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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写作缘由 本书实际上是原来打算写的一部部头更大、而且是大得多的著作的一个片断而已。 没有一部书能得到充分的了解，除非作者透露他当初从事繁重写作任务的动机。我在毕生致力于“耙粪”——想不到批评性和独立性的新闻写作竟有这样一个令人反感的名称——之后，怎么会对古典研究和苏格拉底的受审发生兴趣呢？1971年年底，心绞痛迫使我在出版《I.F.斯东周刊》19年后放弃了它，我决定退休后从事人类历史上思想自由的研究——不是笼统的自由，因为它的含混的涵义太多，甚至可以混同于强者剥削弱者的自由，而是思想和说话的自由。产生这项计划的根子是这样一个信念：任何一个社会，不论它的目的是什么，不论它标榜的是什么乌托邦式的和解放性的宗旨，如果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男男女女没有说出心里想说的话的自由，就不是一个好社会。我希望这样一种研究不仅能够帮助新一代在凡是存在言论自由——而且总是受到既有坏的也有好的动机的威胁——的地方保持言论自由，而且能够帮助在奋斗中的异议分子找到他们要把马克思和杰斐逊结合起来以求得解放的道路。 我在青年时代就受到了哲学和新闻学两方面的吸引。在高中毕业后那一年的夏天，我读了赫拉克利特的一些片断。我在大学里主修哲学，不过我在三年级退学并且把报纸工作当作我终身事业之前，就已经在当专职的新闻记者勤工俭学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对哲学和历史失去过兴趣，因为在退学后就转到这方面来。我在开始探索思想自由时，花了一年时间研究17世纪的两场英国革命，因为这两场革命对美国宪法制度的发展起过很大的作用。 我很快就感到了，如果对新教改革，对争取宗教自由的斗争和争取表达自由的斗争的紧密关系没有比较充分的了解，我是不能充分了解17世纪英国的两场革命的。 为了了解宗教改革，必须再向历史追溯一步，探索一下那些敢冒风险在中世纪播下自由思想的种子的思想家和预兆性的骚动。当然，这反过来又与12世纪通过阿拉伯文和希伯莱文的译本和评注而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这件事对西欧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这就把我引回到了这种解放性的影响在古代雅典的源头。古代雅典是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空前发达的最早社会，以后也很少社会可以与之媲美。我像许许多多前人一样，就此爱上了古代希腊人。 我当初回到古代雅典时，我无知地以为，我可以根据一般公认的资料，对古典式的思想自由作一番粗略的研究。但是我很快发现，根本没有什么一般公认的资料。古典研究中的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淹没在激烈的争论中。我们的知识就像一块巨大的七巧板，其中许多拼块已经永远丢失。几位声誉昭著不相上下的学者能够根据残存的几个拼块把已经淹没的事实重新拼出互相矛盾的图形。这往往反映他们已开始就抱有的先入之见。 因此我就自己寻找资料来源。我发现不能根据译本来做出政治上或哲学上的有效推断，倒不是因为译者的功夫不到家，而是因为希腊文术语和英文中的对等词意义不是完全叠合的——这是借用几何学上的术语。译者不得不在几个意义相近的英文词汇中选用一个。而要了解一个希腊文概念性术语，你至少得学习足够的希腊文才能揣摩出原文的意思，因为只有在原文中，你才能充分掌握这一术语的可能含义和色彩。 例如，你怎么能够从随便哪一个英文译法来了解logos一词的含义呢？因为这个著名术语的含义极其丰富复杂又有创造性的发展，它的定义在大部头足本李德尔—斯各特—琼斯《希英词典》中需要用小号字排印五栏多的篇幅。千年的哲学思想体现在一个术语之中，它开始时由荷马用作“说”的意思，在斯多葛学派中发展成为“理”——大写的理，作为统治宇宙的神——最后在《约翰福音》中巧妙的借用《圣经》来源，成为创世的“上帝的话，他创世的工具。” 在我的时代，即使在乡间的中学里，也要学四年拉丁文才能升大学，卡图卢斯和卢克莱修斯是我早期崇拜的对象。但是在大学三年级停学之前，我在大学里只学过一学期的希腊文。 我在退休后决定要学习希腊文，至少要学到能够足以自己揣摩概念性术语的含义。我开始用一本英希对照的《约翰福音》来自学，接着读《伊利亚特》第一卷。希腊文的学习很快把我引到对希腊诗人和希腊文学的涉猎。这方面的探索始终其乐无穷。 但是，我越是爱上希腊人，苏格拉底站在法官面前受审的景象越教我痛心。作为一个民权自由派，我对此感到震惊。这动摇了我的杰斐逊式的对普通人的信念。这是雅典和它所象征的自由的黑色污点。在这样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怎么可能发生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呢?雅典怎么会这么不忠实于自己呢？ 这本书就是这个痛苦的折磨的结果。我决定要发现这件事情怎么会发生的。我在开始的时候并不能为判决辩解，现在也不能。但是我要弄清楚，柏拉图没有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并想从雅典方面的立场来说明这件事的经过，以减轻这个城市的罪过，从而消除掉这次审判在民主和雅典身上留下的一部分污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