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史》　　[美]乔尔·科特金著 　　王旭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5月第一版　　321页，30.00元　
    一个伟大城市所依靠的是城市居民对他们的城市所产生的那份特殊的深深眷恋
    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的《全球城市史》，对城市与城市化的历史连续性，提供了一种方向性的意见。作者认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就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的生活为“转瞬即逝的价值”所吸引，“城市日益缺少一个对神圣地点、市政属性和道德秩序的共同认知”；而“一个没有道义约束或没有市民属性概念的城市即使富庶也注定会萧条和衰颓”。所以，他希望在“二十一世纪，也就是全世界多数人居住在城市的第一个世纪”，城市“能够找到履行其历史作用的方式”。
    究竟是什么使得城市如此伟大？又是什么导致它们逐渐衰退？对此，乔尔·科特金的回答是，在神圣、安全和繁荣“共同存在的地方，城市文化就兴盛；反之，在这些因素式微的地方，城市就会淡出，最后被历史所抛弃”。
    早期城市的起源，大都有宗教上的原因，是乔尔·科特金最为强调的。苏美尔城市文明，以及后来出现于这一地区的巴比伦人、亚述人和波斯人，都把他们的神庙建于城市中心，以示与神密切相联。在埃及，虽然城市的生活“以王室为中心”，但它的文明仍旧是“以宗教为中心”的。印度文明也是“神权统治在城市运作中扮演支配角色”。在中国，“神庙、宗庙以及统治者的宫殿耸立在城市中心，统治者希望通过抚慰诸神来规范自然万物和众生”。在美洲，“最早期的城市中，宗教的优先地位更为显著”，“墨西哥、秘鲁和美洲其他早期文明建成的第一批城市也是将宗教建筑置于大都市中心的心脏地带”。在乔尔·科特金的心目中，“世界各地早期城市的建造者中，存在着某种‘心理一致’的现象”。
    对于城市的历史，乔尔·科特金还特别强调商业与帝国理念的关系：“在古代世界里，为商业而设计的都市远远逊于为了征服而建造城市。建基于利润和狭隘自我利益基础上的意识形态远不能抵抗帝国的理念。”他因此批评腓尼基商人阶层狭隘的本土观念，使他们在“远离本土建立永久基地时，他们也只是倾向于建设一个新的独立城市”。他还批评迦太基人“缺乏扩张所需的更明确的使命感和原则性”，“没有试图去建成一个统一的帝国”，“固执的商人本性导致了其衰落”。总之，如果城市为了追求利润，而没有远大的帝国理念，是必然要衰落的。比较而言，乔尔更欣赏希腊人的“公民精神”——公民理应是“国家的主人”；认为它正与希腊文明“孕育出一种积极主动的城市意识”有关。他所惋惜的，是这样的“公民精神”和“城市意识”，也只是使希腊在对外扩张上更具暴力倾向；“希腊人从来没有产生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或者政府架构，无法在他们中间形成稳定的联盟”。
    是亚历山大的世界帝国理念，给希腊的“城邦的独立性以最后一击”。乔尔·科特金因此写道：“亚历山大形成了与波斯居鲁士相近的帝国视野。他试图建立的不是一个被征服民族所组成的帝国，而是一个所有种族的共同体。”而在这一世界帝国的理念下，新建立的城市，超越了种族的界限，犹太人、希腊人、埃及人和巴比伦人共同生活，成为“希腊文化的超级熔炉”。可惜的是，亚历山大死后一个世纪，这种国际化的尝试，就因为种族和宗教的冲突，以及腐败和宫廷阴谋，破坏了经济的发展，开始走向失败。之后，就是罗马城市帝国的兴起。乔尔·科特金称赞了罗马城市的建设，还非常高地评价了罗马“天才的行政管理能力将城市保障发展到了一个空前水平”，并指出“帝国本身发挥‘城市单元的联邦’的作用”，是把“早期居鲁士和亚历山大构思的世界性帝国理想转变为活生生的现实”。
    其实，乔尔·科特金关于城市的神圣、安全和繁荣的论述，是从城市历史中抽绎出来的关于城市的“理想类型”。其中最重要的，是与这个“理想类型”中的“神圣”一词相关的诸如公民责任、世界（帝国）理念、道德目标和宗教信仰等问题。他关于全球城市史的讨论，主要围绕的就是这些问题。
    他是这样来叙述全球城市近代以来的发展的。
    当罗马帝国衰亡后，西方的城市没落了，而让位于伊斯兰和东方的城市；但是，教会却“孕育了欧洲城市复兴的一线希望”。在意大利，“教区的结构被看成是城市和公民权利的基础”；“自治城市和新兴的资本主义一起成长”；市民“对利润的狂热和对他们的地方的爱合二为一”，“渴望接受长久以来被放弃的公民民族主义的理念”。但是，诸如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热那亚这样的意大利城市，同样也缺乏世界帝国的理念，而仅仅热衷于“为自己和他们的城市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所以，当它们“变得更加富有时，就逐渐丧失了城市崛起的坚固基础——城市内部的凝聚力和强烈的市民精神”。继之而起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却在世界的帝国理念感召下，开始了对“新世界”的征服，使“对世界贸易和城市未来的控制权不再被阿拉伯人、中国人和其他民族所掌控”。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欧洲城市化的水平大大提高。至十七世纪早期，荷兰的半数人口居住在城镇和城市，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现代商业城市。而荷兰的成功，一方面是加尔文教教义“帮助城市培育了以贸易和商业活动为中心的市民文化”；另一方面是“城市广大的多元化人口”和“诸多教派都可以在那里和睦相处”。荷兰的“商业活动与多元人口结合，为艺术、技术和哲学的大胆创新营造了一个理想的氛围”。“荷兰的城市不但容许公开探索和创新，而且也在它们的大学、科学团体和出版物中培育这种精神”。“实践证明，这种进取精神对城市的成功至关重要”。可惜的是，荷兰也没有将这种世界理念坚持到底。荷兰资本家最终还是“选择成为食利者、土地和股份投资者，而不主动进行新的商业冒险”，以至于1664年，几乎没有任何反抗，就将新尼德兰（纽约）拱手让给了英国人。
    乔尔·科特金认为，只有英国人，才具有强烈的世界帝国理念。他赞美伦敦不仅以“壮观的教堂、华丽的宫殿和景致优美的公园，以及国家的宏大为自豪”，还“创立了充满活力的经济机构，用于掌控和管理日益扩大的世界经济”，并且很早就“具有作为伟大城市支柱的至关重要的道德意识”。总之，“如同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一样，伦敦做好了领导和改善世界的准备”。
    但是，更为重要的“演变”，是新型工业城市在英国的兴起。乔尔·科特金指出：这些“城市中心的突出特征是主要依靠大规模的产品加工”，由此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的史无前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是新的城市化革命的开端。然后就是美国继英国，执世界城市化发展之牛耳，工业城镇“以超过英国本土工厂的规模蓬勃发展”，最终“转变成了大城市云集的地方”。
    问题在于，“新型的工业社会可能创造史无前例的财富，但是，这是以牺牲基本的人类价值为代价的。……工业城市缺乏宗教空间或者强大的社会道德约束，只有马克思所说的‘金钱关系’”。交通堵塞、环境污染、贫民窟、犯罪等一系列问题，困扰着这些城市。于是，人们希望再建立一种适合生活的新型的城市，希望“把城市变成‘世界上所有美好、健康和令人亢奋的标志’”。这种应运而生的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就是“分散、多中心和大规模郊区化”。在伦敦，“最初，只是富有的城市居民迁移到乡村。在十九世纪，越来越多的成功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也汇入了向城市外围迁移的浪潮”；“郊区连着郊区，如同一根绳子上的五十头洋葱”。这种“郊区化”，不仅在英国的城市化中普遍发生，整个西欧的城市化也同样“郊区化”了。
    郊区化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以二战以后的美国为例，乔尔·科特金引用刘易斯·芒福德的批评：郊区化抽取了老城区的精华；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和企业迁移到城市郊区，郊区正在把城市由创造性的中心，变成令人唾弃的“杂乱无章而四分五裂的城市集合体”；“白人、中产阶级大量移居郊区，使郊区和城市之间的隔阂日益扩大而引起的社会危机，有分裂国家的危险，并且加剧了中心城市的恶化”。
    意味深长的是，乔尔·科特金特别指出，那些曾为殖民地国家的“城市的巨大扩展并没有促成财富和权利的相应增加”，“许多大城市在持续的经济停滞和社会政治功能失常中变得更加庞大”，丧失了“它们作为现代和历史发展的发动机的功能”。而犯罪和普遍的无政府状态，导致这些城市中基本安全感的丧失。有的地方，某种“文化上的转型”足以侵蚀“促成文化认同的决定性力量”，从而“把一个逐渐被西方环境异化了的人口抛弃在现代社会的后面”，“被异化的、贫困不堪的城市居民，就像欧洲十九世纪的工人阶级一样，对极端的意识形态越来越感兴趣”，成为“社会的定时炸弹”。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乔尔·科特金还这样评价道：“过去，城市的规模有助于使城市成为内陆腹地的经济主导，而今天，大多数人口密集的巨型城市，如墨西哥城、开罗、拉各斯、孟买、加尔各答、圣保罗、雅加达、马尼拉等，其规模与其说是城市优势，毋宁说是城市的负担。”反倒是一些“小型世界性城市，如卢森堡、新加坡或特拉维夫，它们的影响往往超过了人口在一千万人或一千五百万人、无规则蔓延的巨型城市”。他还自信地说，诸如“伦敦、纽约、东京和旧金山等城市，实际上已经度过了困难期”，“西方文明和西方城市都没有”“表现出任何衰退的迹象”。他强调：“为了避免繁荣期短暂的缺陷，城市必须要注重那些长久以来对形成商业中心至关重要的基本因素。”“一个成功的城市不仅仅是新潮俱乐部、展览馆和酒店的所在地，也应当是专门化的产业、小企业、学校以及能够为后代不断创新的社区的所在地。”
    乔尔·科特金最后以“神圣的地方”为题，来结束他对于“全球城市史”的讨论。他说：“一个伟大城市所依靠的是城市居民对他们的城市所产生的那份特殊的深深眷恋，一份让这个地方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感情，最终必须通过一种共同享有的认同意识将全体城市居民凝聚在一起。”“在一个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城市必须争取将道德秩序与调和不同人群的能力相结合。”
    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大规模的城市化，关系到中国在未来全球化进程中的综合竞争力。这本《全球城市史》，也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毫无疑问，这本《全球城市史》是以西方中心论为主导的。他所要传达的，就是诸如公民责任、爱国主义、世界理念、道德目标和宗教信仰，在全球城市化中的主导性和神圣性。在他看来，这是西方的优势。■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