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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在《社会科学论坛》发表后，有多家网站转刊。今以忙，无时间出新文，故聊以此文当更新之用。) 一 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以下称《研究》[1]）初版于1948年[2]，三十余年后人们发现它仍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故于1981年又出新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到1987年新版共印了三次，印量近三万。此外，在台湾还有翻印本（谷风出版社1987年）。现在，肆面上已经很难见到此书的踪影。但它的重大价值仍显示其有重印的必要，自然是每个关心中国政治建设的读者应该细心阅读的。 从此书的学术价值说，它不仅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系统地剖析传统官僚政治”的书，而且是一部“好书”（《研究》第1页。以下凡引本书，只注页码），具体地说，是“理论色彩最强的、不可多得的著作之一”[3]，因而“是批判官僚政治的锐利的理论武器”（第1页）。作者首先从西方政治学著作中引入了“官僚政治”的概念，并以之作为观察问题的角度以论述中国的官僚政治的发生、发展和前途问题。由于概念新，视角新，再加作者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广博的中外历史知识，此书创见很多，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是“以历史和经济分析为基础，对官僚政治这一官僚主义发展最成熟的形态本身的基本矛盾——官民对立关系作了慧眼独具的剖析”[4]。它虽然是论述政治制度，但有别于一般的政治制度史的书。这就是《研究》既重史又重思：因有可靠的史，故结论坚实，令人信服；因有独到的思，故新颖透彻，趣味无穷。而一般的政治制度史的书则主要在史，而不在思，平铺直叙，教材味浓，不免乏味。 《研究》的理论思维，研究方法，都是值得研究中国政治制度的学者借鉴学习的。这是因为，中国的学者中，长于中国历史研究的人往往缺乏世界学术的眼光，长于世界历史研究的人往往缺乏中国学问的根基，甚至悉秦汉者不知唐宋，精隋唐者不懂明清，究俄国者疏于德法，明美英者昧于日韩，也在在可见，而理论修养的不足，又使不少的学者在论述问题时往往满足于具体事象的考证描述，难于显示认识的高度。 学问必求通达始有可观，而此通达且有理论支持方为可贵。《研究》在通达和理论两方面都堪称典范，故值得重视。 二 《研究》全书由十七篇各自独立而又连贯的文章组成，显得颇为精严。中国在王氏此书之前未有论官僚政治的专书，故王氏要给官僚政治下定义，因而有第一篇《论所谓官僚政治》，对全书所用官僚政治的概念先行明确；王氏不限于从中国历史看问题，而将视野扩及全球，因而有第二篇《官僚政治在世界各国》，对全球官僚政治的情况作一鸟瞰；鸟瞰之后即迅速回到《研究》主题即中国的官僚政治，亦对其作一鸟瞰，因而有第三篇《中国官僚政治的诸特殊表象》。至此，《研究》的论述全面展开。因此，此述三篇都是序幕性质的篇章。 序幕既开，主题即现。作为经济学家且有相当哲学思维的王氏就显示了他卓异之处。他十分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并以经济与历史分析为基础（第2页），以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手法（第198页），既探讨官僚政治的历史过程，又发掘官僚政治的内在精神。因而《研究》有《中国官僚政治的社会经济基础》的专篇（第四篇），有《官僚政治与儒家思想》专篇（第六篇）。其他的几篇，即《官僚、官僚阶层内部利害关系及一般官制的精神》（第五篇）、《官僚贵族化与门阀》（第七篇）、《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一大杠杆——两税制》（第八篇）、《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杆——科举制》（第九篇）、《仕宦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第十篇）、《农民在官僚政治下的社会经济生活》（第十一篇），都从不同角度为第四、第六两篇作了补充和扩展性的发挥。而第十二篇《官僚政治对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影响》，又是基于以上各篇讨论而作的一个具有提高探讨意义的创制，涉及了中国历史的非常重要且长期聚讼纷纭的问题，从而是主题部分非常重要的内容。 最后五篇，即：第十三篇《中国官僚政治在现代的转形》、第十四篇《传统的官僚政治的覆败》、第十五篇《新旧官僚政治的推移与转化》、第十六篇《新官僚政治的成长》、第十七篇《中国官僚政治的前途》，是具有内在联系的一组文章，具有尾声性质。其中前四篇都是为最后一篇做铺垫的，而此四篇中的前三篇又是与前述的主体论述部分密切衔接的，是显示王氏卓越的洞察与预见的最后一篇即第十七篇的桥梁。不言而喻，此第十七篇，是《研究》一书的最大的价值所在。 也就是说，《研究》有序体部分，有主体部分，有大收束部分，各部分之间环环相扣，彼此相应，处处显示着王氏的精心营构：序体部分有序体，如前三篇为序体部分，而三篇中的第一篇即《论所谓官僚政治》又是序体的序体，且此序体部分还是全书的序体；主体部分又有主次之分，如上述第四、六、十二三篇相对说来都是此主体中的主体，其余各篇则居次要地位；大收束部分也是有主有次的区别的，如第十七篇就是最主要的，其余的相对说来就要次要一些。 三 《研究》既以官僚政治为研究内容，故明白“官僚政治”何指，对理解全书的精诣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什么是官僚政治呢？ 对此，王氏并未给出自己的正面的回答，而是通过引述英国政治学权威拉斯基在《社会科学大辞典》中的说法作了说明，拉斯基说： “官僚政治一语，通常是应用在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上。那种政治制度的性质，惯把行政当做例行公事处理，谈不到机动，遇事拖延不决，不重实验。在极端场合，官僚且会变成世袭阶级，把一切政治措施，作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第19页） 王氏显然是同意《辞典》的这个说法的。不过，他补充解释说： “官僚政治在任何历史时代都能存在。比如说，讲形式，打官腔，遇事但求形式上能交代，一味被动的刻板的应付，一味把责任向上或向下推诿……诸如此类，都是所谓官僚主义的作用（风）。这种作风，确实在任何设官而治的社会中都可以见到，即使在民主政治下，对于官吏的任用，如采行所谓分赃制（Spoils system——美国以前官吏进退，随政党为转移，故称此种官制为分赃制），则因交代频繁，极易造成互不负责的脱节现象；如采行专家制，重视官吏专门经验，则又因他们长期专司其职，往往造成特殊积习，容易伴生种种官场流弊。不过，所有这些作风和流弊，通是属于技术方面的，唯其是属于技术方面的，故英美诸国都先后实行一种政务与事务分开的文官制，从技术上予以改进，并设法使那些流弊减缩到最低限度。然而，我们把官僚政治当做一种社会体制来讨论，虽然也注意它的技术面，但同时更注意它的社会面，从社会的意义上理解官僚政治，就是说，在此种政治下，‘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的自由’，官僚把政府措施看为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象这种社会性的官僚主义政治，是依存于诸般社会条件，而又为那些社会条件所范围着的，它可能增大前述技术性的官僚作风，却不可能单在技术上去谋根治。”（第19—20页） 官僚政治有技术面和社会面，这可以从三方面理解： 其一，“官僚政治得从技术的社会的两方面去说明，而当做一种社会体制来研究的官僚政治，宁是重视它的社会的方面，虽然我们同时没有理由不注意到它的技术的方面”。 其二，“一旦官僚政治在社会方面有了存在依据，它在技术上的官僚作风，就会更加厉害，反之，如果官僚不可能把政府权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按照自己的利益而摆布，则属于事务的技术的官场流弊，自然是可能逐渐设法纠正的”。 其三，“技术性的官僚作风，不但可能在一切设官而治的社会存在，在政府机关存在，且可能……在一切大规模机构，如教会、公司，乃至学校中存在，可是，真正的官僚政治，当做一个社会体制看的典型的官僚政治，却只允许在社会的某一历史阶段存在，就欧洲说，却只允许在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末，乃至十九世纪初的那一个历史阶段存在。”（第20—21页） 这个历史阶段，从政治史上说，那是由封建贵族政治转向资产者的民主政治的过渡阶段（第21页）。专制政治一出现，就相伴产生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是专制政治的副产物和补充物”（第22—23页）。在欧洲，官僚政治出现在中世纪末期，因为那时逐渐成长起来的民族国家都采取专制主义的政治形态（第22页）。而在此前的中世纪封建王国和奴隶制国家，没有官僚政治，因为二者的政治都不是专制主义的（第21—22页）。“专制主义政体是一个过渡的政治形态”（第23页）。自然，官僚政治也就是一种过渡性的政治了。 这样，我们对“官僚政治”就有比较准确的理解了。简言之，（1）此种政治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因而是过渡性的政治；（2）此种政治是与专制政治相伴而生的，因而是专制主义的产物；（3）此种政治是在任何历史时代都能存在的（第19页），因而有技术面和社会面。 四 《官僚政治在世界各国》篇是对世界上“现代各先进国家曾经经历过来的官僚政治的史实”进行的“扼要”“解述”，也“顺便提及”了“晚近法西斯诸国统治形态下的新官僚主义”（第26页）。主要论述的是英、法、德、俄、美五国的情况。 《 中国官僚政治的诸特殊表象》中，王氏说：中国古典官僚政治形态的特殊表象是：延续性、包容性和贯彻性。 延续性，“是指中国官僚政治延续期间的悠久。它几乎悠久到同中国传统文化史相始终”。 包容性，“是指中国官僚政治所包摄范围的广阔，即官僚政治的活动，同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伦理、宗教、法律，财产、艺术……等等方面，发生了异常密切而协调的关系”。 贯彻性，“是指中国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有深入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 这三种特性都是“和其他国家的同类政治形态相比较而表现出来的”。 《 中国官僚政治的社会经济基础》（第四篇）中，王氏指出：封建的地主经济是中国官僚政治的社会经济基础。中国的专制官僚政治是从秦朝开始的。“其所以是由秦国开其端绪，乃因中国二千余年的地主经济制度，是由秦国立下基础。这种政治经济形态的配合，不但改变了中国封建性质，改变了中国官僚政治形态，且也改变了中国专制君主与官僚间，乃至官僚相互间的社会阶级利害关系。” 《 官僚、官僚阶层内部利害关系及一般官制的精神》（第五篇），王氏之意：官僚、官僚阶层头上都顶着皇帝，他们“充分运用或分有皇帝的绝对支配权”，除了一致性外，但由于他们本身又是大大小小的皇帝或官僚地主而分享利益，因此其内部利害关系表现出一种冲突性，彼此猜忌性。从而“如何分配”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于全体官僚之间”以“保持全官僚阶层内部的稳定”显然就是“一般官职的精神”了。 《官僚政治与儒家思想》（第六篇）中，王氏说：“‘最便于专制’的儒术，或者当做一种专制官僚统治手段来看的儒家学说，……备有以这三项可供利用的内容：（一）天道观念；（二）大一统观念；（三）纲常教义。这三者对于专制官僚统治的维护，是缺一不可的，”是“三位一体”。 “儒家学说之历史的变化，殆皆如所谓‘以夏变夷，而非变于夷’，以孔孟教义吸收名法、谶纬、道佛，直至輓近，又还锲而不舍提出‘中学为体’的主张，真所谓‘万变不离其宗’。这原因，一方面由于，中国专制官僚统治一日没有根本变革，儒家的天道观念、大一统主义、纲常教义便一日要成为配合那种统治的支配意识形态；另方面又因为专制官僚的封建体制，比之过去贵族封建社会秩序，毕竟有了更大的变异性、流动性，单是那种支配的意识形态，难免形格势禁，在统治上不易收到运用自如的效果，于是，每临着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就以孔变刑名，变谶纬，变道佛，以扩大其精神支配影响。……不是中国人对于孔子学说特别有好感，而是中国的社会统治，特别需要孔子学说。自孔子学说被汉武帝君臣定为正宗正统以后，在实质上，以地主经济为基础，土地得相当自由买卖，农民得相当自由转动，而原本不能造成世卿世官那样的贵族身份的社会，却藉着知识的统制和长期独占，而无形中帮同把士大夫的身份更特殊化或贵族化了。这一来，本来在一般人眼中看得有些迷糊的中国官僚社会阶级关系就似乎因此显出了一个明显的轮廓。” 《 官僚贵族化与门阀》（第七篇）中，王氏指出：贵族是“生成的”统治者，而官僚是“做成的”统治者，前者靠血统、家世取得统治地位，后者靠学识、能力或治绩取得统治地位。但官僚可以渐渐向“生成的”方面转化，可以“把‘生成的’作用”加大。这主要与继统法有关：“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在皇家和皇族推行，也在帝王的臣下推行。帝王除了开基者外，“通常是依着血统，依着‘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的继统法而行使统治”，而“同姓不婚”的规制使帝王不能不与强宗、巨室、名门来同他们这些“皇亲”结成“国戚”，这些“国戚”很快就列在大贵族的阵营。继统法在帝王的臣下推行而成“宗统”，更会加强官僚的贵族化倾向。 《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一大杠杆——两税制》（第八篇）和《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杆——科举制》（第九篇）可视为一组文章。王氏认为这两个制度的推行，是“结束中古封建变局问题”的。前者是“围绕物质生产手段争夺战而展开的”，后者是“围绕着精神生产手段争夺战而展开的”。这两个制度的“大成就”，“就是中国古典封建专制官僚制向着更高阶段的发展”。（第89页）“封建社会的经济权力，归根结底是建立在田制税法上。” 两税法“对于整个官僚社会之存续与发扬上”有“促进作用”。“此后由明代施行的统征折征混一的‘一条鞭法’，及清代简化征收的诸般规定（特别是丁银拨入地粮的办法），显然是两税法简化原理在经济发达环境下的更进一步的发展。”科举制“像从外部为中国官僚社会作了支撑的大杠杆，虽然它同时又当做一种配合物成为中国整个官僚体制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 士宦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第十篇）中，王氏指出：官僚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密切相关。因为，“中国人传统地把做官看得重要”。“做官被看成发财的手段，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甚至没有正式取得官阶官衔，而在乡村以似官非官的身份，利用任一机会发混财。”“中国士宦的政治生活与他们的经济生活的特殊联系，对于中国官僚政治的长期延续，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农民在官僚政治下的社会经济生活》（第十一篇 ）中，王氏说：农民在官僚政治下，生活很悲惨，因为他们连初夜权都受损害，裁判权也没有保障。农民受到贪污、高利贷、各种差役、地权兼并、差役摊派的打击，因而很困苦。“中国农民困苦的基因，与其说是由于正规租赋课担太重，毋宁说是由于额外的、无限制的、不能预测到的苛索过于繁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