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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1月16日（按：后来身份证上显示的10月15日系农历生日），我出生于河南省新密市（原密县）曲梁镇五虎庙村。祖上姓王，祖母去世得早，父亲就随了祖母的周姓。老家五虎庙地薄民贫，但名气很大，县志上说这里是蜀汉时期五虎上将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马超大败曹操的古战场。后来读了大学才知道，这只是民间口耳相传的旧说，显然并不能找到历史和考古学证据。庙建得很晚，县志上说是明清时期，我想建庙可能与民间的关羽信仰有关。村子南边有冯京墓，读小学时考古发掘的情形仍记忆犹新。村东头有堆暴露在地面上的高高的封土，后来县里人说是郑昭公墓，因迄今未进行发掘，尚未能得到证实。新密地处黄土高原与华北大平原交接地带，老家则地处新密东部边缘，紧邻新郑，《诗经·郑风》、《郐风》中的诗篇，可能就产生于家乡附近。家乡基本属于大平原，县志所记载的小黄水河从村子东北流过，小时候仍有记忆，后村子人口增加，气候变干，那条记忆中的小河早已干涸。据父辈说，我出生时，是一个极度缺吃的年代，出生时体质极差，连哭都哭不出声来。出生不久，不知得的什么病，据说很快已无生命体征，但最终还是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随着岁月的流逝，儿时的记忆已渐渐模糊。老家是中农，童年记忆中，家庭成员虽然没有受到政治上的冲击，但饥寒交迫的恐慌似乎一直挥之不去。在小学同学中，我属于智商偏低的，好像小学一、二年级，头脑一直不开窍，但到了小学三年级，不知为何，突然成了班上很优秀的学生，还当过班长，一直到小学毕业，这是迄今为止我担任过的唯一“职务”。说是开窍，其实对于颇为抽象的理想、人生观，还是一无所知。记得当年我给自己确定的“崇高目标”就是当一名木匠。由于想当木匠，不知不觉地对算数、几何、三角等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兴趣一直持续到高中毕业。随着年龄的增长，突然觉得木匠的职业对于我并不现实，因为身矮体弱，那时的木工活基本上全靠体力，于是很快改变了想法，想在不久的将来，当一名乡村小学教师。那时的小学教师，基本上都是民办教师，他们没读过多少书，由于生产队是集体劳动，他们可以不从事生产队长监管下的繁重的体力劳动，除了可以拿到农民最高的工分外，每月还有5元的工资。现在想起来，或许是由于农村的极度贫穷，没想到当一名乡村的小学教师，竟然对我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初中三年的学习生活，记忆也越来越淡。王本芝、陈景美两位老师，先后担任我的班主任，想起这两位老师，我头都大了。面对缺吃少穿的险恶环境，我试图保持老师课堂上讲过的长征时期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显然和循规蹈矩的同学相比，我的各种奇想奇动都被两个老师视作“不安分”的表现，整天成为被批评的对象。有时一肚子苦水无人倾诉，例如明明是李伟民将我有意绊倒，双腿摔得一个月还在疼痛；陈建业更由于看不惯我的言行，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将我骗出教室，毫无理由地打了一顿，但陈景美却仍然判我有错，坚持认为陈建业所为合法合理。时间过去了30多年，仍阴霾不散，尽管再没有遇到过这些每每回忆恰起来令我痛苦万分的往事。初中时教几何的牛振乾老师，爱生如子，不但课讲得好，而且人品一流，我对德艺双馨的牛老师崇敬有加，至今未改。 高中的岁月极其平淡。因为读的是一所县重点高中，学习也不算差。高中三年基本不再有初中时的各种恐惧。惟一的一次恐慌，是刚入高中，班主任李延伟老师似乎也看出我是一个有点“与众不同”的学生，本想有一次晚上李老师让我找他，接受批评，没想到李老师让我平静地坐下，看了看入学第一次摸底测试成绩，班上排第四名。接着，李老师拿出几件他儿子的衣服，有几件是李老师新买的，师弟还没穿过。第二天晚上，学校的会计让我到财务室写了一个困难补助申请，随即给了5元钱。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李老师提前安排好的。后来，李老师告诉我，他看到我在宿舍脱鞋时，鞋底断了三截，老师的细心，令我吃惊之余，则是敬佩万分。李老师讲物理，教学严谨，一丝不苟，课下却谈话妙趣横生。一年级期中考试，有道物理题，我明明会做，不知怎么走神了，把题目的最后一问给漏看了，李老师点评期中考试时，对班上同学讲，我知道这个题目有的同学会做，可是他却故意不做，表现出“良好的风格”。李老师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那就是我再次改变了人生的目标，觉得以前所确立的当一名小学民办教师的志向不够高远，于是就开始想象将来能够超过我的高中老师，当一名科学家。以后我有了女儿，当我讲起这些历历在目的往事时，女儿问我怎么没有当上科学家，其中的缘由一时不大容易讲清楚。众所周知，后来我选择的专业是历史学，太太还是很牵强地做了一番“疏通”，太太对女儿说，历史学属于社会科学，你爸爸是“历史学家”，当然也是“科学家”了！ 高中时的教师很多，真正有学问的是郭来运老师。郭老师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和孙作云先生的公子孙心一以及后来任职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老书记张守俊（孙、张两位老师都是好人）同届，郭老师并没讲历史课，讲的是枯燥难懂的哲学。郭老师不仅是教育家，也是著名的书法家。由于郭老师担任学校领导，当时的我，大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感觉。郭老师的长子郭玮曾和我同班，在我生活困难时，不时得到郭玮兄的接济，我知道，这些事情，郭老师和师母魏老师都肯定一清二楚的，因为郭玮兄当时还是学生，属于“无产阶级”。1990年8月，我从河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又回到密县二中任教两年，郭老师早已看出我身在二中心在汴，于是鼓励我考回河南大学，但说只给我一次考试机会，结果当年顺利录取，这是1992年8月的事了。硕士毕业我报考南开大学历史系博士，中间发生了一些小插曲，在我极度危困之际，郭老师和班上同学给了我极大支持，报到那天，郭玮兄还是用了一天时间，帮我运行李，并亲自送我上车。迄今为止，教过我的老师无数，但郭老师对我恩重如山，这是我一辈子都永远无法忘怀的。 大学四年，学习生活也极其平淡。河南的学子对于全国重点大学的向往和渴望，往往是其他地方的学生所永远无法体会的。当年的河南大学虽非全国重点大学，但却是毫无争议的河老大。初入河南大学读书，系统读的第一本书就是《河南大学校史》。当时河南大学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名师大家孙作云先生已去世，中文系和政治系还有任访秋和周守正两位大学者。历史系有点名气的教师还有郭豫才、韩承文、朱绍侯、林加坤、胡思庸等，郑永福、龚留柱、李振宏、马树功等都还是年轻（但不是青年）教师。大学四年，系主任起初是林加坤，以后是朱绍侯，再往后是唐嘉弘先生。1992年9月我考回河南大学，师从唐嘉弘先生读研究生，直到我研究生毕业前夕，唐先生卸任系主任一职，任河南大学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所长由专职行政干部张德宗兼任，张的实职是研究生处处长，系主任由马小泉接任。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的任课教师绝大部分都是教书匠，课堂板书井井有条，课堂讲授滔滔不绝，还有当年读研究生外语考1分，入学后由于年纪大被同门误认为“导师”的郑慧生老师，讲课满堂笑语，课下却基本上感到一无所获。他们处于特殊的年代，读书较晚，起点较低，这是时代的局限，不是他们个人的问题。大学任课教师真正有学问的是杨天宇老师，杨老师讲文献学，尤其是经学，课程很枯燥，但那是真正的学问。杨老师后来调入郑州大学，培养了几届博士，去世得较早。还有吴玉文老师讲共和国史，共和国史很难讲，但吴老师的课讲得很精彩，很受学生欢迎。高海林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问很大，讲课也很好，但长期受到阎照祥的排挤、压制，人走得也很早。以上三位老师都活了60多岁，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好人不长寿的缘故吧。 说实在，大学四年真的没有好好读过什么书，四年的大学成绩，也的确平平，记得只有龚留柱老师的中国古代史给了一个很高的成绩，因为那是开卷考试，可能很多同学的成绩都不低。大学一二年级当过学校通讯员，并没想过当一名记者，但不断写一些新闻稿及杂谈、评论，对以后的写作的确帮助不少。一是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我时刻有一种紧迫感，牢记古人所说今日事今日毕的古训，二是对于以后的写作先期进行了语言训练。记得毕业前夕，年级来了个课业成绩综合排名，全年级140多人，我排在90多位，但我在大学期间陆续发表一些今天看来还不能叫论文的小豆腐块。本科毕业论文我选了古代方国英国，位于今安金寨、湖北英山一带，系里老师不知道有此方国，把我指派给世界史老师来指导了。后来，我加以说明，论文由蔡行发老师指导，给了95分的高分，蔡老师也提出一些今天看来的确是他“信古”产生的疑问，很快文章发表在《六安师专学报》了。尽管那是个内刊，但论文发表很规范，编辑部还曾转来了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龚维英研究员的审稿意见，龚先生对拙作还是总体上予以肯定，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文章发表之初，的确有几分沾沾自喜，记得毕业前夕，有几个同学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留言，不是称同学，而是径呼“周教授”，当然这时我还是个本科生，没想到2004年9月，我真的成了货真价实的历史学教授。 回想大学四年，本来天资就愚钝，再加上的确没有很好听课，可以实事求是地说，那时我的确不是什么高材生。我经常引用当时诗人时髦的诗句，“茫茫人海中，我是那颗毫不起眼，毫无光泽的石子。”然忽然又觉得，大学四年的光阴，并没虚度。那时似乎尚没有固定的兴趣点，什么书都看，林耀华、杨堃、费孝通、周谷城、谭其骧、翁独健、宋兆麟、日知、朱寰、杨宽、金景芳、邓广铭、唐长孺、李泽厚、程德褀、刘泽华、朱雷、胡如雷等的著作，尤其是唐嘉弘先生的两本论文集，尽管很多看不懂，或一知半解，但读起来还可以叫津津有味，其他还有文学的、哲学的、宗教的、民族的、地理的，也都广泛涉猎，但实事求是说，很多读过就忘记了，名字却记忆犹新。近年来我写一些学术史文章，或许与大学四年漫无目的地读书或多或少有一些关联。 1992年9月再次迈进河南大学，开始了我的三年硕士研究生生涯。研究生处长张德宗是一个副教授，今日虽然是河南大学博士生导师，但实事求是地说，他的学问可能还不如今天的硕士生。报到第一天就和张德宗结下了很深的怨，原因是当年河南大学研究生处要求入学外语成绩在60分以下的一律参加为期半个多月的外语培训，缴费80元，那个80元几乎相当于我工作时一个月的工资。记得当年共录取研究生60人出头，入学考试外语超过60分好像只有2人，张或许看出我的不满，然后声称这是教育厅的“统一”规定，还说我们只培训半个多月，郑州大学培训一个月，学费200元，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培训45天，缴费300元，于是我反驳到，既然如此，那就不是教育厅的“统一规定”，只能是你自己的规定。河南大学的人大都知道，张德宗的发迹得益于申志诚，申的闺女在河南大学研究生处招生办，申的女婿赵国祥先后任河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河南大学常务副校长，现在任河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实际上从读大学的第一天就明白了这个简单易懂的道理，在大学里，你要当官，有学问那是没什么用的，关键是有人，有了人，什么都有了! 当年河南大学招收的硕士研究生，师专、中专乃至高中毕业的，不夸张地说，至少占8成以上，混学历的学生，大有人在，但我的三年的硕士研究生读起来并不轻松。我的导师是著名历史学家唐嘉弘先生，早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并长期在四川大学任教，导师组的陈昌远教授、李玉洁教授在学术上也都和四川大学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唐先生学问很大，讲授先秦经济史和先秦史研究动态两门课，而且是和上一届的师兄郑贞福、同届的陈彩勤一起上课。唐先生没讲几次课，而且讲课跳跃性极强，老师学问太大，学生太笨，跟不上步子。陈昌远老师讲历史地理课，让我和陈彩勤跟着函授生听课。李玉洁老师讲一门先秦史专题，让我和陈彩勤跟着本科生听课，有一门《左传》选读，虽然是面对面授课，基本以学生讲授为主，老师指点。无论如何，三年的研究生学习，还是略有收获，其中最大的欣喜则是当年读书期间先后在《史学月刊》、《中原文物》上各发表了一篇论文。应该说明的，当年在《史学月刊》上发表的那篇7200字的短文，可以算作我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的起点，但后来李振宏主编《史学月刊》，就再也无缘在该刊发表文章了，尽管业内的专家知道，我以后发表的文章多达160余篇，其中的原因还要从河南大学历史学科内部的靳派、朱派之争说起。 长期以来，河南大学历史学科以靳德行为首的靳派和以朱绍侯为首的朱派，各有各个的班底，人数众多，相互较劲，形成了河南大学学术史上蔚为壮观的学派之争。读研究生期间，靳德行是校长，朱绍侯是河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并遥控河南大学历史系，不久靳德行在出国考察期间亡故他乡，朱派人多势众，根深蒂固，形成了坚不可摧、牢不可破的强大阵营。龚留柱、郑慧生、范振国、李振宏、阎照祥等均为朱派中流砥柱，后来居上，发展壮大，牢牢地控制住了河南大学历史系、《史学月刊》编辑部和河南省历史学会，外来势力很难进入，内部“异己”横遭排斥。我当年读的研究生挂靠单位是河南大学先秦文化研究中心，后来大学同学毕业聚会10周年时，阎照祥蛮横地说，周书灿可不是河南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学生。 1995年6月，我读完硕士学业，硕士论文为《周初东国政治地理研究》，主持答辩的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洪家义教授。想留校绝无可能，当时的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马小泉，也算根深蒂固的老河大了。此人和阎照祥皆河南大学工农兵毕业，治院思想如出一辙。无奈，我报考了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研究生，复旦大学外语没过线，吴浩坤教授录取了河南大学同门的陈彩勤，陈博士毕业找工作并不大顺利，好像到了上海市虹桥区地方志办公室。南开大学当年考生众多，朱凤瀚先生则早已看好了他的硕士张二国，总算苍天有眼，任职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的朱先生还是给我争取了一个计划外名额。在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孟繁清先生的牵线下，我被委培到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后与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合并，成立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读博三年，是我生活中最困难的时期。由于关系没有理顺，河北师范学院虽然签订了委培协议，但却不让在职编制，也就是说没有工资，又要求两万一千元的学费，个人垫付，等毕业报到后报销。在当时，刚硕士毕业的我，两万一千元学费犹如天文数字，在郭来运老师和同学友好的帮助下，我缴齐了第一年的学费，直到8月底才盼来了加盖南开大学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9月初，我总算略为松了一口气，一只脚里一只脚外地迈进了南开大学的校门。还要感谢为我积极疏通人事关系的王功老师，杨明光老师，感谢陈志强、张国刚老师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当年我终于争取到在读博士生的生活费每月252元，但这是我一家三口的全部收入。当时女儿小，太太只好下岗照看女儿，当年在开封的房租每月是60元，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 南开大学的三年对我又是一次磨练。初入南开大学，朱老师对我的学业并不看好，因为同门张二国是朱老师一手培养的硕士，优越感自然特别明显。张二国是安徽桐城人，本科毕业于安徽大学历史系，也就在读博士的同一年，张的太太钱律进跟赵伯雄教授读硕士，他们夫妻同聚，有乐有忧。他们两个在我们宿舍买菜做饭，宿舍很快成了厨房，同吃同住，读书打牌，三年南开读书生活，我成了他们目中根本“不存在”的人。朱老师也曾劝我，读书不易，要“照顾”他们一下。张、钱二人也时常因为琐碎小事，屡屡吵闹，甚至还打架，他们都是桐城人，话音我听不明白，只知道他俩相互之间，互称是对方的老子，这样一来，他们的辈分也乱了。 三年下来，朱老师由于对我的专业基础不大放心，没有统一上课，期间有一次朱老师讲青铜器课程，听课的学生是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门史等专业的硕士生，我跟着听了一次，好像也没要什么作业，朱老师给了个学分。博士论文的选题和指导虽略有反复，但最终确定以《西周王朝对四土之经营研究》为题，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张二国的博士论文似乎并不顺利，后来张去了商务印书馆，据说后来又到了中宣部，还当了处长。实事求是说，当年的博士论文实在粗糙，一方面是学识浅薄，另一个就是天有不测，正当读博士第三年，在郑州做生意的姐姐、姐夫双双遇害，留下7岁和6岁两个孩子，父母坚持让两个孩子留在老家，负担却落在了我身上。灾难似乎要将我彻底摧垮，但我还是顽强地挺了过来。读博期间，先后在《人文杂志》、《河南大学学报》、《考古与文物》、《中原文物》等刊发表了几篇略像样的文章，1998年6月，李学勤、吴荣曾教授共同主持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答辩顺利通过，1998年7月我到合并后的河北师范大学工作，我的求学生涯至此方算告一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