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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汉文史料中的罗马帝国》（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by D.D.Leslie and K.H.J.Gardiner, Roma 1996） 荣新江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与欧洲的关系处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所以东西方学者对于古代中国与欧洲的关系问题也就予以特别的关注。汉唐之间中国史料中的“大秦”和西方古典文献中的Seres（丝国），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学者们努力探讨的对象。早在1885年，夏德（F.Hirth）就把中国史籍中有关大秦和拂菻（隋唐以后指称东罗马帝国的名字）的记载辑录并翻译成书，名《中国与罗马东部地区》（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在上海出版，结论是大秦或拂菻主要是指罗马帝国的东部地区，即叙利亚。此书由朱杰勤译成汉文，题《大秦国全录》，196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另外，戈岱司（G.Coedes）《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Textes d’auteurs grecs et latins relatifs a l’Extreme Orient, Paris 1910；耿升汉译本，中华书局1987年版）、玉尔（H.Yule）与考狄（H.Cordier）《古代中国闻见录》（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4 vols., London 1913-1916）两书，汇集并翻译了西方古典文献中有关中国的史料。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辅仁大学1930年版；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一册，也汇集增补了中西文有关大秦的史料并逐条加以考辨。以后，沙畹（E.Chavannes）、伯希和（P.Pelliot）、赫尔曼（A.Herrmann）、白鸟库吉、马伯乐（H.Maspero）等人，都对大秦国问题的讨论提出过富有影响力的一些看法，或者补充了一些前人遗漏的新史料。但是，不论大秦与中国之间，还是丝国与希腊罗马之间，都距离遥远，有关的史料充满了传奇色彩，而地名的对音往往因为汉文古音的构拟和西文原文的不明确而无法得出圆满的结果。 在西方史学界对大秦国的问题相对来讲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们评论的这部书的两位作者D.D.Leslie and K.H.J.Gardiner，1982年合作发表了《汉代中国对西亚的认识》（Chinese Knowledge of Western Asia during the Han, T’oung Pao,68, 254-308）一文，开始了他们对大秦问题的合作研究。经过十多年的探讨，1995年他们发表《“条条大路通罗马”──中国对罗马帝国的认识》（”All Roads Lead to Rome”: Chinese Knowledge of the Roman Empire, Journal of Asian Hisoty, 29, 61-81）一文，实际就是即将出版的专著主要观点的概述。1996年，他们的名为《汉文史料中的罗马帝国》（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作为《罗马大学东方研究丛刊》第15卷在罗马出版。全书共XXVI＋422页，由前言、正文、附录、年表、地图、参考文献目录和索引组成，体制颇为完善。 本书的正文由两部分共21章组成。第一部分共10章，首先介绍正史、类书以及其他汉文史料，考古和钱币材料，以及希腊罗马文献，并讨论他们的可信程度、年代、消息传递和古音等问题。接着按年代翻译史料，并对照前人的翻译和解说，加以详细的注释。所译的有关大秦的史料，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后汉纪》、《魏略·西戎传》、《晋书》、康泰《外国传》、各种《异物志》、《南方草木状》、《玄中记》、《广志》等晋代史料、《梁书》、《魏书》、《宋书》、《隋书》、《洛阳伽蓝记》、《后魏书》、《通典》、《括地志》、《洽闻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太清金液神丹经》、《北户录》、《史记正义》、《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等，作者不收有关拂菻的史料，其所收集的有关大秦的史料可谓富矣。第一部分的最后一章是关于西方古典文献的介绍，只有十种，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第二部分是《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的对证》，所讨论的问题有：(1)中西文史料的历史背景，以便为下面的考证提供依据。(2)最早的消息和联系，指出西汉史料没有提到过大秦，只是到东汉时，中国才首次得到大秦的消息。作者讨论了甘英出使大秦问题，公元100年的蒙奇兜勒两国使者问题，166年明确的罗马皇帝安敦的使者来华问题，226年大秦商人秦论到东吴的问题等。(3)陆上和海上通道。(4)大秦国的城市，包括三所都城和安谷、迟散、乌丹、安都。(5)大秦的属国。(6)大秦的宝石和其他异物，包括动物与动物制品、植物、香料与调味品、矿物与化学制品、宝石、玻璃与水晶、织物等。(7)一些特殊的问题，如大鸟卵、眩人或幻人、宝国、钱币、罗马的丝和蚕、珊瑚与珊瑚岛、中国的西亚移民、“大秦”其名、大秦的统治。(8)有关大秦国的种种传说。(9)西亚的重要国家和地区，包括安息(the Parthian Empire)、犁幹/梨建/条支(the Seleucid Empire)、乌弋山离(Arachosia)、罽宾(Gandhara)、天竺(India)、奄蔡(the Aorsi)等等。(10)其他地理比定。(11)传说的地区和极西地区。通过对历史事件、大秦国名物、国家和地区等地理单元的比定，作者最后的结论是，中国史料中的大秦，不是夏德所比定的罗马东部地区（叙利亚），也不是伯希和认为的埃及亚历山大城，而是指以罗马为都城的整个罗马帝国。 由于大秦问题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问题，有关的研究成果散发在东西方的学术刊物当中，收集十分不易。作为西方学者，本书作者在收集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方面做的较为彻底，但也有遗漏，如T.H.Barrett书评（BSOAS, 61.1, 1998）指出的伯希和Recherches sur les Chretiens d’Asie Centrale et d’Extreme-Orient II，E.G.Pulleyblank书评（JAOS, 119.1, 1999）提到的吴其昱（Wu Chi-yu）的“A propos du nom geographique Tiao-tche sous les Han”(Actes du XXIXe Congres des orientalistes: Chine ancienne, Pairs 1977, 347-352)。相对来说，作者对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似乎关注更为不够，如果是相同的结论，可以为他们的说法提供佐证，并节省篇幅；不同的结果，也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某些考证结果。如孙毓棠《条支──读《汉书·西域传》札记之二》（《文史》第6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对条支为Characene(Ctesiphon/Seleucia)说从地理上给予支持，并解释了把它与Antiochia勘同的语音问题。如果作者能够利用孙氏的研究成果，则对自己的结论会有很大的帮助。又如，由于资料零散，作者对有关大秦的宝石和其他舶来品的资料收集和分类考释，颇多贡献。但他们没有特别关注中国的考古资料，所以在讨论物质文化的传播时，未能利用考古资料的帮助来解说许多文献所无法交待明白的地方。关于罗马的玻璃器，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收集了已经出土的资料，并做了详细的研究。此文已译成英文，题“Early Chinese Glassware”,作为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Translations, No.12出版（1987年）。齐东方《汉代及汉代以前的中国出土西方文物》（日文，AL-FAFIDAN，XV，Tokyo 1994，130-135页）有一个很方便的考古简报的目录，通过它可以了解中国相关考古资料的所在。 有关中国与罗马关系的一些史料或考古资料，目前还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作者在讨论公元100年遣使内附的“蒙奇兜勒二国”是否指马其顿（Macedonia），这批使者与托勒密转述的Maes Titianos派遣的商团是否是一回事，似乎有些举棋不定，有时表示疑问（14、148-150页），有时又表示肯定的态度（JAH，29）。这两者的联系是赫尔曼早在1922年就提出来的，近年来在中国学者之间又展开讨论，林梅村《公元100年罗马商团的中国之行》（《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71-84页）对此提出十分肯定的解说，但有关的对音和论证较为粗糙，引起了针对他的文章的两篇批评文章。一是杨共乐《“丝绸之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与〈公元100年罗马商团的中国之行〉一文作者商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108-111页），但他仍把“蒙奇兜勒”读作马其顿（Macedonia），并肯定100年罗马通使中国的真实性。另一文是邢义田《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关系的再检讨》（《汉学研究》第15卷第1期，1997年，1-31页），认为不论从文献还是从考古资料，还不能确切证明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此外，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则把“蒙奇”指为Margiana，“兜勒”指为Tukhara（218页），也是应当注意的观点。在我看来，只凭这条材料本身还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到是两位作者收集的其他史料有助于我们考虑这种可能性。 另一件作者没有留意的考古资料，即甘肃靖远出土的鎏金银盘，近年也有不少争论。《文物》1990年第5期发表初师宾的简报时，把它看作是东罗马制品。M.Prazzoli-t’Serstevens在“Cultural Contributions of the Outside World to China: Interaction and Assimilation”（《迎接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认为是真正的罗马制品。但其上的铭文已被读作巴克特里亚文（N.Sims-Williams, “A Bactrian Inscription on a Silver Vessel from China”, Bulletin of Asian Institute，11，1999），我们不能肯定这是制作时打上去的，还是东西从罗马传到中亚大夏时才打制上去的。 汉代和罗马的关系问题虽然没有二十世纪初叶那样成为热门话题，但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又时常引发一些新的看法或旧话重提。把汉文史料中的材料集中起来，总结前人相关的论说，是十分必要的工作。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本书是极具参考价值的。相对来说，我们也应当有一本重新辑录和考释西方古典文献中的中国史料的合集。 （原载《北大史学》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328-33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