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用诗化的语言、散文的叙事梳理了东西方代表——希腊与中国的古典文化。“希腊化世界”自希腊民族的诞生写起，经《荷马史诗》、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一直写到亚历山大大帝，描述了古代希腊民主自由精神诞生的经过；“中国式天下”自神话与史前文明写起，经尧舜禹、夏商周、诸子百家，一直写到秦始皇，探讨了中国为什么会走向专制王权。作者从根源上发掘出东西方文化的分野与共性，并论述了这些分野与共性对后来世界的深远影响。 【作者】 刘刚：自由写作者，独立学术人，以市场经济安身，在文化江山立命，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文化的江山》、《通往立宪之路》、《自由的款式》、《中国近代的财与兵》等。 李冬君：独立历史学人，自由写作者，人称“文化江山一女史”，现居北京。主要著有《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精神底色》、《青花里的乡愁：关于瓷与茶的美学日志》、《中国私学百年祭》等。 我们在这里说的“东西方”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文化概念。地理概念的“西方”，正如天下观里的“中国”，西方人不承认，就说“地球是个圆，中国在哪一点”？如今，我们同样可以这样来回应：地球是个圆，“西方”在哪一点？ 须知，东西和西方也是相对的，有时连“西方”都难以确认。例如，谁能想到希腊也曾属于“东方”？可文艺复兴运动以前的天主教的世界观就是这么看的，它把希腊文化划入东方学范畴，把希腊化世界的基督教叫做“东正教”。 如果连希腊都非“西方”，那么“西方”从哪里来？ 一 罗马人曾把希腊当作他们的老师，可当罗马成为教皇的地盘和拉丁化运动中心以后，就跟希腊化世界划清了界限。罗马天主教拉丁化运动排斥希腊化世界，虽然还承认希腊化的基督教为“东正教”，但希腊已被“东方”化了。 在希腊化世界里，“东西方”冲突还不具有文明性质，希腊文化源流，就有源头来自东方，因此，在文化上，“东西方”本来就有统一性，能一体化，化为“文化好东西”。以此来看亚历山大东征，除了继承希波战争的历史衣钵自居于希腊正统外，还有一个完成世界统一性、实现亚欧一体化的文化理想和哲学使命在驱动，他把老师的哲学带到东方。 还有希腊化城市，同希腊哲学一起，出现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上，从尼罗河口的亚历山大里亚，一直到帕米尔高原上的巴克特里亚，分布着一个个“文化好东西”的城邦。这是把东方式王朝统治与希腊化城市自治结合起来的、新型的、帝国主义国家治理的政权形式——王朝联邦制，专制王权同民主制度居然以“一国两制”的方式统一在了一起。 亚氏之于帝国，情形如《荷马史诗》，身份至尊似“众王之王”阿伽门农，人格高贵则似美少年阿喀琉斯，此二者原本冲突，可亚氏将它们统一了，哲人王毕竟不同于英雄。 王权有神性，王权即神权，王就是神。于是乎，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同东方王权的神秘主义结合，哲人王获得了神性，先是被人赞美为神，接着也就自命为神了——我就是神！ 惟有神能赋予历史统一性，而最能表达这种统一性的，莫过于货币。 我们知道，货币流通基于信用，而信用之根柢在于认同，认同的最高形式即为信仰，信仰的对象就是神，所以，希腊城邦铸币，就铸有守护神，亚氏神化以后，亦铸自我于币上。 亚氏造币所需金银，多取之于波斯帝国原来的窖藏。王权好金银，多以窖藏之，城邦重货币，所求在流通，亚氏将金银统统改铸为货币，用货币经济来打造他的希腊化世界。希腊化货币肇始于公元前4世纪末，止于萨珊王朝与阿拉伯帝国之交的公元7世纪，算来，流通了上千年。 一个未曾有过的国际经济贸易圈，被他以战争与货币两手促成了。在西面，形成以希腊化为中心的地中海经济贸易圈；在东面，则开辟了一条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贸易带。 这“一带一圈”，便是希腊化世界的样式。虽以战争缘起，却以货币促成，且以文化发展。或曰希腊化世界，既由帝国存在，亦因亚氏本人，更以货币流通和文化普及为标志。 二 或问希腊化始末？若以亚氏个人言之，不过十来年；若以公元前323年亚氏去世至前30年希腊化的末代王朝灭亡，还不到三百年；就算把它们加起来，也仅三百来年。王朝本位逊于货币本位，以货币论，则有千余年；货币本位不及文化本位，若以文化论，则从古到今，何止千年？罗马人向希腊学习，这算不算希腊化？罗马帝国，就在希腊化世界里兴起，算不算希腊化世界的一部分？ 还有“东方”，我们从阿拉伯文化里，看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帕米尔高原上，在被埋没的希腊化世界的城邦遗址里，看到了再现的亚里斯多德的手稿……这难道不是希腊化？ 希腊化世界的重心在“东方”，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一度在“西方”失传，当此哲学重新被“西方”发现时，“西方”也就被希腊化了。希腊化标志是文艺复兴运动，希腊文明回家了。 “西方”认祖，留住希腊文明的根，正如英国诗人雪莱所言：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宗教，根源都在希腊。还有德国诗人歌德也说：永远学习希腊人。 这样的“西方”——文艺复兴的“西方”，在我们看来，便是个新的希腊化世界。“西方”从拉丁化转向希腊化，并未“全盘希腊化”，而是对希腊化世界用“西方”标准作了取舍。 “西方”认同的希腊，是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是那个神话、史诗、悲剧、哲学一起开花的“雅典中心主义”的希腊，是以城邦打败帝国、以民主战胜君主、以法治取代专制的希腊。所以，“西方”人写希腊史，一般只写到亚氏东征或罗马人毁灭希腊的科林斯城从而在希腊确立统治为止。 19世纪，英国人格罗特著12卷《希腊史》(1846-1856年出版)，就极力推崇雅典，成为“西方”认同的一个标准。他说：亚历山大之后，希腊再也吸引不了读者，再也不是世界的主宰了，不但政治自由和独立行动开始熄灭，而且天才也开始枯萎，就连完美的文学和秀丽的修辞也每况愈下。于是乎，他不愿再往下写了，对希腊文明的认同到此为止，根本无视亚氏东征留下的希腊化世界的遗产。 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之败，他尤其难以为怀，叹希腊，自由的光辉从此消失。其心目中，马其顿人仅得希腊文化皮毛，未脱野蛮，乃雅典衰落后方兴之政治动物，随之而来的希腊化时代，堕入古希腊文明衰落时期，不值得去研究。然而，雅典衰落了，就等于古希腊都衰落了吗？未必。 只要我们舍得“西方”认同，放下“雅典中心主义”，就会看到希腊思想还那么光昌流丽，在希腊化世界里理性精神依然被高高擎起，只是思想中心和学术根据地迁徙，回到了东方发源地。有了尼罗河口的亚历山大里亚，动荡的雅典就可以搬家，在希腊化世界里重新安顿，并且发扬光大。 谈文明的轴心期，不能仅谈原生的文明，还要用文化发展来检验文明的普适性。希腊化世界的形成，就证明了希腊文明的普适性，在世界希腊化和希腊世界化的互动中发展了希腊文明。 “西方”认同，基于“雅典中心主义”，故只承认“世界希腊化”，而排斥“希腊世界化”，大搞去“东方化”。希腊为自由民主源头，“世界希腊化”，说到底，就是自由化和民主化。而与之相对的世界多为君主专制国家，“西方”之所以排斥“希腊世界化”，就因为在“东西方”的格局里，“世界化”也就是“东方化”，而“东方化”就意味着君主专制，所以，古希腊被去“东方化”。 去了“东方化”的希腊史，还算个完整的希腊史吗？当然，写史可以取舍，但文化能割断吗？更何况那希腊化世界本就由“世界希腊化”和“希腊世界化”互动形成，岂能偏执一端？ 世界历史的统一性，既体现在“世界希腊化”上，同时也体现在“希腊世界化”上。即便“希腊世界化”有君主专制化的一面，但亚氏并未以此一面来改变希腊，而是将民主制和君主制共存于一个帝国里，也就是用如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国两制”把制度混搭的国家统一为一个希腊化世界。 在自由民主思想普世以前，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应该如何表达？如果去了“东方化”，不也就取消了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吗？如果世界历史没有统一性，那么人类大同与世界和平还有可能吗？如果这些都不可能，那么人类生存的意义和追求的目标岂不都失落了吗？到了中世纪，天主教把这些都归到上帝那里去了。可还有恺撒呢？不是说“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吗？恺撒通往亚历山大，原想步亚氏后尘，重建那个走向衰亡的希腊化世界，可师未出，身先死，后来，就连恺撒也都归于上帝了。 十字军东征的“东西方”，犹如天主教之撒旦与上帝，东方属撒旦，西方归上帝，历史的进程，变成了撒旦的游戏，世界历史的统一性，被对世界的末日审判代替，信仰终结了历史。 所谓“东征”，也就有了那么一点“末日审判”的意思，用“西方”来审判“东方”，便是披着信仰外衣，打着宗教旗帜，实施神圣罗马帝国的地缘政治，乃《圣经》式神权帝国主义。 当城邦政治和市民社会结合的以主权取代神权的民族国家出现时，欧洲便经由文艺复兴运动重新回到希腊化世界了。“西方”被希腊化的同时，也把希腊“西方化”了。“西方化”的希腊史，变成了“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历史，“希波战争”成为了整个希腊史的中心。本来，希腊与波斯已经在希腊化世界里和解，希腊真正的敌人，已非波斯，而是趁着希腊东征帝国内乱从背后打倒了希腊的罗马。罗马占有希腊，取代希腊，还被希腊化，东罗马帝国就在希腊化世界里兴起，成为了与西罗马天主教相对的拜占庭东正教国家，该帝国，虽然还是君权神授，够不上哲人王，但已有了希腊化的哲学思想。 我们常说古希腊具有现代性，但那多半是从雅典中心主义上来说的，非由希腊化世界而言。希腊化世界的历史终结了吗？哲人王死了，帝国解体了，王朝衰亡了，可还有货币在流通，世界还在希腊化，即便货币流通也消失了，那还有文化。君不见希腊艺术已在佛头开花，跟着佛教，从希腊跑到中国来了，一行数百年，那时中国的西域，从汉到唐，岂不就是个希腊化世界，“东西方”会所？ 三 有人曾问汤因比：古往今来，愿往何处，居何地？汤曰：往唐朝去，居西域。 汤因比看西域，近乎圣域，眼见当下文明冲突，他遥想当年，“东西方”文明际会于此，世界那么大，无一国能辖之，非一家能囿之，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自由而往，文明的纽带——中国丝绸，还有希腊化货币，连接了“东西方”——中国式天下和希腊化世界，造就了“东西方”乐园。 先有敦煌，后有佛罗伦萨，此二者，皆为希腊化世界的奇葩。希腊化艺术，不仅以佛造像的方式，被“东方”顶礼膜拜，还被文艺复兴运动带到了基督教教堂，向我们展示何谓“天堂”。 从古希腊人开始，称中国为“塞利斯”，亚氏东征，再往前迈一步，就进入“塞利斯”了，可他不知，否则，翻越世界屋脊，对他来说，并非多么难的事。他死后，帝国解体，在西域留下了希腊化的政治遗产，有许多城邦小国，就散落在天山南北的绿洲，有的还分布在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假设，亚氏漫步在世界屋脊，看到那些山，他会像汉武帝认同为昆仑山那样说它们就是奥林波斯神山吗？或许，因为没有哪里的山，比那些山更接近神和天了。要是他真那么做了，“东西方”会是另外的样子？ 在汤因比关注西域之前，有位斯坦因先生，也是英国人，从英国跑到中国西域来，用了希腊化世界的眼光，一下子就发现了敦煌。在米兰遗址，他为发现“绘制非常精美的有翼天使壁画”而惊叹“在亚洲腹地中心如此荒凉寂寞的罗布泊湖岸边，居然能够出现这种完全古典的希腊模式天使”。 他在楼兰沉思：中国古代的伟大商贸活动究竟是如何组织？供给又怎样维持？仅就文明交流而言，这的确是一件极为伟大的成就。事实上，古代中国政治方面显赫的声威，经济方面富足的产品资源和无与伦比的组织能力，远远超过了军事能力，这完全可以视为精神胜过物质的一种伟大胜利。 而汤因比则紧盯着文明的去处，看不同的文明如何相互冲突，又怎样和平共处。 谈西域，还得谈汤因比，不光谈“汤因比的选择”，还要谈“汤因比的谶语”：匈奴是一股从西域雪山倾泻下来的雪水，他们渴望流入中原这个“水库”中，找到一个立足之地。但，当他冲涌到长城脚下，却被长城挡住了。于是，这场大风便呼啸得更厉害了，一声高过一声，使绵延万里的长城一线烽火硝烟千年不息。就像从雪山流下来的雪水再也不会倒流上去一样，在顽强而执拗地要参与缔造中国历史的能量未耗尽之前，他们是绝不会回头的。我们读史，已知汉匈奴后，唐有突厥，宋有辽金元，明有满蒙，或饮马，或入主中原“水库”。风水流转，王朝更迭，汉家天下，终于被“匈奴”了两轮。 其实，“汤因比的谶语”，不光可言之于中国式天下，尤应言之于希腊化世界。 还在汉朝时，丝绸之路上那些希腊化的城邦国家，不就一而再地被匈奴人奴役吗？汉人驱逐匈奴，匈奴遁逃，不是大雪崩似的席卷了整个希腊化世界，乃至于最终冲垮了罗马帝国吗？ 本来，西域考古带来的欧洲汉学复兴与遍及东亚的西化思潮互动，很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一场新的希腊化世界与汉唐文明相结合的文艺复兴运动，孰料，国际共运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由“东西方”互动掀起的文艺复兴运动之浪，才开浪花几朵，就被第三国际的革命洪流席卷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