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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的啊！黑夜还有多久才会过去？守望的啊！黑夜还有多久才会过去？” “黎明来到了，可黑夜永远不会过去！你们如果再想问些什么，回头再来吧。” ——《以赛亚书》，21：11 林国荣 和几乎所有的罗马史撰不同，这部九百页之巨的作品追寻了罗马生活背后的种种真相，因此，这部作品是珍贵的。 相比之下，自罗马帝国于5世纪灭亡之后直到今天，从人文主义最后一抹悲壮余辉笼罩之下的马基雅维利、莎士比亚，中经爱德华.吉本所特有的那种以乐观主义为基质的悲观主义启蒙行动，再到十九世纪更富激情、但色调沉郁的库朗热、尼布尔、蒙森以及韦伯的现实研究，所有这些对古代罗马历史的辛苦追寻无不以同样的可悲结局收场，它们无一例外地无法抵抗当下时局和世事潮流，沦落为“受教育阶层”的玩赏品和慰问品；所有这些或启蒙或沉思的罗马历史作品，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学术化的小说，可归入实际上的某种文学门类；长久以来，这些作品无不是从再庸俗不过的普遍人性的土壤中吸取营养，造就出那种特有的悲伤到令人愉悦的文学模式，对这一模式，罗马人自己是感到陌生的。无论是利维还是塔西佗，都不会把个人主义模式下的人性及其自由升华到如此抽象的高度，他们笔下的人物确实是高度个人化的，但这些人物的“自由”无论就社会道德而言还是就宗教而言，都不是个人主义的抽象模式，毋宁说，罗马人的“自由”乃是在面对世界时的创造性的自由，对罗马人来说，这样的基于行动的创造性自由等同于文明。 正是因此，罗马人也从来不觉得自由或者文明来自道德或者应当接受道德的影响；马克思在学位论文中就严厉抨击了颇富现代性色彩的普鲁塔克的道德论章，因为这样的现代式道德顶多也只是好心肠的道德，这样的道德甘愿和一切恶事妥协并且只看到任何一桩社会事实的好的方面，马克思写道：“普鲁塔克在他所写的《马略传》中可怕地在历史上证明，这样的道德风格怎样地消灭了一切理论的和实际的公正。在描写可怕地消灭钦布利人这件事情时，他叙述说，有这样多的尸骨，以至于马萨里奥特人可以用它们给自己的葡萄施肥。在此之后又下了雨，而这便成了葡萄和水果最丰收的一年。高贵的历史学家在谈到这一民族的悲惨灭亡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普鲁塔克让一个高贵的大民族灭亡和腐朽，以便叫马赛的谷物得到丰收，这一点从神的方面来看，他认为完全合乎道德。这样一来，甚至人民之变成一堆粪土对他来说都是一个适当的机会来享受道德题材的幻想。”这样的道德伤感乃是一种处身末世的特权阶级的病症，如此的心理状态也正是罗伯特.默里所精确呈现的那种“神经衰弱症”。普鲁塔克笔下意大利和高卢特权阶级的生活和18、19世纪法国、英国贵族的生活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富裕、有高度教养、高雅、奢华。两个时代的特权阶级明知道灾难迫在眉睫，却还是大跳其优美的小步舞蹈，他们把可怕的真相隐瞒起来，试图相信情况到头来一定会好转；维多利亚时代的那种奇妙信念，即进步的力量肯定会以某种神气的方式战胜失败和腐朽的力量，也成了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欧洲信念；在此一信念之下，对特权阶级来说，与其以改革或变革的方式拯救社会，倒不如道德上的伤感来得更有价值、更有美感；既然一切都是太平盛世，便不会有什么“贫困的尖刺”使人不能入睡；既然爱德华.吉本从罗马帝国的衰亡中所得出的全部结论都可归结为：现代文明注定了不可能再遭受“野蛮”的入侵，那么道德上的伤感就是堪称高贵的“现代性”事业，唯一值得付出努力的就是培养个人与个人之间直接、单纯的博爱。 真的，从5到19世纪，没有一部关于罗马的作品是在弹奏人的心弦，表达人的观点。同样，在所有这些关于罗马作品中，也不会出现罗马人的世界观。 在几乎所有古代罗马史的研究者当中，最不愿意阅读同代研究作品的人无疑是库朗热，他的格言是：“宁随利维犯错，也不随尼布尔正确。”然而，这并不表示他必定以罗马人为师，恰恰相反，这仅仅说明了他对日尔曼学术的厌恶和蔑视，这样的情感是高卢民族所特有的；自宗教大分裂之后，与其说一切古代史都是当代史，倒不如更恰当说，一切古代城邦史都将成为现代民族史。库朗热的渊博无不令人瞠目，然而谁又相信那贯穿此等渊博学识的主导性思考竟然是同等程度的浅薄，他的思考所及无非是从1848年到1850年代的法国社会。作为一个庸俗和折中的波拿巴主义者，他恐惧革命，这样的恐惧显然是天生的，而不是基于对罗伯斯庇尔的正确思考。在为私人财产权寻求终极性质的“宗教基础”之时，他显然是出于对大革命时代“土地法案”的担心，但恰恰是罗伯斯庇尔否决了“土地法案”；这样的错误判断在《古代城邦》中不断出现，似乎是时局使他无法冷静下来认真分析一下格拉古改革运动和卡提林的阴谋，将其视为简单的革命者和类似希腊式的民主煽动家。事实上，古罗马显贵元老的统治基础始终在于代表农业地区的特里布斯，为了保卫这一统治基础，元老院随时警惕着不让城市的四个特里布斯产生政治影响；无论是格拉古兄弟还是卡提林，都绝不会想要改变这种情况并实现希腊式的民主。格拉古改革运动的首要目标便是重建罗马的军事防御力量，阻止农村土地所有者丧失社会地位和无产阶级化，阻止大地主们把他们的土地买光，借以维持自我装备的自耕农军队；格拉古的党派首先是个基于农业的政治派别，为了实现目标，格拉古不得不争取骑士阶层的支持，来对抗达官显贵；尽管格拉古的某些演讲的确传递出了一些带有“自然法”色彩的革命气息，但他的教养和他所面对的社会事实都只是成就他为改革者，而非革命者。正如科瓦略夫所论：“前2至1世纪的内战常常被人称为‘革命’，但是这种说法是奠基在‘革命’一词的不精确的、过分广泛的使用之上的……真正意义的革命只能在摧毁该社会经济结构的那些客观和主观前提成熟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一结构处于本身的衰落阶段的时候，才能够开始。正处于改结构的上升路线之上的任何运动，尽管它为了更高一级的一套社会关系而带有反对当前制度和现状的武装斗争的性质，是不能认为是革命的。”尽管格拉古民主派的主要核心仍然是农民，但他们已经不是前5到3世纪的旧民主派中的农民，现在他们在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方面已经变化成为贫农、贫民和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村无产者了。骑士是新民主派中最有组织的力量，但它是站在最右面的，它本身的巨大财富和组织性使之有时也成为民主运动的领导者，但元老院是他们真正的统治堡垒，这是骑士阶层不可突破的政治底线。与社会实体中最贫苦的下层进行强有力的政治联合，这是自米拉波死后的法国革命的最显见特征，但这样的联合并不曾见之于古代城邦。革命不曾在古代城邦发生过，修昔底德笔下的克尔西拉革命或者利维笔下的格拉古运动或许把一向注重节度的城邦政治带入某种激情乃至迷醉状态，但本质性的社会命运并未因此改变。 对于前2世纪罗马的骑士阶层来说，大征服的迅猛推进，尤其是在彻底摧毁迦太基并在希腊世界确立“秩序”之后，罗马不仅重新夺取了早期因王政垮台而丧失的在南部意大利的商业地位，而且更把这一地位迅速扩展到整个地中海世界；巨大的资本、商业、奴隶以及土地现在统归罗马人掌控，规模之大不但使传统的希腊化王国望尘莫及，更使罗马人自己瞠目结舌，可谓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壮观景象。在预感到即将发生大规模经济变化的罗马社会中，到处必定存在着强烈的经济价值感，加图的《农业志》显然不是出自对罗马古旧传统的贵族式乡愁，而正是出自这种为经济动荡时代所特有的强烈经济价值感，最大效率的产出是加图全部的关心所在，他就象一个18、19世纪的英国工厂主关心工厂那样关心着他的庄园。很明显，这样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理想庄园已经盛行于中部和南部的意大利，并且以大得多的规模盛行于西西里和北非，它们为市场而生产。这样的社会时刻要准备向前发展，不管它愿意与否，它必须随时随地准备在法律、政治、价值和社会条件等方面发生变化，这个过程将是再残酷不过的，对失败者和胜利者都是如此。骑士阶层是这一变化中首当其冲的力量，发财致富是他们的首要目标，最重要的却是，他们是否愿意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在这样的社会中，他们或许有机会或许没有机会去研究他们赖以为生的基本价值，不过毫无疑问，他们都迫切地希望能找到某种能说明他们的当前价值作用的方法，当他们打算把资源安排于各种用途时，当他们本能地学着预测不同的安排将会产生的不同后果时，他们必定要培养并发挥出他们的聪明才智，格拉古运动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而他们也巴望着成为罗马的科布登和沃尔波尔。 战后仍显得古朴的罗马人是否习得了足够完善的政治科学，以掌控如此复杂多变的社会？答案是否定的，确切地说，一点都没有。在前2世纪屹立于地中海边上的这个社会，就象波利比乌斯所论证的那样，就是这么一个长期错综复杂的历史的必然结果。僵硬的习俗瓦解了，它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已经举世无争；然而，我们必须把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的罗马经济史视为数不清的人们所作出的经济决策的综合结果，这一点似乎连精熟意大利城市更复杂的经济生活的马基雅维利也忘记了。这些数也数不清的人们生活在地中海周遭的各个角落，人人都在为决定未来事态的命运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可是对于将来的事态究竟朝什么方向发展，谁也无法预测，根本也无法预测。就最特异的情况而论，也许只能西皮奥集团所养育的那些卓而不群的政治家们也许有某种他们不愿意接受的预感，但这样的预感却是无可名状的朦胧。因此，在审视和判断这一时期的整体罗马生活时，我们必须记得，并不存在类似“革命”或者“共和与独裁之争”这样的概括性论断。关于这一时期的罗马生活，稍稍熟悉一下加图、格拉古、马略、恺撒的演讲，就知道全部的论辩只包含着普通和简单的内容；这些论证常常显得目光短浅和平庸、动机堪称卑鄙、缺乏审慎精神、时常谬误百出，可也正是这些论证及其背后的支配性力量，为前2到1世纪的罗马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体系和权力体系。 这一新体系的全部重心牢牢钉死在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配上，以至于这成了罗马社会存活于这个世界的目的所在。罗马社会究竟为什么存在？似乎不曾有人进行过类似希腊人那样的广泛思考。这样一个疾进中的社会不可避免地也是一个严酷的功利的社会，这样一个社会并不需要来自伦理体系或者宗教体系的论证或者支持，正如同亚当.斯密时代的英国社会那样，它是自在和自为的。西塞罗和日后的斯多亚皇帝和法学家们认真思考了将权利和正义扩展至全部世界、扩展至所有人类这一严肃事件，以之作为罗马社会存在的真正目的所在，在乌尔比安的崇高正义观中，这样的权利和正义是绝对的、永恒的和不可变更的；这样的权利和正义并不来自罗马社会，也不是法律所规定，相反，它们独立于所有的法律和社会而存在，从而是所有的社会和法律的标准或尺度。无论如何，同那种乌尔比安式的崇高而宏伟的目标相比，前2到1世纪的罗马无疑显得太苍白，称得上是沧海一粟，不值一顾。另一方面，此一时期的罗马史学和文化著述中，以及最为根本地，在此一时期的罗马宗教中，彻头彻尾的实利态度和顽固的形式主义要素占据着主宰性的地位，对东方密教、希腊式的救赎宗教以及整体上对希腊文化的拒斥成为这一时期罗马文化的主流感受；随着外在政治迫切性的消失，罗马政治丧失了一切原始的野性，西皮奥集团的覆灭则标志了政治激情状态的消散、以及为赋有政治天命感的超绝政治人物所必然无法缺少的神秘内在意识和悲情状态的消散。由此足以见出，从西皮奥结束的开始到恺撒开始的结束，所有此一时代的罗马政治人物无一不是世界史上最有权力、也最为昭彰的实利主义政客，从最庸俗者如克拉苏、卡提林到最高洁者如格拉古兄弟，并无一人可为罗马生活规定共同的目的，或者赋予罗马生活以伦理和文化论证，也正是这些人物为布克哈特“权力即是罪恶”的世界史格言作了注脚。加图的“教子书”已经蜕化为意大利奴隶主狭隘自私的残酷圣经，罗马建城神话以及十二铜表法的素朴但激昂的严肃、汉尼拔战争为罗马社会注入的那种历经四十年不散的巨大恐惧和紧张的政治情感、由此所激发起来的罗马人针对不共戴天的政治仇敌的强烈复仇欲望、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那种国族历史叙述振奋人心的力量与狂热，早已为罗马人内部争权夺利、无情剥削的日常功利行为所取代，流行在此一时期的罗马民间歌谣和戏剧也正是那种盛行于雅典末世的阿提卡新喜剧；类似西皮奥集团的那种伟大的先知型政治家的强烈悲怆要等到维吉尔的第四牧歌才能再现于罗马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那种强烈的情绪内涵则要等到塔西佗其人和作品的出现，而这一切的前提则是罗马共和的灭亡。 此一时期，罗马文化所具有的一切要素及一切感情状态在在乎都不能为罗马社会的宗教性的内在生活建构出一个哪怕最为粗陋的框架；尽管埃涅阿斯式的冥间地府依旧全然保持着荷马式的特征，但此间的所有幽灵都是毫无力气的，没有什么鬼魂会遭受注定的惩罚，只有那些特定的重大犯罪者才会遭到个别的特殊惩罚。此一时期罗马的宗教纯然是具体、正面的，而且是纯粹此世的，正如埃涅阿斯的古老应许也是具体的、纯粹此世的那样；惟有具体的、现世行动的当下问题才会浮现且要求解答，所有其他问题尽在排除之列。 此等事态具有多么严肃且重大的意义，是不难推量的，只要我们透彻了解到：罗马心灵的问题在此种解决方式之下是何等惊人地节省精神方面的努力；如同对格拉古而言，排除一切形而上学的思虑而代之以在床头放上一部罗马“年代记”，是其行动不会被任何哲学说理动摇的重大前提条件之一。对于罗马宗教以及在此一宗教影响之下的此一时期的罗马社会来说，抵御关于宇宙之意义的思维因此获得了不会被抛弃的绝对屏障，人所需要的是依据现世的经验命令行事，而不是对世界意义的认识。害怕太过幸福会招来神的嫉妒和惩罚，害怕高傲的自信会遭受神的报复和最终的毁灭，这种贯穿于荷马时代直到梭仑与希罗多德时代的处世之道的想法，在此一时期的罗马人那里则因一种对人之命运的纯粹现世的、既聪慧又狡诈、既严肃又嬉戏的看法而全然失去作用。如果真有天意，那么为罗马社会的世界性优势而不惜一切手段则正是当务之急，各个与罗马为敌的王国及其君主的灭亡适足以证成此种天意信仰，一如在罗马这个自由国家内部，取得针对不同政治派系的压倒性胜利则足以证明神的荣耀。这就是此一时期罗马政治的宗教基础所在。罗马的祭祀在汉尼拔的攻击迫在眉睫之际也会对罗马人民发出灾难性的神谕，不过在罗马人看来，这既非注定的命运，在纯粹实用和形式主义的宗教体系中，自然也非宗教罪过的结果。诸神降罪自己的人民，这种想法也非罗马所独有，柏拉图的《克里提亚斯篇》以及《蒂迈欧篇》的残篇中，拜金主义与傲慢的恶德正是招致诸神干预和最终灭亡的原由；然而，此一论证乃是由希腊的哲学学派大首领所作的神学建构，在此一时期的罗马宗教史上必然起不到一点作用，况且这样的希腊篇章完全是在雅典权势的彻底瓦解所造成的恐怖印象的想象力冲击之下写就，这与此一时期处于急速上升时期的罗马社会的“盛世”处境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正如此一时期的罗马广场与往昔希腊世界的那些学圆的园林环境也不可同日而语那样。在“朱古达战争”和“卡提林阴谋”的年代，马略与卡提林那种粗犷的、充满平民色彩的经验主义性的群众煽动家也远远异于雅典所有的高贵思想家；雅典有极高教养（雅典政治越是趋于瓦解，这种教养就越是高远）的青年、连同叙拉古的僭主或政治改革者，造就了秩序井然的雅典人民大会以及昂扬于此种人民大会中的理性规制的立法精神，虽然时时存在鬼神作祟的惶恐迷信和兴奋过头的慷慨激昂，也依然有着无穷的诱惑使人不忍心将此一时期的罗马广场演说与修昔底德作品中就“克尔西拉革命”及其连带后果所进行的雅典式论辩相提并论；雅典论辩几乎已经做到了将政治理想主义、以及此种理想主义中所涵养着的昂扬悲怆的强烈情绪同最清明不过的事实和理路分析融合为一体，而这两者的结合在此一时期的罗马论辩中是完全缺乏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所熟知的希腊神谕以及作为其民主政治表现形式的会议辩论和演说，无不因其过分的节度、过分地注重形式的完美，而远远比不上此一时期罗马政治中广场演说家在自动喷发的言语中的感情力量；韵律本身或许自有其说服性的力量，但此一时期的罗马政治人物更注重当下政治的灼热景象，在此一时期的罗马政治话语中，这景象总是如此具体、生动，他们也总是将其呈现得如此简明、令人信服且淋漓尽致；处于激情状态的格拉古，往往集合空前绝后的壮丽与凄绝于一身；此一时期的罗马政治话语就自动喷发出来的力量和情感而言，实属文学门类中最为宏伟超绝的作品，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上述一切政治表象的背后所蕴涵的乃是某种至深的政治意识，在赋有改革思维的部分罗马政治精英的准确感受中，罗马的未来乃是一个充满危险、且依然遥远的神秘国度，至少，古典的城邦已经不足以领导这个未来，反而有害于这个未来，必须作出某种重大变革甚至革命的意识赋予此一时期的罗马社会以特殊的焦虑感。无疑，在前2到1世纪的罗马盛世背后，隐藏着复杂而尖锐的巨大社会鸿沟。 科瓦略夫比任何人都更准确地判断出这一时期发展变化的基本因由，“这不是革命，而只是和经济与社会关系方面的深刻的质的变革有关的巨大的量的变化……在经济方面的这些变化的本质可以归之于下面的三个因素：一、奴隶制度这种经济制度的充分发展，二、大土地占有制的增长和小土地所有制的衰落，三、金融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巨大发展。这些因素同时也便决定了相应的社会政治现象：一、奴隶数量的巨大增长和他们的处境的恶化，二、农民的贫困化和无产阶级化，三、城市流氓无产阶级的形成，四、骑士阶层的发展和新民主派的形成。”前2到1世纪罗马发展的全部秘密都在于与过去的经历相比，大土地占有制度、资本积累和投资的巨大增长；全部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自动产生，元老院的政策对此既无贡献也无损害，然而，这一切需要有一个能与之相称的同样重要的社会适应过程，古朴的罗马社会在战后不得不以慎重的态度进入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崭新而复杂的社会；在社会经济职能方面，时间会自动推出新的概念，这种新概念与此一时期存在于罗马社会中众多而分离的其他目标之间必须学会相互承认，正是因此，在尖锐的社会变化背后，存在着由于利害关系而引发的价值观念的斗争，这些斗争涵盖了奴隶主与奴隶、贵族与平民、土地贵族与金融贵族、意大利与行省、意大利同盟内部之间的所有矛盾，也正是这些巨大的斗争为此一时期的罗马社会带来尊严和价值。在卡提林阴谋时期，“教育和繁荣”能否象加图所期待的那样将完成所有尚待完成的任务，已经值得怀疑，罗马政治已经呈现出一个再明显不过的结论：国家的大力干预和支持，才能给予人们认为他们所能达到的那种生活，精神的动荡已经使乐观主义完全过时，并在随后的年代里很快便陈旧不堪。经过此一时期的强烈紧张和疑虑之后，看来罗马社会已经无法达到成功的社会适应阶段，在汉尼拔战争年代里，在全新规模上创造财富、力量和舒适为罗马人带来正当的骄傲，然而由于没有一个权力重心可以控制并指导此等骄傲，这样的基础就太薄弱了；由此，罗马社会在此一时期的最显著特征便是：成功地排除一组难题也就意味着带来同样棘手和令人困惑的更大的难题。此一时期的罗马社会就象一个缺乏指导的人的生活那样，自我制造出他需要解决的难题，它因此只能在不断变更的风险中生活下去，等待一场总危机的爆发。也许只有后世的回顾才能真正看清楚，此一时代的幸福和安全与日后的苦难和不幸乃是直接关联的，构成一组一对一的因果链条。 在战争中赢得巨大威信的元老院在此一时期无可避免地变得盲目、狭隘而短视，它并不自认为要以任何方式在各阶级中保持平衡，同时，它公开回避使用税收重新分配财富的思想，哪怕是以最粗糙和最现成的方式。元老院的经济思维就是作为成员的元老个体的经济思维；这些人汲汲于减少自己的负担，并且深信他们能够使用手中的每一块金币作出良好的投资。无法对此种政策的社会责任心作出任何程度的猜测，但这种元老政策的实质就是严厉的节约，如加图《农业志》里所表现的那样；由于成为地中海的主人，罗马社会在长时间内取得投资和收入的机会都异常优越，经济似乎是要一直这么高速发展下去，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这样的势头，就象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罗马的扩张和征服那样。 很难对这样的时代作出概括性的评价，其中的绝大多数其实只是看法和立场问题。库朗热表明了那种最具代表性的19世纪的中庸态度。在他看来，波利比乌斯在罗马的经历足以证成此一时期的罗马社会。波利比乌斯以一个希腊爱国者的身份开始在罗马的生涯，但在这段生涯结束的时候，他成了不折不扣的罗马霸权的羡慕者和追求者，因为正是波利比乌斯告诉处于革命中的希腊人，如果罗马征服了世界，此乃得偿其所；与希腊城市自身的革新相比，罗马的外来统治更有价值。库朗热是否正确判断了心思百变、其深莫测的波利比乌斯式的希腊心灵，不是此处要直接关注的，此处的问题在于，库朗热在此处表现出某种神秘的天意信仰，这种信仰呈现为如下形态：罗马通过干预而征服并统治了希腊世界，这意味着拯救了希腊世界；通过此一拯救行动，罗马人教导希腊人学会尊重私人财产权，使之免受轮番的革命之苦。因此，库朗热得出结论说：“波利比乌斯起初是出于对民主的恐惧而反对希腊独立，后来则是出于对罗马的艳慕而反对希腊独立。”对库朗热来说，此一时期罗马社会的全部尊严和价值只在于此一时代的罗马人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和尊重。对此，我们必须注意到，库朗热的1858年，也正是奥尔西尼的刺杀阴谋发生的那年，在这一年，意大利正处于民族统一战争的前夜，此时的拿破仑三世正自鸣得意地视自身及其法兰西第二帝国为欧洲帝国观念的复兴者，对库朗热来说，此时的法兰西第二帝国也正表征着罗马社会在前2到1世纪的世界位置，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它们都象征了秩序、霸权、以及最重要的对私人财产权的捍卫。波利比乌斯因此而被库朗热塑成为一个与塔西佗正相反对的人物，在这一严格的对立中，波利比乌斯最终成为前2到1世纪罗马社会的一个忠实描绘者和敏锐的信徒。对于发生在共和末期的革命运动，库朗热评论说：“一系列的革命活动在人们中间产生了平等，没有机会为原则和权利而战，人们开始为利益而相互厮杀……由于人们脱离了古老的制度，贫穷的阶级开始壮大。从前，所有人都归属于一个氏族，有其恩主，极端的贫穷因此不为人知。任何一个不希望生活在氏族国家或者部落中的社会，就少不了贫困。民主并没有压倒贫困，而只是使贫困更容易察觉而已。政治权利的平等仅仅是使生活景况的不平等更为昭彰而已。”这是托克维尔式的评论，从19世纪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就是“欧洲精神”。 这种典型的19世纪中期的欧洲意识形态解释了为什么李加图的悲观见解竟然对全部欧洲社会具有了盖棺论定的意义，一如加图的见解对前2到1世纪的罗马社会具有同样的意义。如果现行的工资水平高于“天然的”工资水平，就绝对阻止不了工人阶级的最终的悲惨命运；如果国家出来干预，硬使工资高于“天然的”水平，就会破坏社会秩序的基础，正如加图绝不容许“纵容”奴隶那样。这也就是为什么在1848年革命期间，托克维尔坚称一切社会主义思想学派的显著特点就是“强烈地和顽固地诉诸人的物质欲望”，他认为二月革命要保持1789年的伟大传统，就必须要接受一个无阶级社会的思想，而接受这种思想，就必须要放弃创建一种社会权力的主张，这种权力拿政府的靠不住的智慧来代替每个公民的实际的和亲身的智慧；因此，托克维尔认为，政府只要给人民以知识和自由，这就算尽到责任了。这样的看法也正是前2到1世纪那种复杂而严酷的罗马等级社会而非阶级社会中典型的共和派精英的政治视野。 这样的政治视野为19世纪几乎所有的罗马史的研究者所分享，不管他们中间存在多么大的分歧。蒙森主要是把罗马文明呈现为这样的一副图景：品质坚强的罗马农民崛起于原始的农业集体主义形式当中，对蒙森来说，这一集体主义形式无疑也是日尔曼性质的，这些农民顽强地捍卫自己的土地，随时准备为之战斗，对蒙森来说，这些早期的罗马农民也正是普鲁士容克的对立者，正是这支力量足以构成自腓特烈大帝以来德意志民族性的支柱；韦伯则把注意力放在晚期的阶段，在此，同样的这些罗马农民已经蜕化为贪婪的土地占有者，并将自己及其庄园与他们亲手创建过的城市生活和商业生活隔绝开来，由此走向类似中世纪的农奴制和经济的自然化，终致古典文明自身的毁灭，在韦伯看来，罗马大土地主的这种自我隔离与英国土地主的积极的政治和商业身份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他的罗马农业史研究是同他对易北河以东的德意志农业调查活动乃是一脉相承的，不管是罗马晚期的大土地主，还是德意志的容克阶层，问题最终都涉及到如何溶入城市生活以及市民文明当中，不管这种市民文明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确切地说，古罗马的土地主和德意志的容克阶层是否足够聪慧到成为威灵顿或者狄斯雷利那样的代议制下的政治领袖人物？科瓦略夫的同胞罗斯托采夫接受了韦伯的这一“城-乡”对立模式所带来的启示，并更向前迈进一步，他不是将罪责归因于贪婪、狭隘的罗马土地主，而是归因于无产阶级状态之下罗马农民兵，在帝国时期，正是乡野出身的这些人由于被剥夺了土地，而成为流氓化的职业士兵，他们的出身以及他们漫长的职业士兵生涯使他们分享了一个共同的生存前提，此即对城市的恨，对他们来说，城市也许仍然象征了某种文明，但这种文明没有他们的份，罗斯托采夫因此将这些帝国中晚期的农民士兵称为“红军”。如果我们越过蒙森，回到尼布尔，就足以发现19世纪罗马史研究的全部光谱。尼布尔对罗马原始的集体农业制度几乎完全不知，对他来说，问题的重点乃在于古时罗马农民的德性和纪律，在尼布尔看来，正是这些罗马自耕农构成了塞维改革和十二铜表法、以及全部罗马文明和力量的基础，罗马正是借此也惟有借此才得以征服世界；这一切无非是为了迎合尼布尔本人所具有的那种英格兰式的政治经验和见解，他是一个典型的、俾斯麦曾与之终身作战的“汉诺威党人”，尼布尔的最终结论是把这些罗马农民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上，与之形成对比的另一个极端则是法国的“无套裤汉”。罗斯托采夫则仿佛置身于帝国晚期某座罗马城市的城墙之上，在众多围攻这座城市的流氓军队和匪帮当中，他仿佛清楚地认出了大批的农民，他仿佛亲见这些农民正在转化成一个“苏维埃”组织。 至此，我们可以确切地说，这五百年来的罗马史学研究几乎全部因为当下的原因或意识形态上偏见，而趋于定型化，即使是在19世纪取得巨大成就的关于罗马农业史、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尽管以公正和现实主义自居，也无一例外。马基雅维利的罗马史论乃是为了适应他那挥之不去的人文主义情结而作，对马基雅维利来说，罗马和佛罗伦萨同样充满了斗争，但罗马人总能显示出德性的力量，这一点恰恰是佛罗伦萨迫切需要而不得的；然而，德性终非取胜的关键，这一点没有谁比马基雅维利更清楚，这迫使他不得不对意大利的大凶大恶之徒怀有隐秘的同情和由衷的赞叹，因为只有借助这些人，意大利才可能赢得统一之契机；毫无疑问，“国家理由”与德性之间存在矛盾，此一矛盾之深刻、所带来痛苦之深刻，足以使包括马基雅维利在内的所有晚期人文主义者一醉方休；因恨当下而爱过去，正是这种普遍的动机促成了一个理想化的罗马共和形象的诞生；莎士比亚的罗马剧则只为迎合他那亘古不变的对“古老而美好的英格兰”的偏爱，为此，他使罗马人英格兰化，又使英格兰人罗马人化；我们无法猜测，当克伦威尔中止了莎士比亚的英格兰，法国大革命则永远了断了那么一个旧世界的时候，莎士比亚内心作何感想，但很显然，借助古典并不能使“古老而美好的英格兰”变得永恒。 历史首要地是一部物质变迁的历史，这样的一部历史必然是无情又无常，必然深受黑暗力量的全权支配。能否清楚认识到这一点，构成了布克哈特、蒙森式的历史编纂和科瓦略夫式的历史编纂之间的决定性不同；前者以系统或者静止的方式撰写古代城邦的历史，而后者则以时间为顺序来编写；如果说前者是静态描述性质的，那么后者的性质就是动态的和流变的；毫无疑问，足以表征科瓦略夫此种方式的乃是对世事无常的清楚意识。与此相反，对布克哈特或者蒙森来说，在世界突然坠入剧烈变化的19世纪，以一种静态的、理想化的方式去理解作为全欧洲共同遗产的远古城邦，即使不能提供当下的解决办法，也能提供某种意义上的安慰；因此，在布克哈特和蒙森看来，至关重要或当务之急的是假设某种永恒且封闭的“希腊精神”或者“罗马精神”的存在；为了接受这种精神的存在或者熏陶，重要的不是从残酷的日常生活出发进行分析，而是分析希腊、罗马城邦的种种制度以及生活形态；因此，系统的方式要求不一定要审查希腊或者罗马生活的所有方面，确切地说，具有核心重要性的乃是文化、宗教、艺术等方面；众所周知，布克哈特和蒙森都声称研究者具有主观的自由去选择令他们感兴趣的社会事实。对布克哈特和蒙森来说，科瓦略夫式的年代顺序无疑是以个别的元素污染了本质的元素、以流变污染了永恒、以偶然污染了常规，以及最重要的，以物质污染了精神。保存古代城邦的那种高度精神性的生活的前提就在于拒绝这样的污染。 正是这样的考虑决定了蒙森与科瓦略夫几乎在所有方面的不同，这种不同在涉及到对恺撒的评价时呈现出最鲜明的对比。蒙森所赋予恺撒的那种强烈而高绝的世界史性的文化意义，对于一个仍然期望德意志帝国掌握文化领导权、并且具有如此强烈内在信念的19世纪后期德国知识分子来说，必然合乎情理；但在科瓦略夫看来，如此褒扬恺撒却是激情有余、中肯不足，历史也许承担不起安慰或者辩护的作用，正如科瓦略夫在评论恺撒时所说：“恺撒的死把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家之一送进了坟墓。我们现在远不能用蒙森的精神去过度夸大恺撒的历史意义……使恺撒失掉生命的一个错误与其说是从历史情况，毋宁说是从他的性格中产生出来的。他并不能停在半路上而是喜欢把一切事情干到底。他一生事业的完成在他看来就是以希腊化的精神去造就一个纯粹的王国。但是罗马没有成熟到纯粹王国的程度。罗马社会还需要作为古代城邦之象征形式之一的独裁的外表。恺撒想再进一步，因此便丧了命。只有他的继承者考虑到以前的经验，才会在应当停止的和恺撒本人在46年停下来的地方停下来。” 很显然，一项最具根本性的原因决定了科瓦略夫与蒙森之间的所有差异，此即，蒙森将罗马视为一个可作为整体的城邦，通过“城邦”的概念，罗马或者古典成为19世纪德国的以及欧洲的永恒的遗产，如果说从1848年开始，欧洲各国之间的相互仇视已经开始超越相互理解的话，那么无论对外还是对内，通过追溯遥远的古代城邦，都不失为一条建立归属感的有效途径；科瓦略夫这部作品最令人惊叹的地方莫过于他对“城邦”概念缺乏同情，但并不缺乏了解。在某种意义上，科瓦略夫实际上是霍布斯的同路人，霍布斯指出罗马致乱的根源乃在于罗马政体从王政垮台开始直到奥古斯都建立元首制为终，在最为关键的大扩张和大发展年代，始终都未能决断出谁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以统合大局，终致罗马共和的最后破碎和崩溃；对霍布斯来说，罗马国家之所以被称为“城邦”，仅仅是出于一个负面的原因，那就是主权者的缺乏；科瓦略夫在论及王政垮台后的罗马格局时，不失冷僻地指出：“如果早在前6世纪的时候我们就能确认到等级斗争的某些模糊痕迹的话，那么在王政垮台和贵族共和国形成以后，这一斗争当然便激烈地尖锐化起来了。现在两个等级已失去任何宗法君主制的缓冲和统摄，而是面对面地干起来了。”恺撒的历史意义便在于他为重建罗马君主制所进行的贯穿终生的艰苦斗争，科瓦略夫正确地见证了这一点，对此，霍布斯以他特出的政治天才想必会加以赞同。 总而言之，当人们谈论古代希腊和罗马的社会，而非“古代城邦”时，首当其冲要记住的名字便是科瓦略夫；在论述古代罗马的历史时，正是科瓦略夫最明显地表现出他与古代城邦的最伟大阐释者亚里士多德之间的深刻距离，并且也因此表现出与5世纪到19世纪之间所有的古罗马研究者之间的深刻距离。同亚里士多德以及后世的众多处于亚里士多德影响之下的研究者一样，科瓦略夫也将罗马置于阐述的中心，但此处的罗马却非古典的政体循环论之中的永恒城邦，而是一个从来都是处于时间流变支配之下，经历了无常变迁、直到毁灭的国家。政体循环论将人类的思考置于某种“春天终将到来”的期待状态之中，但政治作为一门人为的艺术势必不会追随自然性的季节循环。“希望”或者“拯救”并非来自此世，历史无法提供。在西罗马帝国崩溃的前夜，罗马主教提奥多尼乌斯提醒他的朋友：“如果你对处于绝境中的我们爱莫能助，那就不断祈求上帝吧。”然而，在科瓦略夫写作这本书的1945-1948年的残酷年代，作者似乎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在一个这样的年代，教育人的最好方法与其说是告诉人们“春天终将到来”，倒不如告诉人们残酷的事实真相，并借此告戒人们，漫漫冬夜将永无尽头。正如韦伯所言：“政治，是一种并施热情和判断力，去出劲而缓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一切历史经验都证明了，若非再接再厉地追求这个世界不可能之事，可能的事也无法完成。”这正是古代罗马史的精髓所在，一个人若非磨练出足以泰然面对这个盲目而愚蠢世界的坚韧，便不够格阅读科瓦略夫的《古代罗马史》。 在此，我作为评论者，由衷地赞叹译者王以铸先生的这种坚韧以及学识，如果古今之间真的存在一座可以通过的桥梁，那么王以铸先生也必然是这个盲目而愚蠢的世界中“最后的罗马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