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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三年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即将面世，这是中日两国史学界，特别是两国中日关系史学界的一件值得关注的事件。 中日两国史学界在中日关系史研究领域的民间学术交流在1972年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后逐渐恢复。1978年以后，两国的学术交往有了迅速的发展，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和语言交流上的便利，可以说今天两国史学界的学术交流相当频繁。所以，中日双方史学界对对方学界的历史认识、主要学术观点和研究动向是比较了解的。但是，两国史学家在共同就重大历史问题进行充分对话方面，过去做得还很不够。与民间的个别的学术交流相比，“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特殊意义在于，这项研究是由中日两国的政府领导人倡议，由两国政府支持、推动，搭建学术平台，两国历史学家通过认真对话，设置论题，然后分别整合各自学界的研究成果，最后全面系统地介绍给两国的学术界和民众。这种在过去的研究中并不多见的研究机制自然会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吸引更多的人来了解双方的学术立场和观点。 这次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在统一重大的原则性问题的历史认识上，比如，在日本侵略战争性质的认定问题和南京大屠杀（日本称作“南京事件”）性质的认定等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拉近了双方研究观点的距离，并以各自报告书的形式，认定这些观点，为今后进一步的共同研究开辟了道路。上述历史认识的基本统一是两国历史学家进行共同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失去了这个基础，共同研究就无从谈起。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日方召集人北冈伸一教授最近指出，“大部分日本人都知道，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过中国，是‘加害者’。日本绝大部分历史学者也都承认‘侵略中国’和‘杀害中国人’的事实。”（《参考消息》2010年1月28日14版）但是，以往不少日本国内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和通史书，特别是日本右翼人士编纂的历史教科书在侵华战争问题上都有意回避“侵略”一词，避重就轻地去考证和讨论“谁开了第一枪”和南京大屠杀具体伤亡人数问题。其实所谓侵略，就是指世界历史上出现近代民族国家以后，一个国家为了霸占他国的资源和利益，在未经他国国民允许的条件下，把军队派往他国，并发动战争。从本质上讲，在侵略事实发生后，无论加害方和被害方谁开第一枪，都不会改变加害一方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性质。对“谁开了第一枪”问题和南京大屠杀具体伤亡人数问题的求证，只有在这样的历史认识前提下才有意义，否则就是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这次日方学者在研究报告书中对侵略性质的认定，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是也应看到，日方学者对侵华战争过程的记述与我国学者根据历史事实得出的结论还有不小的差距。比如日方报告书中对日本侵略军在战争中表现出的残暴性和反人道性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批判。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日本教科书事件发生后，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的民族感情造成极大伤害，近现代中日关系史的历史认识问题成为影响当代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障碍之一。由于有这样的背景，就使此次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和双方的报告书带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不过，中日双方的报告书毕竟是两国史学家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在历史学科的范围内完成的研究成果。因此可以说，双方报告书的性质不是一份政治纲领，也不是外交文件，而是融政治性和学术性于一体的史学研究成果。有很强的学术性也是双方研究报告书的一个特点。在笔者看来，双方报告书的古代中世纪史部分包含了许多的学术信息。双方学者在遵守共同的研究原则，即“同一题目，交换意见，充分讨论，各自表述”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既有共同点，也有很多不同。这些不同和差异反映了两国史学家不同的研究视角和观点，对于了解当前中日双方的历史学家如何看待古代中世纪史上的中日关系，了解该领域研究最前沿的研究动向，是很有启发性和参考价值的。 中方报告书侧重论述了近代以前两千余年的中日关系发展历程和特点，指出：“亚洲大陆文明，尤其中华文明为日本文化在几乎一切重要层面上的发生于提升，提供了足够的滋养材料，并内化为促成其发展的动力，从而共同创造了东亚古代丰富多彩的文明。”同时中方报告书也充分评价了古代日本文化的“独自性”（依笔者理解是指“独特性”和“自主性”），指出“日本文化的独自性主要体现在包容性和创造性两个方面。”例外，中方报告书还批驳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出现的所谓“日本海洋文明论” 的错误观点，指出这一学说“试图把‘日本的历史’描绘成‘摆脱中国化的历史’”，“虚构日本未接受亚洲大陆文明滋养的‘事实’”。（见《中方报告书》序章第二节、第三节）在古代中国文化和古代日本文化的定位问题上，两国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比较接近的。此次日方报告书撰稿人之一的小岛毅教授更进一步指出，“从历史角度看，与其说‘大陆文化传到日本’，不如表述为‘由于大陆文化的传播才产生了日本这个国家’更加准确。”（见《日方报告书》第二部第一章）这一论断可谓精辟之至。 日方报告书的研究视角比较强调产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而且至今仍是日本古代史学界主流观点的“东亚史观”（即“古代东亚区域整体史观”）和古代日本文化发展的“独自性”。这两种观点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从研究史上看，日本的“东亚史观”是为了克服孤立的“一国史史观”而提出的。“东亚史观”主张将日本古代社会和古代中日关系的发展放到古代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中心的各国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中来把握。同时，为了避免把古代东亚国际环境中的日本历史文化的发展描述成一种完全被动式的发展，继而又提出了“日本历史文化发展的独自性”的观点，作为对“东亚史观”的重要补充。日本学界用“东亚史观”的视角研究日本古代史和古代中日关系，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不少具体的学术观点是我国学者可以参考和借鉴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