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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康乐和黄进兴在1981年主编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从某一个意义上来说,可以看成台湾当代史学努力引介西方史学论著的里程碑.在此之前,台湾虽然还处於戒严时期,许多西文著作都受到管制,但是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只要愿意,还是可以接触到许多理论和实证作品.而且在当时相对单纯的环境下,学生对靠著原(英)文吸收新知,反而有极大的热忱. 一方面,这个时候的学生以直接阅读原文书为傲;一方面,市场上也很少有历史类的翻译著作.《历史学与社会科学》虽然是一本小书,却意图涵盖许多重要的课题(包括历史是科学吗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政治史,思想史的价值,社会史和社会历史,经济史,历史人口学,量化,心理学,科学史,艺术史),1难怪引起相当的瞩目.由余英时教授慎重其事地为这本书写序,以及译者的坚强阵容,都不难想像当时的历史学界是把这本译著当成什麼样的大事来处理. 此後,随著一批在西方受过专业训练的年轻学者返国,学术环境日趋热络,翻译工作也受到更多的重视.其中,由康乐主编的新桥译丛尤其醒目.在1980年代十年间,先後问世的译作近二十本.除了一系列韦伯的著作外,在史学方面的译著包括了《史家的技艺》,《欧洲经济史》三册,以及一本《年鉴史学论文集》.2 所谓「十年有成」,这一套丛书在康乐长期策划下,累积了一定的成果.台湾学界对韦伯学说的认识,这一套译丛应该有很大的贡献.在史学方面,几本译著的译者,编者,像是梁其姿,张彬村,周婉窈,都是专业的历史学者.从早期闭门苦读原典,到自己下海从事翻译,进一步说明了译作在史学界受到的重视.在早期介绍年鉴学派的努力中,梁其姿编译的《年鉴史学论文集》和周婉窈翻译的《史家的技艺》(作者Marc Bloch是年鉴第一代的创始人),是两本重要的作 1 参见康乐,黄进兴主编《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台北,华世,1981)目录. 2 这一大套由康乐主编的新桥译丛,均於1989年由远流出版社出版. 2品. (二) 进入1990年以後,翻译作品的类别日趋多元.在出版社方面,除了麦田和 卢建荣主编的西方经典著作,其他大大小小的出版社也参与了这一波的翻译事业.除了理论著作之外,这一波译作和1980年代比较不同的是,更著重在实证性的作品,并且兼顾了西洋史和中国史的论著. 在理论方面,这一波的关怀重点,和1980年代康乐,黄进兴主编《史学与 社会科学》时,已经大不相同,後现代的影响清晰可见.在这个部分,我觉得《历史的真相》3一书最具代表性.三位作者都是从事实际研究的历史学者,而且都是女性,相当「政治正确」.这本书对後现代史学的发展,其思想社会背景,有深刻有趣的分析.作者们一方面对後现代史学抱持高度的同情,一方面又站在史家的立场,对後现代主义中强烈的相对主义意涵有所批判. 本书的译者曾翻译过费正清的《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因为部份人名和专有名词的误失,受到一些批评.再度翻译《历史真相》一书,除了译笔风格略显艰涩,也有不少误译之处.我原本答应帮这本书写一篇序言,在翻阅原稿後,发现不能不负责任地只写一篇序言,於是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将原译文作了许多修正.但对译文的风格,却没有更多力气更改.全书印行後,固然被学界普遍采用,但也有一些对译文的批评.我一方面觉得遗憾,一方面仍然认为这本译著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在西洋史译著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年鉴学派的一些经典性代表作品,开始陆陆续续被引进国内.如果说在台湾过去十几年的史学研究中,有一派别能引起持久而广泛的兴趣,必定非年鉴莫属.在梁其姿,汪荣祖,赖建诚及甫当选中研院院士的夏伯嘉等人的介绍下,年鉴学派很早就成为历史系学生耳熟能详的名字.透过各种各样的介绍文字,我们对年鉴的历史,演变,代表人物和著作,都知之甚详,但年鉴学派实际的历史作品,读过的人大概不多,就像英文中说的 more talked than read. 3 台北:正中,1995. 3 Braudel译作的问世,却打破了这种局面.曾有西方的评论者说过,如果诺贝尔奖有历史奖的话,Fernand Braudel一定是最佳人选.这句话很容易就可以让我们看出Braudel在年鉴学派及整个西方史学界的影响.而在Braudel诸多著作中,三本以 Civilization &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为题的巨著,更是他享誉学界的代表作.这套书的法文原著於1979年起陆续出版,英译本第一册The Structures of Everyday Life则於1981年在美国,英国各出版社出版.中译本《15 到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则由顾良,施康强译出,於1992,1993年由北京三联书局出版.台北的猫头鹰出版社买下大陆本译文的版权,在1999年出版了繁体字版. 这种由台湾出版社向大陆取得中文译著的版权,在台湾再出版繁体字版的作法,最近几年相当流行.台北商务出版的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论》,蒙田的《蒙田随笔》等一系列的经典译丛,是很好的例子.下面会提到的《叫魂》是另一个例子.台湾出版商的这种作法,固然反映了两岸整体经济趋势的某些面相(大陆生产,台湾加工或包装),也显示出中国大陆在翻译西方学术著作上的努力. 以Braudel的作品为例,不仅上述三本名著早已经译成中文,他的其他几部作品,像《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法兰西的特性》等,也都有译本. 除了像蒙田,孟德斯鸠这一类的经典作品,或是布罗代尔(台湾译为布劳岱尔)等西洋史研究的名著,大陆各出版社也大量翻译了海外学者(西方人或华人)的中国史论著.其中,江苏人民出版社有计划地出版「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最引人注目.其他各地的出版社,从北京到南京社科院,到贵州人民出版社,也零零散散地翻译了不少著作.整体来看,西方,特别是美国学界的重要中国史论著,几乎都可以在中国大陆找到中文译本.这些译作固然偶尔会出现一些不可思议的错误,像是把Perry Link对二十世纪初叶鸳鸯蝴蝶派的研究4翻成「北京鸭与花蝴蝶」,但大体而言,却为我们在台湾的历史教学带来莫大的便利. 回到台湾的年鉴学派译作,除了布劳岱尔的三册巨著外,麦田出版社在今年 4  erry Link,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4 又出版了年鉴学派最畅销的代表作《蒙大犹》.5和布劳岱尔一样,这本书同样是台湾史学界谈论不已,却鲜少有人阅读的名著.从一座村落的地理生态谈起, 本书详细描述了一群乡下人的婚姻,感情,宗教,性爱,死亡.新鲜的视野和书写,不仅对研究者,学生有示范启迪之功,在台湾一片书写村史的热潮中,这本书也应该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除了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以Past & resent期刊为中心的左翼史家的作品,也陆陆续续被译介到台湾.其中,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作品,被麦田出版社大量译出,最为醒目.《资本的年代:1848-1875》(1997出版)6,《帝国的年代,1875- 1914》7,和《极端的年代1914-1991》8三部曲,虽然是卷帙浩繁的通史性钜著,但由於霍布斯邦的文字流畅,取材新颖,再加上时报开卷版十大好书的推波助澜,在市场上引起极大的回响,至少售出七,八千套,是学术性历史著作少见的成绩. 接下来,麦田又出版了霍氏的《民族与民族主义》9,《盗匪:从罗宾汉到水浒英雄》10和《原始的叛乱:十九至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古朴形式》11.前者放在台湾社会激烈论辩的民族认同的架构下考量,其实有相当强的现实意义.後两本书虽然是一般性地讨论民众叛乱问题,但对西方学者处理中国民众叛乱问题,仍有相当的启发.像Elizabeth erry的经典名著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ress, 1980),就引用了Hobsbawm在上述两本书中的见解.我们在熟读了西方学者对中国群众叛乱问题的各项研究後,再回过头来读这两本霍氏的中文译著, 格外能体会二者发凡摘要的贡献.学生如果对社会史中的相关议题感到兴趣,这两本书无疑地是最佳入门著作. 在霍布斯邦之外,麦田又出版了Past & resent大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劳Cit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ess, 1981). 5 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udurie)著,许明龙译,《蒙大犹: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 个山村》,(台北:麦田,2001),2册. 6 张晓华等译,1997. 7 贾士蘅译,1997出版. 8 郑明萱译,上下册,1996. 9 李金梅译,1997. 10 郑明萱译,1998. 11 杨德睿译,1999. 5 伦斯.史东(Lawrence Stone)的名著《英国十六至十八世纪的家庭,性与婚姻》.12虽然是英国左派史家的作品,但和上述年鉴学派勒华拉杜里《蒙大犹》一书中的议题,遥相呼应,有许多共同关怀的课题,这些课题也形成了当代史学的主要特色. 除了霍布斯邦,史东,由卢建荣主编的这一套麦田历史选书,最近即将出版另一位英国左翼史家E.P. Thompson的成名作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短短几年间,这套书系己经在英,法史学名著的译介上,建立了一定的声誉与基础.今年,麦田接受纯智文教基金会的赞助,开始进一步规划一系列的西洋史名著的翻译工作.如果这一套书系够稳定的持续下去,必定会为台湾的西洋史教学和研究,奠定扎实的根基. 除了西洋史著作的引介,第二波(1990年代)翻译潮中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西方学者写的中国史专著也受到青睐.其中,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最为市场所锺爱,各种译作相继问世.台湾第一本译成中文的是他的百万畅销名作The Gate of Heavenly 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这本书在1981年问世以後,成为美国学者的中国研究中最畅销的大众读物,锋头之健,完全不输给前述的《蒙大犹》.中文版在1994 问世,题为《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13可惜的是,这本在西方世界叫好又叫座的名作,却被台湾的中文译者白白糟 蹋.译文表面读起来流畅通顺,实际上却是错误连篇,令人不敢置信.更糟糕的是,作者还自作聪明用他的反共八股评点全书,严重玷污了原作的意旨.14 接下来出版的是:《胡若望的疑问》15和《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16陈国栋在联合报的一篇书评中,对後者有不少的微辞. 除了这几本已经出版的作品,史景迁的其他几本著作也已经先後译成,即将出版.包括他的近代史教科书(The Search of Modern China)(时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nquan) 12 刁筱华译,上下册,2000. 13 张连康,丝路出版社. 14 我和南方朔曾经分别在联合报和中国时报的书评版中,对译者提出严肃的批评. 15 黄秀吟,林芳梧译,唐山,1996. 16 台北:商务,2000.译者是阮叔梅. 6 (时报),以及《妇人王氏之死》(麦田).我参与了後者的译文还原,润饰工作,深知其苦.也写了一篇导读,将这本书放在美国中国史研究的脉络中加以定位. 大体而言,史景迁的各项著作,和史东,特别是霍布斯邦一样,承继了英国史学中优良的叙事传统,对台湾枯涩,贫乏的史学著作,应该有一新耳目的示范效果. 《妇人王氏之死》一书,不仅彰显了史景迁高超的叙事技巧,也在美国的中国社会史和地方史研究中,另辟蹊径.我在序文中,特别拿这一本小书和台湾的区域史研究作对比,希望能对学生有一些启发. 在史景迁之外,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17系列,和他的晚年定论《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也先後译出.前者以重大的课题为主,呈现西方学界(包括西方学者和华人学者)对中国各个朝代研究的最新成果.後者是一本通史性的作品,大量引用了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也可以看成是这位汉学泰斗对他辛勤创建的帝国的最後巡礼. 在我自己的解读中,西方汉学过去二,三十年中最耀眼的成就,应该是在社会史研究这个领域,其中包括了地方组织,士绅社会,民众叛乱,民间宗教,地方社会等.这个领域中出色的作品相当多,其中大多数都有简体字的中文译本. 我自己在教学时,相当仰仗这些译本,因为现在一般的研究生多没有阅读英文原作的能力.多数研究生靠著这些中文译本,进入一个他们前所未知的中国社会.也有一部份学生,因此引发浓厚的兴趣,投身中国或台湾社会史的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译本的功用绝不容轻估. 在这个社会史的研究领域中,费正清的学生孔复礼(Philip Kuhn)是相当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两本专论《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和《叫魂:乾隆盛世的妖术大恐慌》都分别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其中《叫魂》一书,和上述许多译作一样,跨海来台,以繁体字重新印行.18本来无人闻问的译作,经过几家报纸书评版的介绍,败部复活,引起相当的注目,最後并入选时报开卷版的十大好书.经过媒体的报导,这本书引起历史之外许多专业学者的兴趣,也像其他几本书一样,有比较广的读者群. 17 原书名为China: a New History, 译者是薛絇,正中出版,1994. 7 由於这本书在市场上有不错的反应,同一家出版社决定循同一模式,将孔复礼的另一本中文译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从中国大陆引进台湾.这本书是Kuhn的成名作,是相当专业的学术性著作,很难唤起一般读者的兴趣,但却是了解中国基层社会的经典作品.如果出版社愿意引用同一模式,引进另外几本代表性的中文译本,将可以大大提高学生对中国社会史的了解. 从上面简略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几个重点.一,新一波的後现代理论,成 为这个时代历史学界的新宠.二,和1980年代的译著相比,实证性的历史著作受到更多重视.绝大多数的译本都是实际的历史研究,和理论无涉.三,不论是法国年鉴学派,或英国左派史家,在叙事和题材上,都有许多开创,对台湾史学界的保守气息,应该有相当大的冲击.四,中国史的译作也慢慢出现.其中不论是费正清的中国史新论,史景迁的叙事技巧,或孔复礼在社会史,文化史上的原创性研究,都应该会为本地学生带来耳目一新之感.有心的学生,其实不难在这些译作中找到更宽广的学习空间. 18 台北:时英出版社,2000,译者是陈兼,刘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