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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决定论”种种
2007年以来，世界各地接连爆发了多场特大天灾，由今年初的中国雪灾、缅甸的风灾，5月至6月的华南雨灾，乃至世界各地的旱灾和洪灾，人命伤亡惨重，这些天气惹的祸还没有包括地震和火山爆发。愈来愈多气象学家倾向于认同，特大天灾的主要成因是“反圣婴”紧接着“圣婴”出现，有末世预言家危言耸听：圣婴与反圣婴持续交替，预示着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即将来临。
气候骤变无疑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处境，却不一定就是世界末日的征兆。美国女作家劳拉·李（LauraLee）的《天气改变了历史》（B+l,am-eI.t/o0n1t/h2eR3ai4n1：H5o0w6t/h2eW7eat/h2erH5as8C9h2an1g:ed;H5i4s8t/o0ry<）正好让我们思考天气与历史的关系：第一颗原子弹之所以投在广岛，是由于当地晴朗的天气，另一颗原子弹原定投放在小仓市，但当地当日乌云密布，便投在备选的长崎。又比如希特勒重蹈拿破仑覆辙，敌不过莫斯科零下20至30摄氏度的严寒天气，溃不成军。1800年8月，美国维珍尼亚数千奴隶计划起义，可是一场特大暴风雨导致革命化为泡影；相反，十八世纪的法国经济危机四伏，春旱令食品价格暴涨，一场冰雹彻底砸坏农田，饥民武装起义，为法国大革命拉开序幕……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人类学荣休教授布莱恩·费根（BrianFa鄄gan）有“考古学作家”之称号，他在《历史上的大暖化：气候变迁与文明兴衰》（TAh2eGBreat/W7arm-i4n1g:：C9l,i4m-at/eC9h2an1g:ean1d;t/h2eR3i4s8ean1d;F@al,l,o0fCC9i4vDi4l,i4zEat/i4o0n1s8）一书指出：一千年前的全球大暖化，重新分配世界文明的版图，既让蒙古帝国差点并吞欧洲，也让法国葡萄酒独步全球———文明的去留，就像掷硬币，正反的几率是50：50，一半一半；地球升温期全面翻转人类文明：欧洲步入兴盛期，华北闹出大饥荒、吴哥窟加速覆灭、玛雅文明土崩瓦解……
费根还著有《漫长的夏天：气候如何改变人类文明》（TAh2eLo0n1g:SFum-鄄m-er：H5o0w6C9l,i4m-at/eC9h2an1g:ed;C9i4vDi4l,i4zEa鄄t/i4o0n1）一书，详述一万五千年前大冰河时代结束，地表温度上升，人类进入漫长的夏天：最大的天灾发生在公元前5600年，当时地中海海面暴涨，大水冲进古黑海盆地，冰床崩解加快了海水上升的速度，洪水泛滥引致北方民族南下到北非和中东，此说亦即“挪亚方舟”的气候背景。
美国学者亨廷顿（E.Huntington）上世纪初在印度北部、中国塔里木盆地考察，其后出版《亚洲的脉膊》（TAh2ePIul,s8eo0fCAJs8i4a）一书，认定中国历史上气候变迁与外患内乱息息相关———五胡乱华、北宋契丹女真外患、明末战乱和满清入关，莫不关乎满蒙及中亚地区气候转旱。他还著有《文明与气候》（C9i4vDi4l,i4zEat/i4o0n1an1d;C9i4m-at/e），认为人类文明只能在特定气候地区才得以发展。这些都是“气候决定论”（climaticdeterminism）。
寒冷期与温暖期
也许，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中国的历史与气候有何关系。先说气候。竺可桢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著有《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将中国五千年来的气候分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两者交换出现：第一温暖期：公元前3000年到前1100年；第二温暖期：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的秦汉时期；第三温暖期：公元600年到1000年的隋唐时期；第四温暖期：公元1200年到1300年的宋末、元朝时期。
第一个冷期：公元前1100年至前850年的西周前期；第二寒冷期：公元初年到600年的南北朝时期；第三寒冷期：公元1000年到1200年的两宋时期；第四寒冷期：公元1400年明初时期至上世纪五十年代。
据此推论，汉代处于第二寒冷期。就从赤壁之战说起吧，《三国志·吴书》有两段说得很清楚：“时刘备为曹公所破……遣诸葛亮诣权，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之破魏军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后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那是说，曹军败于疫症，时值第二寒冷期的冬季，曹军患了什么疫症，疫症是否跟气候相关，才是这场战争的重点。
赤壁之战发生于公元208年，据《后汉书》、《三国志》载，由公元151至280年这一百三十年间，“疫疠”频繁，“疫气”、“暴疾”（周瑜死因）、“疫旱并行”、“疾疫”、“疠气”，俱为当时流行病的不同名称。史家按现代病理学分析，“疫疠”可能是急性血吸虫病、疟疾或斑疹伤寒，也有可能不限于一种，而是数种交替暴发。
曹植《说疫气》对“疫疠”有详尽描述：“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殭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曹植认为“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另据《后汉书·卢植传》载，尚书卢植奏曰：“御疠者，宋后家属，并以无辜委骸横尸，不得收葬，疫疠之来，皆由于此。宜敕收拾，以安游魂。”那是说，疫疠流行，皆因“委骸横尸，不得收葬”，那么，为何“不得收葬”？这跟连场战争有关，魏围江陵，吴伐琼崖、围新城，蜀征南中，战争频繁，正好应合“兵入民出，必生疾病”之说，处处皆是“疫疠之乡”，病死的军民尸横遍野，如何能够收葬？这就形成了百多年来的寒冷期内战争与疫疠互为因果的局面。
地球暖化也一直改变历史，费根在《历史上的大暖化》指出：一千年前的全球大暖化所造成的历史结果俯拾皆是：近东人因而放弃狩猎与畜牧，转而从事农业；黑海出现灾难性洪水，逼迫移民深入欧洲；撒哈拉地区逐渐暖化与干燥，导致牧民沿着尼罗河岸过着冒险的生活；罗马帝国往北延伸到高卢，但是最远只能到达气候仅能维持种植之处；六世纪时，东非的雨季增长让鼠群和黑死病传遍整个地中海地区，乃有大规模的集体迁徙……
中国的大暖化时期又如何？德国气候科学家豪格（GeraldHaug）率领的德、中、美研究小组，以雷州半岛的岩芯进行古气候研究，从而掌握东亚古代冬季季风强度，其中一个结论是：大唐与阿拉伯激战于中亚重镇怛逻斯（Talas），唐军大败，唐帝国开始衰落，其时恰好处于季风异常的少雨干旱期。长期干旱和夏季少雨导致谷物连年歉收，激起农民起义，唐帝国终于在公元907年灭亡。
冷暖论未休
古代气候缺乏完整的文献资料，每多述异式的野史或小说家之言，比较可靠的古代气候变化数据，只能追溯至公元850年左右，也就是说，气候与历史的可信研究范围，大概可追溯至残唐时代。由唐末黄巢起义算起，乃至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由盛而衰，经历了竺可桢所推论的第三寒冷期、第四温暖期以及第四寒冷期，如此说来，寒冷期及温暖期不一定是战争时期———气候的冷暖与朝代的兴亡无疑是交替出现的史实，既然冷未必衰，暖未必兴，那就要问：史实是否存在必然规律？决定论会否倒果为因？费根认为公元800年至1200年、或公元1000年至1300年，地球曾处于大暖化时刻。这跟竺可桢推断的四个温暖期在时间上有颇大出入；费根另一本著作《小冰河时代：气候如何创造历史》（TAh2eLi4t/t/l,eI.cKeAJg:e：H5o0w6C9l,i4m-at/eMNad;eH5i4s8t/o0ry<）指出：从公元1300到1850年间，世界历史的主角是气候，世界进入了500年的小型冰河期，这说法跟竺可桢的研究结果也有出入，竺氏认为这个历史时段出现了一冷一暖的周期———这就表明一个问题：不同学者对冷暖周期有不同的推论，至今争论未休。
以唐代气候为例，竺可桢推论是温暖期，满志敏在《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一文，提出唐代中期以后转冷，还有施雅凤、邹逸麟等指出：唐代长安的梅树、橘树、驯象带有人工保护措施，不能作为暖化的论据，并列举大量唐代气候寒冷的证据。王铮等发表《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更提出唐代气候处于混沌阶段（choas），冷暖周期不稳定。
不同学者对历史上的气温周期有截然相反的论述，莫衷一是，那么，气候冷暖既然未有一个毫无争议的结论，气候决定历史的种种论说又该以什么作为基准？“气候决定论”会不会只是一种有了结果才配上原因的“取巧之论”？不要忘记，已故的罗伦兹（EdwardLorenz）早就指出：初始输入数值微小的差异，会造成落差巨大的结果，使整个系统失去可预测性，他称之为“蝴蝶效应”，在历史长河里，谁能保证不存在“蝴蝶效应”？处于温暖期或寒冷期的王朝都经历了兴亡的历史阶段，温暖期或寒冷期也只能大体而论，只能概括一个周期的平均气温，当中必然是暖中有冷，冷中有暖，况且一冷一暖的周期长达数百年，甚或横跨几个朝代，其中牵涉的历史空间由南至北，由西而东，气候当然也不可能一成不变，那就不可能一概而论。不同意“气候决定论”，只是由于不同意气候是决定历史的唯一要素，同时也不相信一段历史周期内全球气候可以一概而论，当然也得考虑到气候混沌及“蝴蝶效应”导致天气难以测定。不能因而全盘否定历史中的气候因素，也不能因而全盘否定劳拉·李的《天气改变了历史》，费根的《历史上的大暖化》、《小冰河期》、《漫长的夏天》，乃至亨廷顿的《亚洲的脉膊》等强调气候因素的著作———如果因此以为这些论说毫无意义，就不免一如“气候决定论”那么片面化和一律化，见树而不见林。
上述著作有一个基本的共通点，就是尝试分析历史中的地理及气候因素，只要不认为那是唯一的因素，其实也不失为一种阅读历史、思考历史的方法，中国人常说“以史为鉴”，历史之镜不止一面，从不同的镜子，以不同的角度和观点考察不同的历史身影，才可以看出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才可以更全面地重整历史，总结历史，从中得到更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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