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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桧林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张 弓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陈琳国 《中国文物报》编审，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兼职教授 宁 欣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瞿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主编，本次座谈主持人 一 引 言 瞿林东 六卷本《何兹全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已有半年多时间了。在这部书的出版座谈会上，我听到一些史学界的师友的讲话，深受启发。由此，我产生了一个想法：约请几位师友一齐来谈谈何先生的这部书和何先生的史学成就。这对我们自身来讲，是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对“学刊”的读者来讲，也是一种沟通、交流的形式。 陈琳国 您的这个想法很好。六卷本《何兹全文集》内容很丰富，涉及的领域很多，几个人在一起谈谈，可以互相启发，对我们自身确有很多好处。 宁欣 的确是这样。我想补充一点，这几年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的学术影响逐渐扩大，不仅受到港、台地区同行的重视，有的外国同行也很关注。我们希望这次座谈，对外国同行了解何先牛的治学道路和学术思想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瞿林东 谢谢你们二位的鼓励!我要特别感谢王桧林先生，他能同我们这些晚辈共同研讨何先生的学术，这种精神实在令人感动。我们要向王桧林先生学习，努力做好学术研究工作。 王桧林 我同你们一样，也是以同样的心情来看待何先生的学术成就的。 二 关于佛教寺院经济 南北朝隋唐的佛教寺院既是一个宗教组织，又是一个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政治组织。何先生由着手佛教寺院经济研究进而步入经济史、社会史研究领域，把佛教及其寺院的研究，从单纯的宗教学领域，扩大引入历史学领域，首创佛教社会史的研究。 瞿林东 六卷本《何兹全文集》内容丰富，涉及中国社会史、中国社会史论、中国史综论，以及专著《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讲义》、《中国文化六讲》、《秦汉史略》、《三国史》，还有自传著作《爱国一书生》及杂著多种等。何先生很谦虚，他在2001年撰写的《九十自我学术评述》中，把他的研究领域概括为中国社会史、汉唐佛教寺院经济和汉唐兵制。他在《文集》的自序里，也是这样写的。我们先从这里谈起。其中，汉唐佛教寺院经济是何先生的诸多研究领域中最早接触的问题，我们就先从这里谈起。张弓研究员对此十分关注，您本人对佛教寺院经济也有深入的研究，是否请您先谈谈何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 张弓 我虽然不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但我始终关注何先生的学术发展轨迹，因为这不仅是我加深认识何先生治史的一种方法，也是由此提高自己研究水平的一条路径。对何先生关于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的研究，我谈谈自己的认识。 何兹全教授多次说过，他的中国古代史学术之路，是从中国社会史研究起步的。《何兹全文集》首卷的开篇之文，是1934年9月发表于《中国经济》的五万字长文《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这一年作者23岁)；完稿于1935年上半年的《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则是学术分量更重的长文。首卷中同佛教社会史有关的论文还有：《南北朝隋唐时代的经济与社会一<中国中古寺院经济·绪论>》、《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佛教经律关于僧尼私有财产的规定》等。 何先生研究中国社会史的目光，首先专注于佛教寺院，学术目的又是为何?他这样做，乃是为探讨中古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特征。何先生是“汉魏(魏晋)之际封建说”的首倡者之一。而中古时期遍布南北方的佛教寺院，既是佛教信仰的载体，又是“披着一件宗教外衣的”社会实体(《文集·自序》)；“南北朝隋唐的寺院，不单单是一个宗教组织，而实在还是一个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政治组织”(《文集》第一卷，第159页)，“在封建关系的表现上也特别显著”(《自序》)。这就是说，何先生为探究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特征，特意选择“中古寺院经济”这只“麻雀”，给予“解剖”的。在中国学术史上，汉传佛教及其寺院，一向是宗教学的研究对象。把佛教及其寺院的研究，从单纯的宗教学领域，扩大引入历史学领域，首创佛教社会史的研究，是何先生的又一学术贡献。 何先生为佛教社会史的研究，擘划了明确的学术范畴。他的首篇论文《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论及汉传佛教的兴起、发展与兴盛；汉地佛寺的僧官制度，两种财产(寺院公财、僧尼私财)并行制度，寺内阶级结构；佛寺的社会文化功能；佛教寺院和朝廷的关系。《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一文，进而集中深入地论述中古佛寺的“领户”即寺院依附人户的领有形式；佛寺领户兴衰；寺院同领户关系的实质；寺院与国家之间对领户的争夺等。何先生擘划的这一学术范畴，大致可以分作三个“板块”：一是寺院经济研究，包括：寺院大土地制，两种(常住财与僧尼私财)财产制，寺院农业、商业和高利贷业，寺院的阶级关系——寺院地主与僧侣地主，依附民阶层(农奴和奴隶)等。二是寺院僧团与封建政权关系研究，包括：编户的争夺，僧官制度等。三是佛寺文化研究，包括：汉传佛教文化，佛寺文化功能等。 七十多年以来，国内外的寺院经济和佛教社会史研究，成绩斐然，相较何先生筚路蓝缕之初，情景已经大变。相关研究论著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然而，尽管新的历史资料陆续出现，研究课题也不断在开拓新的广度和新的深度，如果整体考察这些研究成果，又不难看到，它基本上还没有出离何先生七十多年前擘划的学术范畴，大体上是对何先生所做研究的延伸和深化。 瞿林东 您从学术史的高度所作的评价，很有启发。从何先生本人来说．我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青年时期的何先生，对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是非常明确的。我曾经注意到何先生在1934～1937年发表的几篇论文，它们是：1．《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中国经济》)第2卷第9斯，1934年)；2．《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食货》半月刊创刊号，1934年12月)；3．《三国时期农村经济的破坏与复兴》(《食货》第1卷第5期，1935年2月)；4．《质任解》(《食货》第1卷第8期，1935年3月)；5．《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食货》第1卷第11期，1935年5月)；6．《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食货》第3卷第4期，1936年1月)；7．《北宋之差役与雇役》(北平《华北日报·史学周刊》，1934年11月22日、12月6日)；8．《唐代寺院的统制组织》(北平《华北日报·史学周刊》，1936年1月30日，2月6日、13日)；9．《南北朝隋唐时代的经济与社会》(天津《益世报·食货周刊》，1937年5月18日、25日)。从这个撰述目录的排列来看，23～26岁期问的何先生在历史研究方面，是大致上已经确定了一个理论上的起点的。这就是，研究历史，当先着手研究社会经济史。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关于佛教社会经济的研究，是同世俗社会经济的研究互为参照而展开的。这和孤立地研究某一个领域的问题在方法上有所不同。您认为何先生关于佛教寺院经济研究的突出特点是什么? 张弓 何先生的寺院经济研究，指导思想明确，研究方法切中肯綮，为后人竖起高标。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主要决定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而考察中古社会的生产关系，关键是看主要生产者即农民的身份、地位，看他们同土地和土地所有者的关系。何先生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接触马克思主义。遵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他的寺院经济研究，紧紧抓住关键点即寺院领户的性质不放；而他对寺院领户性质的考察，又抓住两个关节点不放即领户同寺院地主的关系，以及领户同寺院土地的关系。这正是《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一文的攻关目标。为揭示这两个方面的“关系”，何先生的考察步步推进： 首先究明寺院取得领户的四种方式：人民或因战乱，或因逃避繁重的赋役，依附寺院；国家为酬报寺院而赐与户口；国家成立“庇荫制”，承认寺院“分割”编民之事实；寺院获得人口最多的方式——“度僧”。 其次考察领户兴盛情景：“中古寺院以北朝魏齐及南朝梁时最为兴盛”，“尤其在北朝成为一种很大的组织，领有几百万的户口”；梁朝佛寺的“白徒”和“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 再次考察领户对寺院的义务：在北朝，僧众“全部劳动收获物盖为寺院所有”；僧祗户“对寺院则有定额的课纳”；“寺院中杂役主要是由寺户、寺奴、侍人、净人担负”。同时考察领户对寺院的隶属关系：“中古时期领户对主人有隶属关系，是一种超经济的关系，它不同于后世地主与佃户的关系……中古时期领民对于主人则是人格上的隶属，他是个人，可是他是主人的‘人’，他隶属于主人，而没有脱离主人的自由。他们实在就是农奴。” 通过详尽的考察，何先生得出结论：“这阶段(指中古时期一引者) (大族与寺院)主要的生产关系是庄园农奴制。土地是集中在大庄园主手中……一般耕作的农民，不但没有土地所有权，即自己的身份也是不自由的，在人格上他们隶属于主人，没有脱离主人的自由。而且束缚于一定的土地上，也没有离开的自由。” 《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一文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它是通过对中古寺院领户性质(“隶属于主人没有脱离的自由”，“束缚于土地没有离开的自由”)的界定，来完成对中古时期生产关系特征(封建庄园农奴制)的界定的。透过这一篇论文，不难看出，何先生在以后的治学生涯中，充分展示出来的学术风格——理论思维明快准确，学术论证绵密翔实——在他这篇北大毕业论文中，已经初现端倪了。 何先生研究佛教社会史，除重视利用正史资料以外，还十分重视使用佛藏资料。佛藏“经·律·论”被释门称为“内典”，却向来不大受传统史学重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只将少量佛典附在子部之末。何先生的《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引用唐释道宣的南山律学名著《量处轻重仪》：“部曲者谓本是贱品，赐姓从良，而未离本主。”揭示中古寺院部曲的贱民身份。80年代的《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和《佛教经律关于僧尼私有财产的规定》两文，进而利用道宣的律学章疏，揭示出中古汉传佛教寺院一大经济特色：它的内部存在着两种所有制： “寺院公有制”和“僧尼私有制”。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何先生的研究告诉我们：“佛藏亦史”。这是何先生在史料文献学上的又一贡献。 三 关于汉魏之际封建说 始终把握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对象、研究宗旨，从社会历史演变的进程论证汉魏之际封建说。 瞿林东 20世纪80年代中期，何先生主编的《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论集》一书出版后，我在何先生写的《序言》里读到这样一段话：“这本论文集的出版，是对五十年来(半个世纪了!)汉唐寺院经济研究的一个小结。总结过去，是为了策励将来。我们从80年代前几年著论之多，内容之深博，已可以预感到寺院经济的研究将会有一个飞腾。山雨欲来风满楼。让我们在过去研究已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有研究寺院经济的鸿文巨著问世。至于我自己，也希望能‘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着鞭自奋蹄’，勉从各方家之后，对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的研究，竭尽绵薄。”(《文集》第二卷，第1034页)这些话讲得很真诚，很激励人。研究历史，不能没有理性，也不能没有激情。在我看来，何先生在治学上是能够把理性和激情融合起来的史学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他不断出版新著，为史学界所瞩目，足以证明何先生言不虚发，他的社会史研究正在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何先生在《文集》的《自序》中，讲到他是如何走上学习、研究中国社会史的道路的。其中，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这给了我们一个启发，即一个史学家的治学道路，总是同时代有这样那样的联系。何先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这是大家都认同的。我想，他对于自己和时代的关系所作的反思，以及他对社会史研究方面的一以贯之的认识，同样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何先生是怎样看待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呢?他在《九十自我学术评述》一文中说：“我治中国思想文化史、寺院史乃至兵制史，都是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观点来进行思考的。中国社会史是我的学术之根。”(《文集》第六卷，第3297页)对此，我们又应作何理解? 宁欣 我们都知道，何先生七十多年来的研究生涯，主要开拓和关注的是三个领域：魏晋封建说，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兵制研究，可以说，都属于社会史研究的范畴，而对社会史的研究引领了其他领域的开拓和深入。 何先生选择进入社会史研究领域，是他把自己的学术抉择与时代命运紧密相连的结果。 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算起，中国社会史研究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这七十多年的社会史研究，何先生大致将其分作三个阶段：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阶段，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是一个阶段，80年代以后是一个阶段。这七十多年的历史，也是何先生步入史学研究的殿堂、完整地经历了迄今为止的中国社会史研究风风雨雨的学术历程。 何先生的研究重点的历史时段是在魏晋南北朝，但他对中国社会史的考察着眼于长时段，看变化。 何先生关于社会史研究的扛鼎之作《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从殷商的历史开始，研讨早期国家的起源和形成，而在如何评价中国社会史道路问题上，他对整个20世纪学术史进行了回顾和反思。有学者对何先生的贯通研究有如是评论：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结果开始，一直上溯到中国文明的源头，再顺流而下，对这一阶段社会历史整体和其中重要的方面及其发展演化作全面系统的探索，从而对之有了一个清晰深入的贯通的看法”。 何先生针对目前有些人认为辩证唯物史观好像有点落后，不时兴了，他多次表示仍然要坚持辩证唯物史观，主要坚持两点：一是全面地看待历史现象和问题，二是从发展变化上看待历史现象和问题。何先生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很好地体现了他所坚持的贯通的历史观和辩证唯物史观立场。如在《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演变中三个关键性时代认识的不够》(《文集》第一卷)一文中，何先生指出，殷商之际是由氏族部落向阶级社会长期过渡时期中重要的一环，春秋战国之际交换经济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社会作用及汉魏之际社会变化之大，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三个关键时代，这三个时代，有的是承前启后，有的是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而这三个时代也是被不同的学者认定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开始。学术界对之认识和估计，都是不足的、忽略或不够重视的，这都影响了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变化的认识。这篇文章很好地体现了何先生全面地看问题，辩证地看问题，从历史发展变化的长时段贯通研究其发展变化。何先生看到20世纪80年代后，辩证唯物史观一时有陷入低潮的趋势，他认为这是学术因素以外的人为原因造成的，辩证唯物史观还有极强的生命力，是先进的。何先生还认为，在任何学科研究中，材料和理论、方法都是应当并重的。材料是基础，理论是提高。没有材料，研究没有对象；没有理论，研究会停滞在低水平，很难提高甚至永远提不高。理论、材料并重，本来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在学术界都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就中国社会史来说，已争论了数十年。 何先生分析了20世纪自社会史论战以来，社会史研究道路的几次反复，关系到重材料还是重理论的争论。他指出，20世纪80年代后的社会史研究又出现重材料，重局部，重个别社会问题的研究的动向。任何一门学科都应当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不能偏重哪一方面。理论和材料就像人的两条腿，缺一不可。他说：“通观中外学术思想的历史，无论哪一门学科，往往走着一时重思想一时重材料，一时重整体一时重局部的发展路程。孔子所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篇》)可以引申来说就是偏颇的危害。 何先生在他的社会史研究中很好地体现了他所坚持的微观与宏观并重、理论与材料并重的观点。 瞿林东 这两个“并重”，概括得非常好。这也可以看作是何先生治史的特点和经验。关于社会史研究，不论过去和现在，都是许多同行所关注的。何先生对社会史研究的前景，提出了明确的见解。您对此是怎样理解的。 宁欣 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社会史研究的主流是什么，社会史研究的主导面是什么，社会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何先生反复强调的问题。 《文集》第一卷《中国社会史》卷，收录的《研究人类社会形态、结构及其发展和发展规律是社会史研究的主流》一文中，何先生明确阐述：社会学、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结构、生产形态及其发展变化，中国社会史研究应以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主。他把中国学术七十多年的社会史研究(从解放前到解放后)，分为两条路：一条路，偏重宏观，主要研究社会形态、社会结构；另一条路，偏重微观，研究家庭、风俗、习惯、社会调查等。前者如社会史论战中的各派和随后出现的食货派，后者的代表则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解放后，第一条路即马克思主义道路形成高潮，但又受到教条主义的干扰。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社会史和社会史理论进来，后一条路又发展起来。何先生主张两者应该合一。他说，社会、社会史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人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社会和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但社会结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规律才是社会学、社会史研究的主体。掌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发展方向，知道人类社会向何处去，这是社会学、社会史研究的主导面。掌握了这一主导面，才能更好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作贡献，对人类来说，这是最主要的科学，最大的学问。因此，他认为社会史可以研究社会生活等具体问题的方方面面，但核心和主体问题是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核心问题，研究的目的是掌握发展规律和方向，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人类社会发展作贡献。 瞿林东 何先生的社会史研究，一是起步早；二是贯彻始终，从未间断；三是旨在揭示社会历史进程的阶段性特点，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这一思考出发，怎样理解和评价何先生提出的汉魏之际封建说? 宁欣 《何兹全文集》的分卷和篇目都是何先生手定的，《中国社会史论》被列为第一卷，其中收录的文章可分为几个方面：一是他所首倡的汉魏之际封建说的若干代表作，包括《汉魏之际封建说》、《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几个问题》、《南北朝隋唐时代的经济与社会——<中国中古寺院经济·绪言>》、《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等；二是他所着重关注的佛教寺院经济、依附关系的深化等问题，包括《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等；三是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如《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是对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关于古代史的几个理论问题》(涉及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农奴制和封建制的关系、奴隶社会的一些问题)，《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和特点》、《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演变中三个关键性时代认识的不够》等；四是断代史中的有关问题，如众人和庶人、耦耕、质任、两汉豪族、元代社会经济等，以社会经济史为主。 第三卷《中国古代社会》一书，是何先生关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代表作，是目前为“魏晋封建说”立论的唯一的一部系统的专著，是他数十年来探索和总结心血结晶。 瞿林东 我注意到，凡是读了何先生的《爱国一书生》(见《文集》第六卷)的自传著作，都十分重视何先生在此书卷首的题词：“汉魏之际，社会经济有变化，这大约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人都能看到的，因为这是历史事实。但认识这变化是由古代到封建的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又给它以系统的理论说明，并以可靠的历史文献证成其说的，大约我是第一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此书收入《文集》时，这段卷首语被删去)何先生是一位谦和的学者，他这样写，说明他是自信的，也是实事求是的。您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一书的要点在哪里? 宁欣 何先生将其魏晋封建说立论核心归纳为几个变化，即：从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从编户齐民、奴隶到部曲、客；从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从民流到地著。可以看出，都是围绕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展开的。 但是何先生探讨的问题相当广泛，从涉及的历史时期看，从先秦时代国家的起源和形成谈起，到元代社会的经济，时间跨度三、四千年；从大的理论问题上看，关于历史发展的道路和特点，中国不同时期的社会性质(历史分期)，阶级和国家的产生问题，农奴制和封建制的关系，如何认识奴隶社会、商品经济及其与社会生产、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社会史研究的主流问题，唯物史观与中国史研究的联系等问题。 何先生没有停留在以往的成果上，而是继续探索新的问题，对此前仍未解决的理论问题也不放弃。在《文集》的《自序》中，何先生还着重谈到他认为社会史研究中还遇到的几个理论理解不好，应该再作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是：1．国家出现时的进步作用问题；2．交换经济(或说商人资本)在人类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问题；3．农奴制在人类历史上两次出现的问题；4．“封建”一词的含义问题。上述问题也都属于社会史研究的范畴。其实，从《文集》的《自序》来看，关于这几个问题，何先生已经探讨得比较深入了。这四个问题时代跨度很大，从国家的出现，到中国社会的几次转型，四个问题又是有联系的，涉及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源头问题(国家出现时的作用)，多次引起争论的、重要社会转型期的问题(封建问题)，两次曲折阶段出现的情况(农奴制)，长时段的社会运转的关键因素(交换经济)。可以感受到，何先生“瞻前顾后”的眼光，始终关注的是社会结构、生产形态及其发展变化，都聚焦在社会经济史领域。 陈琳国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做一点补充。何先生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是从汉魏之际的社会经济开始的。学问贵在突破与创新。何先生从研究汉魏之际社会经济伊始就强烈地体现出他追求突破与创新的学术品格。 汉魏之际社会动荡难安，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这些都是读史者所显而易见的。而何先生却能透过这些表层的现象，深入地发掘深层的社会经济变化，揭示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汉魏之际的特征。他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等篇章中，犀利地解剖了魏晋时期中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使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自然经济、农民的依附化和农奴化与人口的分割等一一展露出来。 我要强调的是，在这些封建社会的特征中，何先生尤其重视汉魏之际依附关系的发展。至20世纪50年代初，何先生在进一步研究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时，以“从编户齐民、奴隶到部曲、客”来概括当时依附关系的发展。他指出：“从身份上看，战国秦汉时代的劳动人民主要有两种人，一是编户齐民，即自由民；一是奴隶。战国秦汉劳动人民身份的转化，主要的形式也就是从自由编户齐民转化为奴隶，或由奴隶转化为自由编户齐民。魏晋南北朝就不同了。魏晋南北朝也有自由民、奴隶，但劳动人民的身份突出的是依附民，既不是奴隶，也不是自由民，是半自由的。依附民有各种名称，主要的是部曲、客。魏晋南北朝时期，劳动人民身份的转化，不是像战国秦汉，自由民转化为奴隶，奴隶转化为自由民，而是自由民和奴隶都向部曲、客——依附民上转化。”何先生的这一论断，被王仲荦先生所吸收，写入了他的《魏晋南北朝史》。 我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唐长孺先生和田余庆先生都发表过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依附关系发展问题的专文。唐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与部曲》一文中说：“客的卑微化与普遍使用于农业生产在魏晋期间已经完成，早在建安时代(196～219)，官、私佃客遍布南北。西晋太康元年(280)颁布的户调式明确规定客的私属身份，《隋书·食货志》更明确指出佃客是在主人户下记注姓名的分成制佃农。以后，东晋南朝的‘私附’、‘乐属’、‘属名’、‘程荫’，北朝的‘荫附’，以及南北朝后期直到隋唐的‘部曲’，以浮客组成的‘佃家’，尽管名称不一，按其性质，都是合法和非法的封建依附者，基本上都是依托豪强，纳大半之赋的类似农奴的分成制佃农。”在完成于1992年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中，唐先生又说：“总的说来，魏晋时期作为封建依附者的客大量发展，从本意为外来人的身份降落到与奴隶相混的地位。这种情况作为一种现象是由来已久，直到西晋才以法律形式予以肯定。东汉以来客的卑微化与普遍化过程至此最后完成。可以说，这是一个大量的自耕农和自由佃农封建化的时代。”田余庆先生在《秦汉魏晋南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历程》一文中说：“魏晋以后，衰弱的国家政权几乎失去了对自耕农的控制力量，不得不利用这种现成的关系(指依附关系)来为自己谋利，因而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国家依附农民。这自然又反过来影响民问人身依附关系的进一步扩展。……秦汉魏晋，人身依附关系发展的趋势，是依附性逐渐加强，南北朝时期还在继续加强。这是中国史学界的共识。”唐、田二先生都是魏晋南北朝史大家，他们又分别深化了对汉魏两晋南北朝依附关系发展的研究，尽管他们的具体观点与何先生不尽相同，但在依附关系的发展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关于何先生在这方面的建树，我就不再重复。 值得关注的是，从劳动人民身份的变化，到国家“领民”方式的变化，从而出现了世代为兵的“士家”，于是促成魏晋南北朝史上兵制的变化。在《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中，何先生说：“三国时期，国家领民已一分为三，一是郡县领下的编户，二是屯田校尉、都尉领下的屯田客，三是军事长官领下的士家。……士家，身份在三者中最低，已是国家的依附民，立了功或者‘死王事’，由皇帝诏令‘复’、‘免’，才能取得平民身份。”因此，何先生的研究顺理成章地扩展到汉魏两晋兵制。 四 关于两汉与隋唐之间的兵制 从社会经济史研究延伸到兵制史研究，一方面填补了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的空白，一方面又加强了汉魏之际封建说的分量。 瞿林东 何先生关于汉魏兵制史的研究，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填补了两汉兵制和隋唐兵制之间的空白，这在兵制史研究上是重要的突破；二是从兵制史的研究上进一步论证了汉魏之际封建说。请您就这个问题多作一些阐述。 陈琳国 兵制是政治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尤其是社会动荡、战争频仍的年代，军队的强弱关乎政权的生死存亡，兵制的地位也就更为重要，且对政治、经济影响巨大。何先生认为：“府兵制度在中国兵制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府兵制前期的军民分籍、兵家的身份、地位以及军民分籍到军民合籍的变化等等问题，同时也就是社会史中的重要问题。”他还指出：“府兵制承继了前代汉族皇朝的兵制和鲜卑拓跋氏的兵制两个历史渊源。”“关于府兵制和拓跋早年部族兵制的关系，陈寅恪先生曾首发其覆。……但陈先生似乎过于强调了府兵制的鲜卑部族兵制这一渊源，而忽略了魏晋以来汉族皇朝乃至十六国北方各族统治时期兵制的另一渊源。”这大概是何先生转而研究魏晋南北朝兵制史的又一个原因。汉魏之际，是中国兵制史上的一大转变时代。何先生的兵制史研究，基本上涵盖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拓展了兵制史的研究领域，其贡献是多方面的。 第一，筚路蓝缕，从“世兵制”人手，开辟魏晋南北朝兵制史研究的新天地。 何先生指出，两汉的兵制是征兵制，兵与民是合一的。待至东汉末，先有黄巾起义，继有董卓群雄之争，终而有三国鼎立，天下又复干戈扰攘。在这种局势下，政府需要兵，群雄需要兵，兵由何来?当时征兵制破坏，而采取招募、强制降民俘虏及亡户为兵、征发、以非汉族人为兵等四种集兵方式。世兵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他进而把世兵制的内容总结为兵民的分离、兵户世代为兵和兵户身份的卑微三个内容。何先生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在历史演变中对世兵制进行动态的阐释，揭示了世兵制的实质及发展变化。这些论断，不仅成为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的不易之论，而且对推动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的研究极富启迪意义。 诚如高敏先生所说：“综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兵制，既不同于秦、汉时期的普遍征兵制，也不同于隋唐时期的寓兵于农的府兵制，而是以固定的成员为兵士和兵士身份时代相袭的世兵制为主干的时期。这种世兵制，导源于东汉特别是汉末的募兵制下的私兵、家兵制，并在魏、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形成了各种不同名目的世兵制。”可见形成于汉魏之际的世兵制是魏晋南北朝主要兵制。而世兵制的概念正是何先生在《魏晋南朝的兵制》中最早提出并加以研究的。 第二，探赜索隐，剖析中军，总结制度变化的规律性及兵制与国家治乱的关系。 何先生按照兵制的特点把研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从总体上研究集兵方式及其变化，另一部分则研究中央直辖的军队，即中军。中军是军队的核心，与国家兴衰治乱关系密切，因而也是他在兵制研究中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中军的这个课题上，他探赜索隐，不仅在学术上大有创获，而且堪称兵制史研究的典范。 何先生旁征博引，翔实而生动地展现了魏晋中军的组织及其变化。如魏晋宿卫军的武卫，他说：“是曹操为汉丞相时的相府兵，迨曹丕受禅，便代替旧朝之五营，而为新朝最亲近最重要的宿卫兵。二卫则为晋王国的宿卫兵，迨司马炎代魏以后，就代替武卫而为新朝最亲近最重要的宿卫兵。”由此，他总结出新朝宿卫兵一般都由原霸朝霸府的亲信宿卫组成的规律，极富启迪意义。又如“中军”与“外军”，他通过精辟考证说：“‘中军’是对‘外军’而来的，中外军的区分形成于汉建安年代(196～220)，到魏黄初年间(220～226)都督制成立……国家的军队既在事实上分了内外，内外的名称自然也跟着形成，留屯在外的将军及都督所领的兵，就称为外军，中央直辖的军队，就称为中军。”而不论中军、外军，其实都是中央的军队。他说：“都督领的兵，与中央直辖军，虽有中外之分，但在魏晋时期，都督兵仍是中央军队。”这也是所以合称为中外诸军的原因。正是通过中外军的建立，我们看到曹操如何把地方军队、豪强私兵变成中央直接控制的军队。又如中军统帅的中领军、中护军，曹操以三公领兵时，中领军、中护军只是“辅佐他监护诸军的幕僚”。曹丕代汉为帝后，“统帅作了天子，原为统帅幕僚的中护、中领便成为天子最亲近的武官，一方面领宿卫军，一方面典武官选举。”西晋时，晋武帝更置中军将军，替代中领军的职位。因此，魏领护两将军，晋中军将军，是最重要的宿卫军统帅。而汉代领宿卫的要官的光禄勋、执金吾、卫尉等，有的被废，有的变为散官了。后人在魏晋中军的再研究中虽也有补充和发挥，但这些精彩的论述至今仍熠熠生辉。 第三，老骥伏枥，在年近古稀之年后对十六国、北朝各政权、各时期兵制进行不懈的探索。 世兵制固然为魏晋南北朝兵制的主要兵制，但不是唯一兵制。何先生在《魏晋南朝的兵制》中已注意到其他集兵方式，他说：“在魏晋及南朝，世兵制虽然成为主要的兵制，但即使在世兵制最盛的时期，也没有完全排除其他式样的集兵方式。不定时的征兵、募兵、谪兵，以及其他式样的集兵方式，仍继续出现。在世兵制极盛的时候，它们作为辅助方式，补充世兵制的不足”。他把世兵制外的其他集兵方式归纳为征发为兵、以奴客为兵、谪兵、招募兵和以少数族人为兵等五种，从而丰富了魏晋南朝兵制的内容，避免了片面性。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何先生在年近古稀之年后，接连发表《孙吴的兵制》、《十六国时期的兵制》和《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诸文，进一步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兵制。他所探索的对象既有汉人政权，更多的是少数民族政权，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而资料却十分缺乏，难度极高。这些成果最大特点是对各政权、各时期的兵制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如对孙吴兵制，他指出，吴有两种兵，一种是常备兵，终身兵，与民户分离的兵，其中一部分由诸将世袭领有。一种是由郡县民征发来的兵，由郡县民户中征发来的兵，应当是有事征发，事完复原为民，但实际上征来也就不复原了。十六国兵制非常复杂，何先生一一加以梳理，指出，郡县人民是服兵役的，平时以终身兵制的常备兵为主，遇有大战争，就以征发郡县人民为补充，这是十六国时期各王朝的主要制度。少数民族兵人数的增多和它在整个兵数中比重的增加，是十六国时期比较突出的现象。这是很自然的，这时期的统治者都是少数民族，他们自然会把他们所属的族人作为骨干，作为主要靠山。他们的本族人被称为国人。府兵制前的北魏兵制，一直是兵制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何先生从北魏前期的部落兵、骑兵到步兵、中兵镇戍兵和州郡兵、汉人由不服兵役到服兵役、兵户和番兵、拓跋族士兵身份的变化、军粮和兵绢、军队的衰败和改组等七个方面，既纵向观察其发展变化，亦横向比较其差别异同。如他指出，北魏初期，除以拓跋本部落成员为兵外，也吸收被征服各部落和内附各部落的成员当兵。而汉人是不服兵役的。鲜卑族以外的各族兵，是受歧视的。军队中步骑兵数的消长，是和汉人服兵役有关。汉人服兵役是在孝文帝时开始的，一般充当步兵，步兵比数的增大，反映出汉人在北魏军队中比数的增大。北魏的兵，有中兵、镇戍兵和州郡兵，又有兵户和番兵之别。中兵是北魏对外作战的主力，镇戍兵守卫边境，州郡兵是地方兵，维持地方治安。兵户是终身为兵、世代为兵；番兵来自民户，分番服役。这些论述精彩纷呈，新见迭出，使我们仿佛看到学术界的一颗常青树，历经风霜而郁郁葱葱。 五 关于展望中国传统文化 从世界历史发展形势和人类社会发展大趋势，展望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荣前途。 瞿林东 何先生对兵制史的研究，从20世纪40～80年代，其研究的宗旨和结论，可以首尾连贯起来，浑然一体。这同他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上的深思熟虑是相关联的：一是强调兵制史同经济史、社会史的密切关系，二是揭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家、兵户、军户之封建依附性特征。这两点，同他的社会史、经济史研究，本是互相协调的一个整体。这种关注全局的治史理念和治史方法，既可避免片面性，又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好好学习。此外，我们大家都注意到，在《何兹全文集》中，其第四卷收录了何先生所著《中国文化六讲》，这是从经济史、社会史转向思想文化史方面了，是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全局意识。对于《六讲》，我们应作何理解，作何评价呢? 王桧林 中国史学界都认为何兹全先生是中国古代史专家，有深厚的造诣，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有自己的见解，成一家之言，这是事实。同时何先生也在用心探讨中国传统文化问题，这在何先生晚年的著作《中国文化六讲》中表现得很清楚。 《六讲》这本书从宏观的角度考察了从古到今中国文化的发展演变，最后归结到中国文化的未来前途上。何先生的研究是以大文化的观点考察中国前途的，因此他论述的是关系中国全局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问题。 《中国文化六讲》是1997年初版的。它的撰著过程和出版之时面临着下面的大环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政府废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总方针，否定了“三面红旗”，实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国家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别的不说，中国文化思想问题又一次受到极大关注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文化思想问题为什么受到极大关注呢?我认为有下列的原因： 第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出现了“信仰危机”。“文化大革命”破坏了人们正常的社会生活和道德准则，摧毁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权威，动摇了人们对共产党的信任，由此发生了信仰危机。信仰危机的部分结果，可能出现两种情况：其一，域外文化思想乘虚而入并急剧扩大。其二，促使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反观。 第二，由于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人心禁锢的状态被打破，外国风俗时尚急剧涌人，西方思想文化的书籍大量翻译出版和介绍引用，各种学说大量进入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中外文化新的冲突与融合的机遇和过程。这时中外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广度与深度，超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就给关心和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和学者提出了新的问题，开拓了新的思路。这也就势必产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评价新认识(但所谓新评价新认识也可能是旧观点的回归)。 第三，近若干年来，中国和平崛起、中华民族复兴的声浪震动全球，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加强，中国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硬实力大大加强；但是有识之士都认为，在世界上，中国在文化思想方面的软实力远远不能和硬实力相配合。充实这种软实力的不足，主要还是求之于自身，于是许多史学家、思想家转身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软实力的资源。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员口号之下，发掘、阐述、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使中国的软实力在世界上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是全国学术界、舆论界、思想界的主要任务之一。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文化问题、中国文化新走向问题、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结合问题、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文化中的地位问题就产生了，而这些问题也是整个中国发展前途问题的重要的一部分。中国文化问题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必然遇到的问题，它受到全国有识之士的关注是很自然的事情。 何先生的《中国文化六讲》就是在上述大环境中大前提下撰著和出版的。何先生是一位史学家，是一位非常关心中国历史发展前途的史学家。从根本上说任何历史研究都与历史发展前程有关，但对很多史学家来说不是有意去做的。何先生则不然，他明确地把对以往历史的研究和将来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考察，并作出自己的判断。《六讲》就是这样一本书。 何先生探讨中国文化发展前途的特点之一是把它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去考察，把它放在世界的大潮流中去考察，要看它对未来人类社会的适应性如何。中国文化有无光荣前途要看它是否符合人类历史的大趋势，是否符合世界的潮流，是否有助于推进人类美好的未来。这样的论述比孤立地谈自己的文化如何如何优越，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具有更多的正确性。 何先生在《六讲》中说：“今天所能看到的世界走向或说大趋势，有几点很显著，一是走向一体化。”“政治上经济上世界大势所趋都趋向于一体化”。“另一大趋势是和平，和平将代替武力”。“世界未来的再一个大趋势是世界大同。大同的涵义是‘天下为公’，或者说就是共产主义”。“从这三种大趋势瞻望未来世界，可以看到未来世界是：一体化的，和平的，天下为公的”。 何先生在全书的最后部分指出：“中国文化的主要精神是：和平、友爱，是中庸之道，不过急，不不及，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天下为公。这种文化，是和世界未来的趋势合拍的，在未来世界是会占有重要的地位的。”“中国文化是有生命力的，是有光荣前途的”，这是全书的总结论。 何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前途的研究和阐述，毋庸置疑，是对我们在自己的国家构建和谐社会，在国际上建立和谐世界具有重大意义的。 六 关于历史学的社会意义 历史学的社会意义以及历史学的两个使命即提高与普及的重要性。 瞿林东 大家从许多具体的研究领域分析、评论了何先生的史学成就和学术贡献，这是《何兹全文集》中的精髓，是其最突出的部分。此外，我想补充的是，《何兹全文集》在史学理论上同样具有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一是前面已经谈到的坚持辩证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这里不再重复；二是重视历史学的社会意义；三是强调史学工作的提高与普及并重。对于后两个方面，我想讲一点粗浅的认识。 何先生对史学工作的社会意义有许多深刻的阐释。他认为：“历史是大有用处的，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大有用处的。可以这样说，学历史的最大用处在于鉴往知来”；“历史是有规律的，只有按规律办事，事情才能成功，违反了规律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要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不受历史的惩罚，就要懂得历史，认识历史规律，按规律办事。这就要学历史，研究历史。历史的用处，大矣。”①这些话，对单个的人来说，固如此，对一个民族来说，亦如此。何先生强调历史知识、历史规律、鉴往知来之问的联系，这是从根本上说明了历史学的社会价值。 关心史学工作的现状和前景，是史学界许多前辈的共同特点。在这方面，何先生也提出过许多建设性的见解。他在《推进中国史研究的两点建议》一文中提出：(1)全面地、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2)学习世界史，特别是要学习那些在世界上有重要地位的民族的古代史和中世纪史②。他还指出：“中学历史课和高等院校基础课，应该讲包括中国史在内的世界史。这样，一则改变我们头脑中忽视历史的全面性和整体性的思想，二则从基础上给学生以历史的全面性、整体性的思想训练和方法训练。”③这些见解，对引起史学工作者的思考、改进史学工作和教育工作，都有所裨益。 何先生重视史学的提高，也重视史学的普及，认为这两者不可偏废。何先生在本书《序言》中开宗明义地写道：“历史学有两个使命：一是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真实和客观发展规律，二是把这些认识普及到人民群众。也可以说，历史学有两个任务：一是提高，二是普及。通过研究历史，不断提高人类对社会对自我的认识。历史使人积累经验，总结经验。经验给人智慧，给人高明。但提高究竟是少数人的事，更重要的是把历史和历史给人的智慧和高明传播给广大人民群众。历史知识、历史修养，是个人文化修养、民族文化素质中最重要的因素。要提高个人文化修养、民族文化素质，就要靠普及历史知识。”④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何兹全：《学历史有什么用?》，收在《历史杂谈》一书，北京出版社，1986。 ②见1982年11月10日《光明日报》，见《何兹全文集》第二卷，第950页。 ③《我们需要包括中国史的世界史》，见1984年3月14日《光明日报》，见《何兹全文集》第二卷，第963页。 ④《何兹全文集》第二卷，第1082页。 在这里，作者用最平实的语言把历史学的使命和任务表述得十分清晰、中肯，这就是提高与普及。历史学的提高，是重要的，它好像是历史学不断前进的界碑。历史学的普及，也是重要的，它切实关系到“个人文化修养”和“民族文化素质”的水准。由此看来，作者对历史学的关注、挚爱、激情与理想，都凝结在这段话里了。这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史学工作的重要性，有很大的教益。 此外，何先生对史学评论的重视，同样反映出他对史学工作发展的关注。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举办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新中国史学的成就与未来”的大会上，作了题为《史学理论在历史学科领域里领先地位和作用》的发言，其中关于加强史学评论问题他这样写道：“向《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编辑部建议，贵刊除保持现在的编刊内容外，建议增辟：1．书评；2．新著介绍。书评，不一定是新书，以20世纪的书为主，近代以来的书特别是名著，都在评价之内，为20世纪史学大师、大家、名家定位。新著，不一定是书，论文也包括在内。论文的作者，有年老的，有年轻的，要特别关注年轻的，抓年轻人中的尖子。从对新著的介绍和评论中培养人。”①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鞭策。几年来，我们努力这样去做，今后还要坚持下去，使“学刊”形成这方面的特色。 ___________________ ①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3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8页，见，《何兹全文集》第二卷，第102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