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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西方科学史传入中国并没有多少年，初期有过一些零星译介，后来渐成气候，有的学校甚至专门设置了科学史系，出版过《萨顿科学史丛书》，让我们了解到了国际上的一些“行情”，使我国对科学史的研究与教学步入正轨。读科学史不能不读萨顿（George A. L. Sarton，1884～1956）的著作，就像读哲学不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一样。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他是科学史这一学科的杰出奠基者和一代巨匠，他的著作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而且因为他告诉了我们如何正确理解科学史对于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重大作用。 萨顿共写了15部专著，大概只有4种被译成中文。其代表作《科学史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还未见有人“破土动工”将其译成中文。而他的另一部代表作《科学史》（A History of Science）则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 一、 著名哲学家罗素曾经说过，“三种单纯然而极其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那就是对于爱情的渴望，对于知识的寻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如果说罗素发自肺腑心声表达是一种情感；而萨顿的表现则是一种理性。早在他读大学时就说过“我的生命就受到两种激情的支配——一种是对科学的热爱，或者也可称之为对合理性的热爱；另一种是对人文学的热爱。”萨顿认为， 只有将科学与人文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形成一种具有新意的科学史，因而萨顿主张的科学史被称为“新人文主义”（Neo-Humanism）以区别与旧人文主 义。新人文主义是从科学的角度审视人文学科，从而为科学与人文架起一座桥梁。简言之， “他创造了一门学科的工具、标准以及批判的自觉性。” 受英国归纳主义哲学家惠威尔（William Whewell，1794～1886）《科学思想史》（The History of Scientific Ideas）的影响与鼓励，萨顿开始了他的科学史事业创业活动。萨顿父亲去世后，他将祖传一个著名的酒窖拍卖，开始具体筹划和实施科学史的研究工作。1912年萨顿迈出了非常大胆而有远见的一步：他创办了一份科学史杂志Isis。这一刊物成为萨顿记录和传播其科学史研究和思想的阵地。1913年Isis正式出版，现在它已成为国际上最权威的科学史刊物之一。从1936年起，萨顿又主持出版了Isis的姊妹刊物——专门刊登长篇论文的专刊Osiris。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萨顿为避战乱于1915年来到美国，寄希望于美国这样一个他认为更具有对多样性的包容和更具有一种进步精神的地方。那时的美国，不能说没有科学史，但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很少数人的一种业余活动而已。幸好当时哈佛大学著名生物化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亨德森（Lawrence J. Henderson，1878～1942）教授，理解萨顿计划的意义，因为他也在哈佛大学开了一门科学通史的课程。经过亨德森的斡旋，哈佛大学聘任萨顿做一年的科学史讲师。一年后，哈佛大学没有续聘萨顿，在美国著名教育家和史学家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 1832~1918）的帮助下，他于1918年开始担任卡耐基协会（Carnegie Institution）的研究员，并与协会保持着终身的关系。1920年，萨顿在又重新执教于哈佛大学，在1940年被聘为教授，1951年退休，成为哈佛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professor emeritus），直至去世。 二、 不得不承认，萨顿的两部代表作都是未完成的作品。那么有人就会问，为什么他不毕其功于一役，将《科学史导论》写完呢？其原因在《黄金》的前言中有所交代：“……在我的《导论》第一卷出版后不久……我遇到了我以前的一个学生……他对我说：‘我买了一部您的《导论》，可是我从来没这么失望过。我记得您的那些讲座，它们都生动活泼而且丰富多彩，我希望您在这部大作中看到它们有所反映，但是我只看到了一些枯燥的陈述，这真令我扫兴。’我尝试着向他说明我的《导论》的目的：这是一部严肃的、一丝不苟的著作，它的大部分根本不是打算供读者阅读用的，而是供读者参考的，最后我说：‘也许我能写出一本更让你喜欢的著作。’” 作为一位出色的科学 萨顿的《科学史》也是个相当庞大的计划。这部著作取材于他1916年至1951年在哈佛大学所讲授的科学史的讲义。萨顿的科学史讲义“分为四门课程，分别论述古代、中世纪、15世纪到17世纪以及18世纪到现代。每一门课分为35讲……”按照萨顿的规划，《科学史》要写八卷，四个部分，每部分再分为两卷。这四个部分则分别对应于“科学史讲义”。它们既可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每卷又可独立成章。可惜的是，萨顿只写完了古代部分的两卷便去世了。而呈现在中国读者的《黄金》就是古代部分的一卷。 《黄金》分为三篇。第一篇由从史前时代的数学、天文学以及其他科学的最早证据入手，重点描述了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成就、希腊文化的黎明、古老的东方文明对希腊文化的影响以及公元前6世纪爱奥尼亚（米利都）学派的繁荣。既有著名思想家，科学和哲学之祖，泰勒斯以及他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色诺芬等人的理论，又用了一整章的篇幅介绍了影响颇大的毕达哥拉斯的学说。 第二篇从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辉煌开始，展现了希腊人在诗歌、艺术、哲学和科学方面的成就。萨顿以他清晰明快的笔触描述了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萨戈拉、普罗泰戈拉、芝诺、巴门尼德、德谟克里特以及其他许多人前所未有的贡献。同时，萨顿还从另一个侧面将公元前5世纪的地理学家和史学家，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其他人；以及公元前5世纪以希波克拉底为主的医学成就。 第三篇集中讨论了公元前4世纪那些非凡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有色诺芬以及其他人。在这一篇中，犬儒学派、斯多亚学派、怀疑论学派以及伊壁鸠鲁学派等重要的思想流派。此外，还主要关注了古希腊的数学、天文学、亚里士多德的人文学和编史学的进展。总之，《黄金》一书囊括了从史前时代到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主要科学成就。 三、 《科学史》的古代部分重点以论述古代希腊的科学成就为主轴，但希腊文明的出现并非孤立的现象，它是吸收了其他诸文明古国的成就才成就其“黄金时代”的。在他看来，要正确理解古代科学，必须消除两种错漏。一种错漏是隐瞒科学的东方源头，萨顿指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而且非常幼稚。科学并不起源于希腊，科学的摇篮在东方，而“希腊的‘奇迹’是以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可能还有其他地区数千年的成就为前提的。在希腊科学中，发明的成分少于复兴的成分。” 萨顿试图说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要说明“西方的东方化”和东方的“希腊化”的过程的历史。那么在古代部分中，萨顿用了相当的篇幅展现东方诸文明古国悠久的历史、杰出的智慧、惊人的成就和这些成就的广泛传播，描述了希腊人在不同时期通过各种渠道对这些成就的吸收、借鉴，以及他们自己在此基础上的创造和发展。他借助许多事例证明，东方的科学、思想、艺术、神话、宗教和风俗对希腊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而且，在希腊文明走向成熟后，这种影响依然存在，他指出：“我们应该永远记住，那些古代文化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直持续到罗马对外征服时期，甚至在此之后依然幸存了下来。除了前希腊时代的影响外，还有许多其他影响贯穿希腊史的进程之中，或者毋宁说，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存在着无休止的奉献和索取。” 科学史的任务有两个方面，一是说明科学发现，而是说明科学精神的发展、人类对真理反映的历史、逐渐揭示真理的历史以及人类心灵逐渐从黑暗和偏见中解放出来的历史。“由于科学史是人类把理性应用于自然而完成的发现和发明的历史，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它必然就是理性主义的历史。不过，理想主义也暗示了非理性主义的存在；对真理的追求暗示着对错误和迷信的斗争。”可是，有一种错误，即萨顿所说的第二种错漏，却要掩饰希腊文化的迷信背景。他认为，否认那些迷信的存在就像无视传染病一样是愚蠢的。像其他民族一样，希腊思想中也掺杂着迷信、谬误与偏见，希腊科学就是在与它们的斗争中一步步向前发展的，正是因为如此，希腊的科学成就才显得弥足珍贵：“希腊科学是理性主义的胜利，尽管希腊人有非理性的信念，这一胜利还是不可避免地取得了。当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时，这一胜利就会显得更伟大，而不会显得更渺小；因为它首先是理性战胜非理性的胜利。无论是对于适当评价这一胜利，还是对于理解的偶尔的失败……对希腊民心的适当认识都是必要的。” 萨顿最后的结论是，古代科学应当包含有关东方和希腊神秘主义这两组事实的充分知识，否则科学史就是不完善的，甚至是失败的。 四、 萨顿的科学史被认为基本被认为属于“内史”范围的研究，所谓“内史”主要关注科学思想的产生、科研手段的发展及研究结果被接受的缘由与形式。而与之相对应的“外史”则对有关科学活动的社会因素感兴趣。科学哲学的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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