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一个人知道顾准，中国就多一分自由——读《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
许继霖在纪念恩师王元化的文章《我是十九世纪之子——王元化的最后二十年》里提到，晚年的王元化最为敬佩的两位学界前辈：一位是陈寅恪，大学问背后有穿破时代的深邃关怀，堪称“有思想的学术”之典范；另一位就是顾准，充满知识学理的理论大家，亦无愧“有学术的思想”之楷模。
陈寅恪的大名自不用说，如果你再读一下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你可能也会觉得“有思想的学术”并不能完整表达先生的整体风貌，在困顿中和强权下坚守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才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值得称赞的品质。但是顾准呢？这个在正史中似乎都找不到踪影的“右派分子”又何德何能获得王元化前辈的如此抬高和尊重？
别急，如果抛开有色眼镜和先入为主的偏见，仔细地读一读这本写于1973年到1974年作者逝世前为止的笔记，看看他所思考的问题内容和深度，再想想他所处的那个疯狂混乱的年代，或许你也会像我一样，折服他为了保持知识分子的尊严和那份对真理的执着，所做出的努力和牺牲，根本非一般人所能为。
可是，即使这样，在我看来，顾准为自由付出的代价也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文革”前曾两次被扣上右派的帽子，“文革”一开始，唯一关心他的妻子自杀，子女也与他划清了界限。他几乎断绝外界来往，孑然一身，在痛苦和煎熬中走完此生。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异地的弟弟（陈敏之）和他还有一些通信往来。而这些凝结了其智慧和鲜血的文字，或许就是支撑他生存下去的最大慰藉。这本《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就是由他寄给弟弟的信集结而成。
这本书里不仅有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阐释和思考，还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史观的深刻剖析，更令人拍案的是对西方历史和政治哲学的认识和梳理（想想当时的文化资源之匮乏，特别是关于西方的）。而最令我佩服的是，他结合自己的经验和思考而发表的感慨认知，常有一阵见血的精辟。比如在《僭主政治与民主》中，他这样评论斯巴达体系：
“我对斯巴达体系怀有复杂矛盾的情感。平等主义、斗争精神、民主集体主义，我亲身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我深深体会，这是艰难环境下打到压迫者的革命运动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借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相反，还因为它必定要‘砍掉长得过高的谷穗’，必定要使一片田地的谷子长得一般齐--它又精心选种，不断向上，却相反要高的向低的看齐……”
就是这种带有预言式的精辟分析在书里俯拾即是，这种直达事物本质的才情让我想起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对苏联的极权社会做出预言并由此而写出《1984》的奥威尔，而他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那种纠结和感慨总让我想到当年“笔尖略带情感”的梁启超。他在《民主与终极目的》里，对革命家这样写道：
“革命家本身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相信这一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百分之百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作了恶行。这是可悲的。”
想想看，顾准在四十多年前都已经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提醒和反思，可即使是在今天，很多人还是有着“只要目的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的粗暴的、幼稚的“成王败寇”论，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可悲。
或许今天看来，顾准的思考并不是特别的深刻，而且由于当时中国封闭而导致的资料匮乏，他对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些思考甚至有些偏颇。但是，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太过苛刻，要看到其所处的时代局限和历史平台。如果想想当时那个“造神运动”席卷全国，全国只有一个头脑的年代，可能就更加理解顾准对于我们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和万马齐喑的士林，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存在。他甚至成为了一个符号，一个自由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象征；又是一种见证，见证自由精神不可能完全被泯灭的亘古法则；还是一种希望，知识分子对自我提升的一种要求和勉励。
当然，学术界挖掘顾准的意义可能还在于，他变成了对那一代知识分子们集体尊严失落的一种补偿。或许，这是一种忏悔式的救赎。而顾准的伟大之处不也就在此吗？
记得是谁说过，“多一个人看奥威尔的《1984》，世界就多一分自由。”在我看来，特别是对于中国人而言，这句话改成如下也不为过：
“多一个人知道顾准，中国就多一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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