比伦之囚”的后裔回归故土犹地亚后,他们与占据犹地亚的撒玛利亚人产生了深刻的矛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一矛盾和斗争几乎贯穿整个帝国时期,是这一时期非常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本文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回归犹太人与撒玛利人的渊源关系,他们之间的几次主要斗争以及产生矛盾和斗争的原因。
    关键词:回归犹太人 撒玛利人 土地争夺 政治斗争 争夺宗教领导权
    回归犹地亚的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几乎贯穿整个波斯帝国时期,是这一时期非常引人注目也值得深思的犹太民族内部斗争。[1]事实上,在“巴比伦之囚”回归耶路撒冷后,“在后来的整整一个世纪里,这两种比邻而居的人之间经常性的争执一直是巴勒斯坦政治问题的关键所在。”[2]在波斯帝国统治这一犹太民族的重要转折时期,这些斗争的过程与结果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犹太民族的思想、宗教及民族发展方向。因此,考察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及其原因对于我们理解这一时期犹太民族的历史乃至波斯帝国的历史都不无裨益。
               一、撒玛利亚人的由来及与回归犹太人的关系
    撒玛利亚人的来历要追溯到很早的时候。公元前10世纪,希伯来民族的统一王国大卫王朝建立,定都耶路撒冷。在所罗门统治时期,犹太教的圣物上帝的约柜又于公元前953年的结茅节这一天在耶路撒冷附近的锡安山上恢弘壮丽的圣殿中举行了盛大的落成仪式。这样,耶路撒冷不仅成了国家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国家的宗教中心,而且还是“犹太民族团结的一个聚焦点”。[3]
    耶路撒冷在政治和宗教上的特殊地位引起了北方支派的不满。他们不断地谴责南方对他们的不公、歧视和压迫,从而造成北方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统一王朝很快走向分裂,公元前933年,统一王朝分裂为以耶罗波安为王的北国以色列和以罗波安为王的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定都撒玛利亚,因此,北国又称为撒玛利亚王国。耶罗波安统治时期,他进行了一些改革以加强统治,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要削弱南国犹大在宗教中的地位。他在北国以色列的南北两端——伯特利和但建立新的崇拜中心,并铸造了两只金牛犊分别安置在伯特利和但,以便用具体的形象来代表以色列的上帝,并向以色列民鼓吹说这就是拯救他们出埃及的上帝。这分明是对犹太教的公然挑战,因为犹太教是严格禁止崇拜外邦神祗和各种偶像的;同时,耶罗波安的这一举措也严重地削弱了一神教概念的严肃性,篡改了希伯来民族的独特性质。
    耶罗波安在宗教上的另一项重大措施是修改宗教日历,从而使得希伯来民族在不同的日子里庆祝各自重要的宗教节日。这一措施明显是对希伯来民族的分裂,这不仅会激起南国犹大的宗教狂热者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而且也不符合北方人民的利益。不仅如此,北国以色列统治者还企图把他们的“宗教改革”措施渗透到南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4]所以,“从公元前10世纪后期到9世纪早期犹大的亚撒王起,便曾做过一连串的努力,把对耶和华之外其它神祗的信仰及始于其崇拜对象的各种仪式,排除出耶路撒冷。”[5]南北双方的矛盾特别是宗教方面的矛盾已经很尖锐了。
    公元前8世纪的西亚地区,北方以色列国虽然比较强大,但它所处的国际环境并不利,在它的北方有强大的亚述帝国。亚述帝国在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Tiglathpileser III 前745—727年)改革后,势力空前强大起来。它不断地向周边扩张领土,掠夺奴隶、财物,而向南首当其冲的就是北国以色列。面对强敌,北国以色列只有通过交纳贡金才取得了暂时的苟安,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特别是在何细亚王(前730—721年)统治时期,他与南部埃及结成同盟,企图摆脱亚述控制,结果反而招来了灭顶之灾。公元前722年,北国以色列首都撒玛利亚被亚述国王萨尔贡一世(Sargon I)攻陷,并于公元前721年整座城池被夷为平地,以色列灭亡。大批以色列居民被逐放到边远地区,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设、哈玛和法西瓦因迁来大批的异族百姓到以色列。那些被掳到亚述各地的以色列各支派,逐渐被当地的异族所同化,从而在历史上宣告消失,不复以单独的种族存在于世,这就是著名的历史之谜“丢失的十支派”。那些没有掳走的以色列居民和迁来的外族人杂居通婚,产生了众多的混血后代,加之异族的宗教、文化、习俗的影响,逐渐融合同化而成为新的民族即撒玛利亚人。从此,北方撒玛利亚人就为南方犹大正统犹太人所鄙视。但是撒玛利亚人还保留着希伯来民族的一些特征,而且他们认为自己是公元前722年失散的10个以色列支派的后裔。
    公元前586年,南国犹大被新巴比伦王国灭亡,大批犹太人被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掳往巴比伦(即著名的“巴比伦之囚”),犹地亚也被纳入新巴比伦王国版图。犹大王国的大批犹太人被掳后,他们的家园被以撒玛利亚人为主的周边其他民族占领。
    公元前539年,居鲁士灭亡新巴比伦王国,建立波斯帝国,并很快征服了整个西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在波斯帝国的行省制度下,犹地亚开始隶属于阿巴拉哈拉行省,巴比伦犹太人回归犹地亚后,犹地亚一度又隶属于撒玛利亚行省。也就是在巴比伦犹太人回归之后,撒玛利亚人与回归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开始激化。
    二、回归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的斗争
    巴比伦犹太人回归犹地亚后,他们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又一次与撒玛利亚人直接接触了。他们在所罗巴伯的领导下举行了庄严的圣殿重建仪式并在两年后举行了圣殿的奠基仪式。这时以北方以色列人自居的撒玛利亚人认为自己也是亚卫的崇拜者,愿意提供财力物力和人力一同参与圣殿重建,但是他们的这一要求遭到了所罗巴伯的断然拒绝,因为在回归犹太人眼里,撒玛利亚人不仅不能代表全体犹太人的信仰,甚至连以色列后裔都算不上。
    撒玛利亚人对回归犹太人的拒绝怒不可遏,因此,他们抓住一切机会破坏圣殿的重建。当所罗巴伯领导犹太人重建圣殿时,撒玛利亚人立即向阿巴拉哈拉总督泰丁奈(Tattenai)报告所罗巴伯的行动。泰丁奈立即着手调查此事,他问所罗巴伯是谁授权他们重建圣殿的,所罗巴伯回答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遵守居鲁士王的命令”,于是泰丁奈又向波斯王宫报告此事,并问是否需要调查此事。居鲁士对泰丁奈的回答是不要阻止回归犹太人重建圣殿,并要求他按自己的命令给予他们全力帮助。[6]这样,回归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的第一次斗争就以居鲁士的庇护而取得胜利。
    撒玛利亚人没能阻止圣殿的重建工作,但是他们并不甘心,他们严密监视着回归犹太人并抓住一切机会干扰他们,只要回归犹太人有违反波斯律法或威胁波斯利益的行为,撒玛利亚人就会马上向波斯王宫告发。在以后的日子里,特别是在大流士一世时代,由于他严格执行居鲁士的宗教宽容政策,因此,撒玛利亚人的企图一直没有得逞。当大流士一世去世后,他们立即向其继承者薛西斯一世(即《圣经》中的亚哈随鲁王,前485—465年)指控回归犹太人。遗憾的是,关于这次指控的详细情况没有被保留下来,但是,从《圣经后典·以斯帖补篇》中可以看出,这些指控很快就被粉碎了。[7]撒玛利亚人对回归犹太人的第二次指控又以失败告终。
    在阿塔薛西斯一世(前465—424年)时,撒玛利亚人终于找到了一个指控回归犹太人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在这时,回归犹太人开始修建耶路撒冷圣墙。这种带有军事和政治防范意义的工程,必须要得到波斯国王的授权,否则就是违法的,撒玛利亚人知道他们并没有取得这种授权,于是便写信告发。在信中,撒玛利亚人大肆渲染以前犹大王国在亚述和新巴伦王国时期的反叛,并向国王忠告说,修建圣墙是回归犹太人通向独立的第一步,如果不阻止其野心,耶路撒冷城将成为波斯帝国叛乱和不忠的中心。[8]不巧的是,正在这时,埃及爆发了大规模的民族起义,阿塔薛西斯一世花了6年时间(前460—454年)才将其镇压下去。鉴于对埃及的心有余悸以及犹地亚的重要战略地位,特别是撒玛利亚人对修建圣墙危险的夸张,阿塔薛西斯一世命令回归犹太人立即停止圣墙的修建。撒玛利亚人的这次指控暂时达到了目的。但是由于尼希米在宫廷里说服了阿塔薛西斯一世,使其收回成命,因此尼希米很快回到耶路撒冷,继续领导圣墙的修建工作,这样,撒玛利亚人与回归犹太人的斗争再次以失败告终。
    尼希米对圣墙的修建面临巨大困难,其主要阻碍还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省的省长是参巴拉(Sanballat),尽管他是一个巴比伦人名字(Sinuballit),但他却信奉上帝亚卫,这从他两个儿子的名字中也能反映出来。[9]他的家族通过与耶路撒冷大祭司联姻而取得了合法地位。与参巴拉一起的还有外约旦的亚扪(Ammon)省省长多比雅(Tobiah),正如他和他儿子的名字耶户哈拿(Jehohanan)所反映的一样,他也是信奉上帝亚卫的。[10]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以色列人,应当成为耶路撒冷的领导家族。”[11]当他们被尼希米拒绝后,他们便开始对重建圣墙工作进行破坏。最初,他们企图通过嬉弄、嘲笑来瓦解回归犹太人的士气,[12]当这一做法并不奏效时,他们就煽动阿拉伯部落、亚扪人(Ammonites)和非利士人(Philistines)进攻犹地亚。这给犹地亚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不仅耶路撒冷有危险,就连边远城镇也受到了严重危害。[13]为对付敌人的进攻,尼希米把居民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手持武器站岗而另一部分工作,有时甚至“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14]同时,他还从周边地区迁入大量犹太人以加强防御力量。参巴拉和多比雅看到攻击并不起作用后,便试图引诱尼希米出城,借口和谈而杀害他,但是尼希米没有上当。于是参巴拉和多比雅又威胁尼希米,说他们要向波斯国王告发他叛乱,但尼希米是取得国王授权而修建圣墙的,因此他并不担心。最后,参巴拉和多比雅雇用一个先知恐吓尼希米,说有一个企图杀害他的阴谋,希望他因躲避这一阴谋而逃离圣殿,从而使他在民众面前信誉扫地。但尼希米临危不惧,敌人的企图最终没有得逞。这样,撒玛利亚人在与回归犹太人的斗争中再一次失败。“事实证明,就道德气魄而言,尼希米要比他的敌人略胜一筹。”[15]也正因为如此,敌人们“所有的阴谋诡计都被尼希米的智慧和勇气一一挫败。”[16]
    在与回归犹太人的斗争中屡屡失败的撒玛利亚人不能在耶路撒冷取得经济、政治、宗教上所希望的结果,因此,他们决心建立自己的圣殿。公元前4世纪后期,他们从波斯国王那里获准,在他们的圣山基利心山(Mount Gerizim)上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圣殿。这样,撒玛利亚人最终走向了与犹太人彻底分裂的道路,虽然这一分裂也许并非他们所愿,但是,由于他们不能在耶路撒冷拥有自己的地位,因此这一分裂也是必然的。尽管如此,颇令人意外的是,他们虽然与犹太教分道扬镳,但他们的信仰和经典与犹地亚犹太人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他们仍信仰上帝亚卫,而且《摩西律法》也与耶路撒冷的完全一样。一方面,在撒玛利亚人看来,以斯拉是“可憎的”,另一方面,他们的律法书又与以斯拉律法完全一样,这看似矛盾的现象只能说明“撒玛利亚人所认同的律法书的权威不是以斯拉律法书外形而是上帝本身。”[17]在这之后,南北双方各自朝着自己的方向发展,到公元前2世纪末,撒玛利亚人的古体撒玛利亚圣经的定型,标志着撒玛利亚人与犹地亚犹太人的关系完全断绝,他们与南方犹太人的斗争也最终宣告结束,[18]而这时的犹太历史也早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三、回归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斗争的原因
    回归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的矛盾和斗争之所以如此积重难返,并不是什么偶然现象或特殊表现,它有着十分深刻的原因。
    首先,这些斗争是他们之间根深蒂固的宿怨在新的条件和环境下的继续。如前所述,这种宿怨最早可以追溯到大卫王朝时期。“巴比伦之囚”后,犹地亚犹太人主体被迁往巴比伦,原犹地亚地区也被撒玛利亚人和其它外族人占据,而且彼此相隔十分遥远,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得到了暂时的缓和。波斯帝国建立后,居鲁士允许“巴比伦之囚”回归犹地亚并重建圣殿,这样,回归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不仅直接接触,而且回归犹太人要重新恢复昔日的地位,他们之间矛盾和斗争随之而来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回归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他们的宿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
    其次,对土地的争夺是回归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矛盾和斗争的又一重要原因。巴比伦犹太人回到犹地亚,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他们的立足之本——土地。“巴比伦之囚”以后,犹地亚的土地已被撒玛利亚人和其它外族人占据,而且已经历了好几代人。回归犹太人要重新夺回上帝的“应许之地”,并且“土地的分配尽可能按照以前的所有状况进行,只有那些没有自己土地的穷人的后代,才重新分给他们土地。”[19]这势必加深回归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及其它民族的矛盾。因为“他们的邻族,尤其是撒玛利亚人的贵族们,早已习惯把犹地亚地区视为自己的领地,不希望自己的特权受到限制,因而与回归者公开作对。”[20]不仅如此,撒玛利亚人还认为自己“人数众多”,[21]因此,犹地亚理所当然地属于自己。同时,由于以东人(Edomites)受到阿拉伯部落的压力,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土地,占领了希布伦(Hebron)北边的南巴勒斯坦大部分地区,回归犹太人要夺回土地,也必然与他们发生冲突,类似的情况还包括亚扪人、非利士人等。[22]因此,与撒玛利亚人争夺土地是他们斗争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谁都很容易明白这两部分人之间所出现的敌对情绪,它与其说是起源于神学,倒不如说是根源于土地。”[23]
    第三,对犹地亚特别是耶路撒冷政治控制权的争夺是回归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斗争的另一重要原因。波斯帝国建立之初,犹地亚在政治上划归阿巴拉哈拉省,犹地亚特别是耶路撒冷只在宗教上享有自治权,政治上一无所有,而这时的撒玛利亚却是波斯帝国一个独立的行省。[24]公元前448年,波斯帝国镇压美加比苏斯(Megabyzus)起义后,犹地亚又划归撒玛利亚行省,这样,撒玛利亚人在政治上取得了对犹地亚的控制,只是其具体地方事务由耶路撒冷大祭司监管。要想巩固这种政治上的控制权,就必须消除回归犹太人的反抗力量,因此,“撒玛利亚贵族的目的就是要永远使犹地亚解除防御。”[25]所以,当尼希米回耶路撒冷修建圣墙时,撒玛利亚贵族极其恐慌,千方百计地要加以破坏——虽然他们最终失败了,而且犹地亚也在尼希米改革后赢得了行省自治地位。但是,从这些破坏和斗争中可以看出回归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的目的都是企图获得对这一地区的政治控制权和行政管辖权。
    第四,回归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斗争的最重要原因还在于他们对宗教领导权的争夺。回归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重新定居的本质所在,与其说是在政治方面,倒不如说是在文学和宗教方面。”[26]在“巴比伦之囚”时期,犹太人对自己的民族灾难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而且产生了一系列对犹太教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和理想。也正因为如此,巴比伦时期在犹太民族史上特别是犹太教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27]居鲁士的宗教宽容政策无疑为犹太民族实现这些理想和民族复兴提供了绝佳时机。一方面,他们要吸取犹大国灭亡的教训,必须净化民族,纯洁宗教,严格上帝律法,恪守亚卫信条,从而真正实现“弥赛亚”理想。但是,另一方面,撒玛利亚人又是亚卫的信奉者——虽然他们的信仰不像犹地亚严格的犹太人要求的那样纯洁,同时,他们一直坚信自己是北方以色列人的后裔,因此,无论从宗教还是从民族角度看,自己都有资格参与圣殿重建,而且他们也愿意为圣殿重建提供帮助。但是,回归犹太人拒绝了他们,因为“回归犹太人如果接受撒玛利亚人的帮助,自身就会变成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团体而处于数目庞大的邻居的淹没之中;而且,如果南北联合,新回归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要保留其宗教的理想就会落空。”[28]在回归犹太人看来,“领导和统治弥赛亚时代的人数不一定十分众多,但它必须是纯洁的和与亚卫之真保持一致的选民中特选的那部分。”[29]正因为如此,回归犹太人才坚决拒绝撒玛利亚人参与他们的工作,甚至在武力威胁之下也毫不妥协。
    然而,撒玛利亚人却一直认为自己是以色列人,应该成为耶路撒冷的领导家族。当他们的“合理”要求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拒绝后,他们就“既不承认古典编年史家所认为的真正的以色列是回归犹地亚的那一部分,也不承认崇拜他们的上帝只能法定地在耶路撒冷进行。”[30]他们之间分歧和矛盾的必然结果是“逐渐地产生了宗教的分裂,这种分裂在使徒时代达到了顶点,甚至还持续到了今天。”[31]事实上,到帝国晚期,撒玛利亚人已经开始在基利心山上建立他们自己的上帝圣殿,并且到公元前2世纪最终定型了古体撒玛利亚圣经(《摩西五经》)。但是,在同周边文化的碰撞与抗争中,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宗教也在以后的日子里受到了冲击,特别是在罗马化过程中,古代犹太教涅槃出两只凤凰——拉比犹太教和基督教。[32]从此可以看出,回归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的实质就是对犹太民族宗教领导权的争夺。
    回归犹太人在与撒玛利人的斗争中的胜利对犹太民族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一方面,回归犹太人不仅保持了他们在犹地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上的自治地位,更重要的是他们保存了犹太民族的存在,保证了犹太民族的纯洁性和发展方向,为其继续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他们的坚韧不屈,才使他们没有像众多的其他西亚民族那样,早早地为自己写下墓志铭。
    


    [1] 撒玛利亚人在古代不被正统犹太人承认为自己的同胞,但在今天,以色列国家已经承认他们是自己的民族成员之一。虽然在本文语境下应当尊重当事人自己的看法,但如果把撒玛利亚人与南方正统犹太人的渊源关系考虑进去,认为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民族内部斗争也并不是没有依据的。
    [2]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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