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匈人与匈奴人间的关系是数百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匈人的匈奴起源说在国内学术界已几成定论，但目前在国际学术界却少有人认同。本文试图从原始文献入手，通过分析古典史料对匈人的最早记载，揭示匈人与匈奴间的重大差异以及匈奴起源说面临的问题。同时也试图在古典史料中寻找其他可能跟匈奴人有关的线索，勾画出匈奴人西迁后的历史活动。 关键词：匈人 匈奴 马塞里努斯 《历史》 希奥尼泰人 The Persian Army in the 4th century by Marcellinus Abstrac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uns and Xiongnus has long been a disputed issue. The theory of Huns’ Xiongnu origin is almost the final conclusion in 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but gains little agree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rcl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tart from the original document and analyze the earliest text record about the Huns, then show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Huns and the Xiongnus and the problems of the Xiongnu origin theory. This paper also attempts to find clues possibly related to the Xiongnus from classical historical data, which throw a light on the Xiongnus’ historical events after their westward movement from China. Key words: Huns; Hsiung-nu; Marcellinus; Res Gestae; Chionitae 公元四世纪后期，顿河以东草原上出现了一支野蛮凶悍的民族——“匈人”（Huns，拉丁语为Huni，希腊语为Οὕνοι或Οὕννοι）。这之后匈人活跃于欧洲历史舞台约八十年，他们凭借强大武力称雄于南俄草原与多瑙河平原，推动亚欧草原西部与温带欧洲森林地区诸蛮族的民族大迁移（Die Völkerwanderung），间接促成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以及之后欧洲的民族格局。[①] 一、匈人起源问题之由来与现状 匈人属于何种民族？他们来自何方？古代欧洲史料中对此基本没有记载，因此一千多年间匈人的确切来历无人知晓。近代以来，一些欧洲学者接触到中国史料，他们开始把匈人和中国历史上的匈奴（Hsiung-nu或Xiongnu）联系起来，认为前者可能源于后者。第一个系统阐述此观点的人是十八世纪法国东方学家老德奎尼（Joseph de Guignes）。在《匈人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一书中，德奎尼称匈奴人战败后西迁至康居，之后继续西行越过顿河，成为欧洲历史上的匈人。[②]德奎尼之说臆测成分很多，但新颖独到，颇有吸引力，因而产生了广泛影响。吉本的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谈及匈人起源就采用此说。[③]当时正是欧洲民族国家兴起，民族主义思想繁盛时期，这类具有传奇色彩的民族起源理论正逢其时，特别受欢迎。以今天标准看，这些理论并非建立在严谨的史料分析与考证基础之上，多是基于想象。[④] 德奎尼假说出现之后，赞成者与反对者皆有。赞成者意识到德奎尼之说法缺乏证据，于是试图在古代史料中寻找支持。其中最成功者为德国汉学家夏特（Friedrich Hirth），他在发表于1900年的论著《伏尔加河的匈人与匈奴》（Wolga-Hunnen und Hiung-nu）中运用中西史料，补充完善了德奎尼假说，构建了匈奴人西迁的大致路线与过程。[⑤]夏特根据中国史籍中的线索推测：匈奴人于四世纪西行至伏尔加河流域，[⑥]随后于四世纪末向西攻入欧洲。荷兰汉学家德格鲁特（J. J. M. de Groot）在1921年出版的《纪元前的匈人》（Die Hunnen der vorchristlichen Zeit）一书中发掘了更多史料，进一步详细阐述了该理论，使得匈奴起源说更趋完善。[⑦] 二十世纪初是德奎尼假说的最兴盛时期，当时的很多重要学者都接受了匈奴起源说。著名古典学者布瑞（J. B. Bury）开始对匈奴起源说持怀疑态度，后来勉强接受了该说法，在《晚期罗马帝国史》（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中采用此说。但布瑞也强调：目前填补匈奴与匈人间历史空隙的工作是“基于想象的翅膀而非确凿的事实”。[⑧]另一位亚欧游牧民族史学者帕克（E. H. Parker）在其著作《鞑靼千年史》（A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s）中也认可德奎尼假说。[⑨]美国学者麦高文（W. M. McGovern）的《中亚古国史》（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完全把匈奴与匈人当作一个民族来叙述。[⑩] 不过，对于匈人的匈奴起源说，反对声音一直存在。二十世纪开始，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科学方法被逐步引入匈人史研究，反对者的意见开始建立在严谨的科学基础之上。至二十世纪下半叶，反对观点在国际学术界占了上风，欧美几位最重要的匈人史研究者，如英国学者汤普森（E. A. Thompson）、德国学者阿尔泰姆（Franz Altheim）等皆否认匈人与匈奴间存在联系，认为根据已知史料尚无法确定匈人来源。最重要的匈人史学者为美籍奥地利人门琴黑尔芬（Otto J. Maenchen-Helfen）。他融会众多门类学科知识，包括文献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古人类学等等，通过大量分析研究，在1945年发表的论文《匈人与匈奴》（Huns and Hsiung-Nu）中证明匈人与匈奴之间存在众多差异，匈奴起源说缺乏必要依据。[11]门琴黑尔芬有关匈人的研究成果集中于1973年出版的《匈人的世界》（The World of Huns）[12]一书中，该书从经济、社会、宗教、民俗、艺术、军事等诸多方面对匈人进行了全面深入研究，本书的材料详尽完备，分析精确严谨。[13]由于门琴黑尔芬的过早去世，《匈人的世界》实际上并未完成，[14]书中有大量分析研究但无总体结论。[15]大体上门琴黑尔芬认为：匈人为第一支抵达欧洲的突厥族，其文化生活中的诸多因素与东亚相关，但是匈人与匈奴是两个不同民族。[16] 《匈人的世界》在匈人史研究领域有划时代意义，影响非常深远。这之后对于匈人起源，欧美学者基本皆持不确定态度。汤普森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他声称：对于匈人起源，我们现代人的知识“并不比四世纪的罗马人更多”。汤普森还建议：谈及匈人历史，最好不要再涉及匈奴。[17]此观点已被多数现代史学家接受。新版《剑桥古代史》（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讲到匈人起源时只简单称匈人大概属于芬兰-乌戈尔族（Finno-Ugrian）或者突厥族（Turkic），[18]来源无法确知，并未提及匈奴；[19]新版《剑桥早期内陆亚洲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同样认为匈人起源不能确定，并重复汤普森的论断，声称“对匈人起源，现代学者所知并不超过阿米亚努斯”；[20]再比如新版《罗马帝国的衰落》（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也认为匈人的来源“依然是个迷”；[21]等等。 我国学者对于匈人及其与匈奴关系的研究始于十九世纪末。元史学者洪钧在出使俄国阅览西方史籍时，首次接触到匈人历史及其源于匈奴之说，后来他把相关内容写进《元史译文证补》中。[22]此后研究该问题的重要学者有章炳麟、梁启超、丁谦、齐思和等等[23]。由于我国学者在掌握分析中国史料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他们从史料方面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修正补充工作。出于不难理解的原因，我国学者对匈奴起源说持一边倒的支持态度。至二十世纪后期匈奴起源说在国际史学界已少有人认同时，我国学者依然坚持此说，对欧美学者的反对观点持严厉批评态度，斥之为“种族偏见”。[24]同时在我国史学界，匈奴起源说大体已成定论。几乎所有媒体与出版物，包括绝大多数正规史学著作、史学论文、历史教材、以及各类词典等等，谈到匈人时都直接称之为“匈奴”。[25]另外在翻译国外史著与国外史料时，一般都将“匈人”直接译为“匈奴”。[26] 笔者认为：在匈人起源问题上，把欧美学者的反对意见简单归结为“种族偏见”有失公允。在整个古典史学界未有一致意见时就混淆匈人与匈奴两者概念，这样做会引起概念上的混乱，也曲解了众多外国著者的原意。如果说早期反对意见可能带有种族主义因素的话，二十世纪以来的欧美主要反对派学者皆为严谨认真的史学家。比如门琴黑尔芬精通古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俄语和汉语，能够有效利用中国、欧洲以及中亚波斯的史料与考古成果。[27]为全方位体验游牧民族生活，门琴黑尔芬曾专门去蒙古与当地牧民一同生活。[28]匈奴起源说之难以成立，主要是因为缺乏确凿的考古证据；而且匈人与匈奴人的活动在史料层面难以有效衔接；此外在语言学、民族学等方面存在众多相反证据。 在匈人研究领域，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二十世纪初期，我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各有千秋。前者在利用中国史料方面有优势；后者在研究古典史料与考古等方面有优势。到二十世纪中期，我国学者在匈奴史方面的优势已不复存在，而在匈人史等方面的劣势依然如故，甚至有所扩大。该趋势一直持续至今。匈人史既为古典史分支，适合研究匈人史的无疑是古典专业学者。但目前涉猎匈人史的国内学者中基本没有古典专业者，这不能不说是反常现象。由于我国研究匈人史的学者大多不懂古典语言，古典历史知识相对欠缺，因环境所限在接触史料方面也有困难，这些因素极大影响了他们的研究质量，使得他们在论述中经常出现问题和错误。比如在匈人历史方面，国内所有专著中的叙述都是以国外史著中相关内容摘抄整理而成。这些史著本身已非一手史料，部分内容有所变形；加之很多学者由于种种局限，对外文著作的理解也有误差，因而即便是转述内容也难以融会贯通。在此基础上进行论述和分析，问题和错误在所难免。下面对这类问题和错误做简要分类说明： 其一，有的学者缺乏必要的古典史知识，难以有效驾驭手中的外国史著。比如陈序经在《匈奴史稿》中述及匈人史时“黑海”与“修克星”（Euxine）并用而未加任何说明，[29]显然这部分内容来自不同外文史著，但作者不知道这两词实为同一概念；再比如林幹的《匈奴通史》中叙述匈人史时“巴诺尼亚”（Pannonia）与“盘耨年”（Pannonien）并用，[30]大概也是出于同样原因。 其二，有的学者对古典史著与古典史料了解不多，在引用时出现失误。比如齐思和先生描述卡塔隆尼亚平原战役[31]时称：战斗始于“晚九时”，终于“翌日早晨”。[32]实际上古典文献中记载得很清楚：是役始于早九时，晚上结束。[33] 另一些引用错误的形成更复杂一些。这里试举一例：陈序经在《匈奴史稿》中提到“阿提拉进攻波斯”之役，原文如下： 传说阿提拉曾征伐波斯。经过沙漠与沼泽即密俄提斯湖，继又深入山地，经十五天而到米太。他们与波斯人剧战，据说飞箭往来遮住了阳光。最后匈奴人撤退，损失很大。此后阿提拉遂将注意力放在西方。[34] 陈这段叙述的主要内容来自某西方史著，最可能为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35]但陈对吉本叙述的理解是错误的。为便于说明古典史料变形过程，这里试列举吉本这段叙述的史料来源： 据普利斯库斯记载：匈人约在415至420年之间进攻过波斯，但遭波斯军重创，损失惨重，只得退回。[36]战斗中波斯人射出的箭布满天空。[37]这显然是吉本记述的主要来源，匈人的进军路线以及“像云一样的箭”等皆来自这段记载。这时阿提拉的父辈[38]尚未登上历史舞台，阿提拉自不可能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此次进攻的匈人统帅为巴西克（Basich）和库尔西克（Kursich），跟阿提拉无任何关系。[39] 另有其他三条可能跟四世纪匈人进攻波斯有关的史料： 1. 据普利斯库斯记载：阿提拉在统治的最后几年曾有意向波斯复仇。[40] 2. 同样据普利斯库斯记载：阿提拉死后约十年，一支游牧部落萨拉古里人（Saraguri）[41]征服了黑海以北匈人诸部落，之后于466年左右越过高加索和亚美尼亚洗劫了波斯境内一些地区。[42] 3. 据拜占庭教会史家扎卡里亚（Zachariah of Mitylene）记载：大约484年，有一批来自里海地区的“匈人”进攻波斯，被波斯王卡瓦德（Kavadh）击退。[43]本年为阿提拉死后第31年，此时匈人势力已微不足道。一般认为这些“匈人”并非真正的匈人，而是哈扎尔（Khazar）人。[44] 相信看过上述史料，就不难明白陈序经此类叙述的由来。吉本在叙述阿提拉时代匈人历史时插入这段回顾，但未写明时间，实际上他也不可能知道确切时间。但从上下文看，吉本知道此事发生在阿提拉之前。因此，吉本的叙述没有问题，但陈未能明白吉本原意，把此事归到阿提拉身上。陈序经这一错误非常典型，它表明我国一些学者在掌握与理解古典史著与古典史料方面有很多不足，结果不免犯张冠李戴的错误。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因为对古典史料与古典文献学缺乏必要了解。 其三，有的学者对古典文献与古典历史缺乏深入理解和把握，在分析和发挥中出现错误。比如齐思和先生的论文《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讲述匈人进入欧洲时有如下叙述： 当时著名的罗马历史家阿密阿那斯[45]的《历史》中记载着匈人进攻阿兰人的过程。他说：匈人从顿河以东向阿兰人展开进攻，阿兰人对匈人予以坚强的抵抗，两军大战于顿河上。阿兰人以战车为主力，敌不过勇猛突驰的匈人骑兵，结果大败。[46] 此叙述主要内容是基于想象，并无根据，因为阿米亚努斯的《历史》中并未提到顿河大战。事实上匈人降服阿兰人的过程相当模糊，从匈人击败哥特人的战争模式看，匈人与阿兰人之间不可能有“顿河大战”。[47]本段文字最严重问题在于： “阿兰人以战车为主力”是绝对不可能的。《历史》中没有任何阿兰人使用战车的记载，倒是多次强调阿兰人是优秀骑兵，称阿兰人从孩提时代起就训练骑马。《历史》确实提到阿兰人的马车，但明确称那是生活用车，不能用于作战。[48]其实如果对古代军事史有所了解，这类错误本可以避免。最迟在公元前九至八世纪，亚欧草原西部的游牧民族就以骑兵淘汰了战车，[49]一千多年后称雄草原的阿兰人自然不可能以战车为主力。 其四，有的学者对古典历史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缺乏全面深入的把握，结果在分析中出现误差。仍以《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为例，文中有如下叙述： 匈王阿提拉在述说他的先世时，自豪地说，他可以将他的先世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著名匈奴领袖们。他列举的名字和中国史书中记载大致吻合。这显然是根据他们的部落传说，绝非出于臆造；也进一步证明，匈人是匈奴的后代。[50] 引文中一些不严谨之处不予多论，本段最关键的内容，即“匈奴领袖”的名字“和中国史书中记载大致吻合”之说是不能成立的。齐文这段叙述引自布瑞的《晚期罗马帝国史》，[51]布瑞的记述则来自夏特的论文。[52]夏特之说带有极大的是似是而非成分，故而布瑞也未将其写入正文，只在引文中当作一种观点加以介绍。[53]齐文斩钉截铁地说这些传说“绝非出于臆造”有失客观。如果深入分析，那些所谓的“部落传说”，现在已能确定是“臆造”。 首先需要说明：古典史料中并无关于阿提拉祖先的记载，所谓“阿提拉先世”的内容，最早出现于十五世纪末匈牙利史著——图罗兹的约翰（Johannes de Thurocz）所著《匈牙利编年史》（Chronica Hungarorum）。当时匈牙利人以匈人后裔自居，因而书中也有少量篇幅谈到匈人。书中涉及匈人的内容采集自民间传说，内容非常含混。由于约翰的时代距离匈人时代已逾千年，匈牙利人与匈人间的传承关系也早已被现代人否定，因此现在看来这部分记载并无历史价值。书中提到阿提拉称自己父亲名叫本德古斯（Bendegus）或本德古克（Bendeguck），[54]夏特认为该名称可能就是中国史籍中的匈奴单于冒顿。如果说此读音尚可勉强对应的话，其他读音对应则是牵强附会，近乎荒唐。比如“米克”（Mike）这一明显带有基督教色彩的名字按照读音被对应为老上（Lau-schang）单于。[55]事实上，中国史籍中的“老上单于”是意译而非音译，这位单于的真正名称为稽粥（Ki-jok），[56]因为即位时年事已高而号“老上”。由上述分析可知，如此读音对比臆想成分居多，并无实际意义。现代学者经过深入研究《匈牙利编年史》已得出结论：这些所谓“阿提拉祖先”的原型实为十至十三世纪的匈牙利领袖，他们的名字在数百年间经改头换面融入民间传说，成为匈牙利人心目中英雄国王的祖先。[57]自然，这些领袖不可能跟千年之前的匈奴领袖有任何关系。实际上夏特此说在欧美学术界早已无人支持。 以上列举的问题和错误都属于影响很大的重要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某些错误内容还反复被其他著作与论文甚至历史教材引用，[58]这不免给国内外匈奴史与匈人史研究带来负面影响。类似的错误还不少，本文不再一一列举。笔者以为：这类错误的出现，根本的原因在于研究匈人史的我国学者对欧洲古典历史缺乏全面的学习和了解，而且由于语言与环境等方面局限，不能有效研究国外相关论著与史料。这方面我国学者想要在国际学术界占一席之地，就必须加强古典历史与古典文献学习，或者需要中国史学者与古典史学者通力合作。 二、匈人的最早文献记载考析 下面将翻译和分析古典史家马塞里努斯著作中有关匈人的记载，藉此说明早期匈人的特性及其与匈奴的差异。马塞里努斯之名前面已多次提到（即“阿米亚努斯”），之所以选择他的著作，是因为他的记载是有关匈人起源的最早、最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记载。还有其他很多有关匈人的历史记载，比如普里斯库斯（Priscus）史著残篇中有作者出使阿提拉宫廷的亲身经历，内容更真实生动。但阿提拉时代的匈人已经跟八十年前的匈人有天壤之别。由于匈人刚进入欧洲时极端落后，不可避免在扩张过程中大量吸收异族文化习俗与社会组织方式。普里斯库斯笔下的匈人服饰、娱乐、组织、建筑等等虽翔实丰富，但较之早期匈人的生活已面目全非。另一方面，在所有记载匈人活动的古典史家中，马塞里努斯的历史见识与求真精神皆首屈一指，远胜他人。[59]因此，要了解匈人起源，马塞里努斯史著的价值无疑是最大的。 马塞里努斯全名为阿米亚努斯‧马塞里努斯（Ammianus Macellinus），生卒年份约为公元330年至393年。他生于叙利亚安提奥克（Antioch）[60]富裕的希腊（或叙利亚）贵族家庭，母语为希腊语。大约在350年前后，马塞里努斯加入禁卫军开始军旅生涯，在军中任职长达三十年，经历无数重要战役与政治事件。大约在军队服役期间，马塞里努斯学会了拉丁语（当时军队与宫廷用语）。他于383左右年定居罗马，潜心以拉丁语写作《历史》（Res Gestae），他可能死于著作完成后两年。[61]马塞里努斯的记录其独到的优点：准确翔实，态度真诚。而且马塞里努斯非常注重实际考察。[62]《历史》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其他民族文化习俗等方面特别关注。这使得马塞里努斯与希罗多德并列为现代民族学引用最多的两位古典史家。由于上述优点，马塞里努斯被公认为最后一位杰出古典史家，所有关于晚期帝国的史著都把他的《历史》列为首选史料。 马塞里努斯对匈人的记载主要集中于第31卷第2章。这部分内容国内已有翻译。其中最重要的为齐思和先生的译文，[63]这部分译文译自英文或法文，内容不完整，部分内容跟原意有偏差。另有一些译文跟原文含义差别很大。[64]因此笔者将其由拉丁文全文译出。为保持内容连贯，同时也便于比较分析，跟匈人关系密切的阿兰人部分也一并译出。[65] 在马塞里努斯对各民族的记录分析中，匈人部分最为独特。因为这部分内容皆来自当代人叙述与作者亲身观察，未借鉴前人记载。[66]有关这些记载的真实性，至今仍存争议，[67]主要是因为对当时史家来说，匈人是全新民族。马塞里努斯记载匈人时，罗马人知道该民族存在不过十五年。另一个原因在于马塞里努斯与匈人接触不多，所获得的资料多为二手，更有学者认为马塞里努斯从未见过匈人。[68]不过，对于这些记载的可靠性我们也不应低估。马塞里努斯治史态度非常真诚，在记述匈人时坦承资料有限，“我们的古代历史记载中很少提到这个民族”，[69]因而所言可信度相对较低；而对于其他某些民族，比如后面要谈到的阿兰人，“经历长时间的各种探寻和了解，最终我们已经对这个民族的内部实情有所了解”，[70]因此相关记载自然更可靠。另一方面，罗马人对匈人也并非完全陌生。在晚期罗马帝国，任何人都能轻易雇佣到匈人战士。阿德里安堡会战中就有匈人参战；[71]马塞里努斯也提到战后劫掠色雷斯和围攻君士坦丁堡的蛮族队伍中有不少匈人；[72]此后罗马军队中也一直不乏匈人雇佣兵。[73]因此马塞里努斯还是极有可能跟匈人有过直接交流。[74]马塞里努斯关于匈人的记载被罗斯托夫采夫赞誉为“现实主义杰作”，[75]其基本内容的真实性已获得现代学者充分肯定。[76] 近代以来，史学家曾试图在马塞里努斯之前的古典记载中寻找匈人活动的线索，他们也确实在早期史料中发现某些可能是匈人的民族。[77]但现代史学家经过审慎分析，认为这些所谓的匈人记载皆不可取。[78]因而他们再三强调：“对匈人起源，现代学者所知并不超过阿米亚努斯”。换言之，对于匈人起源，学者们探索了一千六百年又回到原点，至今尚无法超越其第一位著者。马塞里努斯作为匈人起源最权威记录者的地位至今依然不可动摇。 马塞里努斯记载的第1段讲述匈人来源： 我们要追溯悲剧的源头，也就是彻底的毁灭以及众多失败的起因，是马尔斯的雷霆之怒以吞噬一切的永恒烈焰将其唤醒。这就是匈族，这个居住在麦奥提克（Maeotic）沼泽地以外冰冻海洋之滨的民族，其野蛮超乎想像。[79] 关于匈人进入欧洲前究竟居于何地，古典史料中记载颇多，也存在不少争议。最终的结论是：马塞里努斯的记载依然是最准确的，现代人对此的认知并未超过这位古典学者。[80]这里的“麦奥提克沼泽”即亚速海，已知匈人最早的栖息地位于高加索山脉以北，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地区。照普里斯库斯的说法，具体地点为今库班（Kuban）河流域。[81]该地区虽然适于放牧，但地形起伏较大，南部山地众多，这使得匈人具有某些跟大草原游牧民族不同的特征。本段“冰冻海洋”所指为何无法确定，可能暗示匈人之前居于更北方。后面会说明：匈人在某些方面确实带有极北民族特征，跟典型草原游牧民族有所不同。[82] 第2至第3段描述匈人外貌： 匈人孩子刚一出生，他们的面颊就被刀深深刻划，这样当他们长大时，脸上的刀疤纹路会阻止胡须生长。因此成年后的匈人相貌丑陋，没有胡须，形同阉人。所有匈人都有着紧凑强壮的四肢，肥短的脖子，而且身材畸形，样子可怕。如果见到他们，你会觉得他们像双腿野兽，或者是排列于桥梁上那些粗制滥造的雕像。 匈人相貌凶残，外形粗陋可怕。[83] 关于这两段记载争议颇多，较一致的看法是：抛开种族偏见不谈，马塞里努斯笔下的匈人主体应为蒙古利亚种族。自然，这些描述中不免有作者的误解。比如关于匈人自幼割面以阻止胡须生长的记载，一般认为这是亚欧游牧民族中很普遍的剺面习俗，[84]其他古典记载中有阿提拉葬礼上匈人剺面的内容。[85]马塞里努斯可能对匈人毛发稀少感到惊奇，想借此加以解释。这些记载跟其他古典学者，如普里斯库斯，杰罗姆（St. Jerome），约丹尼斯（Jordanes）等人说法基本一致。[86]其他古典记载，如佐西穆斯（Zosimus）认为匈人即早期古典史著中提到的“扁鼻人”，[87]普里斯库斯称阿提拉鼻子扁平，[88]等等，也有助于说明匈人的种族特征。这些记载与现代考古发现基本吻合。匈人墓葬的考古分析也证明：匈人为混种，特别是进入欧洲后与欧洲人大量混血。但在抵达欧洲之前，匈人应该为相对纯粹的蒙古利亚种。[89] 此外，某些对匈人奇异外貌和自残习俗的记载可能是事实，并非出于种族偏见。例如约丹尼斯称匈人的头颅圆而变形，[90]高卢诗人西多尼（Sidonius Apollinaris）称匈人在儿童时期以布缠头，使头颅变形，[91]等等。目前这些说法已获考古证明，一些匈人贵族妇女的颅骨确实因幼时刻意缠裹而严重变形。[92]这种奇特风俗（cranial deformation）主要存在于一些原始亚洲居民和古代美洲民族中，[93]在亚欧大陆进入文明时代之后，保存此类自残习俗的民族较少见。该原始习俗如果能在亚洲保存下来，最有可能存在于极北与山地等相对隔绝地区。 这里简要说明一下中国历史上匈奴人的民族属性。尽管尚存争议，目前史学界支持者最多的观点是：匈奴人属突厥族。该说法跟中国史籍的记载最为吻合。[94]另外关于匈奴的种族同样争议颇大，支持者最多之说为：匈奴为种族混杂的民族，其主体为高加索种。此说法跟史书记载以及目前为止的考古发现最为吻合。[95] 第3段主要关于匈人的饮食： 匈人生活需求极低：他们不需要火，也无需可口食物，他们食用野草根和半生不熟的肉类。至于肉类来自何种牲畜，他们概不计较。为了加热，他们会把肉放在自己大腿与马背之间捂一小段时间。[96] 这段记载表明，匈人的饮食习俗即便在游牧民族中也非常原始落后。其中争议最大的是匈人不知用火，食用生肉的说法，一般认为这不是事实。[97]对此，门琴黑尔芬已做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很多游牧民族到近代还有将生肉置于马鞍内侧的习俗，为的是防止马匹被马鞍刮伤，同时也便于取食。[98]其实马塞里努斯原文并未说匈人不知用火，而是说他们“不需要火”，用火的技巧匈人应该是掌握的。关于匈人“吃生肉”习俗，与马塞里努斯同时代的杰罗姆亦有类似记述，[99]应该不是空穴来风。这之后有关匈人的史料中就不再有这类记载，因此这里所说的可能是一种被迅速遗弃的原始饮食习俗。笔者认为：如果考虑到匈人可能来自极北区域，这段记载就不难理解了，匈人以生肉为食之说可能是对某种食用生肉习俗的夸大记载。直到近代，极北地区居民都有食用生肉习俗。他们并非不知举火，只是以此方式为身体补充维生素C。因环境所限，这些居民无法获取新鲜蔬菜水果，肉类成为维C的主要来源。[100]但维C在高温下会分解，因此只能以食用生肉方式加以补充。[101]本段马塞里努斯称匈人还食用“野草根”，此习俗也存在于一些北方民族中，[102]同样跟补充维C有关。自然对任何民族来说，食用生肉都不是愉快体验，因为这会给消化系统和免疫系统带来很大负担。因此在获得其他维C补充方法后，他们皆会放弃该习俗。[103]因此，很可能匈人在跟其他文明民族接触后就不再食用生肉，其他的古典史料中也就不再有这类记载。 第4至第7段以及第10段主要涉及匈人的生活习俗，包括住房、衣着、对马匹的依赖等等： 他们从不盖房子，而且避之如同我们躲避坟墓。在匈人之中，你甚至找不到一间哪怕是芦苇编成的陋室。他们漫游于森林和群山，从出生之日起他们就惯于忍受饥渴与严寒。即便身在其他民族之中，他们也不会呆在房屋里，除非是迫不得已。因为他们认为身处别人屋顶之下很不安全。 匈人以亚麻衣服或缝在一起的森林鼠皮蔽体，无论在私人场合还是在公开场合，他们都只穿一种衣服。他们偶尔也会穿上我们的束腰外衣，不过这些衣物都很破旧，而且他们不懂得换洗。直到衣服被磨损撕扯成布条，他们才会把它们脱下。 他们戴着弯型皮帽，以羊皮遮盖他们多毛的双腿。他们穿的鞋子没有硬底，这使得他们在地面上行走不便。因此之故，匈人完全不适于徒步作战，但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几乎完全生活在马背上。他们骑乘的马匹非常丑陋，但不可否认其忍耐力超群。匈人骑马姿势奇特，有如女人，[104]他们就骑在在这些马匹上从事日常活动。这个民族的人能够整日整夜呆在马背上，他们在马背上做买卖，在马背上吃喝，还会弯下身子伏在他们矮马的脖颈上沉沉入睡，进入梦乡。 即便是遇到重大事情需要认真商议时，他们也呆在马背上保持这种姿势。 匈人从不耕作，他们甚至不愿触碰犁把。实际上所有匈人皆居无定所，四处漫游。他们没有固定村落，不举炉火，不识法度，其生活方式如同流放犯人，跟定居民族迥异。匈人主要安身之处是他们的马车，他们在马车里出生，在马车里把孩子养大。如果你问一个匈人他是哪里人，他肯定无法回答。可能的情形是：他的母亲在某地受孕，而在另一处很远的地方生下他，然后又在其他更遥远的地方将他抚养成人。[105] 这些段落的奇特之处在于无一字提到匈人如何放牧。从这些记载看，匈人为相对较原始的草原游牧民族，他们接受游牧文化的时间可能并不长。至少在匈人刚进入古典历史舞台时尚远比其他游牧民族落后。依照当时古典作家说法，“即便在野蛮人眼里，他们也是野蛮人”。[106]据这些记载推测：此前匈人跟定居民族不会有多少接触。最明显证据就是他们对房屋的恐惧，跟定居民族有过交往的原始民族不可能对房屋有这种畏惧心理。第5段提到的匈人穿戴，部分为匈人自制（如“缝在一起的森林鼠皮”），其他可能来自南方定居民族（如“亚麻衣服”和“束腰外衣”）。但这些推测也存在争议，比如门琴黑尔芬认为羊毛和亚麻织物可能为匈人自制。[107]第6段称匈人“在马背上做买卖”，说明匈人与其他民族间已开始有贸易往来。但这类贸易活动的规模不会很大。 这几段有关匈人的记载跟中国史籍中对匈奴人的记载差别极大。匈奴人在公元前三世纪之前就有一定农业，[108]而匈人“从不耕作，他们甚至不愿触碰犁把”。[109]匈奴与中原文明地区交往频繁[110]，除中原外，匈奴人还跟中亚甚至西亚众多文明地区有密切交往。[111]蒙古诺颜乌拉（Noin Ula）山匈奴古墓群中还出土了多种产于欧洲的织物。[112]因此，匈奴人在离开东亚时已是相当文明的民族，其文明程度在游牧民族中首屈一指。[113]中国史籍对匈奴的最后记载之一是匈奴人在中亚建立的悦般国，[114]特别强调该国居民远比周边民族开化，称他们“清洁于胡。俗剪发齐眉，以醍醐涂之，昱昱然光泽，日三澡漱，然后饮食。”[115]此外中国史籍还提到悦般国与草原霸主柔然间的长期战争，战争起因是匈奴人认为柔然人过于野蛮肮脏。[116]这些记载未必属实，但匈奴人因为跟文明世界长期交流而变得较为文明是无可否认的。 第8与第9段介绍匈人的军备与战术： 匈人有时会主动挑衅发动战争，[117]他们的作战阵型为楔形，作战时发出各种凶猛的吼叫。为了行动便捷，他们轻装上阵，因而总能出敌不意。在战场上他们会故意遽然分散，然后从各个方向列队进击，他们凭借此战术克敌制胜，给敌人造成惨重损失。由于他们移动极为迅速，他们攻入壁垒与洗劫城堡时，敌人往往尚未察觉。 因此可以确定地说：匈人是一切战士中的最凶猛者。与敌人相隔一段距离时，匈人会向敌人放箭。他们用的箭头跟我们的不同，由削尖的骨头制成，他们连接箭头与箭杆的技术非常高超。冲过这段距离之后，匈人会以刀剑与敌人近身肉搏，他们作战勇猛，全然不顾虑自身安危。当敌人全力格挡他们剑刺时，他们会趁机用编结的绳索（或罩网）[118]捆住敌人，使敌人丧失骑马或行走能力，动弹不得。[119] 很多我国学者在提到匈人战术时，除列举其作战方式跟中国历史上匈奴战术的相同点外，还喜欢强调欧洲人对此种战术完全陌生，因而“望风而逃”。[120]这些看法实为误解，前述所谓“阿兰人以战车为主力”大概也是基于此类误解。其实不止匈人与匈奴，所有游牧民族的作战方式均大同小异。相对而言，古代中国人对骑兵机动战术的接触与记载很晚，因为游牧文明传播到东亚地区相对较晚。[121]最早对游牧骑射战术的详细记载，包括套索（lasso）的使用，为希罗多德对斯基泰人以及萨伽提安人（Σαγαρτιοι）[122]等游牧民族战术的描述。[123]古典欧洲人对骑射战术并不陌生，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军队中就有骑射手（ἱπποτοξόται）；[124]在马塞里努斯时代，罗马野战部队中的骑兵比例已达四分之一，[125]其中多数为骑射手（Sagittarii），作战与训练方式皆模仿游牧民族。[126]综合分析古典记载可知：匈人的战术优势主要并不在骑射战术，而在于其战士及马匹的英勇顽强与吃苦耐劳，[127]此外还在于他们的作战技能。[128]从匈人进入欧洲直至匈人灭亡，罗马军队中一直有匈人雇佣兵，欧洲人对匈人的战术不可能陌生。[129] 第9段称匈人的箭头为骨制，这反映出匈人技术非常落后。[130]本段还提到匈人近战中使用铁剑（ferrum），这些武器不大可能为匈人自制。其他古典记载称匈人铁制武器稀少，这已得到考古证实。[131]考古证据还显示早期匈人装备骨制鳞片甲，[132]这也可作为马塞里努斯记载的有力佐证。之后的史料记载与考古发现显示：匈人很快就放弃了自身原始兵器甲胄，大量采用罗马与哥特武备。[133]跟匈人相比，中国历史上的匈奴人铁器文化相当发达，他们对冶铁技术的掌握可能早于中原民族。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匈奴人就具备了批量制造金属武器的能力，能制造大量铁箭头和其他兵器用于战争狩猎，这同样为众多考古发现所证实。[134] 从这马塞里努斯记载看，匈人在战术上跟包括匈奴在内的其他游牧民族有一定区别。多数游牧民族都采用所谓“斯基泰战术”（Scythian Tactics），即跟敌人保持距离，以大量弓箭消耗敌人。匈人的攻击战术较为直接：先射箭，冲过箭程后即短兵相接。因而匈人比其他游牧民族更偏重于骑兵正面冲击。[135]马塞里努斯这些记载跟其他古典记载大体一致。此外，马塞里努斯也未提到游牧民族惯用的“佯退诱敌”战术。[136]匈人战术何以相对简单独特，原因不详。可能是因为早期匈人并非纯粹游牧民族，加之人口稀少物资匮乏，又缺乏有效组织，故而未能发展出大规模骑射战术；也可能因为早期匈人的主要敌手是其他游牧民族，这种直接的近距冲击战术相对更有效。 马塞里努斯对匈人马匹的描述跟后来古典作家的说法基本一致。据其他古典史料所言，匈人的马匹固然如马塞里努斯所言能吃苦耐劳，但并非优秀战马，因此匈人很快就引进罗马战马。[137]另有古典史家称匈人在降服阿兰人之前为纯狩猎民族，[138]物资相当匮乏。这可以解释第4段所言“从出生之日起他们就惯于忍受饥渴与严寒”。匈人的这种“非典型游牧特性”也有助于说明其后匈人战术发展的独特性：跟其他纯粹游牧民族不同，匈人在进入多瑙河平原后就部分放弃了游牧生活。[139]他们不再是纯粹骑兵民族，转而模仿罗马人与周边日耳曼民族，发展出自己的步兵战术。[140]此时，马塞里努斯笔下早期匈人的亚洲游牧民族特征，如软底皮靴与尖皮帽等等，想必早已消失。匈人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快放弃骑射战术的游牧民族。 第7段与第11段简述匈人的社会及民族特性： 匈人们不对任何君主效忠，但接受分散首领的统治。在这些首领的统驭之下。他们摧毁所遇到的一切。 即便是在休战时期，他们也反复无常，毫无信用。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全力以赴投入行动。他们没有是非观念，就像那些用于献祭的无知牲畜。他们的意识晦暗不明，令人难以捉摸。他们行事从不为宗教与迷信所困扰，而是受对黄金的无穷贪欲所支配。他们善变易怒，即便是对于自己盟友，他们也会无缘无故加以背弃，随后又会不假思索与其和好如初，如此情绪反复有时在一天之内会发生数次。[141] 其中对匈人民族性格的描述显然是基于定居文明人的视角。此类记载很大程度是继承了前辈史家对“野蛮”民族特性的贬义描述。[142]从这些记述看，匈人在社会组织和观念意识方面还相当原始，跟定居文明民族以及其他游牧民族差距巨大，在很多方面甚至难于跟这些民族沟通。匈人社会结构松散，大约以部落为单位，一般没有权威超越部落的君长，[143]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落后与匮乏。[144] 第11段着重讲匈人“反复无常，毫无信用”，这可能是因为马塞里努斯等古典作家难以理解匈人那种原始松散的社会结构。匈人无统一领袖，各部落往往自行其是，[145]局外人如果把匈人看做单一整体，就不免认为他们“反复无常，毫无信用”，“受对黄金的无穷贪欲所支配”。匈人这种奇特性格让古典作家惊奇不已：任何人只要有钱，都可以雇佣匈人为自己效力，哪怕是用于对其同胞作战。比如马塞里努斯记载：东哥特王维提米利斯（Vithimiris）曾雇佣一些匈人抵抗匈人主力进犯。[146]在古典史家眼中，匈人这一特性直到匈人灭亡都少有改变，[147]这大概是因为匈人社会从未真正统一。即便在阿提拉统治的短暂鼎盛时期，匈人世界也并未实现统一。据普里斯库斯记载：阿提拉在死前第四年还忙于征服黑海东部的匈人部落阿卡茨里人（Acatziri）。[148]阿卡茨里人也并非唯一独立于阿提拉统治的匈人部落。[149]即便是阿提拉这种不完整的统一，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统治者个人能力来维持，[150]因此阿提拉死后匈人帝国随即土崩瓦解。 由上述分析可知，匈人的社会政治组织从未发展到成熟阶段。这跟中国史籍中匈奴人的社会政治组织可谓有天壤之别。匈奴人很早就从南方农耕文明国家与周边游牧民族中借鉴社会政治制度，加以吸纳改造。到公元前二世纪匈奴全盛时期，匈奴人不仅实现了完全统一，而且其社会政治组织及各类制度已相当完备。单于之下有王、谷蠡王、大将、都尉、当户等官职，形成严密的等级管理体系，[151]而且匈奴人还有了较为完备的制度与法律体系。[152]相比之下，据普里斯库斯描述，匈人即便在其最后阶段，社会组织程度也远远逊色。 马塞里努斯有关匈人社会组织的记载是争议最大部分。汤普森与门琴黑尔芬对此的看法差别很大。汤普森认为这些记载总体准确可信；门琴黑尔芬则认为早期匈人社会组织没有马塞里努斯笔下那么原始分散，匈人很早就有过统一组织，约丹尼斯称早期匈人在君主巴拉米尔（Balamir，或译为巴兰勃）统一率领下西进可能有所根据。[153]目前多数学者更倾向于汤普森，认为巴拉米尔实为虚构人物。[154]据古典民族史学者希瑟（Peter Heather）考证，巴拉米尔的原型其实是摧毁匈人霸权的东哥特王法拉米尔（Valamer）。[155]匈牙利著名学者哈玛塔（Harmatta）曾激烈反对汤普森之说，后来也承认早期匈人非常落后，开化之后唯有全盘模仿其他民族的社会组织方式，以致匈人社会“毫无自身特色”。[156]匈人在同周边日耳曼民族交往后，不只是文化与社会组织，甚至连贵族取名都模仿日耳曼人，[157]可见早期匈人所拥有的文明因素很稀少。匈人组织的原始性和分散性有助于解释匈人向欧洲腹地的扩张何以如此缓慢：匈人主体越过顿河后花了至少四十年时间才进抵多瑙河平原。[158]一个在军事上拥有较大优势的游牧民族，如果有良好统一的内部组织，绝不可能采用这种缓慢渗透扩张模式。尽管存在上述种种争议，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在社会组织方面，欧洲历史上的匈人和中国历史上的匈奴之间差异巨大，两者鲜有共同点。[159] 马塞里努斯将匈人与阿兰人合在一章介绍，显然是考虑到两族间的密切联系，以及两者的共同点和差异。[160]事实上阿兰人是远比匈人重要的民族，这个民族在亚欧草原历史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其影响远达中国。[161]直到今天，阿兰人后裔依然是高加索地区重要民族。[162]因此，对于这个民族的早期记载我们也应当予以重视： 阿兰人居住于靠近亚马逊人领地的另一片地域，其领土向东伸展。他们分布广泛，远至亚洲，形成一些庞大且人口众多的部落。据我所知的信息：阿兰人的势力甚至延伸到恒河流域。这条大河把印度人的土地分开，最后流入南方的大海。 阿兰人的居住地横跨世界两大部分，[163]该民族群所包含的不同民族这里不再赘述。各种阿兰人分散居住于非常广大的地域，他们像游牧民族一样在无边的原野上游荡。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具有很大同一性，他们的各类习俗，野蛮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武器装备等等都是一样的，因而他们共同拥有“阿兰人”这一名号。 阿兰人没有固定居住的房屋，也绝不会去扶犁耕作。他们以肉类为主食，还饮用大量乳汁。他们分散居住于广阔无边荒野，以马车为家，他们的马车式样独特，带有树皮制成的弧形车篷。当阿兰人新到一片牧地时，他们先把马车排列成环形，然后在这马车构成的“城”中间举行狂野庆祝仪式。如果该地区的牧草告罄，他们会把“城”移向其他地方。这些马车实为阿兰人的永久居所：男人们在车中与女人交合；孩子们在车中出生，然后在车中长大。不管阿兰人走到哪里，他们都视马车为自己的天然家园。 阿兰人的放牧方法是：把牲畜分成牧群，他们在牧群后驱赶牲畜。他们对马匹特别重视，花很多精力照料马匹。阿兰人的土地总是牧草丰美，其间还有很多地方生息着众多野兽。因而不管他们走到哪里都不缺食物与饲料，湿润的土地以及土地上众多河流为他们提供了一切。 阿兰人中的不适合战斗者，无论其年龄与性别，都呆在马车附近承担较轻义务。而那些年轻人则接受各种复杂的作战训练，从孩提时代起就练习骑马。所有年轻阿兰人皆为优秀的马上战士，他们看不起步行作战。阿兰人跟波斯人[164]颇为相似，他们有着同样的斯基泰族源，也都非常骁勇善战。 他们使用轻巧的武器装备，因而在战场上行动迅捷。在生活方式与开化程度方面，阿兰人比匈人要略好一些。阿兰人一路劫掠与狩猎，范围遍及麦奥提克湖[165]与西米里安博斯普鲁斯海峡[166]，他们也以同样方式洗劫过亚美尼亚与米底地区。 阿兰人喜爱冒险和战争，一如平和安静的人喜爱安逸舒适。他们以战死沙场为荣，对那些有幸寿终正寝者则大加恶词嘲讽，视之为懦夫和低等人。[167]对阿兰人而言，最值得夸耀的事便是杀人，至于被杀者是谁他们倒不在意。他们还会把被杀者的头颅割下，剥下头皮[168]作为战利品用于装饰战马。 在阿兰人之中看不到神庙或神龛，也没有一间哪怕是最简陋的草顶小屋。但他们还是有类似于其他蛮族的宗教仪式：把一柄无鞘的剑插于地上，把它当作战神加以虔诚膜拜。在阿兰人游牧的一切地域，战神都是最高保护神。 阿兰人的占卜方式非常奇特：他们挑选特定时间收集一些很直的柳枝，然后将它们分散排列，同时口念咒语，[169]如此这般他们就能清楚预知未来。 阿兰人不知奴隶制为何物，他们皆出身贵族，而且他们只选择那些公认久经沙场的战士为首领。[170] 匈人与阿兰人最重要的共同点在于都相对原始。例如他们都以蓬车为居所，[171]不使用帐篷，连最简陋的房屋都不会建造。这些特征跟其他游牧民族差别很大，说明匈人与阿兰人都是相对落后的游牧民族。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的匈奴人对帐篷的使用要早得多，[172]后来匈奴人还建造了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城镇。[173]匈人固然在跟其他民族接触后学会了使用帐篷，[174]后来还懂得建造简单房屋，[175]但直至灭亡，匈人在居住方面的文明程度远未达到匈奴人西迁之前的水平。[176] 马塞里努斯也名言两族间的差异，“在生活方式与开化程度方面，阿兰人比匈人要略好一些。”比如阿兰人已有成型的宗教信仰与崇拜仪式，而匈人“从不为宗教与迷信所困扰”。马塞里努斯详细记载了阿兰人的游牧活动；但对匈人，则两次强调其“游”而无一字说其“牧”，只在第3段涉及匈人饮食时暗示匈人有各种牲畜。这大概不是记载的疏忽，可能是因为匈人最早游牧的地域不如阿兰人地区水草丰美，匈人的牲畜在数量质量上较逊色；也可能是因为跟阿兰人相比，匈人畜牧业很落后，或者匈人生活的游牧色彩相对薄弱。 还有一些与种族特性相关的记载容易被忽略：马塞里努斯称阿兰人主食为肉类和乳汁，而匈人主食只有肉类。这些记载包含的信息想必马塞里努斯也没有意识到。如此饮食习俗差异说明多数阿兰人有乳糖耐受（lactose tolerance）遗传特性，[177]而多数匈人则没有。匈人即便后来懂得制作乳制品，也主要食用乳酪与乳酒之类非乳糖制品。[178]此记载为阿兰人属印欧种族的证据之一，也跟马塞里努斯对阿兰人相貌的描述吻合： 大体上所有阿兰人都身材高大，相貌漂亮。他们的头发为金色，色泽有些偏暗；他们的目光颇为凶蛮，让人害怕。[179] 马塞里努斯对于阿兰人种族特性的记载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180]而匈人的主体显然不是印欧民族。从这角度看，匈人为斯拉夫人一支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匈人最可能归属的两个族群（芬族和突厥族）皆为乳糖不耐受（lactose intolerance）族群，这跟马塞里努斯与其他古典作家之言符合。 三、中西史料衔接问题 中国史籍中有关匈奴的最后记载见《魏书》卷102《西域传》粟特国条，[181]这段记载是中外匈人史学者讨论最多的中文文献。全文并不长，引用如下： 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自后无使朝献。 夏特认为：粟特国即南俄草原上的阿兰人政权，这段匈奴征服粟特国的记载正是马塞里努斯笔下匈人对阿兰人的征服，时间在370年前后。[182]“三世”后约为75年后，跟魏高宗在位时间（AD 452-465）大体符合。这位匈奴统治者忽倪其实就是古典史料中“称霸莱茵，黑海间的匈王”，即阿提拉幼子艾尔纳克（Ernac）。阿提拉死后，艾尔纳克率众回到伏尔加河匈人旧地继续统治。那位跟中国交涉的匈奴君主应该就是艾尔纳克。这样，夏特认为自己将匈人与匈奴的史料成功衔接起来，从而证明匈人其实源于匈奴。[183] 先不论夏特的分析，夏特对匈人历史的叙述现在看来是错误的。有关艾尔纳克的记载散见于古典史料中，将它们拼接起来不难了解其生平。尽管阿提拉对他宠爱有加，匈人也对他寄予厚望，[184]但艾尔纳克本质上是个黯淡无光的人物。阿提拉死后，中欧诸族不再服从匈人统治，相继起来反抗，匈人连遭惨败，霸权彻底瓦解。[185]艾尔纳克遭东哥特人击败后率残部南迁入东罗马帝国境内，接受皇帝马尔西安（Marcian）庇护。此后艾尔纳克及其部众一直是皇帝的忠实臣民。[186]艾尔纳克之兄邓直昔克（Dengizech）曾持续发动战争，力图恢复匈人霸权，期间他数次向艾尔纳克求援全部遭拒。结果469年邓直昔克在东罗马军队打击下败亡。[187] 关于东罗马安置艾尔纳克部众的地点，古典史料记载较为含混，但可以肯定位于多瑙河中下游南岸。较通行观点为：位于多瑙河与特斯（Theiss）河交汇处。[188]门琴黑尔芬认为在更靠东南地区，大约为巴尔干西北部。[189]无论如何，这些地区距伏尔加河都很遥远，从这里到伏尔加河路程超过两千公里，而且从多瑙河中下游至伏尔加河之间居住着众多敌视匈人的好战民族。[190]艾尔纳克及其部众正是为了免于被他们消灭才避入东罗马境内，自不可能再长途跋涉穿越敌境前往伏尔加河，史料中也无任何这类记载。纵观艾尔纳克一生，他从未“称霸”过，也很难被称为“王”，甚至从未涉足伏尔加河。 夏特之说还有很多其他问题。比如《魏书》中关于粟特的信息早在在437年即为中国史家获悉，[191]此时阿提拉的霸权尚未确立。再比如艾尔纳克的前“三世”当为阿提拉之父，其活动时间应该在420年至430年间，[192]不可能在375年前后。后来有学者修正夏特说法，认为忽倪并非艾尔纳克，而是阿提拉之前的著名匈人首领巴拉米尔或乌尔丁（Uldin）。此说法也获得不少赞同，一些国内著作提到巴拉米尔或乌尔丁时直接称之为“忽倪”。[193]但前面已说过：巴拉米尔乃虚构人物，就算真的存在，活动时间也在八十年前；乌尔丁活动于四世纪末三世纪初，408年其部众溃散瓦解，之后不知所终。[194]因此巴拉米尔和乌尔丁在时间上跟“高宗初”皆无法衔接，这类修正同样无法自圆其说。 不过，夏特解读史料的最大问题不在时间方面，而在空间方面，即粟特国不可能位于南俄草原。其实不用参考其他史料，只需简单分析上述粟特国条后半段便可看出该国不可能如此遥远。姑臧至伏尔加河流域直线距离超过七千公里，如果考虑到地形和路线，距离就更遥远。假如再考虑到五世纪时亚欧草原被分割为众多游牧民族势力范围，则中国与伏尔加地区绝无直接通商的可能。关于粟特，史学界传统看法为：此地即古波斯铭文中的苏格达（Sugda），亦即古希腊人所谓的索格狄亚那（Σογδυανή），位于河中地区（Transoxiana）[195]南部。目前对于该说法尚存一些异议，而且粟特的含义在不同时期也有所不同，[196]但总体而言，粟特的位置不可能偏离河中太远。河中地区距离姑臧约两千公里，北魏时两地间直接商贸已存在了数百年。[197]因此《魏书》中的粟特国，只可能位于传统所言粟特地区，或者在该地区附近。 《魏书》这段记载中，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内容可能暗示更远地区，大概首先是那句“去代一万六千里”。[198]但只需看《西域传》上下文就可明白：以现代直线距离观念理解古人记载并无实际意义。古人无现代坐标概念，他们对距离的理解主要是基于路径（itinerary）。[199]因此这类记载中的距离皆远大于实际距离。由于古人基于路径的地图概念，不独《魏书》，所有史籍的《西域传》都是以路径编排国家顺序。《魏书‧西域传》中，粟特国之前为洛那国，洛那国条前两句为： 洛那国，故大宛国[200]也。都贵山城，在疏勒西北，去代万四千四百五十里。 粟特国之后为波斯国，波斯国条前两句为： 波斯国，都宿利城[201]，在忸密西，古条支国也。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 这两条记载的含义非常清楚：在当时中国人地理观念中，粟特位于费尔干纳盆地与伊朗高原路途之间。据记载的路径比例推知：粟特大体位置正是河中一带，即传统所言的粟特地区。 粟特国条中另一处可能跟匈人相关联之处是称此地为“古之奄蔡”。奄蔡有可能就是欧洲历史中的阿兰，因此有人认为这里所说的匈奴人征服粟特可能就是指匈人征服阿兰人。奄蔡与古典记载的对应不予讨论，[202]这里只简要分析中国史料中的奄蔡： 奄蔡最早见于《史记》，[203]大略位置在里海与咸海以北。《魏书》中的粟特，即传统粟特偏西北地区，也曾被该民族控制，因此《魏书》称粟特为“古之奄蔡”并没有错。但《魏书》没有说当代粟特居民还是“古之奄蔡”。实际上奄蔡早就更名为阿兰，[204]此事记载于《后汉书》与《魏略》等史籍中，[205]《魏书》作者不可能不知道，《魏书》也没有说阿兰人居于粟特。实际上阿兰人是一支向西移动的东伊朗游牧民族，沿途吞并了众多民族，奄蔡大约只是被卷入西迁洪流的民族之一。[206]三世纪后阿兰人走出中国人视野，但欧洲古典史料中对阿兰人的记载与中国史籍中的记载可以有效衔接。因此《魏书》所说的粟特地区居民不可能是阿兰人，《魏书》也从未提到阿兰。 由于夏特说法的严重缺陷，后来出现了某些折中说法，即：匈奴人先征服粟特地区，然后又向北，再向西迁徙，最后进入南俄草原成为西方历史上的匈人。[207]该说法同样在时间空间上都跟有关匈人的记载错位。中国史料中匈奴人征服粟特大体上跟西方史料中匈人进入欧洲同时（匈人的活动可能更早），因此匈奴人不可能有时间再度迁徙变成匈人。而且《魏书》说得很清楚：匈奴征服粟特后并未离去，而是留在那里“已三世矣”，直到五世纪中期。此时欧洲匈人的历史已近尾声。 关于匈奴人的去向，通过分析古代民族流动的普遍现象可以有更清晰的思路。一般情况下游牧民族的迁徙方向有二。其一为向水草相对丰美的游牧地区流动，这在亚欧草原上表现为由东向西迁徙；其二为向相对富裕舒适的农耕地区流动，这在亚欧草原上表现为由北向南迁徙。历史上跟上述路线相反的民族迁徙极为少见。只要游牧民的主体迁入富饶农业区并在当地居住一段时间后，此民族就不可能重回草原恢复游牧生活。即便是面临农耕政权的强大压力，这些游牧民族后裔也只会屈服并融和于当地居民，不会离开。纵观古代游牧民族史，该现象尚无重大例外。历史上河中地区曾吸纳了无数游牧民族。作为粟特地区名称由来的古粟特人为伊朗游牧民族，于公元前一千纪初在此定居。此后河中地区不断有游牧民族进入，先是东伊朗与吐火罗诸族，后来是阿尔泰语诸族，十五世纪后突厥语居民已成为当地主体居民。[208]河中地区条件较特殊，这里既是富庶农业地区，也有丰美牧场，[209]因而进入该地区的游牧民族能长时间保持游牧生活。[210]从历史记载上看：进入河中地区的游牧民族遇到压力时一般会向南迁徙，没有向北回到草原的。匈奴人既在该地区统治“已三世矣”，想必已经在此居住很长时间。这之后这些匈奴人突然返回草原，在极短时间内退化为极端原始的匈人，此事发生的可能性基本为零。因此匈奴人在统治粟特之后继续西行的说法既缺乏证据，亦不合常理，违背人性。 四、余论：西迁匈奴人的最后历史 如果说西方有关匈人的史料跟中国有关匈奴的史料无法有效衔接，那么西方古典史料中是否记载了其他可能跟匈奴有关的民族呢？马塞里努斯史著中所记载的众多民族中确实有一个民族可能跟匈奴有关，这就是希奥尼泰人（Chionitae）。对于这个神秘民族的记载仅限于马塞里努斯的《历史》，而且这个民族在欧洲历史中的影响远不及匈人，因而长期以来这个民族一直被众多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忽略。事实上，马塞里努斯对希奥尼泰人的记录远比对匈人的记录翔实生动，因为马塞里努斯本人与这个民族有过众多近距离接触。《历史》对希奥尼泰人的记载有以下几处： 第16卷第9章记载：350年，正在进攻罗马的波斯沙普尔大王（Shapur the Great）[211]突然离开美索不达米亚前线，留下大臣与罗马和谈。他前往远离罗马边境之地作战，因为这里正遭到几支游牧民族进攻，其中最强大者为希奥尼泰人。战争旷日持久，持续了八年。 第17卷第5章记载：357年，沙普尔大王在北方的战争非常成功，他最终跟这些“最凶猛的战士”（omnium acerrimi bellatores）达成和平并结成同盟。希奥尼泰人与其他游牧民族加入波斯军队，前往西部参与对罗马战争。 第18卷第6章记载：359年，马塞里努斯奉乌尔西奇努斯（Ursicinus）[212]之命执行侦察通信任务，最重要的任务是深入波斯科尔杜埃尼省（Corduene或Cordyene）侦察敌军入侵动向。该省总督暗通罗马，安排马塞里努斯潜伏在高处岩石上观察。马塞里努斯目睹了沙普尔大王率波斯与亚洲蛮族大军渡过安扎巴（Anzaba）河[213]的壮观场面。在队伍之首，希奥尼泰国王格伦巴泰斯（Grumbates）身居沙普尔大王之左侧，[214]地位最为显赫。 第19卷的记载是全书最精彩生动的篇章。上述侦查结果使马塞里努斯意识到：此次波斯的战略意图是绕过防守严密的南线战场，通过北线快速迂回穿插，攻击叙利亚等富庶省份。马塞里努斯火速返回底格里斯河上游设防重镇阿米达（Amida）[215]向乌尔西奇努斯报告。乌尔西奇努斯闻讯后赶紧布置应对措施，[216]并率马塞里努斯等人赶往幼发拉底河上游萨摩萨塔（Samosata）或宙格马（Zeugma），打算在波斯军队到达前毁掉那里两座桥梁。[217]但因中途遇袭，队伍被冲散，马塞里努斯几经周折逃回阿米达。之后马塞里努斯亲历了这场战争中最惨烈亦是最决定性的战役——阿米达围攻战。《历史》对希奥尼泰军队参与攻城有详细描述。格伦巴泰斯之子被罗马守军用弩炮射死于城下，《历史》描述了这些强悍亚洲战士为王子举行葬礼和哀悼仪式的全过程。随后波斯军及其蛮族盟军猛烈攻城，阿米达坚守73天终告陷落，城中守军大多战死或被俘，只有少数趁夜逃脱。马塞里努斯有幸在逃脱者之列，他历经艰险逃往亚美尼亚，在那里跟乌尔西奇努斯汇合。 对波斯人来说，攻克阿米达貌似辉煌胜利，实际上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是役皆为重大失败。首先，罗马人通过侦查获悉敌人战略意图，迅速采取应对措施，以焦土战术迟滞波斯人进犯；其次，阿米达城下两个半月的停顿使波斯的北线奇袭计划成为泡影。波斯人在攻城战中蒙受惨重伤亡，[218]无力继续进攻，加之冬季来临，阿米达战役后沙普尔只得退兵。[219] 这里出现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为何沙普尔大王一定要攻克阿米达？据众多古典史料记载：在进攻希奥尼泰人之前，沙普尔曾连续十多年倾举国之力进攻罗马控制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结果劳而无功，原因在于无法突破罗马人完善的纵深堡垒防御体系。此次时隔九年再度发动攻势，沙普尔做了精心准备。他吸取以往失败教训，听从投靠波斯的罗马人安托尼努斯（Antoninus）建议：避免以往逐城消耗模式，依靠部队机动性沿底格里斯河北上迂回，绕过罗马防御系统主体部分，迅速渡过幼发拉底河攻入罗马帝国东方腹地。[220]正是为了实施该战略，沙普尔才大量征召亚洲游牧民族骑兵。[221]为出敌不意，沙普尔一直假意与罗马和谈，最后一批罗马使者刚启程返国他就率大军随后出发。从战役初期乌尔西奇努斯与马塞里努斯等罗马将领的慌乱反应看，波斯人在出敌不意方面非常成功，罗马人从皇帝到士兵皆缺乏准备，[222]沙普尔满心希望再现另一位沙普尔大王的辉煌业绩。[223]为何在阿米达城下，沙普尔这位杰出战略家却突然背离战略初衷，决意要以大量伤亡与宝贵时间为代价攻克此城，结果造成奇袭计划失败呢？另据马塞里努斯记载：在攻城初始阶段，进攻的主力部队全是亚洲游牧骑兵。[224]游牧骑兵擅长的是机动野战，在攻城战方面能力是比较弱的。[225]波斯此举不仅在战略上短视，在战术上也极不明智。沙普尔大王这一连串异常举动该如何解释呢？ 最合理的解释是：为了保持麾下游牧将士的效忠，沙普尔大王不得不这样做。这些亚洲民族对罗马与波斯间的战争方式完全陌生，他们未见识过罗马人的纵深堡垒防御体系及其机械武器的威力，也不明了沙普尔大王的复杂战略。他们对战争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带有古老英雄主义色彩，难怪马塞里努斯将他们比作荷马史诗中痛失帕特洛克罗斯（Patroclus）的希腊英雄。[226]对沙普尔而言，为了安抚希奥尼泰人失去王子的悲痛，维系亚洲游牧骑兵不太可靠的忠诚，[227]阿米达必须不计代价予以摧毁。据马塞里努斯记载：希奥尼泰人经商议决定，为平息被害王子亡灵的愤怒，必须将阿米达夷为平地。格伦巴泰斯誓言绝不允许杀子之仇未报就让麾下将士走远。[228] 如此一来，马塞里努斯笔下波斯人的一系列怪异举动就可以解释了。初到阿米达时，沙普尔大王完全无意攻城，他“只想通过谈判劝降守城官兵”，如果不成功他也不会停留。因为时间乃此次奇袭的关键，“他（沙普尔）遵照安托尼努斯的建议，急着要去别处”，[229]其他波斯将领反对攻城的态度甚至比波斯王还坚决。[230]之后的攻城行动主要是亚洲同盟者的自主决定，沙普尔无力阻拦，只得勉强应允。作战初始阶段波斯人为保存实力，并未积极参战，听任那些渴望复仇的游牧民族充当攻城主力。但后来城中罗马守军发动一次成功夜袭，致使众多波斯显贵丧生，[231]在游牧首领与波斯贵族双重压力之下，沙普尔只得投入波斯大军（包括工兵部队）全力攻城，在战斗最激烈时还亲自参战。[232]无论如何，此时沙普尔大王心中必定充满了失望与挫折感。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阿米达地理位置优越，建筑设施完备，[233]陷落之后沙普尔大概想保留下来由波斯军据守。但迫于亚洲同盟者压力，沙普尔只得将阿米达彻底摧毁，然后于次年攻占了另一座重要性低得多的要塞贝扎布德（Bezabde），留下军队驻守。[234] 因此可以说：那位希奥尼泰王子的意外死亡是这场战争的最重要转折点，也可以说是整个四世纪东方战争的转折点。此事引发的一连串事件使事态发展脱离了沙普尔大王掌控，彻底挫败了他进犯罗马的最后努力。[235]是役还使得东方战局发生逆转：波斯人耗尽了进攻实力，此后由进攻转入防御，丧失了战略主动权。从这些分析我们能推知：希奥尼泰军队一定具有强大实力，在波斯大军中地位举足轻重，否则沙普尔大王不可能牺牲自己苦心经营的战略去迎合他们。据马塞里努斯记载：希奥尼泰人在波斯军队中的地位相当独立，作战时都与波斯军队分开行动。比如在上述阿米达围攻战中，希奥尼泰人负责东面城墙，因为王子殒命于此，他们要从这里攻陷该城作为报复。[236]由此观之，此前沙普尔在北方“成功”战争的实情究竟如何也值得怀疑，[237]他是否真如史籍所言降伏了亚洲游牧民族也很难确知。无论如何，当时希奥尼泰人无疑是非常强大的亚洲游牧民族。 希奥尼泰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民族？对此说法不一，较流行的观点称他们就是后来的嚈哒人（Ephthalites，或称白匈人）。[238]此说法存在很多明显缺陷，主要是嚈哒人兴起时间比希奥尼泰人晚半个世纪，希奥尼泰人强盛时嚈哒尚很弱小，臣属于柔然。[239]而且嚈哒人的文化习俗也跟希奥尼泰人有所不同。马塞里努斯详细记载了阿米达城下希奥尼泰王子的葬礼： 这位王族的死亡使希奥尼泰人沉浸于悲痛之中。所有希奥尼泰贵族，包括格伦巴泰斯在内，都被这一飞来横祸惊呆了。双方宣布休战，以便希奥尼泰人可以按照本族丧葬仪式哀悼这位出身高贵且深受众人爱戴的青年。在葬礼仪式上，王子的尸体被抬出来置于一座巨大高台之上，他的穿戴披挂一如生前。他身旁环绕摆放着十口卧具，每口卧具上都躺着一具死者模型。模型制作得惟妙惟肖，跟真人极为相像。整整七天时间里，所有希奥尼泰贵族以及王子生前的同伴们大肆宴饮，以舞蹈和特有的哀歌来哀悼这位逝去的王族青年。 希奥尼泰妇女们也依照本族传统哀悼习俗大声恸哭，她们满怀悲伤捶打自己胸脯，哀叹本族的希望之星刚步入青春妙龄即不幸陨落。她们的哭泣哀悼方式类似于阿多尼斯（Adonis）奉献典礼上的维纳斯女祭司。[240]阿多尼斯奉献典礼是我们常见的宗教典礼，在典礼上女祭司们还会展示一些跟丰产有关的密仪偶像。 遗体被火化后，骨灰被装入一只银瓮里，格伦巴泰斯计划将骨灰带回故国入土为安。[241] 这种丧葬仪式跟嚈哒人及多数印欧游牧民族有很大差别，[242]跟后来的突厥人很相似。[243]嚈哒人的丧葬习俗为土葬，跟希奥尼泰人的火葬完全不同。[244] 有关希奥尼泰人的记载中，很多内容都可能跟匈人或者匈奴有关，这引起一些西方学者关注。“希奥尼泰”显然来自希腊语民族称谓（Χιονιται）。[245]“伊泰”（ιται）后缀在希腊语中很常见，用于构造部落名称，[246]“希奥尼泰”意即“希奥恩部落”。 [247]因此该民族原本称呼应该是“希奥恩”（Χιον），读音上跟“匈”与“匈奴”都很接近。二十世纪初，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希奥尼泰人可能为匈人一支。[248]其中最著名者为德国学者马夸特（J. Marquart）和英国学者塞科斯（P. M. Sykes），塞科斯在1915年出版的《波斯史》中直接称希奥尼泰人为匈人。[249]《波斯史》出版后本影响广泛，中国学者也注意到其中内容。著名学者岺仲勉先生在《伊兰之胡与匈奴之胡》一文中提及希奥尼泰人，认为塞科斯称这个民族“显是乌孙人”说法有误。[250]事实上，塞科斯的叙述并无问题，是岺仲勉误解了书中叙述。塞科斯的意思是入侵波斯的民族除希奥尼泰人之外，还有乌孙人。这段记述的史料来源即上述马塞里努斯《历史》第16卷第9章，原文称：沙普尔大王与入侵者作战，进入“希奥尼泰人与欧塞尼人（Chionitae et Euseni）之领地”。“欧塞尼”为拉丁语民族称谓，原型为“欧森”（Eusen），基本与“乌孙”同音，故而塞科斯认为这个民族无疑就是中国史籍中的乌孙。不过“欧塞尼”是否真的就是乌孙，还大有商榷必要。因为现存马塞里努斯《历史》来自好几份中世纪手稿，有的手稿中这个民族并非“欧塞尼”，而是“库塞尼”（Cuseni）。如果后一种写法正确，这个民族无疑就是贵霜（Kushan，即月氏）。[251]由于这段话是古典史料中对这个神秘民族的唯一记录，目前无法确定究竟哪一种拼法正确。贵霜说亦获得众多学者支持，他们将马塞里努斯的记载视为这个中亚帝国出现于古典史料的极少数证据之一，[252]并将这段记录与之后寄多罗人的历史联系起来。[253]如果抛开文献勘误不谈，乌孙与贵霜实为非常相近的民族，它们同属印欧游牧民族东方分支[254]，皆为吐火罗族或东伊朗族，而且都跟匈奴有很深历史渊源，一直跟匈奴关系密切。 马塞里努斯笔下还有一个跟希奥尼泰人关系密切的民族格兰尼人（Gelani），他们首次出现于第17卷第5章，与希奥尼泰人一道成为波斯大王盟友。之后第19卷阿米达围攻战中，格兰尼人也作为波斯独立盟军参与攻城，负责南面城墙。因为格兰尼人仅出现于《历史》中，对这个民族我们基本一无所知。他们可能是希罗多德等人所说的格洛尼人（Geloni）。[255]但可能性不大，因为在后来章节中马塞里努斯同样描述了格洛尼人，并未提到他们跟波斯与罗马有何瓜葛。[256]而且后来的古典记载还多次提到格洛尼人，他们伴随匈人与阿兰人迁入欧洲。[257]因此，如果格洛尼这个民族真存在，他们的移动方向也跟格兰尼人不同。据笔者推测，格兰尼人应该跟希奥尼泰人一样来自东方，极有可能就是原居锡尔河东北的康居人，这同样是跟匈奴关系密切的民族。 如果深入分析古典史料，就会发现“希奥尼泰人即匈人或匈人分支”之说站不住脚。从上述马塞里努斯的战争经历看，他对希奥尼泰人无疑相当熟悉。至于匈人，马塞里努斯的熟悉程度稍逊，但他对该民族的总体认知和把握是毫无疑问的。对比《历史》中对这两族的记载，希奥尼泰人与匈人完全是不同民族，两者几乎毫无共同点。马塞里努斯笔下的匈人皆矮小丑陋；对于希奥尼泰人的相貌《历史》没有特意介绍，但他们肯定跟匈人不同，一些希奥尼泰人还高大漂亮。[258]纵观古典史料中所有对匈人外貌的记载，没有哪位匈人“高大”，也没有哪位匈人“漂亮”，对他们外貌的描述用语完全是相反的。因此可以肯定：匈人与希奥尼泰人在种族上有极大差别。而且希奥尼泰人远比匈人开化，显然是与明文世界有过长期交往的民族，这从他们与波斯人之间的外交与军事活动就可以看出。希奥尼泰君主格伦巴泰斯并不孔武有力，实际上非常瘦弱，[259]但他极具智谋，有无数胜绩，[260]这一王者形象跟阿提拉那种粗犷的蛮族统治者截然不同。跟希奥尼泰人相比，同时期的匈人无疑相对野蛮落后。马塞里努斯从未提到，或者暗示过这两族之间存在任何关联。 如果假定匈人与匈奴间没有太大关系的话，就会发现：希奥尼泰人虽然跟匈人毫无关系，却很可能跟匈奴人有关，甚至可能就是匈奴人。这里不妨再分析一下《魏书》中有关匈奴的记载。前面已经讨论过，这里的粟特位置在河中地区，可能稍稍偏北。希奥尼泰人的位置在哪里，《历史》并未明言，只两次提到他们严重威胁波斯帝国“最遥远边境”（extremi limites或者ultimi termini）[261]。而且沙普尔率大军征伐他们时，为保证国土另一端西部边境（occidentale latus）安全，指示当地官员尽力与罗马和谈。[262]以此推知，希奥尼泰人的进攻地点应该是波斯东北边境。波斯东北边疆传统上以阿姆河为国界，那么希奥尼泰人所控制地区正是粟特地区。再看《魏书》之言： 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自后无使朝献。 北魏高宗元年为452年，那么匈奴人征服粟特的时间大体上应该在四世纪中后期。因此对照中西史料，我们会发现：匈奴人对河中地区大征服的时代，大体上也正是希奥尼泰人兴起于河中地区，威胁波斯东北边疆的时代。这不可能是巧合。如果说西方史料中的匈人与中国史料中的匈奴在时间空间上错位，无法有效衔接的话，西方史料中的希奥尼泰人与中国史料中的匈奴在时间空间上则完全吻合，有关这两个民族的记载可以非常好地衔接。因此这些希奥尼泰人很可能就是匈奴人，他们一路西迁来到河中地区，于四世纪中后期摧毁了当地的波斯缓冲藩属国，开始与萨珊帝国直接交往。联系到《历史》中有关希奥尼泰王格伦巴泰斯征战获胜无数的记载，这位强大的游牧王可能正是匈奴粟特政权的开国君主，那位跟中国交涉的匈奴君主可能就是他的后裔。 前面已经说过，关于匈奴人的种族，目前支持者最多的看法是：匈奴为种族混杂的民族，其主体为高加索种。匈奴人一路西迁至河中地区，必然与中亚诸族以及同盟的印欧游牧民族大量混血，因此到四世纪时匈奴人的相貌可能已经跟其他中亚民族无大异。这可以解释马塞里努斯虽然对希奥尼泰人记载很多，包括描述某些个体外貌特征，但并未谈到这个民族的总体相貌。 因此可以说：虽然匈人与匈奴可能并无关系，但匈奴与罗马却可能有过关系，而且两者交往的时间比匈人与罗马交往的时间要早二十年。 关于希奥尼泰人之后的历史，各方史料均无记载。但粟特既位于众多民族与文明交汇之地，这些外来征服居民的历史不可能完全被忽略。四世纪后期粟特地区的统治民族被称为寄多罗人（Kidarites），该名称得自该族杰出君主寄多罗（Kidara）。[263]寄多罗人对波斯边境造成的冲击连遥远的拜占庭都能感受到，普里斯库斯在其史著中称这个民族为“寄多罗匈人”（Κιδάριτες Οὕννοι），[264]但他们显然并非真正的匈人。[265]由于受嚈哒威胁，寄多罗人统治重心逐渐南移，[266]先后征服了北印度部分地区，在旁遮普一带建立新王朝。[267]关于寄多罗人的民族属性，中国史籍称其为月氏人，此说法获得相当的考古支持，比如寄多罗钱币上的君主称号为“贵霜王”（Kushanshah）；[268]但印度人称其为匈奴人（Hunas），而且目前多数学者认同此说。现存印度比泰里石柱铭文记载了笈多王塞健陀笈多（Skandagupta）击败这些“匈奴人”的事迹，时间约为457年。[269]基本能肯定这些寄多罗人就是希奥尼泰人。[270]前面已说过：据马塞里努斯记载，四世纪中后期入侵河中地区的游牧民族可能是匈奴与其他印欧民族的同盟集团（贵霜或乌孙可能是重要盟友）；加之匈奴人相对落后，可能采纳贵霜等先进民族的文字宗教以及统治模式，因此这个民族在文化外貌上具有贵霜特征毫不奇怪。考虑到距离和交往等因素，印度人之说相对更可靠。由于地处嚈哒与印度笈多（Gupta）王朝两大强权之间，寄多罗人的新王朝无法长久维持，只存在了约半个世纪就被嚈哒消灭。此后还有一些寄多罗小国存在了更长时间，但在六世纪初也全部亡于嚈哒人。[271] 寄多罗人的历史可视为最后一批匈奴人的历史。这些来自北亚的游牧民族最后大概跟其他游牧民族及当地人融合，形成北印度的拉吉普特人（Rajput）。[272]这个民族在印度历史上一直英雄辈出，以勇武和良马著称于世。 结 语 匈奴与匈人间的关系数百年来一直引起广泛争议，迄今尚无定论。笔者自不可能对该问题得出什么结论，只是对熟悉的古典文献做分析研究，揭示两族间的差异，并提出个人看法，以期抛砖引玉，使大家对学术界相关问题予以关注。笔者以为：“匈奴”与“匈人”都是具有复杂内涵的重要历史概念，两者所包含的地域、文化、民族、时间以及历史活动等等内容皆有重大差异，因此两者不可混淆。这方面国内学术界应该跟国际学术界保持一致，不管匈人与匈奴间关系如何，至少在称谓上将两者区别开。即便将来真的能证明匈人主体源自匈奴，两者也不宜混用。 补记：分子遗传学方面研究进展 近年来历史研究领域最引人注目，发展最快的学科是以人类基因组为研究对象的分子遗传学。这一新科学方法的引入给最终解决某些历史悬案带来新曙光。但目前分子遗传学的应用在历史研究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短时间内还不会有决定性的研究结论。关于古代匈奴人的种族与基因特性，最新研究成果为法国与匈牙利科学家对蒙古北部额金河谷（Egyin Gol Valley）墓地中匈奴贵族骸骨的基因研究及其跟现代族群基因的比对，研究结果于2006年发表。[273]他们的结论是：古代匈奴人在基因上跟欧洲人无交流，乃典型亚洲民族，与当代蒙古人群为延续世系。古代匈奴基因向西方的扩展大体上止步于中亚。但要研究古代匈人的基因特性目前尚有困难。因为现存匈人遗骸都是亚欧混种，具有明显欧洲种族特征，[274]至今未有哪具古人骸骨被确认为进入欧洲前的“纯种”匈人，事实上匈人在进入欧洲前也不可能为纯种民族。 上述结论与本文部分观点略有出入，但总体上跟笔者的分析推测吻合。不过这些研究方法及结论在史学界尚存争议，亦未被广泛接受。看来，在“匈”与“匈奴”的辨析方面，历史科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最终解决此问题尚需时日。 作者：刘衍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古代史专业。联系电话：13260010320， 邮箱：feibingyii@hotmail.com。 [①]  . Heather, “The Huns and the End of the Roman Empire in Western Europe”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10 (1995), pp. 4-41.[②] 林幹选编：《匈奴史论文集（1919—1966）》，呼和浩特，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室，1977年版，第475至476页。 [③] 《罗马帝国衰亡史》第2卷第26章。 [④] 比如德奎尼还认为中国人及其文明源自古埃及；再比如有学者认为波兰与立陶宛贵族为古代传奇游牧民族萨尔玛提亚人（Sarmatians）后裔，波兰人与立陶宛人亦欣然接受该说法以增进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结果“萨尔玛提亚主义”（Sarmatyzm）一词在这些民族中几乎等同于“爱国主义”；此外，匈牙利人在千余年间一直把自己的祖先前溯至威震欧洲的匈人（“匈牙利”这称谓即来自匈人），该传说被众多匈牙利思想家（比如著名诗人裴多菲）用作民族独立运动的精神武器；等等。 事实上这些说法大多并无历史依据，现在看来亦不正确。上述关于波兰人与匈牙利起源的错误说法也被吉本所采用，见《罗马帝国衰亡史》第6卷第67章。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第13章注释中还提到一种更离奇说法：三世纪末有一位来自东方的游牧首领马姆戈（Mamgo）帮助亚美尼亚人抗击波斯入侵。经一些史学家浪漫演绎，这位马姆戈成为中国汉朝王子，国家亡于曹魏后率众西迁，辗转来到亚美尼亚。如此荒诞的说法，今天依然还有人当作历史。例如T. N. 杜派（美）：《世界军事历史全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 [⑤] 林幹选编：《匈奴史论文集（1919—1966）》，第475至476页。 [⑥] 古典时代以塔奈斯河（Tanais，即顿河）为亚欧分界。相关地理概念可参阅斯特拉波的《地理学》。Strabo, The Geography, XI.1,1-2. [⑦] 林幹选编：《匈奴史论文集（1919—1966）》，第476页。 [⑧] E. A. Thompson, The Hun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p. 1. [⑨] E. H. Paker, A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pp. 63-64. [⑩] W. M. 麦高文：《中亚古国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93至194页。 [11] Maenchen-Helfen, Otto (1944-1945), "Huns and Hsiung-Nu", Byzantion 17: 222–243。 [12] Maenchen-Helfen J. O. The World of the Huns. Berk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13] 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Berk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p. XV-XVI. [14] 门琴黑尔芬去世于1969年，四年后该书才出版。 [15] E. A. Thompson, The Huns, pp. 248-249. [16] 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p. 441-443. [17] E. A. Thompson, The Huns, p. 3. [18] 前者属乌拉尔语系，后者属阿尔泰语系。 [19] Cameron, A. & Garnsey, P.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I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499-500. [20] D. Sino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79. 汤普森的原话见E. A. Thompson, The Huns, p. 26. 阿米亚努斯为杰出古典史学家，最早记载匈人的古典学者，关于他下文会集中讨论。 [21] . Heather,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Pan Books, 2005, p. 148.本书的著者希瑟（Peter Heather）为晚期罗马帝国民族史最重要学者之一，有不少专门涉及匈人的著述。也是新版《匈人》（The Huns）一书的修订者，他为该书撰写的编后记本身也是优秀论文。E. A. Thompson, The Huns, pp. 238-264. [22] 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原载《历史研究》1977年第3期。林幹选编：《匈奴史论文集（1919—1979）》，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5页。 [23] 林幹选编：《匈奴史论文集（1919—1979）》，第5页至第7页。 [24] 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林幹选编：《匈奴史论文集（1919—1979）》，第143页至第145页。 [25] 比如使用最普遍的高等教育出版社《世界古代史》教材，有关匈人的内容始于第450页，一律称“匈奴”。另一种普遍使用的人民大学出版社《世界古代史》，有关匈人的内容见430页，也是称“匈奴”。再比如人民出版社的《世界史·上古史》教材也同样如此，见第405页。 [26] 比如最常用的商务版《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见第10页。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并不同意匈奴起源说的外国学者论著在翻译成中文时，“Huns”也被翻译成“匈奴”。门琴黑尔芬部分有关匈人的论述就这样被译为中文，用于描述“匈奴人”在欧洲的活动。比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北方民族史新论》第136页。 [27] 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 XV. [28] E. A. Thompson, The Huns, p. 247; 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 XXIII. [29] 陈序经：《匈奴史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38页。 [30] 林幹：《匈奴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6页至261页。 [31] 又称“莫里亚库斯地（Locus Mauriacus）战役”。发生于451年，阿提拉大败，匈人对西欧的威胁从此消除。A. H. M.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Vol. I,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94. [32] 林幹选编：《匈奴史论文集（1919—1979）》，第139页。 [33] 对该战役的描述基本都来自约丹尼斯（Jordanes）的《哥特史》（Getica）。E. A. Thompson, The Huns, p. 154; H. Kennedy, Mongols, Huns and Vikings Nomads at War, London: Cassell & Co, 2002, pp. 51-52. 约丹尼斯还提到当夜没有月亮，一片漆黑，因此夜间不可能有战斗。R. A. Gabriel, Empires at War II,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5, pp. 603-604. [34] 陈序经：《匈奴史稿》，第538页。 [35] 《罗马帝国衰亡史》第3卷第34章。这段叙述比较著名，被很多著作引用。 [36] 载于普里斯库斯（Priscus）的《拜占庭史》残篇。参见E. A. Thompson, The Huns, p. 35. [37] 这段记述可能让人难以接受，但如果熟悉古典历史，对此应该不会太意外。古典史家对波斯弓手的技巧和威力印象极深，对此多有记述，比如普罗科皮乌斯（Procopius）曾在战场上亲历波斯人的可怕“箭云”。见Procopius, Wars, I.14.35, I.18.32. 这些记载已获得考古学方面证明。据推测：波斯人的开弓法非常独特，跟罗马人（地中海式）及匈人（蒙古式）皆不相同。这种开弓法较为繁复，需众多辅助装备（比如数个金属指套和固定链），但能提供更大拉力和势能。详细分析参见A. D. H. Bivar, “Cavalry Equipment and Tactics on the Euphrates Frontier” Dumbarton Oaks Papers, 26, (1972), pp. 284-286. [38] 指阿提拉的两个叔叔卢阿（Rua）和奥克塔（Octar）。 [39] 对于这段记载所反映的历史，尤其是匈人此次进攻波斯的确切时间，史学界分歧很大。一般认为汤普森的说法较为合理，本文亦采用此说。另有一种同样合理的说法来自门琴黑尔芬，他认为此次进攻波斯其实是395年匈人越过高加索山大规模入侵罗马东部及波斯的一次分战役。此时阿提拉尚未出世，当然不可能参与行动。详细分析见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p. 52-59. 此次匈人入侵的古典史料汇编见G. Greatrex, & S. N. C. Lieu, The Roman Eastern Frontier and the Persian Wars (AD 363-630),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 17-19. [40] E. A. Thompson, The Huns, pp. 126-127. [41] 可能是匈人的一支，也可能是来自东方的突厥部落。 [42] G. Greatrex, & S. N. C. Lieu, The Roman Eastern Frontier and the Persian Wars (AD 363-630), p. 58; 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 436. [43] G. Greatrex, & S. N. C. Lieu, The Roman Eastern Frontier and the Persian Wars (AD 363-630), pp. 62-63. [44] . M. Sykes, A History of Persia,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15, pp. 477-478.当时拜占庭史家一般将东方游牧民族统称为“匈人”。哈扎尔人属突厥族，中国史籍中称“可萨”，为中世纪重要民族。 [45] 即阿米亚努斯。 [46] 林幹选编：《匈奴史论文集（1919—1979）》，第133页。 [47] “顿河大战”的之说大约来自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2卷第26章）。吉本对此也只是推测，但后来被史学家们否定，二十世纪以来的史学家无人支持此说。匈人击败阿兰人的分析见E. A. Thompson, The Huns, p. 27, p. 63. [48]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2.20. [49]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6页。 其他欧洲地区淘汰战车略晚：在古风时代后期，希腊人也不再使用战车作战。其他欧洲地区，如意大利，伊比利亚等地，战车也大体也在这一时期退出历史舞台。欧洲最后使用战车的民族是不列颠的凯尔特人，他们因为与欧洲大陆比较隔绝，在公元前后依然用战车抗击入侵的罗马人，相关记载见凯撒的《高卢战纪》第4及第5卷，塔西佗的《阿格利科拉传》及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的《罗马史》第60卷。 相关分析见M. Jane, Handbook to Life in Prehistoric Europe, New York: Fact On File, 2006, p. 88, p. 111, pp. 307-308. [50] 林幹选编：《匈奴史论文集（1919—1979）》，第135页。 [51] J. B. Bury,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23, p. 273. [52] 夏特的论文《阿提拉世系》（Die Ahnentafel Attilas），1900年发表于《圣彼得堡科学院通报》。 [53] 布瑞本人的保留态度见前文。 [54] 古典史料中有三处提到阿提拉的父亲，拼法略有不同，现在一般称为“穆恩祖克”（Mundzuc），可见古典史料中的阿提拉之父名字更接近冒顿（音“墨犊”）。当时有关匈人的古典史料尚不为人知，《匈牙利编年史》的作者显然也对较为可靠的匈人史料一无所知。 有关“穆恩祖克”这个名字的讨论见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p. 409-411. [55] 米克这一名称源自《圣经》中的天使米迦勒。 [56] 稽粥的汉语读音为“鸡育”，一般认为这个名称跟十三世纪的蒙古大可汗贵由的名字来源相同。 [57] 参看德国学者利格提（Von Ludwig Ligeti）的论文《阿提拉的家谱与匈人单于名称》（L. Ligeti, “Die Ahnentafel Attilas und Die Hunnischen Tan-hu-namen”, Asia Major, 2 ,(1925), pp. 290-301.）。 [58] 例如：《关于北匈奴西迁的考古学新探索》。见《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4年1月，第25卷第1期。再比如：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世界民族史话》讲述“匈奴”在欧洲的历史时基本上原封不动复述了国内论文与专著的各类错误。此外一些学位论文也引用了某些明显错误的内容，例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鍑中乾坤：青铜鍑与草原文明》第66页。引用这些内容的历史教材如：使用最多的高等教育出版社《世界史‧古代史 下卷》第9页。 此外，一些国外史著也引用国内相关论文。例如著名的《剑桥中国史》第一卷中有关匈奴的部分（余英时执笔）也引用齐思和的《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等等。见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5页。但其他部分在涉及匈奴时持国际通行观点，例如同书第61页，第362页。 [59] E. A. Thompson, The Huns, pp. 11-14. [60] 当时罗马帝国的东方都城。 [61] Marcellinus, Ammianus Marcellinus I,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82, pp. xix-xx. [62] Marcellinus, Ammianus Marcellinus I, p. xiii [63] 《中世纪初期的西欧》，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8页至34页。 其中“Huns”也都译为“匈奴”。 [64] 例如《草原帝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08页至109页。 [65] 笔者研究马塞里努斯以洛布（Loeb）古典丛书本为主要参考文献，本文引用的中译文全部由拉丁原文直接译出，并以通用古代文献引文格式在注释中标明详细出处。在翻译过程中为求精确，参考了企鹅（Penguin）古典丛书英译本，同时部分参考克拉克（C. U. Clark）本、图布纳（Teubner）本与其他较早译本。主要版本如下： Ammianus Marcellinu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4. Marcellinus, Ammianus Marcellinus, Vol. I-III,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58-1982. Ammiannus Marcellinus, Res Gestae, C. U. Clarke (ed.). Berlin: Weidmann, 1963. Ammianus Marcellinus, Ammiani Marcellini Rerum Gestarum Libri Qui Supersunt, W. Seyfarth(ed.). Leipzig: B. G. Teubner, 1978. [66] Ammianus Marcellinu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4, p. 474. 马塞里努斯喜欢引经据典，在叙述各民族特性时尤其如此，但在述及匈人时完全未提到别人的说法。 [67] 最重要的反对意见来自门琴黑尔芬。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p. 9-15. [68] E. A. Thompson, The Huns, p. 10. [69]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2.1. [70]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2.12. [71] E. A. Thompson, The Huns, pp. 29-30. [72]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8.3-4, XXXI.16.3. [73] . Heather, “The Huns and the End of the Roman Empire in Western Europe”, p. 9.[74] 门琴黑尔芬认为马塞里努斯见过一些匈人商人。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 361. [75] E. A. Thompson, The Huns, p. 11; 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 9. [76] Cameron, A. & Garnsey, P.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III, p. 500; E. A. Thompson, The Huns, p. 24. [77] 比如亚美尼亚古代史家阿伽桑格罗斯（Agathangelos）所著的《亚美尼亚人史》（History of the Armenians）中提到亚美尼亚王特尔达特（Trdat，即古典史著中著名的英雄国王提里达特斯三世（Tiridates III），在位时间为AD 283-330）曾“驱逐了匈人军队”。见Agathangelos, I.123. [78] 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p. 444-455. [79]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2.1. [80] E. A. Thompson, The Huns, pp. 19-24. [81] E. A. Thompson, The Huns, p. 47. [82] 很多古典学者认为匈人来自极北严寒地区。比如菲罗斯托尔吉乌斯（Philostorgius）认为希罗多德所记载的内乌利人（Neuri）就是后来的匈人。据称内乌利人居住于最北端的利派昂山脉（Rhipaean Mountains），在希腊神话中那里是北风之神（Boreas）的故乡。其他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奥罗西乌斯（Orosius）与尤那皮乌斯（Euapius of Sardes）的史著。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 2-9. [83]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2.2-3. [84] 即在丧葬中以刀割面表示悲痛。最早的记载见希罗多德对斯基泰人习俗的记载，中国史料的相关记载也很多，最早为《东观汉记》载：“耿秉为征西将军，镇抚单于以下，及薨，赐朱棺玉衣。南单于举国发哀，剺面流血。” [85] E. A. Thompson, The Huns, p. 164. 古典史料中对匈人这一习俗的记载较多,相关分析见O. J. Maenchen-Helfen, “The Date of Ammianus Marcellinus' Last Book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76, (1955), pp. 389-390. [86] 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p. 361-363. [87] E. A. Thompson, The Huns, p. 21. [88] E. A. Thompson, The Huns, p. 119. [89] 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p. 364-367; 内田吟风：《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202页至203页。 [90] 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 363. [91] R. A. Gabriel, Empires at War II, p. 597; 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 363. [92] H. Kennedy, Mongols, Huns and Vikings Nomads at War, p. 26; E. A. Thompson, The Huns, p. 259. [93] 如中国的史前扎赉诺尔人。参见裴文中：《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再比如北美普韦布洛人和中美洲玛雅人。L. V. Foster, Handbook to Life in Ancient Maya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337; G. V. Bonin, "Cranial Deformity in the Pueblo Are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39(1937), pp. 720-721. [94] 《周书》卷50《突厥传》记载“突厥为匈奴之别种”。《北史》卷98《高车传》记载“高车（突厥族）之祖先为匈奴之甥”。 [95] 详细的分析可参看国内学者的相关论著。比如林幹：《匈奴通史》，第149页至155页。再比如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6至260页。 大体上中国史籍中所描述的匈奴人相貌都具有部分白种特征。国外学者的分析也很多。如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p. 367-369; G. Hambly, Central Asia, New York: Delacorte Press, 1966, p. 38. [96]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2.3. [97] E. A. Thompson, The Huns, p. 10. [98] 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p. 14-15; O. J. Maenchen-Helfen, “The Date of Ammianus Marcellinus' Last Books”, p. 397. [99] Ammianus Marcellinu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p. 474. [100] 参见K. So. Joseph, “Human Biological Adaptation to Arctic and Subarctic Zon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9, (1980), pp. 63-82 [101] 维C最集中的首先是肝脏，其次为脂肪等部分，这也是过去北方民族最习惯取食的部分。 [102] 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p. 14-15. [103] 目前所有极北地区居民都已不再食用生肉。 [104] 可能指双腿都在马背一侧的姿势。相关讨论见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 203. [105]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2.4-7, XXXI.2.10. [106] 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 376. [107] 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p. 171-172. [108] 林幹选编：《匈奴史论文集（1919—1979）》，第287页至第289页。 [109] 门琴黑尔芬认为早期匈人和阿兰人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农业，他们主要种植生长期很短的耐寒农作物，如粟类。不过这种农业即便存在，也微不足道。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p. 174-176. [110] 林幹选编：《匈奴史论文集（1919—1979）》，第294页至第297页。 [111] 林幹选编：《匈奴史论文集（1919—1979）》，第297页。 [112] 其中6号墓葬中有很多希腊织物。林幹选编：《匈奴史论文集（1919—1979）》，第395页至第399页。 [113] 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第441页。 [114] 具体位置大约在今准噶尔西部。 [115] 《魏书》卷102《西域传》悦般国条。 [116] 原文为：“与蠕蠕（即柔然）结好，其王尝将数千人入蠕蠕国，欲与大檀（柔然可汗）相见。入其界百余里，见其部人不浣衣，不绊发，不洗手，妇人舌舐器物，王谓其从臣曰：“汝曹诳我入此狗国中！”乃驰还。大檀遣骑追之不及，自是相仇雠，数相征讨。” [117] 也可意为“有时匈人会因为受到挑衅而开战”。 [118] 即套索（lasso），几乎所有游牧民族都把这种牧马用具用于作战。 [119]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2.8-9. [120] 林幹选编：《匈奴史论文集（1919—1979）》，第144页。 [121] 《左传》两次（时间分别为隐公十年，即714BC与昭公元年，即541BC）提到中原国家对北方民族作战为“彼徒我车”，也就是说当时北方民族尚不知骑兵战术。而这一时期正是亚述人组建骑射军队（约650BC）的时期，也是米底王库阿克萨列斯（Cyaxares）模仿斯基泰人创建骑兵部队（约625 BC）的时期。换言之：此时正是西亚与中亚的“胡服骑射”时期。 [122] 大概是伊朗语民族，据称跟波斯人有亲缘关系。 [123] 斯基泰人的战术见Herodotus, IV.120-132. 萨伽提安人使用套索见Herodotus, VII.85. 有关匈人套索的材质，马塞里努斯的记载可能有误，应该是以皮条制作。R. A. Gabriel, Empires at War II, p. 596. [124] 修昔底德多次提到参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骑射手，其中包括雅典军队中的骑射手。Thucydides, II.13.8, V.84.1. [125] 晚期帝国重要史料《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中所记载的步兵作战部队为骑兵作战部队的两倍，即骑兵编制占三分之一。因为骑兵部队的人数一般小于步兵部队人数，因此四分之一是较合理说法。P. Sabin, & H. V. Wees, & M. Whitb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Warfare, Vol.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93. [126] 马塞里努斯本人精通骑射，经常指挥骑射部队作战，相关记载较多。例如Ammianus Marcellinus, XVI.12.2, XVI.12.7, XXIII.2.7. 相关分析见A. Ferrill,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1986, p. 79. 马塞里努斯还提到罗马骑兵利用围猎方式进行战术训练。见Ammianus Marcellinus, XXIV.5.2. 这种训练方式一般为游牧民族独有。利用此方法训练骑兵的最著名者为蒙古人，他们的大规模骑兵围猎训练“捏儿格”（nerge）非常又名，中古史料对此多有记述，其中最著名者为波斯的志费尼（Juvayni）。相关分析见H. Kennedy, Mongols, Huns and Vikings Nomads at War, pp. 118-121; W. 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London: E. J. W. Gibb Memorial Trust, 1977, p. 386; P. Sabin, & H. V. Wees, & M. Whitb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Warfare, Vol. II, p. 373. [127] 这方面维吉提乌斯（Vegetius）与普里斯库斯（Priscus）等古典作家多有记述。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 204; H. Kennedy, Mongols, Huns and Vikings Nomads at War, pp. 29-36; R. A. Gabriel, Empires at War II, pp. 594-595. [128] 罗马皇帝莫里斯（Maurice）所著的《战略论》（Στρατηγικόν）称：一个作战小队的八名罗马骑射手中，一般只有两到三人完全合格，能够像匈人或阿瓦尔人（Avars）雇佣兵那样作战。游牧民族从小开始练习骑射，他们的作战技能定居民族很难模仿。A. D. H. Bivar, “Cavalry Equipment and Tactics on the Euphrates Frontier”, pp. 289-290. [129] 最早雇佣匈人士兵的罗马皇帝为格拉提安（Gratian），时间为378年，即阿德里安堡会战后不久。P. Heather, “The Huns and the End of the Roman Empire in Western Europe”, p. 9. [130] 有关匈人弓箭的详细讨论见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p. 221-232. [131] E. A. Thompson, The Huns, p. 59. 关于匈人使用的剑存在很大争议，门琴黑尔芬对匈人剑的技术以及来源有很多研究，可惜相关著述尚未完成他便去世了，残存的部分手稿内容见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p. 233-238. 门琴黑尔芬认为匈人有一定的金属冶炼与金属加工技术，但他也承认匈人的金属技术非常原始粗陋。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p. 322-323. 此外，估计门琴黑尔芬原计划用相当篇幅讨论匈人的玉具剑。玉剑具文化源自中国，因此玉具剑是匈奴起源说的最有力物证之一。但后来众多考古发现证明：玉具剑之流传到西方草原早于匈人的到来。因而玉具剑不能作为匈人与中国曾有过直接交往的确凿证据。 [132] R. A. Gabriel, Empires at War II, p. 596. [133] R. A. Gabriel, Empires at War II, pp. 595-596. [134] 林幹选编：《匈奴史论文集（1919—1979）》，第278页至282页。 [135] 这种战术使用弓箭的机会并不多。五世纪的《战略论》提到罗马人模仿匈人的战术训练，冲锋过程中一般只能发射一两支箭。J. Penrose, Rome and Her Enemies: An Empire Created and Destroyed by War, Oxford: Osprey Publishing, 2005, p. 246. [136] 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 203. [137] E. A. Thompson, The Huns, pp. 58-59. [138] E. A. Thompson, The Huns, pp. 47-48. [139] E. A. Thompson, The Huns, pp. 195-196. [140] E. A. Thompson, The Huns, p. 261. 其他详细论述见A. Ferrill,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pp. 142-144; R. P. Lindner, “Nomadism, Horses and Huns” Past and Present, 92(1981) PP. 3-19; J. Penrose, Rome and Her Enemies: An Empire Created and Destroyed by War, pp. 286-288. [141]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2.7, XXXI.2.11. [142] E. A. Thompson, The Huns, p. 10. [143] E. A. Thompson, The Huns, pp. 53-55. 部落首领在古典记载中一般被称为弗拉尔科斯（φὐλαρχος），意为团体首领。 [144] E. A. Thompson, The Huns, pp. 49-50. [145] E. A. Thompson, The Huns, pp. 54-55. [146]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3.3. [147] E. A. Thompson, The Huns, p. 175. [148] E. A. Thompson, The Huns, pp. 104-107. [149] 据约丹尼斯记载：阿卡茨里人周边还分布着其他独立于阿提拉的匈人部落。对于这些部落的分析见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p. 429-438. [150] E. A. Thompson, The Huns, pp. 177-185. [151] 林幹选编：《匈奴史论文集（1919—1979）》，第310页至第321页。 [152] 武沐：《匈奴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至第152页。 [153] 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p. 12-13; E. A. Thompson, The Huns, pp. 254-255. [154] E. A. Thompson, The Huns, p. 63; Cameron, A. & Garnsey, P.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III, p. 500. [155] . Heather, “Cassiodorus and the Rise of the Amals: Genealogy and the Goths under Hun Domination”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79 (1989), p. 192; Cameron, A. & Garnsey, P.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III, p. 506.[156] 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p. 12-13; E. A. Thompson, The Huns, pp. 254-255. [157] . Heather,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p. 148.比如“阿提拉”这一最著名的匈人名称就来自哥特语（属日耳曼语族）。相关词源学分析见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p. 386-387. [158] . Heather, “The Huns and the End of the Roman Empire in Western Europe”, pp. 10-11, p. 18; Cameron, A. & Garnsey, P.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III, pp. 502-506.[159] . Heather,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p. 149.[160] 事实上马塞里努斯在其史著的第一部分早已提到过阿兰人。见Ammianus Marcellinus, XXIII.5.16. [161] 十三世纪蒙古势力扩张至南俄草原后大量招募阿速人（即阿兰人，因生息于亚速海一带而得名）充任精锐部队。在忽必烈灭亡南宋的战争中，阿速军队曾发挥重要作用。后来阿速禁军队参与了元帝国的众多战争与政治活动，比如1323年元英宗就是被阿速禁卫军谋杀。此外，阿速人也是中国境内最早信仰天主教的民族。见《元史》卷29，卷132等；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387至388页。 在欧洲历史上阿兰人同样扮演过重要角色，为晚期帝国民族大迁徙的重要民族之一。见D. Sino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pp. 113-117. [162] 阿兰人的后裔即奥塞梯（Ossetia）人。 [163] 指欧洲和亚洲。 [164] 这里指曾经统治波斯的帕提亚人。 [165] 指亚速海。 [166] 今刻赤海峡。 [167] 这段话跟第23卷第6章介绍帕提亚人的话完全一样，可能因为马塞里努斯知道这两个民族同源。 [168] 根据行文无法判断是头皮还是整个身体的皮，一般认为是头皮。 [169] 较为详细的此类记载见希罗多德的《历史》，凯撒的《高卢战纪》和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 [170]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2.16-25. 文中的“首领”（iudex）本意为“裁判官”。 [171] 有关匈人与阿兰人马车的详细分析见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p. 214-221. [172]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记载匈奴人“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 单于乃坐穹庐外见杨信”等等；《后汉书》卷90《乌桓传》记载跟匈奴人生活方式类似的乌桓人“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 [173] 参见林幹：《匈奴城镇和庙宇遗迹（1962年10月）》；周连宽：《苏联西伯利亚所发现的中国式宫殿遗址（1927年8月）》。林幹选编：《匈奴史论文集（1919—1979）》，第375页至429页。 [174] 普里斯库斯记载了他出使过程中目睹匈人使用帐篷的情形。E. A. Thompson, The Huns, p. 117. [175] 普里斯库斯详细记载了匈人的房屋及技术，但未说具体建造者是匈人还是匈人的俘虏或奴隶。E. A. Thompson, The Huns, pp. 122-124. [176] 关于匈人的建筑水平同样争议颇多，门琴黑尔芬认为早期匈人能建造简单房屋。不过早期匈人的建筑水平远远落后于西迁之前的匈奴人则是公认的事实。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p. 178-180. [177] 即消化系统终生具有分解消化乳糖的能力。具有该遗传特性的族群主要是西北欧种族，多数种族的人在断奶之后便丧失该能力，不能大量饮用牛奶。不同人类族群的乳糖耐受能力参见G. Flatz, "Genetics of lactose digestion in humans" Adv. Hum. Genet, 16(1987), pp. 1–77. [178] 普里斯库斯记载阿提拉的主食为肉类。E. A. Thompson, The Huns, p. 129; H. Kennedy, Mongols, Huns and Vikings Nomads at War, p. 48. [179]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2.21. 马塞里努斯来自帝国东部，觉得西欧日耳曼人或高卢人的蓝灰色眼睛比较凶恶。见Ammianus Marcellinus, XV.12.1, XVI.12.36. [180] 晚期萨尔马提亚墓葬的发现证明阿兰人确为诺迪克种族，且身材高大。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 362. [181] 《北史》卷85《西域传》也有记载，完全是照抄《魏书》。本文引用的《魏书》内容基本上《北史》中亦有，不再说明。 [182] 马塞里努斯的记载见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3.1. 从这段记载看，匈人降服阿兰人为渐进过程。目前学者大多赞同马塞里努斯的说法，据推测征服延续时间约为350年至370年。P. Heather, “The Huns and the End of the Roman Empire in Western Europe”, p. 5. [183] 林幹选编：《匈奴史论文集（1919—1966）》，第475至476页；余太山：《嚈哒史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45页。 余认为忽倪也可能是阿提拉长子艾拉克（Ellac），其实这是不可能的。虽然艾拉克在阿提拉诸子中能力最强，而且经略过东部地区，曾涉足伏尔加河，但他于阿提拉死后两年（AD 455）即被格皮德人（Gepids）击败杀死，不可能有什么业绩。 [184] 据普里斯库斯记载：当艾尔纳克出现时，阿提拉原本威严的目光会变得温和。因为有人曾预言道：阿提拉之后匈人会衰落，但艾尔纳克会恢复匈人昔日的荣耀。E. A. Thompson, The Huns, pp. 129-130. [185] E. A. Thompson, The Huns, p. 168. [186] E. A. Thompson, The Huns, p. 173. 作为罗马的盟友，这些匈人地位上低于哥特部落，没有获得“同盟者”（foederati）称号，大概也没有年金。R. A. Gabriel, Empires at War II, p. 607. [187] E. A. Thompson, The Huns, pp. 171-173. [188] E. A. Thompson, The Huns, p. 176. 特斯河即今蒂萨（Tisza）河。 [189] 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p. 63-66; E. A. Thompson, The Huns, pp. 149-162. [190] E. A. Thompson, The Huns, p. 176. [191] 余太山：《嚈哒史研究》，第49页。 [192] 卢阿死于434年，奥克塔大约死于430年，阿提拉之父穆恩狄乌克的事迹则完全不见记载。因此穆恩狄乌克的死亡时间当在430年之前。 [193] 陈序经：《匈奴史稿》，第508页。 [194] 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p. 63-66; E. A. Thompson, The Huns, pp. 33-34; A. H. M.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Vol. I, p. 192. [195] 大体指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地区。 [196] 比如本文所引《魏书》中记载的粟特在位置上可能偏东北一些，“大泽”当指咸海。 [197] 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第395页。 [198] 南俄草原距离代地约八千公里。 [199] G. A. Sundwall, “Ammianus Geographicu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117(1996), PP. 620-621. [200] 今费尔干纳盆地一带。 [201] 苏邻国（Suristan），即巴比伦城（Babylonia）。 [202] 一般认为奄蔡就是古典记载中的东方游牧民族奥尔西人（Ἄορσοι），有关这个民族的记载主要保存于斯特拉波的著作中。见Srabo, XI.2.1, XI.5.8. [203]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204] 一般认为实际上是阿兰人征服了奄蔡。 [205] 《后汉书》卷88《西域传》和《魏略·西戎传》。 [206] 马塞里努斯对阿兰人吞并的众多民族有具体记载。见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2.13-15. [207] 林幹选编：《匈奴史论文集（1919—1979）》，第132页。 [208] G. Hambly, Central Asia, pp. 172-173. [209] 《后汉书》卷88《西域传》记载“栗弋（即粟特）国属康居。出名马牛羊﹑蒲萄觽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 [210] 相关分析见W. 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pp. 64-179. [211] 即波斯王沙普尔二世（AD 309-379），波斯历史上最杰出的君主之一，也是亚洲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大君主。有关沙普尔的传奇事迹曾在中亚和西亚广泛流传，中世纪著名伊斯兰史家塔巴里（al-Tabari）对此有大量记述。见M. H. Dodgeon, & S. N. C. Lieu, S. N. C. The Roman Eastern Frontier and the Persian Wars (AD 226-363),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p. 288-295. [212] 当时东方军区骑兵司令（magister equitum Oientis），实际上主持整个东部地区对波斯的防御。 [213] 今大扎布河（Great Zab River），底格里斯河上游支流。 [214] 在波斯人和亚洲游牧民族文化中，左边比右边尊贵。比如匈奴的左贤王地位高于右贤王；突厥人的左杀（意为宰相或副王，源自波斯语“王”（Shah））地位高于右杀。 [215] 即波斯人所称狄亚巴克尔（Diyarbakr）。 [216] Ammianus Marcellinus, XVIII.7.3-5. [217] Ammianus Marcellinus, XVIII.8.1-3. [218] 马塞里努斯称波斯人损失了三万人。Ammianus Marcellinus, XIX.9.9. [219] Ammianus Marcellinus, XIX.9.9. [220] Ammianus Marcellinus, XVIII.5.6-7, XVIII.6.3, XVIII.6.18-19, XVIII.7.10-11. [221] Ammianus Marcellinus, XVIII.4.1. [222] 当时罗马皇帝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与罗马野战军主力正在多瑙河边境，君士坦提乌斯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防御多瑙河对岸的日耳曼人与萨尔马提亚人以及阿利米努姆（Ariminum，今利米尼Rimini）宗教会议上。A. Cameron, & P. Garnsey,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III, pp. 35-37; D. S. Potter, The Roman Empire at Bay AD 180-395,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 487; A. H. M.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Vol. I, pp. 117-118. [223] 指沙普尔一世（AD 241-272）。241年与258年普尔一世两次率军洗劫叙利亚。258年波斯大军攻入安提奥克时，城中居民尚未察觉，正聚集在剧场中观看表演。波斯人此次进攻同样得到一个叛变罗马人米利亚德斯（Myriades）的帮助。M. H. Dodgeon, & S. N. C. Lieu, S. N. C. The Roman Eastern Frontier and the Persian Wars (AD 226-363), pp. 52-54. 马塞里努斯对此事亦有记载，见Ammianus Marcellinus, XXV.5.3. [224] 据马塞里努斯所言：攻城时城下布满了密集的骑兵，举目所及，一望无边。参与攻城的四支游牧民族为希奥尼泰人、格兰尼人（Gelani，来自中亚草原）、阿尔巴尼人（Albani，来自高加索地区）以及塞格斯塔尼人（Segestani，即锡斯坦（Sistan）人，来自伊朗高原东南部，三世纪末曾是波斯帝国的巨大威胁），波斯军队主要以战象提供火力和技术支持。Ammianus Marcellinus, XIX.2.3-11. [225] 马塞里努斯详细描述了这些游牧民族的攻城战过程。尽管作战英勇，但他们的弓箭终究无法抗衡罗马人的机械武器，结果这些部落战士们蒙受了惨重伤亡，“在伤痛的恐惧中”（vulnerum metu）撤退。Ammianus Marcellinus, XIX.5.7-8. [226] Ammianus Marcellinus, XIX.1.9. [227] 波斯大军中的亚洲游牧盟军不光有希奥尼泰人，还有其他众多类似民族。详见马塞里努斯的描述。Ammianus Marcellinus, XIX.2.3-11. [228] Ammianus Marcellinus, XIX.2.1. [229] Ammianus Marcellinus, XVIII.6.3, XIX.1.3. [230] Ammianus Marcellinus, XIX.1.6. [231] Ammianus Marcellinus, XIX.6. [232] Ammianus Marcellinus, XIX.7. [233] Ammianus Marcellinus, XVIII.9; A. Cameron, & p. Garnsey,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III, p. 41. [234] Ammianus Marcellinus, XX.7. 相关分析见A. Cameron, & p. Garnsey,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III, p. 41, p. 423. [235] D. S. Potter, The Roman Empire at Bay AD 180-395, p. 468; A. Cameron, & p. Garnsey,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III, p. 40. [236] Ammianus Marcellinus, XIX.2.3. [237] G. Hambly, Central Asia, pp. 53-54. [238] G. Hambly, Central Asia, p. 55. [239] 王治来：《中亚史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页。 [240] 阿多尼斯希腊神话中的早逝美少年，爱神维纳斯的至爱。当时帝国东部地区普遍存在着阿多尼斯崇拜，一般都有阿多尼斯奉献典礼，用以庆祝冬去春来，万物复苏。 [241] Ammianus Marcellinus, XIX.1.10-11, XIX.2.1. [242] G. Hambly, Central Asia, p. 54. [243] 《北史》卷99载突厥人丧葬：“择日，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俱焚之，收其余灰，待时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黄落；秋冬死者，候华茂，然后坎而痤之。”其他有关突厥人丧葬习俗的记载见《周书》与《隋书》中的《突厥传》。 一般认为火葬方式并非游牧民族本身传统，是从中亚一带传入，跟拜火习俗有关。《周书》卷50《异域传》中记载的西域焉耆人的火葬习俗是中国史料中最早的相关记载。 有关突厥人的事火习俗，见王小甫：《“弓月”名义考》，收录于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页至242页。 [244] 《魏书》卷102《西域传》嚈哒国条记载了嚈哒人的土葬习俗：“死者，富者累石为藏，贫者掘地而埋，随身诸物，皆置冢内。” 另据六世纪普罗科皮乌斯记载：嚈哒人曾大败波斯王卑路斯（Peroz I）的军队（约475年），战后嚈哒人依照自己习俗掩埋了波斯死者。普罗科皮乌斯特意记载这些，是因为波斯人信仰琐罗亚斯德教，一般禁止土葬。见Procopius, Wars, I.3.7, I.4.32. [245] 严格的拉丁语称谓应为“希奥尼特斯”（Chionites）。 [246] G. Hambly, Central Asia, p. 54. [247] 另一种说法是波斯人习惯在民族称谓结尾加“t”音，因此“希奥恩”是最有可能的读音。 [248] G. Hambly, Central Asia, pp. 54-55. [249] . M. Sykes, A History of Persia,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15, p. 415.[250] 林幹选编：《匈奴史论文集（1919—1979）》，第30页。 [251] 贵霜帝国的大部早在一个多世纪前萨珊波斯立国时就被波斯攻占，这些贵霜人应该是后来到达的类似民族，或者“贵霜”一词此时只是地理概念，指河中地区中部。见G. Hambly, Central Asia, pp. 50-52. [252] 见荷兰学者J.E.范·洛惠泽恩-德·黎乌著，许建英、贾建飞译《斯基泰时期》，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版。 [253] 有关寄多罗人的分析见后文。 [254] 贵霜和乌孙以及吐火罗可能皆属于希罗多德与老普林尼等古典作家所记载的东方游牧民族集团伊塞东人（Issedones），最早居住于马萨格泰人（Massagetae）之东，势力曾抵达河西一带。见Herodotus, I.210-215; Pliny the Elder, IV.26. [255] 希罗多德与彭波尼乌斯·梅拉（Pomponius Mela）等人的著作中对该民族均有记载。希罗多德的记载较详细，涉及该民族的起源以及他们对大流士入侵的反抗。Herodotus, IV.10, IV.102-135. 关于可能属于该民族的考古发现，见M. Jane, Handbook to Life in Prehistoric Europe, New York: Fact On File, 2006, p. 86. [256]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2.14. [257] 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p. 47-48. [258] 那位死于阿米达城下的希奥尼泰王子，马塞里努斯亲眼见过他，称他“身材高大，相貌漂亮”（ proceritate et decore），还将他比作帕特洛克罗斯（Patroclus）和阿多尼斯（Adonis），此二人都是希腊神话与传说中的美少年。Ammianus Marcellinus, XIX.1.7-11. [259] 马塞里努斯多次亲眼目睹过格伦巴泰斯，特别注意到他“萎缩无力的四肢”（rogosa mimbra）。Ammianus Marcellinus, XVIII.6.22. 另外在阿米达城下格伦巴泰斯履行宣战仪式，将一支矛象征性地投向罗马人，马塞里努斯称他投矛时“非常吃力”（vix）。Ammianus Marcellinus, XIX.2.6. [260] Ammianus Marcellinus, XVIII.6.22. [261] Ammianus Marcellinus, XV.13.4, XVI.9.3. [262] Ammianus Marcellinus, XVI.9.3. [263] D. Sino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pp. 171-172. [264] A. D. H. Bivar, “Cavalry Equipment and Tactics on the Euphrates Frontier”, p. 282. [265] 当时欧洲人一般把所有东方游牧民族统称为匈人。Procopius, Wars, III.11.9. 从钱币图案上看寄多罗人的外貌肯定跟匈人不同。马小鹤：《摩尼教与古代西域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3页至428页；D. Sino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p. 200. [266] D. Sino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p. 172. [267] G. Hambly, Central Asia, pp. 55-56. [268] D. Sino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p. 172; G. Hambly, Central Asia, p. 55.。 [269] G. Hambly, Central Asia, pp. 56-57; 余泰山：《嚈哒史研究》，第85页。 [270] G. Hambly, Central Asia, pp. 54-55; 马小鹤：《摩尼教与古代西域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0页。 [271] D. Sino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p. 299. [272] R. C. 马宗达 H. C. 赖乔杜里 卡利金卡尔·达塔：《高级印度史（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67页。 [273] Keyser-Tracqui, C. & Crube′zy, E. & Ludes, B. “Nuclear and Mitochondrial DNA Analysis of a 2,000-Year-Old Necropolisin the Egyin Gol Valley of Mongolia”, Am. J. Hum. Genet, 73(2003), pp. 247–260; Keyser-Tracqui, C. & Crube′zy, E. & Pamzsav, H. & Varga, T. & Ludes, B. &ldquo opulation origins in Mongolia: genetic structure analysis of ancient and modern DNA”, Am J Phys Anthropol, 131(2006), pp. 272-281.[274] 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p. 364-36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