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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中西方史学比较研究以及在新的世界史背景下认识中国史学传统，是当今中国历史学界面临的重要问题，海内外学人倍加关注。刘家和先生长期从事希腊、印度与中国的古史研究，近些年来开始从思想的层面检视中西方史学，因为有着深厚的古史研究基础与通贯中西的理论修为，刘先生总能见人所不能见，于中西史学颇多新识，尤其是在方法上多能予人以启导。当然，由于中西方语文背景与思想进路的迥然不同，双方史学的比较研究，特别是西方的逻辑理性与中国的历史思维如何对接与融通，仍然存在诸多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史学上的中西比较研究，国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开始了。怎样做才能使比较研究切近实际，富有成效，避免牵强附会，从而有利于综合与融通，这怕是百年来史学比较研究中的关键性问题，是以20世纪以来人们进行了大量的尝试与探索。今天这种探索还在进行之中。相对而言，史学思想方面的中西比较就少多了。这可能与这一比较研究自身的特点有关系。史学思想的比较不仅要注意史学的术语、范畴，而且还包括中西方历史精神、学术思想以及如何进行历史比较本身等等方面都要有相当的认识与修养才可以。换一种说法，史学思想的中西比较不仅是史学这一学科的中西对比，而是整个中西方语文背景、学术思想、历史精神与史学思考等等的综合系统的比较工程，既需要有中西方历史事实的比较研究功夫为基础，还要有对于双方学术思想方式、语言文字、文化特征、史学特点等等的比较研究为前提。这些还是笔者初步所能想到的，实际做起来可能需要有更多方面的准备工作。所以史学上的中西比较无异于整体全面也是“最后”的研究，其困难性可想而知。杜维运先生最近在一次座谈会上说，要进行中西史学比较研究，40年的准备工作是需要的。明白这些，则相关研究成果较少也就不难理解了。尽管如此，这一困难局面今天还是打开了，这就是刘家和先生的论文集《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的出版，①这是作者最近十年来用比较方法思考中西方史学思想，尤其是在其世界史理念指导下对于中国早期史学、经学与思想的基本观照。它让我们感到新颖而别致，真正的史学思想的中西比较研究在中国历史学家中间展开了。粗读一过我们就在想：刘先生何以能将史学比较研究“进行到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史学思想的中西比较，港台及海外学者杜维运、汪容祖、余英时等人做过一些工作，中国大陆学者也有文章讨论之，但总体E看还是比较少的，并且参差不齐。 一、将世界史思考严格限定在比较的范围内 今天，任何一个历史问题的思考研究，尤其是较重要一些问题的讨论，如果缺少世界史背景，这种讨论就可能受到局限。这大概是钱穆先生这类较传统的学者研究中国学术思想都不能不注意和西方进行对比的原因所在。①但何谓世界史?何种方式 识才算是具备了世界史的眼光?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一开始便说，他是站在月球上看地球人类的历史的，他的世界史观是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球体进行考察形成的认识，因此他的看法不同于居住在伦敦、巴黎、北京或德里的任何一位观察者，②言下之意他的全球史观才是最为客观公正的。可是我们知道，斯氏并不曾住在月球上而是生活在美国的一所大学里，他对地球上人这一类生物的历史的考察与见解，不要说我们不会完全同意，就是他的西方同行巴勒克拉夫已一再批评他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③因此到底什么样的视角与思考才算是世界史的，这个问题不仅中国人在探索，全世界的学者都将之视为难题。2000年召开的第十九届世界历史科学大会的第一个主题便是：“全球史或世界史如何可能?”④中外的世界史学者也一再指出，真正的世界史思考还在探索之中。⑤ 刘家和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写成《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也就是本书中的第一篇。刘先生首先从训诂(或曰词源)学角度讨论了什么叫比较研究、以及历史比较研究的目的与意义。按着将之与世界历史联系起来，指出世界历史就是通过不断的同与异、异与同的反复比较，达到实际上的多样性统一，即“和一”而不是无差别的“专一”或“同一”。这里刘先生的世界史观就与许多人的区别开来，世界史作为概念的“一”只是对于各种不同历史现象的概说，而实质则在于“和”。如何去“和”?这就是比较研究的任务。这种认识构成刘先生历史思考的出发点，因而列在第一篇，用通常的话说，比较研究构成了全书的方法论与认识论基础。 世界史思考要重视比较研究，中外学者不少人都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把比较研究作为世界史思考的基础，把世界历史看成一幅写意画，是和一而不是专一，以及中国学者思考世界历史问题要有中国历史文化基础等等，则是刘先生所提倡的。几十年来中国学者思考世界史问题，不少人也注意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然而所编写的世界史方面的著作，以及提出的关于世界史的一些看法，很少不是借用西方的，以致有学者认为，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自己的真正的世界史理论。⑥1998年一位美国学者研究了中国的世界史著述后撰文在美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钱穆先生曾著有《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岳麓书社1986年版)，认为中学主通，西学主专，影响甚大。 ②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另：斯书第七版似已有新认识，参见董书慧、王昶、徐正源译《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280页。 ④《2000年国际史学界的盛会》，《中国史学会通讯》第7期(2001年3月)。 ⑤参见薄洁萍访问国内一些著名世界史学者的谈话：《文明史、世界史与中国世界史研究》，《光明日报》2000年12月14日。 ⑥参见马克垚：《困境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 的《世界史通讯》上也指出，绝大多数中国学者的世界史思考比西方学者更多欧洲中心论的色彩。①问题何在?我想其中之一至少与我们的世界史思考缺乏中国历史文化精神作底蕴有关系。为什么一些对东方的历史知道一点点，而主要是研究欧洲或美国历史的西方学者往往能提出一套关于世界史的新思想，而中国学者对于西方的了解大大超过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的认识，为什么我们不能提出一套让世界感到有价值的世界史理论?关键可能就在于西方学者的世界史思考有自己民族与地区的历史文化作根基，而中国的世界史学者常常忽略了其民族历史文化对于其思考世界史问题的根源性要求，以为研究了英国史或美国史不研究中国史照样可以观照、思考世界史问题，以至世界史的教学与研究常常不包括中国史的内容(近些年来稍为有所改变)。这很有可能是一种不正确的认识理路。今天还不存在一种可以称为“世界文化”的东西，绝大多数学者都生活在其母语为背景的民族文化当中，大家的思考不是使用英语、法语，就是日语、西班牙语或汉语等，没有什么大家共通的世界语。这种情况意味着我们的任何一种思考还不可能脱离自己的民族历史文化与其语文背景。所以那种认为自己完全站在人类整体利益与基础上的世界史思考，或者说站在月球上看人类的不偏不倚的观察都只是自欺又欺人之谈，与脱离实际的幻想。因此作为中国学者，站在中国历史文化的角度可能比站在英国史、欧洲史或者美国史的角度思考世界史问题更有意义。因为这是有“根”的思想展示，不是玩“空手道”或“借腹生子”。这里就涉及到什么是“中国角度”?一百年来，我们思考中国历史文化大都也是借用西方的方式。所以理解中国自身也有深入与皮相的问题。今天在中国，真正弄通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也不多见。深通外国历史也能在中国史研究上有很深入的造诣，真正理解中国，再将自己的世界史思考严格限定在比较研究的范围内，这样得到的世界史的认识以及从事某一方面的历史研究自然会不同凡响。刘家和先生正是这样的。刘先生长期从事希腊、印度与中国的古史研究，并且都有深入独到的见解，在学术界产生过较大影响，近些年来开始从思想的层面检视中西方史学，因为有着深厚的古史研究功底与通贯中西的理论修养，其对中国史学思想的认识就非同寻常。本书中他对中国古代历史理性(思维)特点的揭示，他对中西方两种“通史”的精彩分析，他选择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的经史著作进行分析评判，他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常与变观念的讨论，天下一家观的研究，等等，都显示作者能站在比较的角度即世界史背景下思考中国历史问题的器识与自觉。 刘先生不仅认识到比较研究作为世界史思考的价值，对比较研究本身所有的限度也有清醒的认识，这就是比较研究总有其视角的选择，不可能是全方位的比较。有意识选择某种视角，同时也意味着放弃或忽视其他的认识角度，先生用斯宾诺沙的名言“规定即否定”来说明。有了这种自觉，才会看到比较研究的局限性，达到真理的相对性，从而永远保持一种自觉自识的认知态度。 刘先生对史学比较研究与世界史思考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自觉?这是我们特别关注的第二个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多罗希·马丁：《世界史在中国》，美国《世界史通讯》第14卷第1期(1998年)，转引自王宁等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6页。 二、贯通而后的缜密思考 刘先生小时候读书没有经史分别的观念，广泛阅读不受制限，长大以后才有了经与史的分别。①史与经比较，一个通其变而求其常，一个未通其变而以之为常，经者常道也，就是这个意思。在研究方法上，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构成经学的门径，而考证史事与编撰著书则为史学之大要。这是自表面看。古与今有别，做好历史研究首先要能读古书，弄懂前人的说法与意向，因此也有“读书必先识字”问题。所以识字即“小学”功夫，用来治经同时也是治古史的重要法门。刘先生后来以治经的方法研究古史获得巨大成功，与早年经史不分的读书方法只怕不无关系。青年求学时期，先生又迭遇良师，对西方逻辑思考有了较深的领悟，认识到哲学不是用常识来思考，而是用逻辑来思考。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认识，却抓住了西方学术思考的根本。以后的治学过程中刘先生一直不能忘情于逻辑理性，分析问题周密透析，与这一认识以及有意的训练也是相关联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先生服从安排从事世界古代史的研究，对希腊、印度古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证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创见。据说因为研究印度接触佛教资料甚多，差一点被叫去参加整理大藏经。同时刘先生在中国古史研究中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为古史学者所宝贵。②在中外古史领域探索多年以后，刘先生又转而从事中国史学史、史学思想与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上来，即从史学自身反观中国、西方与世界。 从早年以来的读书、学习与史学研究实践可以看出，刘先生的学问从未局限于某一时期、某一地区、某一专业，而是史学与经学结合，希腊与印度并进，逻辑思考与历史考察同时进行，每研究一问题总是深入其中，穷究有关资料，提出创见，诸学会通而后又用心于史学自身的反省即史学思想的研究上来。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关于刘先生的经历、志业与自我认识，本文主要参考郭小凌：《对历史的敬意——刘家和先生访谈录》，《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2期；江眉、罗新惠：《“学者亦必志于彀”——访刘家和教授》，《历史教学问题》2002年第4期。 ②刘先生关于中外古史方面的一些重要论文，收入氏著《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 历史研究与哲学思考不同，它不是在概念之间进行逻辑关联，而更多经验性特点，不尚空谈，重视材料，讲就积累，还要贯注人生经验，需要亲身体验的功夫。自己有了一番史事研究的实践后再去体验从前史家的甘苦历程、思想观念，所获得的认识就会和仅仅从文献本身出发得到的不一样。司马迁史学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多人没有对上古中国历史做过具体的研究，只是就《史记》文本从经济、政治、史学、文化、思想等等方面去说司马迁，虽然也写出了很多的论著，但却不一定真正懂得司马迁。而司马迁所研究所关注的历史问题，你如果也能有所关注与研究，即进入历史之中去体会司马迁的用心，以及为什么那样编撰《史记》，再将他放到史学史的层面去比较，则你对司马迁的认识就会多一份理解。郑樵努力用司马迁的方法研究与撰写历史，他对通史精神与司马迁史学的理解与认识就比天分更高的朱熹等人深切而实在，关键可能就在这里。史学史研究需要有历史研究的基础，严格地讲，史学史研究只是对于历史研究的反省与自觉，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没有对于历史本身的深入研究，也就不会有什么深刻的反省与自觉。刘先生的史学思想研究常被人认为很深刻，我想可能就与他历史研究功夫做得细，对历史研究体会得深有关系。历史研究不外乎两个层面，一方面考证求其实，即通过读书思考，就诸历史问题进行考证辨析，以达到对于事实本身的认知，这也是它的基础层面；另一方面是汇通而取大义，即当考证事实的工作有了广度与深度之后，综合而思使其进入更高的层次，即从历史之变中寻绎出穷变通久的道理，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①史学思想研究即在这一层面。两个方面打通了史学研究就有可能做到融会贯通。《史学、经学与思想》一书可以说就是贯通而后缜密思考的结果。 刘先生的研究工作主要在古史方面。古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点。由于上古史时段长，而遗留下来的材料又比较有限，很多问题说清道明都需要学者很多年的积累与思考，以及对于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借鉴。所以古史家对于诸如宗教学、语言文字学、考古学、地理学、民族学、人类学等等都需要深入地了解，这就形成了古史家面广学宽，兼善勾陈索隐、辨证分析与汇通反省的功夫。从古史内容上讲，它关涉的是民族历史的早期阶段，即从事的是“起源性”研究。起源揭示本质，抓住源头也就抓住了文化的根本，找到了民族历史文化精神之所在。所以古史研究者又很容易对历史思想与理论问题产生兴趣，尤其是在今天各民族国家不断加强联系与认识的背景中，更容易对不同民族历史思想进行对比性分析。刘先生选择理雅各英译的《尚书》、《春秋》、《左传》等为研究对象，从翻译本身到文献考证，从理氏思想视角到成就得失，刘先生先后撰写了多篇论文(本书收入四篇)，反复剖析比观而论。外国人研究中国经典有成就也会有不足与失误，同时也显示了与我们很为不同的思考视角，因此对于理雅各氏的分析研究就更多比较的特点，更容易让比较建立在较高的层面上，富有世界史的意味。选择这样一个著名的翻译与研究中国经史名典的外国学人作为研究对象，可以见出刘先生比较视角的高远与不同一般。 前人言：“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刘先生大半时间从事历史事实的考证之学，汇通而后进于史学思想的反省认识，非通儒而何?刘先生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史意识正是从自己的学术实践中悟出的真谛，这是具备会通中西历史与学术文化的人才可以做得到的。刘先生的学术经历与史学思想还证验了前人的另一个说法：“出乎史，入乎道；欲知道者，必先为史。”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②龚自珍：《尊史》，《龚自珍全集类编》，中国书店1991年版。 三、关于逻辑理性与历史(训诂)思维相结合的问题 在刘先生大著的字里行间，我们隐隐约约还看到这样一种努力与愿望，这就是将西方的逻辑理性或说方法与东方中国的训诂方法或历史思维(刘先生名日“历史理性”，又日“历史主义”)相结合的努力，运用两种思想方式之所长，在史学思想的认识中达到统一。所以刘先生对史学问题的研究，大量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在本书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诸如三段论式的表述，悖论的运用与分析，张力观念，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的说明，规定即否定的说法，对黑格尔逻辑学著作的经常征引，概念内涵与外延、一般与个别的讨论，以及非常多的“从逻辑上讲”的用语。当然书中运用训诂方法的地方也比比皆是。这是刘先生史学研究的一贯特征，①不为详举。这两种方法如何结合，从大的方面说也是百年来中国学术思考的基本追求。 本书中，刘先生凡使用训诂方法或者说历史方式讨论问题的，总有深刻的见解与独到的认识。如《关于通史》一篇，先生通过训诂学与词源学方式考察了中西方“通史”与“普世史”的不同特点，揭示西方普世史的思考乃其实质主义思想传统的产物，而中国的“通史”观念则是中国历史思维的产物。诚如先生所指出的那样，“通史”与“普世史”(general history or universal history)是不能等同看待的，它们完全基于不同的历史、文化与语文背景。这样的比较研究就是建立在对等性的基础之上，即将西方的史学思考放到西方文化与学术背景中加以分析，中国的史学思考放到中国的学术与文化背景中加以研究，各自的特点就在这种不同的认识理路与学术背景上显现出来。这才是真正的比较研究，这篇文章怕也是近百年间中西史学思想比较研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篇，它从语言学(西方学术的本根)讲到形而上学，又从训诂学讲到贯通而后的义理学(历史思想)，正是将两种史学放在两种语文背景、文化传统与思考方式中加以讨论，所以能见人所不能见。 在《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问题》的认识上，几乎全是在逻辑分析的方式中展开的，不仅字里行间有这特点，而且先生也一再申明这一点。本篇一开始便设定求真是史学的基本目标，并对求真与致用的密切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探讨。我们知道，史学求真是西方逻辑思考的自然体现。古希腊史学追求知识或者说哲学(科学)的目标，所以对历史之真的相信只能局限于“目击者”的证词，②即只把看得到的东西视为真实的。这样以来希腊人写史当然只能写出当代史。因为这样，柯林武德认为希腊精神是反历史的，希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③近代西方史家借用科学方法，批判性对待历史材料，认为经过审查的或原始档案的材料具有不可置移的真实性，强调历史研究过程中的客观态度，所以历史真实是建立在对客观事实的认知与获得上。这就是为什么在求真的史学传统中会存在客观性问题的原因。反观中国史学，人们对于历史所关注的是如何取信的问题，即通过比较性的研究，把论证较好、证据充分、更能自圆其说的观点视为可信可取，反之则不可取。取信即取其可以信、值得信。所以古人讲“信信、疑疑”，又说“不知者阙如”。因为这些工作都是史学工作者的作为，和他们的才、学、识、德密切关联，因此史家就成为中国史学的核心，尤其是史家的心术之德，最为人所关注，心术不正而能为人信者渺矣。所以从很早的时候，中国史学对良史、实录、直书、曲笔、秽史、史德等问题就特别关注，即史家之德行构成历史之可信的基础。信与真(true)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关于刘先生史学研究与思想的一些特点，可参见刘北成、郭小凌、蒋重跃：《建设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江眉、罗新惠：《“学者亦必志于彀”——访刘家和教授》，《历史教学问题》2002年第4期。 ②希罗多德《历史》一书中对“目击者”之重视，比比皆是，柯林武德也有总结。参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29页。 ③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30页。 不同，信即取其可以信，其中包括了比较与考量的成份，是一个内涵着比较的用语，今日所谓的“真理相对性”可以说在信观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真或求真则是研究者进行的知识判断，究竟是否达到了真，还要另建标准进行判断。可以看出，信观念中已包含了知识判断、价值判断与比较的成分，而真观念只是知识判断一个层面。信字从人从言(古从口)，即信人也。正因为这样，取信不需要像求真一样必备一个客观的标准，即达到对于客观实际的符合，而是要看史家的功夫怎样。从历史研究的实践说，也不可能有什么外在的客观标准横在那儿可以拿来验证什么，过去的人事一去不复返，除非有一天我们能有超越光速的能力把过去了的古人追回来作证。否则历史事实的检验永远只能是对证词(材料)本身的分析，与认识视角的批判，而不是客观历史的符合。俾尔德说，历史研究达到客观真实是一个高贵的梦想，①诚然也。如此，则西方史学没有和中文“史德”相对应的词，而古汉语中也没有和“ob- jectivity”(客观性)相对应的词就好理解了，不同的史学传统，历史事实的认知理路不同使然也。只是到了现代，我们学会了西方的学术理念与求证方式，这一切方才有所改变。明白这些，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史学不讲求真而强调“无征不信”也能释然了。章太炎写有《征信论》上下篇与《信史》上下篇，对中国史学追求取信之道有较好的论述。②真与假是一个逻辑判断问题，而信与疑则是“取其可以信否”或者“应该如何”的问题，用今天的话说，是知识、价值与比较的统观问题；信在综合考量的功夫中，真则在与事实的符合上。③ 虽然如此，从现代学术研究的层面讲，刘先生对求真与致用的分析所达到的高度，仍然代表着这一领域最前沿的认识。如辩证分析方法的运用，缜密细致的逻辑推理，从知识层面与价值层面对真与用的分别观察，以及对于历史致用弹力极限的认识等，都体现这一点。 法国学者韦尔南说：“世俗的、实证的性质，对一种建立在严格的平等关系上的自然秩序的抽象构思，以及对一个处在均质对称的空间中的宇宙的几何学看法，这三个特征是密切联系的，它们共同确立了希腊理性思想在形式和内容上所有的创新性和独特性。”④是的，逻辑思考正是古希腊学人对于世界秩序化追求的产物，它发端于希腊学人对于自然世界的惊异与探索，即希腊人认识自然、把握自然的愿望，而后又被用于认识世俗的世界。因此将之运用于自然物理世界的探索也许更合适，也即是说与它的来路更能一致。与逻辑理性相比，历史思维更是澄明与理解的方式，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达到理解与认知，它将人放到历史的中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的认识与关联根本上讲都是为了成全人之为人，从而也成就了人的历史。历史之思来自于对人生世事的认识，自然也是理解人类历史的较恰当的方式。那么，怎样来认识两种思考方式之间的内在关系呢?关于这一方面，目前大家所作的工作主要是用逻辑思考来解释一切旧有的思想与文化，包括中国的史学思考，中国本有的思考方法已经成为学术史研究的内容了。⑤这是今天以西方为中心的时代的一般情况。在新式教育培养下的现代中国学者似乎已不太可能回到孔子、司马迁、戴震等人的境界与方式之中了，反而是一些西方的新近思考真正认识到了西方中心的历史意义与局限，而与中国传统的一些思考异曲而同工。如海德格尔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俾尔德：《那个高贵的梦想》，转引自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孙秉莹、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53页。 ②《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5—69页。 ③详细讨论见笔者《说“求真”与“考信”》(待刊)。 ④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秦海鹰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页。 ⑤陈立柱：《西方中心主义的初步反省》，《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 此道(Tao)能够是那为一切开出道路之道域。在它那里，我们才第一次能够思索什么是理性、精神、意义、逻各斯这些词所真正切身地要说出的东西。很可能，在道路即道(Tao)这个词中隐藏着思想着的说(Sagen)的全部秘密之所在，如果我们让这名称回复到它未被说出的状态，而且使此“让其回复”本身可能的话。今天在方法的统治中存在的令人费解的力量可能也是和正是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方法，不管其如何有效，也只是一个隐藏着的巨大湍流的分支而已，此湍流驱动和造成一切，并作为此一湍流之道为一切开出它们的道路。一切都是道(Wag道路)。① 细绎这一段话的意思，海德格尔颇有一些“道析科学”的意味，“逻各斯”之道只是“道域”之道(Tao)或“湍流”之道之一端。似乎以澄明与理解为特征的东方中国的历史思维或道域之“视”更具根本性特点。逻辑理性一如海德格尔所说是“道域”之道也即历史思维之“一端”，“一切都是道”，“道”中隐藏着如何思想即包括“逻各斯”在内的一切思的秘密?海德格尔之思与中国老子和儒家“道”思维②的相似让我们感到不是逻辑理性而是富有历史意味的“道思”，即以弄清本末、源流、先后为特点的历史思维可能是更具根本性的思。这个问题过于复杂，不是本文可以解决的，惟希望它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而能得到大家的关注。 以上的想法是初读刘先生的论著引发的，也可以说是先生著述富有启迪的具体表现。误读与否，还请先生及同仁指教。 (作者刘超，宿州学院社会科学系副教授，邮编：234000；陈立柱，安徽省秘科院副研究员，邮编：230053) (责任编辑：刘军) (责任校对：张旭鹏) _________________ ①海德格尔：《语言的本质》，这一段话的中译文有好多个版本，本文转引自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43页。 ②老子言：“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老子》第14章，《二十二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儒家也认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也”(《礼记·大学》，《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