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的时候，老师谆谆教导我们，要学好专业，将来有所作为，一定要读几本专业的经典。在我们的课程设置中，从大一下学期直至大四（五年制）都有“经典著作选读”课。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我当教师给研究生讲课时，也指定他们读几本经典。在我看来，读经典是做学问的基本功，就像活着必须吃饭一样，无需讲什么理由。
    不过现在读经典的人越来越少了，即使是专业人士，满嘴经典著作中的观点，仔细听来，他并没有认真读过这些经典。想来这也很正常。这是一个转型时期，也是一个浮躁的年代，每个国家都经历过或长或短的这个阶段。压抑了多少年的名利欲望被释放了出来，成名、赚钱成为最强劲的动力，哪有时间去读那些难啃的经典呢？花时间读经典也许只能成为一文不名的书呆子，没有什么“黄金屋”或“颜如玉”。在这种时候，谈谈读经典的理由，就有必要了。
    读经典的一个理由是为了防止上当受骗。既然是经典，其思想、观点就会被经常引用、解释，甚至成为国策。有不少人当然就是忠于经典的，但也难免有人“六经注我”，有意无意地歪曲经典。有意的歪曲就是为了某种目的而曲解经典，用经典来证明与经典风马牛不相及的观点。当这种歪曲者是有权势的人时，其后果也特别可怕。无意的歪曲是没有真正读懂经典，随心所欲地解释。
    对经典的歪曲莫过于“文革”中“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了。那时，我被发配到东北的深山老林，没有什么书可读，也不被允许读什么书，也看不到什么前途，于是，就静下心来读马列的经典著作。有些是过去读过的，有些是过去没读过的。读着读着，觉得“四人帮”所宣扬的和所做的，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他们把马列主义变成了“张（春桥）姚（文元）主义”。
    上大学时，读过《共产党宣言》，当时也认为自己读懂了。但“文革”时再读，强烈感觉到，“四人帮”的许多做法直接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教导。《共产党宣言》的观点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却是由无产阶级去镇压其他阶级。这就把无产阶级革命变成了一种“报复”行为，过去“你压迫了我，今天我要加倍地压迫你”。不仅要踩上一只脚，让剥削阶级永世不得翻身，还要让他们的子孙也永世不得翻身。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宽广胸怀变成了报仇雪恨的小肚鸡肠。这哪儿是马克思主义？
    那时，天天讲资本主义如何坏，以消灭资本主义为己任，“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连农民养几只鸡也要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坚决无情地割掉，甚至不惜采用暴力手段。这种做法，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这种做法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中高度评价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的序言中强调了“《宣言》十分公正地承认了资本主义在先前所起过的革命作用”。读完全书，就会感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彻底否定资本主义，而是认为资本主义仍有缺点，因此，要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再建立一个更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没有资本主义的基础，也没有共产主义。“张姚主义”的“草苗论”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文革”过去了，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求甚解并没有消失。难道“自由”、“民主”，这些美好的东西都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无产阶级就不能享有吗？认真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就会认识到，他们一直把“自由”、“民主”作为全人类共同美好的东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只不过，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到这些美好的东西，而是资产阶级享有，无产阶级不享有。比起封建社会来，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有了极大的进步，有了人权保护，也用民主代替了专制。但仍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自由与民主。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要消灭自由与民主，重新回到中世纪的专制独裁，而是要成为“自由的联合体”，即未来的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换言之，无产阶级也是追求“自由”与“民主”的，只不过这是比资本主义更广泛、更高的“自由”与“民主”。给“自由”与“民主”带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而反对之，这岂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本意？
    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才知道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否则上了假马克思主义的当，还以为自己是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当然，在假马克思主义横行的“文革”中，我们就是读了经典，分清了真假也无法改变现实，不过心中有数，你就不会跟着那些骗子“盲人摸象”了。知识分子的良知来自对真理的认识。许多人在那个时期犯错误，一是个人的私心，通过追随“四人帮”而获名获利，二是没有读几本经典，不辨真假。不能把一切归咎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在任何时候，都没人逼你这个“良”民去为“娼”。为“娼”者自然有其内在原因，正如温度如何合适，你不是“蛋”，也变不成“小鸡”一样。这种内在原因之一就是只读了一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而没有读马克思主义经典。
    我经常想，我们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的，但有多少人认真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又有多少人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号称马克思主义者而没读过几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这些人如果在政治生活中实践起马克思主义，那岂不是人间悲剧？
    当然，我们所说的经典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经典。每个专业人士都要读几本本学科的经典才有理论基础，不至于借经典之名胡说八道。
    在当代经济学中，被曲解最多的就是凯恩斯的《通论》了。《通论》的确是一本经典之作，甚至可以称为当代经济学第一经典。但《通论》也是被误读最多的一本经典。这些误读中，也有熟读《通论》的人。凯恩斯太有名了，《通论》太有名了，谁都想借这种名气来阐述自己的思想。“拉大旗作虎皮”，也是人的一种本能。
    最早误读凯恩斯《通论》的是英国剑桥学派的女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或称罗宾逊夫人。在《通论》形成的过程中，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卡恩·斯拉法等年轻经济学家在卡恩的房间里讨论经济问题，被戏称为“马戏团”。他们的议论对《通论》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罗宾逊夫人及其丈夫奥斯汀·罗宾逊都参与了这个小团体的讨论活动。可见罗宾逊夫人对《通论》是极为了解的。但是，罗宾逊夫人以后转向左倾，从激进的立场来解释《通论》，就歪曲了《通论》的原意。她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通论》，以《通论》的唯一传人自居。我把这称为对《通论》的第一次误读。
    《通论》是要分析市场经济的缺陷及解决途径的。凯恩斯在这本书中建立了一个以需求为中心的短期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并提出用国家干预克服市场经济缺陷的主张。《通论》中也提出了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不公对增加总需求不利的观点，但在整个《通论》的体系中，并不重要。罗宾逊夫人却把分配问题作为《通论》的重心，认为市场经济中的一切问题，包括经济危机的出现，都源于分配不公，并把实现收入分配平等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显然，这就完全误读了《通论》，而且是有意的。罗宾逊夫人以此建立了新剑桥学派，自以为发展了凯恩斯主义，结果是毁坏了剑桥悠久的经济学传统和地位。
    罗宾逊夫人对《通论》的误读在当代经济学中也曾走红一时，但现在已经过去了，而另一位误读者现在影响仍然相当大。这就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误读。萨缪尔森对《通论》的发展，在战后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中影响极大，所以，萨缪尔森和追随他的经济学家托宾·克莱因、索洛·莫迪利安尼等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我并不否认这些经济学家对经济理论的重大贡献。由这些经济学家组成的新古典综合派，或称美国凯恩斯主义，是战后最重要的经济学流派，也就是主流经济学。他们的贡献是经济学发展的里程碑。他们的误读则在于把凯恩斯原本的临时应对之策变为长期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
    凯恩斯的名言是：“长期中我们都要死。”因此他的理论分析和政策主张都是针对短期问题的。《通论》的核心是短期分析。《通论》出台的背景正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英国经济的衰落与随后三十年代的大萧条。《通论》正是要找出这些问题的原因及应对之策。在《通论》中，国家干预仅仅是一种临时的应急之策，但在萨缪尔森等人那里却变为长期政策基调。这种主张符合各国政府追求经济繁荣、获得选民支持的意愿，因此受到热捧。读《通论》，看不出这是凯恩斯的本意。其结果是，政府不断地、越来越多地干预经济，虽然存在过短暂的繁荣，但带来的危害也不少。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经济的衰退，最近的金融危机，都与这种国家干预直接相关。这次金融危机来自次贷危机，而次贷危机的根源正在于政府以低利率刺激经济繁荣。低利率正是那些美国凯恩斯主义者主张的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
    把国家干预引入中国更是对《通论》的误读。凯恩斯把国家干预作为一种应急的临时措施，背景是市场经济。他所在的英国，当时市场经济已经相当成熟，借助于“国家与市场的结合”，市场经济会运行得更好。但我国的市场经济目前仍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起关键作用的仍然是政府而不是市场。影响市场化进程的，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而是政府的过度干预。现在经济的问题不是市场调节太多了，而是国家干预太多了。不是市场机制引起了各种问题，而是国家干预破坏市场机制引起了各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再根据《通论》来强调加强国家干预，那就有可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计划经济的失败是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证实的。误读《通论》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远大于西方。
    经典之作也仅仅是一家之言。其中既有闪光的思想给人以启迪，也有不成熟甚至是错误的东西。没有一部经典句句是真理，字字闪金光，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读经典也不是全盘接受，而是要从中找到有益的启示。经典可以讨论，也可以批评，不能把经典神化。我们读经典是为了得到启示，而不是去寻找标准答案。我们往往习惯把经典神化，再加上“主义”二字。其实写经典著作的人，也反对把自己“主义化”，马克思曾说过，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凯恩斯也说过，我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他们不是自谦，而是怕人们神化、歪曲了他们的著作，担心有人以阐释、发展为名，行贩卖自己的私货之实。
    我们之所以需要读经典，是为了不依靠别人，直接了解经典的本意，从而对各种或真或假的对经典思想的解释、发展作出判断，也才能在经典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思想。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