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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第四小节《传说时代》写传说中的“五帝”时期，其间关于炎黄、蚩尤之间的战争问题拟另文分析，这里要提出两个关于传说历史之外的问题。其一，文中说“原始社会不存在以掠夺财富为目的的战争，即使出现过部落冲突，也只是血亲复仇性质”（23页），这个论断没有证据支持。其二，文中又说龙山文化“河南登封王城岗和淮阳平粮台发现的城墙城址，均系夯土筑成，它是防御掠夺性战争的需要，是军事民主制出现和阶级社会从原始社会的母胎中行将分娩的一个标志”（24页）。这句话有两个问题：其一，“……城墙城址均系夯土筑成”是一个病句，夯土筑成的是城墙而非“城址”。其二，说龙山文化中出现的城堡“是阶级社会从原始社会的母胎中行将分娩的一个标志”，意味着那时还不是“阶级社会”。王城岗古址的年代距今4200年左右，平粮台古城也在龙山时代后期，因此教材中这句话与其《前言》中说“进入阶级社会后也约有5000年”是矛盾的。 第三节第五小节《原始文化》按章节安排它应该只限于“父系氏族公社和原始社会的解体”时期即龙山时代，但它实际上跨越了旧石器时代的山顶洞人时期到“原始社会的解体”时期，所以从整体结构上看它就是不当的、混乱的。下面再谈具体问题： 第五小节第一部分“原始社会的萌芽”第一句话说：“我们的祖先在生产实践中，逐渐积累了一些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动植物等初步知识，尽管这些知识非常贫乏和幼稚，但现代科学确是从这儿起步的”（25页）。这句话有两个问题可商：其一，说“天文、地理……”等等初步知识是在生产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固然不错，但它是不完整的——除了生产实践外，还有一个基本的和重要的方面即生活实践。其二，说原始人关于“天文、地理……”等等知识都非常贫乏和幼稚是不对的。比如原始人关于动植物的知识是极为丰富、细致的，这方面有大量的人类学考察和研究，几乎已是一个学术常识（从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材料来看也是这样，比如古人对动、植物的利用，彩陶纹饰等都能反映出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是不能用“非常贫乏”来形容的）。该段落其他问题还有：一，“到了传说中的帝尧时代，据说有从事天象观测的专职人员”是不对的。传说中，在帝尧之前有颛顼“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史记•历书》），有少皋氏任命司分、至、启、闭四时之官（《左传•昭公十七年》），有黄帝时“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馀”司“天地神祗物”之五官等（《史记•历书》）。不是到尧时才有从事天象观测的专职人员。二，说“半坡遗址出土的汲水器——小口尖底瓶，造型设计完全符合重心下垂原理”是不符合实际的。根据实验，半坡类型尖底瓶绝大部分其重心都在腹部双耳之上，提携穿系双耳的绳索尖底瓶会处于倒斜或正斜状态，而且尖底瓶为“汲水器”之说也是沿用了考古界的一种错误理解和认识[40]。 第五小节第二部分“原始宗教”有几个问题可商：其一，说氏族制确立于山顶洞人时期（25页）是没有证据的。其二，说“半坡器物上有鸟鱼鹿蛙等动物花纹，可能就是图腾崇拜的痕迹。我国古代传说中的龙凤等都是神化了的图腾动物”（25页）也是没有依据的。另外，“半坡器物”中没有发现鸟纹、蛙纹，只有“半坡类型”中才有这两种动物纹。其三，“这些‘图腾’作为氏族名称或族徽，并以此为信仰，把氏族成员共同联系起来”是个病句，“图腾”不能成为“以此为信仰的”主语。其四，在列举史前祭祀活动的遗址时说“浙江余杭瑶山良渚文化遗址也发现一座祭坛和许多玉器”（25页），给读者的印象良渚文化仅发现这一座祭坛，实际上在《詹史》初版之前良渚文化就已发现有瑶山、汇观山、福泉山等多处祭坛[41]。所以教材的处理和叙述是不当的，对读者有误导之嫌。其五，该部分第3小段讲了红山文化坛、庙、冢和良渚文化祭坛等祭祀遗址，第4小段起句说“父系氏族公社阶段，人们的宗教观念比以前复杂”，让人以为上段关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文字不属“父系”阶段，而实际上《詹史》是视二者为“父系”时代的，故表述不当。其六，说“用猪牛羊鹿等兽肩胛骨占卜，经过烧灼出现纹理，举行一定的宗教仪式，据纹理而判断吉凶”（26页）。其中猪牛羊都是家畜而非“兽”。其七，说“大汶口、龙山、齐家等文化遗址就曾出土过大量卜骨”（26页），其中“……文化遗址”意思含混，不知是指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的所有遗址呢，还是仅指大汶口、龙山、齐家三个遗址。其八，说“在占卜活动中逐渐出现专职或半专职的巫师，他们是最早的一批脑力劳动者，与此同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和对立也就逐步产生了”（26页）是可疑的，因为史前时代脑力劳动者并不限于占卜这一行，其他如天文观测、房屋建筑、器物制作等都需要脑力劳动者，如苏秉琦先生就认为仰韶文化中可能“已出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仰韶彩陶无疑是社会分工的产物”，甚至这种分工要上溯至8000年前查海文化的玉器制作[42]。其九，说“父系制确立后，出现了祖先崇拜。陕西龙山文化遗址发现用泥土塑造烧制成的陶祖——男性生殖器，甘肃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祖、青海乐都柳湾的男性裸体像彩陶壶都是崇拜男性祖先的象征”（26页），其不当有二：一是所举考古材料是年代较晚的而省略了仰韶时代的相关资料（第三节第一小节已述及）；二是仰韶时代是《詹史》所论“母系”而非“父系”时代。 第五小节第三部分“文字的萌芽”有如下问题：一，这段文字开头说“从仰韶文化开始，就在陶器上留下许多刻划符号”与考古事实不合，因为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早在仰韶文化之前就已普遍发现，而该段文字后面也说到“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的陶器上有10余种符号”应是指大地湾文化而言，可见编者自相矛盾。二，该段文字起句说“从仰韶文化开始”，然后述及半坡和姜寨遗址的刻划符号（6000多年前），然后说大地湾出土的符号（7000多年前），然后说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符号（4000多年前），之后接着说“山东龙山文化的陶片上早就发现过一些符号”（4000多年前），后面还说“这些符号逐渐进化，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符号和良渚文化的玉器、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其形体已接近于商周文字”（26页），颠三倒四（大汶口文化距今6300—4500年，良渚文化距今5500—4000年），让人觉得编者可能喝醉了酒。三，说大汶口和良渚文化的符号“其形体已接近商周文字”是不当的，可能有个别如此但个别不代表整体。四，认为上面那些考古学文化中的刻划符号“大概和黄帝时代的‘仓颉作书’的传说是相符的”不妥当：一是年代跨度从距今8000年—4000年，很难说都是“黄帝时代”；二是那些符号出土的地点从黄河上、中、下游到东南地区都有，何时何地为“仓颉作书”？五，说“我国古代有‘结绳记事’和‘契木为文’的传说，半坡氏族等采取的记事方法与这种传说是相符的”不对，因为编者只举了半坡陶器刻划符号而没有说半坡遗址发现了与“结绳记事”和“刻木为文”相关的材料，怎么还相符呢？ 第五小节第四部分“原始艺术”不当之处有：一，“河姆渡遗址出土一件双鸟纹骨匕，刻有双鸟纹图案”（26页），其中有重复罗嗦，前一个“双鸟纹”宜删除。二，说“大汶口出土的透雕象牙梳和象牙筒，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象牙雕刻品”（26页）不对，河姆渡出土著名的“双凤朝阳”象牙雕及刻有蚕纹、编织纹的象牙小蛊年代就远早于大汶口出土象牙器。三，说“许多遗址出土了陶埙，这是人类较早使用的乐器”（27页）没有错，但贾湖骨笛年代更早、河姆渡出土骨笛160余支、打击乐器木 20余件而陶埙仅数件[43]，在这种考古背景下该说法和举证显然不妥。 此外，《詹史》第二章《夏、商》还有一小段文字涉及原始社会，即“在夏的统治范围内，有许多同盟‘国’。他们之间频繁交往，迁徙流动，早期的华夏族就是在炎帝、黄帝两部落集团的基础上，联合了东夷和西戎，相互融合而逐步形成的”（32页），其问题也很明显：炎帝、黄帝两集团怎么会在夏代和夏的统治下来形成早期华夏族？还说得那么肯定！ 四、结语 《詹史》第一章《中国的原始社会》约2万余字篇幅（除去6幅插图不到2万字），存在的问题及其涉及的方方面面实在不算少。因为那些问题往往互相牵连，并不容易归纳、归类，这里勉强作一下归纳：1、教材编写结构、体例及相关内容组织有欠科学、合理；2、机械套用“母系父系”社会进程学说，有隔靴搔痒之感；3、考古学知识、常识欠缺，对考古发掘材料了解、利用较少；4、论述牵强附会明显，大多没有说服力或说服力不够；5、观点与材料常成割裂状态，拼凑痕迹明显；6、常把考古材料当作浆糊使用，甚至当作面团任意揉搓；7、自相矛盾较多，表达观点和材料运用都极不严谨；8、文章写作没有章法，行文时有莫名其妙之处，也有语法、标点、逻辑问题。总的印象是思路不清，材料了解、准备极其不够，缺少内在的逻辑、理路，材料运用极不严谨，拼凑痕迹极其明显，文章和文字没有灵魂和生命。 有两个问题让我思考：一，文章要写完时，我上网一查，感到很意外：原来主编詹子庆教授是东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博士生导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我很疑心：本文批评这部分内容可能不是詹先生自己所写。但是教材《前言》关于编写分工恰恰说明第1—5章即从《中国的原始社会》到《战国》部分都由詹教授编写。我想，即使不是詹先生亲自动笔，由其学生（按理自然应该是读博士、硕士的学生）主笔，也不应该是上面那个样子。即使学生动笔，未必写成后或出版清样出来詹先生自己就不看一遍吗？我想不明白。二，《詹史》从1996年8月初版、1997年再版到2004年6月第10次印刷，到2006年冬我在书店买到这书，作为师范类教科书使用已经十年。使用该教材的大学教师估计应以百数计，其学生应该成千上万（学生毕业又去教中学历史，每个学生的学生也应该成百上千），影响广大。那成千上万的大学师生怎么就没有人批评这书（虽然《詹史》内容提要说“采纳了师生在使用过程中的建议与意见”，但问题为什么还如此严重？），要知道其中的问题大多数都是大学生能看得出来的（我以为如此），有些问题我相信一个优秀的中学文科生也看得出来，少数问题我认为优秀的初中生、小学生也能看出来，比如有些标点、语病、段落内部的组织以及尖状器与砍砸器的“说明”颠倒。我觉得学术堪忧（《詹史》关于“中国原始社会”的基本框架和认识还是来自于学术界）、教材堪忧，我们的大学教学也堪忧。 由于存在前述问题，我认为《詹史•前言》中说“中国古代史是历史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它将为学习历史科学的其他课程打下牢固的基础”、“学习中国古代史，要掌握基本史实、基本概念、基本规律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使所学的内容成为真正的科学”等，《詹史》都难以担当或难以期许。虽然《詹史》“侧重用于培训中学历史教师，尽量与现行中学教材衔接”会使其编写受到一定影响，但这显然不能成为前述各种问题能够产生和存在的原因与理由。与中学教材相比，《詹史》有广阔的空间和可能性可以弥补前者存在的种种问题与不足[44]，但是很遗憾，前者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比如对考古材料的利用及论说方式等）《詹史》都存在，前者没有或不明显的（比如语法、章法、标点等）《詹史》也有。 最后我看了第一章后面的“思考题”，6个问题中至少有一半我根本就做不起，除非照抄或背诵老师给出的答案（但是我又怀疑这个“答案”）。这3个问题是：1、论证晚期智人时期氏族制确立的条件；2、通过半坡遗址的村落布局来论证氏族制的内部结构；3、阐明我国原始社会从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转变的历史条件。题目好大好大，我的脑袋好空好空。 注释： [1]詹子庆主编：《中国古代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第2 版。 [2]王先胜：《“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社会科学评论》2005年第1期。 [3]《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18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1版。 [4]尤玉柱：《旧石器时代的艺术》，《文物天地》1989年第5 期。 [5]王艳红：《是“谁”杀死了猛犸象？》，《中国文物报》2005年4月20日，第2 版。 [6]《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3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7]许顺湛著：《黄河文明的曙光》73—74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 版。 [8]、[10]曹兵武：《中国早期陶器与陶器起源》，《中国文物报》2001年12月7日。 [9]邓昌宏：《试论中原地区陶器的起源和早期的制陶技术》，《中原文物》1981年第3 期。 [11]郎树德 贾建威著：《彩陶》3—4页，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2 月第1版。 [12]、[40]王先胜：《关于尖底瓶，流行半个世纪的错误认识》，《社会科学评论》2004年第4 期，《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5年第6期。 [13]、[23]、[24]、[27]巩启明：《从考古资料看仰韶文化的社会组织及社会发展阶段》，《中原文物》2001年第5 期。 [14]巩启明著：《仰韶文化》198—200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15]西安半坡博物馆、渭南县文化馆：《陕西渭南史家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第1 期。 [16]汪宁生：《仰韶文化葬俗和社会组织的研究》，《文物》1987年第4期。 [17]《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3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第1 版。 [18]岗村秀典：《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战争》，张玉石译，朱延平校，《华夏考古》1997年第3 期。 [19]许顺湛著：《黄河文明的曙光》72 页，76—7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 版。 [20]、[21]张长安、姚志国：《试论裴李岗文化时期的社会阶段》，《中原文物》1996年第2 期。 [22]黄卫东：《下王岗和雕龙碑：从排房建筑看社会形态》，《中国文物报》2001年9月2 日。 [25]田昌五著：《华夏文明的起源》82—83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 版。 [26]高广仁、栾丰实著：《大汶口文化》128—129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28]许顺湛：《黄河文明的曙光》149—150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29]许顺湛：《黄河文明的曙光》114—122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30]许顺湛：《黄河文明的曙光》164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31]孙英民、李友谋主编：《中国考古学通论》（修订本）125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第2版。 [32]许顺湛：《黄河文明的曙光》389—390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33]陈文华著：《中国农业文明史》57页，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 [34]《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彩版1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龚奇柱主编“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11页，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 [35]、[36]许顺湛：《黄河文明的曙光》393—39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37]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等：《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版。 [38]《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4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39]高广仁、栾丰实著：《大汶口文化》122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41]杜金鹏：《良渚神祗与祭坛》，《考古》1997年第2期。 [42]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第12期。 [43]陈忠来著：《太阳神的故乡——河姆渡文化探秘》248页，宁波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44]王先胜：《历史教学怎样处理炎黄蚩尤问题》，http://www.xslx.com/htm/shgc/zgls/2006-11-24-20891.htm；王先胜：《谈谈川教版初中历史教材的修改问题》。 （感谢王先胜先生惠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