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在中国艰难地走过了90多年的历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人们对它的了解由最初的一鳞半爪上升为今天比较系统深入的认识,形成了一支人数虽少、但颇具成长性的专业队伍,积累起一批研究成果和基本的中文参考读物,从而将本来在高校可有可无的“西方史学史”课程发展成为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必要组成部分。但由于种种原因,与其他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相比,这门学科的园地还是“门前零落车马稀”,这对我国史学在新时期的发展无疑具有十分不利的影响。所以人们期待有更多的人关注和投入到我国西方史学史的研究事业当中,希冀更多的富有新意的著作问世。郭小凌编著的《西方史学史》一书正适应了这种要求,是近年来较为系统阐述西方史学沿革的一部导论性著作。史学写作需要有一点精神,诚如作者在引言中指出:“历史写作不只是一种爱好、专业职能,而且还是一种追求和信仰。史学史上的历史杰作,往往是历史家内心煎熬、孤愤的结果,是一种为真实而痛苦的追求,是高度历史责任感的产物。”①通览该书之后,我不敢说作者是否达到了他表述的境界,但有一点可以确认,即读者能轻易地发现作者对真实的执着追求。大体说来,概念和定义的明晰是该书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概念是研究和认识问题的前提,是否具有严格准确的概念体系是一本好的学术著作的起码条件。郭小凌在他的《西方史学史》的内容当中,一开始就说明认识“史学史”与客观的“史学史”之间的差异,纠正一个经常容易被人误解、甚至被许多史学专业工作者误解的定义。对书内涵盖的“西方”、“起源”、“历史意识”、“自发的历史意识”、“自觉的历史意识”、“史学”、西方史学史的“创造者”、“古典史学”、“基督教史学”、“启蒙主义史学”、“浪漫主义史学”等等概念,作者予以明确的界定。尽管作者对各种概念的诠释并非完全无商榷之处,但需承认,这种概念的明晰性在一些同类著作当中是不多见的,对于读者把握作者的整个思路具有很大的帮助。与概念的明晰相一致,结构谨严、脉络层次与相互之间的联系清晰可辨是该书的另一特点。西方史学史时间跨度大,头绪众多,内容繁杂,理论性很强。如何把各具特点及不同历史地位的阶段史学熔铸在一起,如何看待它们彼此间的关系等,这一切取决于著作者的深入研究和缜密安排。结构严谨的史学史著作,切忌将不同时期的史学家及其著作机械地拼凑在一起,而是要透过历史的表象将不同时期的史学有机地联系起来。通读郭小凌的《西方史学史》,毫无支离破碎之感,而有一气呵成之势。作者在每一章的第一节都对每一时期的史学特征及其历史地位作了开宗明义的概括,简明、扼要、透彻地将自己的史学见解与西方史学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对话,相得益彰地展开了西方史学史的长卷,因而,全书线索明朗,有张有驰,便于读者理解与掌握,显示出作者的分析能力。新史学对旧史学的“扬弃”象一根红线贯穿这本著作的始终。这里所讲的“新史学”概念,是泛指历史上在一种史学基础上产生的另一种史学。西方史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螺旋式的发展轨迹。每一次新史学的出现都是部分地继承了先前史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又部分地抛弃了先前史学不适应时代的内容。因为只有在量变的基础上有所质变的史学才能称得上是新史学;新史学也只有在坚持这种“扬弃”的原则下才能生存和发展,否则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作者深谙新旧史学之间差异,因而钩深致远地将各个阶段的史学联系成一个个环节。在论述中世纪史学与古典史学的关系时,作者首先对中世纪史学的消极面做了深刻的揭示:“无论从史学的本质还是从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来说,中世纪史学都是对古典史学的根本否定。”(149页)但这种否定不等于全盘抛弃。中世纪史学也渗透着古典史学的痕迹,如对历史人物著名演说的模仿,拉丁文的应用等。同时,基督教史学也并非一无是处,它的整体世界史的观点和基督纪年即统一纪年方法的广泛应用,都是对古典史学的发展,并一直影响到现代史学。对此,作者作了历史的和辨证的分析。否定与继承的关系不仅存在于两个相邻阶段的史学之间,而且在时间和空间上彼此相距更远的史学中也有迹可循。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学,是对中世纪基督教史学的积极否定,同时又继承和发展了古典史学。历史题材集中于政治史和军事史是古典史学奠定的传统,但文艺复兴史学已把一些与历史学相关的学科理论知识如考古学、地理学、碑铭学等应用到史学的创作思路中去,从而丰富了史学的整体结构,实现了史学的一次巨大进步。作者注意从总体特征上,把握一个时期的史学,如在阐述文艺复兴时期史学的历史影响时,认为“从以人本身为研究对象的意义上说,近现代西方史学乃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史学所开创的新过程的继续。”(173页)17、18世纪的理性主义史学具有继往开来的作用。历史研究无论在其广度、深度以及影响方面都是巨大的。理性主义史学继承了古典史学的求实精神,抛弃了人文主义史学的“温良恭谨的外衣”,(204页)并与基督教史学作了彻底的决裂。18世纪的历史哲学是理性主义史学发展的表征。“历史哲学就是对历史思维的研究。”①按照现代通行的解释,历史哲学就是对历史的哲学反思,是历史学与哲学交叉的边缘学科。作者指出,历史哲学在18世纪兴起并非偶然,它是数千年以来史学中哲学思想的积淀,也是这一世纪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成果推动的必然结果。它“着眼于解释历史的总过程,从理性的哲学思辨、宏观的整体认识出发,力求从普遍的联系中,从过去的发展变化中发现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较多的是模式形式)。”(205页)历史哲学的兴起,一方面推动了史学在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两个方面的提高,另一方面,它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作者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这就是史学家有时借历史哲学之名,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少量的史料先入为主,以论带史,轻视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随意设计历史的模式。因此,历史哲学的兴起也开启了一个矛盾的过程:它既推动了西方史学的巨大进展,同时播下了近现代西方史学中相当普遍存在的滥造规律和模式弊病的种子。（206页)这种消极面在新史学中仍可找到它的印记。客观主义史学的形成,是十九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提出“据实直书”,历来受到史学界的注目,对客观主义史学的评价争议颇多。作者认为,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原则反映了一代史学家的史风和史德,是对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的治史态度和方法的一种对抗。这种史风和史德是克丽奥诞生以来的生命和灵魂。(275页)但处在19世纪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特定背景下,这种客观自检,不随俗浮沉的原则就显得苍白无力,难以维系,这也是兰克客观主义史学遭人非议的主要原因。马克思唯物主义史学的产生也非凭空而来。在历史唯物论产生之前,“西方历史哲学家和具有宏观思考能力的历史家至少在一个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即人类社会是一个有规律的、自低向高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西方所有现成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299页)马克思主义关于阶段斗争的史学理论正是继承和发展了自古典史学以来的阶级分析方法,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史学家提出的阶级斗争理论的结果。作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在“经济关系中去寻求答案”,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300—301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切社会的历史(文明社会的历史———笔者注)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宏观理论,这是经过实践检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因而,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科学的历史学。在认识20世纪的史学即现代西方史学与先前史学的关系上,作者首先给予现代西方史学的成就以积极的评价,认为在史学的高度专业化、史学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的扩大、史料范围的扩大、研究方法和解释的多样化以及对史学客体和本体的认识等方面,先前史学都难与之比肩。西方史学自本世纪以来“一直有一种强烈的研究整体史或总体史的要求,并形成了总体史的研究方向。”(374页)这种总体史研究方向的确立克服了史学只成为少数人宠物的单薄基础,扩大了史学的群众基础,增强了史学的生命力。然而,现代西方史学“并不是与它之前的史学迥然不同的异物,而是在承旧创新基础上的发展。”(375页)为了改变现代史学科学化、概念化的生硬面孔,在八十年代末,西方史学中甚至出现了叙述史学回归的现象。这就是史学间批判与继承关系原则作用的结果。该书的第三个较明显特点是作者把史家及其著作放在历史进程中,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在西方史学史的大家族里,史家辈出,著作成林。每一部杰出的史著都浸透着史家的智慧、汗水及其历史观念。西方史学家个性鲜明、创作风格迥异,在评述他们的史学理论以及史学贡献时,切忌格式化或以偏概全。作者对具体人物进行具体分析,注意发掘影响不同史作特征的主客观因素,包括史家个人的历史感悟以及他个人克服自身局限和社会容许其表现研究成果的程度等等,使读者结识到一个个生动具体的史家而不是僵死雷同的蜡像。这表明作者熟悉其笔下的许多史家的史作,如该书“后记”所说曾“跟着大师的思路爬上爬下”,做过一番吃力的准备工作。关于希罗多德和兰克的评述是其中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例子。希罗多德既有西方“历史之父”的美誉,又有“谎言之父”的恶谥。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本书作者在深入研究《历史》之后,把希氏放在古希腊这一特定时代以及西方史学史的整个发展进程中加以考察,认为希氏在西方史学上“既是结束希腊幼稚的早期史学的最后一位散文记事家,又是希腊史学进入成熟期的第一位历史大家”;“希罗多德不是第一位史家,但他是第一个为早期史学活动进行理性总结的人物”;“希罗多德的历史观是天命观和人本观的混合体,这反映了古希腊先进的知识分子思想的矛盾性。”(37—38页)这样的评价应该说是比较中肯的。兰克作为十九世纪客观主义史学的创始人,其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内容十分丰富,影响也格外深远。但史学界对他们的评价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书作者不囿成见,采用类比手法来描绘大师的史学形象:“如同黑格尔在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史上的位置一样,他是为哥廷根学派开始的德国史学专业化进程写下最后一个句号的人。”(274页)“据实直书”是兰克的治史原则,但作者认为这一原则并非兰克首创。早在古典时代,修昔底德、波里比阿等人就以不同的方式提出并实践过,但兰克不同于古典史学家的是,他的“据实直书”摒弃了史学的实用性的社会价值观。(275页)对此,兰克在《1494至1514年的拉丁和条顿民族史》序言中作了说明:“历史被指定来评判过去,指导我们的时代,以利于未来。可是本书并不希冀完成如此崇高的任务。它仅仅想要如实直书而已。”①编撰一部有价值的西方史学史著作,除了系统全面介绍西方史学史的发展和成就外,还需带有著作者个性的东西,那就是其独立的研究成果,并在某些方面填补研究空白。本书作者在这方面作了大胆而有益的尝试。在古典史学一章里,作者关于卢基阿努斯及其著作《怎样撰写历史》一书的概括在国内尚属首见。在历史本体论和方法论问题上,作者剖析了该书的历史意义。在现代史学一章里,作者着重考察了现代历史哲学的基本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同近代相比,现代历史哲学的突出特点是思辨历史哲学(类似黑格尔、汤因比式)的衰落,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发展,但后者始终没有同专业史学有机地结合,二者甚至是对立的。历史哲学家实际上并不真正熟悉世界各地丰富多彩的富有个性的历史,也没有足够地熟悉和真正认识世界各地历史的知识准备。这些见解都是鲜明的、有建树的。最后,本书文笔生动而不落浮浅,华美而不失晓畅。在写作风格上,则是叙事与议论结合,既有理论分析,又有具体情节的叙述,避免了一味抽象概括或一味记叙描述之缺失。这就使史书既不失历史的真实,又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本著略嫌不足的是,对古典史学泼墨过多,对现代西方史学研究显得单薄。现代史学是西方史学重要而又充满生机的一部分,该书理应对新史学与旧史学的碰撞以及新史学确立后各种史学流派、各种思潮作一番比较充分的展示,而不是提纲契领的“鸟瞰”。此外,本书虽为新版图书,但在选题上还没有超越以往一些同类作品的窠臼。西方史学自古至今,无论从国别或地区来讲,还是从史学流派、史学思潮而言,都是十分丰富的。西欧史学虽成为西方史学的主干,但西欧史学不等于也不能取代西方史学,尤其是在近现代,北欧史学即斯堪的纳维亚派史学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注目,是西方史学中的一支生力军,东欧、南欧史学在西方史学中也不应被忽略。这些可能是由于资料不足或受篇幅所限,但愿再版时能补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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