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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為“前輩史學四大家”之一的呂思勉先生，其名聲遠不及其餘三家顯赫。但他對中國古代史研究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一、作為“前輩史學四大家”之一的呂思勉，為何不受“追捧”？ 作為中國二十世紀的史學大家，呂思勉先生對中國古代史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可以說是毋庸置疑的。嚴耕望的那段著名評論現在已被屢屢徵引，嚴氏把呂思勉與錢穆、南北二陳（即陳寅恪、陳垣）相提並論，稱為“前輩史學四大家”（《通貫的斷代史家》）。這個判斷雖然為越來越多的當代學者所接受，然而，呂思勉名聲遠不及其餘三家顯赫。究其原委，除了呂思勉自己甘於“埋頭枯守、不求聞達”外，還有兩個很重要的因素：一、近代史學風尚偏於仄而深的專門研究，而呂思勉為學蘄向博通周贍之一途，故不免為一般學人所忽視和低估；二、近代史學特別注重新史料的運用，包括發掘不常被引用的舊史料，而呂思勉的重要著作都是取材於正史，並不去刻意徵引罕見的冷僻史料。嚴氏揭示的這兩個方面，雖還不足以解釋呂思勉何以不受“追捧”，但卻道出了呂氏治史路徑與西學傳入後中國“新史學”的方向性差異。 二、嚴耕望為何以呂思勉、錢穆、陳寅恪、陳垣為“前輩史學四大家”？ 近代以降，中國史學界受西方學術影響日深。進入民國，先是浙人佔據中央教育行政要津，章太炎門生弟子奪取京師學術重地，其後以胡適為首的新派人物異軍突起，於是顧頡剛的古史辨派、傅斯年的史料學派相繼成為史學界主流，所謂科學的治史態度、目標與方法一時主導了中國史學界，至今不衰。然而與此同時，另一些史家卻與主潮並未合流。在錢穆看來，“高抬考據，輕視義理”的清代樸學即已流於瑣碎而不識大體，而號稱“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提倡窄而深的專門研究，“並主張為學術而學術”的民國史學主流，更是植入了近代歐洲史學方法的結果，業已遠離“究天人之際，成古今之變”的中國傳統治史精神。 抗戰期間，錢穆等人即已試圖扭轉專尚考據的學風，努力形成真正的中國人自己的學術。此外，陳寅恪、陳垣等人也明確地顯示了與傅斯年等主流派在治學路徑上的差異，他們極其重視正史與《通鑒》，精於考證而不以其為目的，強調在考證時不可不明義理，在專精時應有博通的識見，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對傳統的認同與回歸。 嚴耕望以呂思勉與錢穆、陳寅恪、陳垣為“前輩史學四大家”，其實是在同一個評判標準下認定的。這樣一個評判標準的形成，或許與嚴氏的師承有關，可以看出這是一個相對與民國史學主流旨趣相異的標準。在這個標準體系中，呂思勉有著重要的地位。對當時的學術主流，呂思勉也與其他一些人一樣並不認可，批評“專家的時髦性”為“今日學術界的最大的流弊”，因為“片段的研究，無論如何重要，對歷史真要明瞭，非注意全局不可”，而“今日各種學術，都過於複雜深奧”（《孤島青年何以報國》）。嚴耕望對呂思勉在運用材料與為學蘄向兩方面特色的概括，應該是觸及到了治史路徑這一實質性問題的，即呂氏較多地繼承了中國史學的傳統而較少地一味追隨晚近的新史學思潮（當然，呂思勉似乎比二陳走得更遠，他更注重史書的閱讀與撰作，而缺乏新史學所崇尚的純粹的研究）。 1949年以後，內地學術曾一度日趨政治化，“前輩史學四大家”的治史趨向實際上已經中斷。改革開放後，學界迎來的是新一輪的西化浪潮，“新史學”再度受人注目，但另一方面，對治史途轍的深入思考，也在一些學者中間展開，於是陳寅恪、錢穆等人再度進入大陸學人的視野。而在海外，如果說所謂“中國中心史觀”依然是西方人頭腦中的中國中心而置之不論，那麼錢穆弟子嚴耕望、余英時等人的歷史觀念與治史實踐，則接續並深化了民國以來並非主流的那種以中國史學傳統為本位的探索。在學術研究取向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呂思勉重新受到重視也應該是不足為奇的。 三、重新出版呂氏史著具有怎樣的意義？ 正因為呂氏著作中貫注著其人與近代史學新風尚大不相同的史學精神，所以，重新出版呂氏史著的意義，也應該從這一角度加以體會。他的著作與錢穆、二陳的一樣，標示著中國史學研究的另一個方向，可能是一個更為中國化的方向。這次列入《呂思勉文集》重新出版的一部通史（《白話本國史》）和呂氏四部斷代史（《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屬於呂思勉的最主要的著作，也都是已成為了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經典的著作。《白話本國史》上起遠古，下至1922年，乃名副其實的通史，當然極能體現呂思勉博通周贍的為學蘄向，也是其歷史識見的成功實踐。《白話本國史》1923年出版後一再重印，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發行量很大影響也很大的一部中國通史。顧頡剛有言：“所有的通史，多屬千篇一律，彼此抄襲。”而受顧氏贊許的“較近理想的”，也只有三四位先生的書，呂思勉先生的《白話本國史》即在其列。呂著斷代史初版於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雖斷代為史，然呂著斷代史的基礎仍在於“通貫”，對此嚴耕望有著貼切的認識，上引嚴氏文章的標題即為《通貫的斷代史家》，以“通貫”修飾斷代史家，凸現呂氏史學風格。 (資料來源：人民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