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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黑海北岸的同族人一样，这些留在咸海地区的斯基泰/撒迦人，也是一个成分复杂的民族。从波斯方面的记载看，他们经常说撒迦人分两种[2]：“喝豪麻”的撒迦人（Sakâ haumavargâ）、“戴尖帽”的撒迦人（Sakâ tigrakhaudâ）。豪麻（hauma/haoma）是一种植物，印度教和祆教中都有在宗教仪式中饮用它的习惯，据《梨俱吠陀》说喝了它就能通神。豪麻究竟是哪种植物今天仍不清楚。有人认为是一种蘑菇，有人认为是有致幻作用的大麻（藏传佛教和喇嘛教中仍有在仪式中饮用混有大麻的饮料的习俗），也有人认为是麻黄（参见这里）。尖帽则是斯基泰人特有一种服饰，在波斯波利斯王宫的“进贡使者”浮雕中有他们的像（参见左图）。大流士在贝希斯顿铭文中说自己征服的就是这些“戴尖帽”的撒迦人。 有趣的是，希罗多德也提到了这两种撒迦人。在介绍薛西斯王率领的入侵希腊的亚洲联军时，他提到了一个叫阿米尔吉·撒迦人（Amyrgian Sacae）的部落（七64），据信就是“喝豪麻”的撒迦人的音译。而在介绍大流士的20个太守领地时，希罗多德提到有一个叫奥索科里班（Orthocorybantians）的民族和美地亚同属一个太守领地（三92）。这个“奥索科里班”如果直译过来就是“尖帽族”。由于撒迦人和美地亚人居住地离得很远，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里的“尖帽族”是被大流士征服后带到美地亚的一部分撒迦人俘虏。另外，在七64，希罗多德说阿米尔吉·撒迦人戴的就是尖帽子。余太山据此认为撒迦人其实只有一种，“喝豪麻”的和“戴尖帽”的应该是同一种人。不过我想既然波斯人屡次把他们分开说，而波斯人比希腊人离这些撒迦人的居住地要近得多，所以还是应该更相信波斯人的记载而不是希罗多德的记载，还是认为他们是有区别的为好，就像在黑海北岸有所谓“农业斯基泰人”和“游牧斯基泰人”的区别一样。 大流士王在另外一处铭文中还提到了“海对岸”的撒迦人。余太山已经指出这就是在黑海北岸被希腊人称为斯基泰人的另一部分撒迦人。 在公元2世纪学者阿里安所著《亚历山大远征记》中还提到了一个叫阿比亚·斯基泰人（Abian Scythian）的部落。这应该就是波斯人在铭文中偶尔提到的“水边的”撒迦人（Apâ Sakâ）。他们的居住地可能在咸海附近，所以才有了这个名字。 总之，在波斯人的记载里，斯基泰/撒迦人居住的地域总离不开咸海附近。考虑到他们的语言和波斯人、美地亚人一样，同属印欧语系的伊朗语支，而他们居住的地域又正好处在从“Kurgan”理论主张的Urheimat——南俄罗斯草原——向伊朗高原移动的必经之路上，很可能这些被称为斯基泰/撒迦人的民族，就是原始“雅利安人”从南俄罗斯草原向东南迁徙的过程中停留下来的部落。他们不像后来印度－雅利安人或者伊朗－雅利安人那样，逐步过上了农耕生活，而是一直保持着游牧的传统，所以才让那些已经开化了的同族们感到恐惧，以至于想要征服他们，以便消灭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始终存在的不安全感。 斯基泰/撒迦人除了出现在希腊人、波斯人的记载中之外，还出现在中国人的记载中。最明显的证据在《汉书·西域传》中，其文曰“乌孙国……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悬）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还有一段曰“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另外，《广弘明集》中所载的《汉书·西域传》一段佚文有“塞种……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之语。 这里的“塞种”，就被很多国内学者，包括余太山，认为是斯基泰/撒迦的中文译名。总地来看，中国方面的记载说：塞种人原来居住在后来乌孙国所在的地方（即今天新疆北部，中、俄、蒙、哈四国交界之处）；后来大月氏人被匈奴人压迫西迁，击败了塞种人的国王（塞王），占据了塞种人的地盘；塞王向西南逃走，越过了天山，进入帕米尔高原一带；塞种人分散成几个小国家，分布在疏勒（今天的喀什）西北；再后来乌孙人得到匈奴人的资助，再次击败大月氏，占据了原来属于塞种人、现在属于大月氏人的地方；于是乌孙统治下的人民有塞种人和大月氏人之分；大月氏王重复了原来塞王逃走的路线，也向西南逃去。 大月氏人第一次西徙的时间可以从《史记》的记载中推断出来。《史记·匈奴列传》中所引匈奴冒顿单于给汉文帝的信中提到“今……使之（匈奴右贤王）西求月氏击之……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这封信的年代是汉文帝前元4年，所以大月氏第一次被匈奴人击败西徙并击败塞王的时间大概是在177/176 BC。大月氏第二次被乌孙人击败西徙的时间不可确考，但总应该在128 BC之前，因为张骞这时来到西域看到的是大月氏人已经居住在阿姆河流域了。 从中文史籍中我们知道，177 BC之前，塞种人居住在今天的新疆北部。而我们对照前面的欧亚大草原东部的地图，知道在希罗多德的时代（公元前5世纪中叶），这里居住的应该是伊塞顿人。这是怎么回事？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斯基泰人于公元前5、4世纪建立起在草原上的霸权。公元前3世纪，斯基泰人的邻居，和他们同族的萨罗玛泰/萨玛提亚人继之成为欧亚大草原的霸主。可能他俩中的一个，在公元前4、3世纪报复了原来伊塞顿人对斯基泰/撒迦人的侵略；伊塞顿人被斯基泰人或者萨罗玛泰人击败；而萨罗玛泰人也算是广义的斯基泰人（即说印欧语的游牧民族）的一部分。所以在《汉书·西域传》记载的事件的年代，说新疆北部属于斯基泰/撒迦人，并不算错。（不过，我认为既然公元前3世纪后在欧亚大草原上横行的是萨罗玛泰人，那么把《汉书》中的“塞种”直接解释为萨罗玛泰人，也许更为妥当。）后来，当177/176 BC塞种人受大月氏攻击而向西南逃走时，臣服于他们的伊塞顿人也随着“塞王”一起迁徙。 总之，由司马迁和班固记载的这一次“民族多米诺效应”的过程为：匈奴人（以及乌孙人）→大月氏人→塞种人（包括伊塞顿人），它大约发生在177 BC到128 BC之间。这一次虽然比希罗多德记载的斯基泰人逃到黑海的那一次大约晚了450年，但仍很珍贵。 更关键的是，中国人记载的这次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民族多米诺效应”，还可以从西方的记载中得到证实。前面第一卷第14项札记讲西亚地理时提到：亚历山大帝国解体之后，统治西亚的是塞琉古王朝；250 BC，塞琉古王朝东部边界上的巴克妥利亚宣布独立。而公元前后的地理学者斯特拉波在其《地理志》中告诉我们：大约在140 BC，4个撒迦部落联合起来攻灭了这个独立的巴克妥利亚国。这4个撒迦部落是Asii、Pasiani、Tochari、Sacarauli。4个部落中的Asii可能就是伊塞顿人。因为伊塞顿人（Issedones）曾被别的希腊学者写作Assedones，而余太山认为Asii就是Assedones的简写。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用斯特拉波的记载把司马迁和班固的记载再补上一段：匈奴人（以及乌孙人）→大月氏人→塞种人（包括伊塞顿人）→巴克妥利亚人。 另外，这4个部落之一的Tochari就是中国历史和印欧人历史上神秘的“吐火罗人”。而余太山致力于把斯基泰/撒迦人，以及和他们有关的玛撒革特人、伊塞顿人、吐火罗人、还有4个部落中的另2个，和中国商周历史中著名的游牧民族“犬戎”、“大夏”等联系起来，以证明早在商周时代他们就和华夏族有过接触。斯基泰/撒迦/塞种人和华夏族很早有过接触，或者从广义上说印欧人和华夏族很早有过接触，我认为是可能的。上世纪末在新疆发现的据今3000年的金发白肤的干尸就是证据。但要想把东西方对这些民族的称呼一一对应起来，我想是太苛求了。光从名称的语音上找相合之处，却对“犬戎”等民族的语言一无所知，这种语音对比又有什么意思呢？还不如多多去找更实在、更有说服力的考古学证据为好。 在公元前3世纪，取代斯基泰人霸主地位的萨罗玛泰/萨玛提亚人，值得稍微详细地讲讲。希罗多德在L11中提到了一个他们来源的说法：萨罗玛泰人是斯基泰人和传说中的女战士阿玛松人（Amazon）结合的后代（四110至四117）。这肯定是个传说。不过阿玛松人在希腊人的神话中始终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这是一个纯粹的女性部落，成年女性都是女战士，而且以在战斗中杀死男人为荣。为了不妨碍拉弓，她们甚至将自己的右乳割去。她们传续后代的方法正如希罗多德所言，是靠定期访问邻近民族的男性而完成的。如果生下女儿就留下，生下儿子就送回到父亲那里去。 “受伤的阿玛松人”（点击可放大） 这个女性部落真地存在吗？她们生活在哪里？现在仍不清楚，阿玛松人现在仍是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研究的问题。不过古希腊人是认真地相信她们确实存在的。有很多关于她们的神话传世，很多希腊神话中的大英雄都和她们交过手，比如《伊里昂记》中阿基琉斯就杀死过阿玛松女王、赫拉克勒斯的“十二功绩”中有一项就是取得阿玛松女王的腰带。对于古典时期的希腊人来说，关于她们的神话是当时的艺术界经常涉及的主题。因为她们可以给艺术家们一个机会，去塑造和现实生活中柔弱的女性完全不同的、坚强有力的女性形象。比如古希腊前三大雕塑家就参加过一次以“受伤的阿玛松人”为主题的雕塑比赛，给后人留下了三座独特的女性雕塑（参见右图，前三大雕塑家之一的波吕克列托的“受伤的阿玛松人”雕塑）。另外，由于古希腊人的艺术中从来不重视表现当下发生的事件（现存唯一的例外是导言二札记中提到的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那是唯一一部直接描写希波战争的悲剧），所以他们为了炫耀在希波战争期间对“异邦人”的胜利，经常代之以在神庙中雕上神话英雄和阿玛松人战斗的场面。虽然晚至亚历山大和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庞培，希腊人和罗马人仍然见过阿玛松人，但她们究竟是哪个民族、生活在哪里今天仍有争议。（关于阿玛松人的研究，可以参见这里） 萨罗玛泰人自然不是斯基泰人和这些神秘女战士的后代，不过希罗多德讲的这个传说也有可信的一面，就是萨罗玛泰人确实是斯基泰人的一个支脉，他们的习俗和斯基泰人基本上是相同的。而且萨罗玛泰人中的女性确实比较好战。希罗多德甚至说他们的习俗是少女必须杀死一个敌人之后才有权结婚（四117）。女性在游牧民族中比在农业民族中地位要高，更多地参与到一般由男性垄断的职业（比如战士）中，这不是什么罕见的现象。《历史》第一卷中，波斯王居鲁士就是被一位女王率领的玛撒革特人击败的。中国最早的神话小说《穆天子传》中讲周穆王西征，曾经见到一位游牧民族的女首领——即后来著名的“西王母”。这位“西王母”的形象是“如人，虎齿，蓬发戴胜，善啸”[3]，简直就是一个女战神的模样。《竹书纪年》中有“穆王十七年（约960 BC）西征，至昆仑丘，见西王母”的记载，恐怕就是《穆天子传》故事的来源。看来华夏族很早就知道西方游牧民族中的女王同时也兼任军队统帅。当然，“西王母”的形象后来在我们的民间传说中被改造得和善了很多，还和道教拉上了关系。另外，这个“女王兼军队统帅”的现象不仅仅出现在玛撒革特人或者萨罗玛泰人中间，所以我们也不必强说周穆王遇见的就是玛撒革特人或者萨罗玛泰人。很多其它游牧民族都出现过“女王兼军队统帅”，比如张骞第一次去西域时，大月氏就是女王当政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