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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早进入文明的少数几个地区中，尤其在中国与西方，都出现过统一国家或统一帝国。这似乎意味着，这些特定的地区有过十分相似的发展或经历。但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些特定地区的统一国家的产生是否存在某种共同的特征，或者能否运用某种一般的理论，用以解释古代统一帝国的兴起。 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曾作过这方面的尝试。在他看来，历史的连续性并不像一个人的生命那样延续，而更像几代人生命的继续。在曾经存在过的各种文明中，某些文明的新旧社会之间存在一种“亲体－子体”关系，例如古代的希腊社会和基督教的西方社会的关系就是如此。此类文明有过的统一国家，不是在古代的旧社会或古代文明衰落之前出现的，而是在这些文明衰落之后产生的。因此可以认为，统一国家事实上代表了旧社会解体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或可解释为“混乱时期”以后出现的一次统一现象。 这一观点，也许对西方适用，或者可以用来解释罗马帝国的兴起。汤因比把罗马帝国看作是希腊文明的统一国家，即以罗马帝国作为最后阶段的古代希腊社会。这特别是因为，统一现象在西方显得十分突出。通过征服东方和西方而建立起来的统一的罗马帝国，不但与罗马帝国兴起以前的希腊社会分裂成无数地方性的城邦国家形成了强烈的对照，而且与罗马帝国瓦解以后的西方社会分裂成许多地方性的民族国家也形成了同样强烈的对照。 不过，尽管西方社会或“西方基督教社会”，可以看作是古代希腊社会或希腊－罗马社会的“子体”，然而希腊社会的衰落与罗马帝国的兴起，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罗马帝国兴起之时，希腊社会诚然已经衰落，但罗马帝国并不是希腊社会衰落的直接产物，也即罗马帝国不是希腊社会发展的结果。这特别是因为，从希腊社会的分裂到罗马帝国的统一，再到后来的西方社会的分裂，属于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的创造。 汤因比已注意到在希腊社会和西方社会的“亲体－子体”关系里，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现象。这就是“摇篮地点”的转移，即新社会离开了旧社会的根据地，原来的旧社会的边缘地区变成了新社会的中心。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从西方的地理和民族多样性的角度，进一步提到了这个问题。后者把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看作是人类进入文明后第一次实现突破的轴心期。并且认为，轴心期的结局起初是政治性的，即以强大帝国的形成而告终，大国靠征服或以强力实现了统一，发生了从多个国家到世界帝国的转变。例如，在中国出现了秦汉帝国，在西方出现了罗马帝国。 雅斯贝斯没有专门讨论轴心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以及大国为什么能够靠征服或以强力实现统一，但他明确指出，在西方发生的许多变化，实际是由各种各样的不同民族完成的。其中，创立西方或为西方世界奠定基础的民族，包括希腊人和犹太人；负责新兴帝国政治建设的民族，则是马其顿人和罗马人。而现代的或1500年以后的西方社会，又是在罗马－日耳曼人的世界里发展起来的。因此他说，西方不但有文化顶峰和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的不断转移，而且有轮流承载历史运动的各种民族的不断变更，这些民族轮换承担行动和创造角色并由此创造了独一无二的西方历史。 在西方存在或实际拥有这些民族的意义上，雅斯贝斯的观点，大概可以用来解释西方的变迁，其中包括罗马帝国的兴起问题。至少就西方而言，所谓“大国”靠征服或以强力实现了统一，不是指建立希腊城邦的希腊人内部的大国，而是指建立世界帝国的马其顿人和罗马人。西方曾经实现的这种统一或曾建立的统一帝国，不是一个民族内部自身发生的变化，它所涉及的也不只是同一民族内部的关系，而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 但在中国，显然存在与西方极不相同的另外一种情况。从夏商周三代到秦汉统一帝国的兴起，并没有出现过文明衰落或文明中断的现象，而是正在经历一种持续上升发展的历史运动。其间的春秋战国，也许可以看作是一个新旧社会转型的混乱时期，然而与西方的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的那种关系迥然不同，秦汉帝国只不过是三代国家发展的直接的或最终的结果。 或许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国来说，靠征服或以强力实现统一的大国，无疑不是华夏世界之外的不同民族，而应该是这一世界之内的同一民族。最终实现统一或建立统一帝国的嬴姓秦人，与最初分封诸侯并为华夏世界奠定基础的姬姓周人，尽管起初属于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不同部族或人群，但他们并不是希腊人和罗马人那样的不同民族。相反地，包括秦人、周人以及此前的子姓商人、姒姓夏人等等在内，都在从夏商周三代发展到秦汉帝国的历史进程中，逐渐融合或演变成了起初称之为“华夏”后来又叫做“汉族”的多源一体的一个民族。因此至少从三代到秦汉的变迁，中国也没有出现过西方的那种文明中心或“摇篮地点”不断转移的现象。 这同时意味着，尽管中国与西方都在轴心期末实现了统一，但是这种类似的统一不可能是由相同的因素造成的。换句话说，中国与西方这两个特定地区的古代统一帝国的兴起，实际是在极不相同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也很难用同样的观点或某种一般的理论来解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